2000年6月，作为108集电视纪录片《华人纵横天下》的首批拍摄对象之一，田长霖接受了中国大陆电视人的访问，由于种种原因，这次采访并没有按计划完成。2001年8月，《华人纵横天下》摄制组再度赴美，对田长霖进行采访。此后不足一个月，田长霖即因病卧床，这次访问活动竟成了他最后一次与中国大众的直接交流。
戏剧性的暗杀事件
1990年7月，田长霖从258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接掌伯克利加州大学第七任校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华人校长。田长霖实践了他“多元而卓越”(Excellence Through Diversity)的理想。在其任期内，他为伯克利加州大学筹到7.8亿美元，在全美公立大学中排名第一，创下这个学校成立120年来的最高纪录。
田长霖:他们对我们的印象非常好，甚至校董会说我们就要找华裔，尤其是像田校长这样的人做我们其他学校的校长。果真几年之后，我们在另外一个校区新任的校长，就是杨祖佑校长，他跟我的背景很相像，他在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做校长，现在也做得非常成功。美国现在已经有很多大学都有华裔或者亚裔的校长。
新任商业部长劳米·美拉塔，在我当校长的时候，是美国众议院的众议员。她那时候说，由一个华人来担任美国第一流大学的校长，来教育美国其他的年轻人，这个意义非常非常之大，这是亚裔在美国最最重要的一天，最最伟大的一天。
田长霖就职后，极力倡议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元化国际学院，他积极推行平权政策，也就是在伯克利加大营造出一个没有地域、没有国界，更没有歧视的世界。分数之前人人平等的入学方式，开放了的暑假假日研习进修班，不同种族的学生在加大中等学校、初级学校，都能享受伯克利加大雄厚的知识资产等措施的实施，使校园内第一次没有了绝对多数的族群。伯克利加大的学生39％是白人，3l％是亚洲人，30％是其他族裔。
田长霖:第一天学校校董会宣布，我做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几个小时之后，就收到一些恐怖的电话，还有信件，说怎么可能由一个华裔做我们美国最重要大学的校长，他说他要来杀我。大概过了一天之后，警察局告诉我说，已经逮捕了这个写恐吓信的人，他是有点神经不正常，也可能是一个激烈的种族分子。
过了三年之后，我们又遭遇到一个更恐怖的暗杀事件。那个刺客是一个年轻的女白人，结果在我们的主卧房被警卫击毙。我想这些都代表美国社会的变迁。因为一个非主流的人担任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还没有完全得到社会共识的情况之下，难免会有少数的激烈分子，或者是偏激的人，他们会采取许多非常不恰当的手段。
我们的校长警卫也非常严密，比如说我们的窗子全部都是不可能打碎的，甚至枪弹都打不进来，还有很多警铃。但是因为刺客策划了半年的功夫，而且在真正进入校长馆舍之前，还在伯克利的一块荒地上面给我做了一个田长霖之墓。我们那个时候认为这是一个开玩笑的事件，没有特别注意。但她找到了一个窗户，地下室有一个玻璃窗不是防弹玻璃，所以她就用一个火炬把它熔化，然后开了一个洞爬进来，她带了两把刀，一把镰刀，一把猎刀。正巧我们不是睡在主卧房，而是睡在一个客房，但是她以为校长夫妇一定睡在主卧房，所以她就到主卧房里面搜索我们。我们所在的客房就在主卧房隔壁，听到了很多搜索的声音，结果她没有搜索到我们，还打电话告诉她的合谋者，她未成功。不过很幸运的是，我太太在通往屋顶的阁楼上触动了警铃，我们的警卫就把她包围起来，她要刺杀警卫的时候，被警卫用四枪击毙在我们主卧房旁边的一个洗手间里。
我们听到四声“嘭嘭嘭嘭” 的枪声，我就跟我太太说她大概被打了，那时候外面已经有很多电视新闻网来了，就来问我，到底你觉得经过怎么样。我那时候还很镇静，我说没有什么问题，这种事情总是会有的，我的身体没有受到一点伤害，而且希望全校师生都不要担忧。很多人都说你今天一定要休息。我说不行，学生、老师、职员都已经知道我可能被谋杀了，我现在一定要到每一个教室、每一个饭厅，告诉每一个人说，我还很好，没有事情，要安定校园的情绪。那个时候每一个学生看到我在教室里面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欢呼鼓掌。
发生这件事以后，我更加坚定了信心。我一定要克服许多不公平的现象。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推行平权政策、多元化以及提出为少数民族谋福利的原动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美国不断地为全世界，尤其是为他们自己制造梦的时候，清醒的人们不禁要对此提出疑问。也许这个梦代表着平等、自由、财富和白手起家的希冀，或许还有更多美好的人生内容，然而，现实毕竟没有梦想来得轻松。当年田长霖为取得学位而一天苦读18个小时，为了节约几毛钱而天天吃白米饭，改善伙食的时候也只是加一点豆腐乳。即使他幸运地当了伯克利加大的校长后，也有种种因为种族、资历而造成的障碍及危险。
障碍是那一块无形的“玻璃天花板”，而发生在校长住宅里的暗杀事件则是危险的代表，后来有人把这一段写成了书，说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暗杀事件。也许，只差那么一小步，这种幽默而调侃的语气就将变成沉痛和哀悼了。
没有逃过这个杀手锏
田长霖:玻璃天花板，为什么叫玻璃天花板呢?就是说你抬头看的话，看起来好像没有阻挡，就因为是透明的，但是你要往上冲的话，就发现冲不上去，就会撞击得头破血流。比如说在美国很多工程的、科研的公司，下层的很多都是亚裔。一升到经理，或者是主管，亚裔就很少了，而升到第一把手，那简直就是不大可能的事。
有很多人说我看起来好像蛮年轻，尤其是额头上没有皱纹，我有的时候就幽默地说，因为我天天去冲天花板，冲得头破血流，所以我的额头这块是死掉的肌肉，不可能有皱纹。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确实冲破了很多天花板，比如说我做系主任的时候，那个时候全美国最最重要的大学里面，很少有华裔的系主任，后来我做副校长的时候，也是全美第一个亚裔或者华裔做美国很重要的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又从副校长变成常务副校长，后来又变成校长。每一次都是冲破一个天花板。人家常常说我很顺利，其实我被他们打下来不知道多少次。
1996年7月，在美国教育界声望卓著的田长霖宣布辞去校长职务，外界盛传他下一步是走向克林顿政府，进军白宫，最有可能出任的职务是能源部长或教育部长。早在几个月前，华盛顿方面就有人与他联络，也曾以半官方的方式试探田长霖:“这个职务你有没有可能担任，你会不会完全拒绝……”“什么职务你比较喜欢，例如……”等等。
但就在正式宣布任命的前几天，《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莫须有地指控田长霖可能在担任伯克利加大校长期间对美国不忠。文章暗示印尼力宝集团总裁李白曾经向伯克利大学捐款10万美元，而李氏家族的三个成员顺利地被伯克利录取。加州伯克利大学中确实有李氏家族的两个成员，但其中一名入学后补交了成绩单，成绩与学校要求相符。另一名条件不符被学校拒绝。田长霖按照惯例，将李氏家族成员的入学申请交给学校的一个审查委员会处理。尽管这样，这一事件仍被炒得沸沸扬扬。一时间，似乎美国政界和学术机构已经陷入了被外国团体收买的重重危机之中。几天后，白宫方面传出消息，暗示提名田长霖为能源部长的时机不对。田长霖的仕途就此画上了句号。
田长霖冲破了美国教育界一直以来笼罩在亚裔头顶的玻璃天花板，在他连任两届伯克利加大校长期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变了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一直以来对亚裔族群的成见，但是田长霖却在美国政坛上中箭落马。
田长霖没有直接对美国形式上的“平等、民主、自由”进行驳斥，但通过他在治理伯克利加大校园的一系列努力中，我们可以领会他提出“多元而卓越”这一方针的良苦用心。
不知道该进哪一个厕所
1935年7月24日，田长霖出生于中国的武汉，原籍为湖北省黄陂县人。父亲田永谦给这个在家里排行第六的男孩取名田长霖，寓意为天降甘霖。然而，战乱加上逃难成了田长霖难以摆脱的童年噩梦。
1938年夏天，日本军队攻打武汉，田家被迫舍弃家产，举家逃难。一年后，一家人在上海团聚，艰难度日。田长霖就读的学校是位于上海襄阳南路的位育学校。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是田长霖这个时候的同班同学。这位长期从事粒子加速器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到现在还记得，田长霖调皮捣蛋，在课堂上用铅笔戳他的经历，也记得他数学成绩特别好。
解放后田长霖全家迁往台湾，原本生活富裕的田家，开始陷入窘境，一家十几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地方，有的时候睡觉都需要轮换。在田长霖17岁的时候，父亲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逝世，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母亲李润棣终日操持家务，田长霖和三个兄弟在课余兼任家庭教师来补贴家用。终生清廉自守的田永谦没有给子女留下遗产，但一句“教育与为人最为重要”的嘱咐却让他们终身受用无穷。
1956年9月，就是这个后来被人说成是集能力、精力、魅力于一身的田长霖，口袋里揣着借来的300块钱，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来到美国求学。
田长霖:我记得很清楚，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在西雅图。我们坐了三十几个钟点的飞机，下了飞机之后，我的同学坐飞机转往别的地方，但是我没有钱，就坐巴士，从西雅图一直坐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要坐七十几个钟点。等我到了路易斯维的时候，可以想像得到，几乎都不能走路了。
我下巴士的时候，发现路易斯维黑白分明，我想去厕所，但一看上面写着“只准白人进去”，旁边破破烂烂的角落还有一个，是让有色人种到那边去。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该去哪一个，就站在那儿一直等。后来实在等不及了，才问一个人，我说到底我应该去哪边，那个人还很好，他说你第一天到美国，你可以去那个白人的。虽然我是去那个白人的地方，但是我心里面很难过。我是黄种人，我是有色人种，我为什么就要遭到不同的待遇?这些经历给我很深的印象。
没有人会想到那位曾经在公共厕所外面徘徊的年轻人，34年后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那时候田长霖靠几十块钱的奖学金，维持全部的生活和学习所需，用了短短20个月的时间，得到了路易斯维大学的工程硕士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个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创造的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田长霖: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奖学金只有55块，第二年我拿了80块。55美金，要包括你的住房，包括你的吃饭，所以要到最最便宜的地方吃饭，要找最最便宜的住房。第一年我连学校的公共食堂都不能去，每次都要走半个钟点，到黑人区，最贫困的贫民区，因为那儿饭比较便宜。第二年我找到一个残疾人，和他住在一起，因为这样租金很低。我那时候还要寄一部分钱回家给我的母亲，所以那时候真正领略到怎么样能够节约。
绝对不能再叫我“中国佬”
身高一米六四的田长霖曾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篮球选手，为此他经常拿自己的身高来开玩笑。他说他无法实现的梦想就是打NBA，因为，“我真的非常努力，只是我的个子却从来不曾向上发展过。”
田长霖:第一年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教授叫我“小个子中国佬”，从来不叫我的名字。
有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侮辱性很大的一个名词，你绝对不能接受。听了以后，我就有很多心理挣扎。我想，如果我跟我的教授去争辩，他可以把我的奖学金取消掉，因为我是跟他做工作的，没有奖学金我可能被驱逐出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这是人性的基本尊严，也不能够就这样随便地让它过去。
这件事田长霖至今都很少向人提起，他当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痛。他依旧白天上课，而晚上则整宿地徘徊在霓虹灯下，他无法平静，一个21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失眠了，在接下来的28个小时里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睡觉。
田长霖:我就去跟他说绝对不能再叫我“中国佬”，它很有侮辱性，他说那我应该叫你什么，我说你可以叫我长，叫我霖，或者叫长霖都可以。他说我怎么可以记住你们中国人这么怪异的名字，他的表情很有侮辱性。我那时候也很气，我说不管你记不记得我的名字，不管你怎么叫，但是惟一一点我要坚持的，就是你不能再叫我“中国佬”。
田长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接下来10个多月的相处中，那位教授再也没有叫过“中国佬”，但也没有叫过田长霖的名字。
田长霖:以后他每次都叫我“come on”、“年轻人”，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呼唤我。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有时候不要担忧坚持你的立场好像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个教授以后对我反而很尊敬。
1959年，博士毕业后，田长霖来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程学系任教，后来当了这个系研究所的副所长。1988年，他成为欧文加州大学执行副校长，两年后，回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当了校长。1994年6月8日，田长霖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田长霖教授是国际传热学界的权威学者，曾获30多项重要奖励，其中有传热界最高荣誉AIChE—ASME MAX JAKOB纪念奖(1981)， ASME传热学科学奖(1974)，AIAA热物理奖(1977)，美国国家科学院金质奖(1991)，以及德国、日本有关学会的多项大奖。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76)，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香港科学家学会授予他最优秀的中国学者(1989)称号。
他发表了约300篇论文著作，培养了60多名博士研究生。
在待人处世方面，田长霖兼具东方人的温文敦厚与西方人的风趣干练。他相信成功必须耐心等候机缘，但也强调什么事只要你看准了，就要全力以赴，不计后果。做学问你要创新，你要走极端，走最新的领域，克服最高的高峰，但是做人你要中庸，要能够想到别人的环境，不要走极端。
为表彰田长霖对教育的贡献，伯克利加州大学决定把即将兴建的“东亚图书馆与研究中心”命名为“田长霖大楼”，以完成田长霖期望在伯克利校园内兴建东亚研究中心的心愿。
(赵保国摘自2002年11月19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