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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最简捷的路，是开车从101号高速公路拐上217号公路，这时，身后是连绵的群山，左边是浩瀚的太平洋，正对的就是圣芭芭拉分校的大门了。减速开进校门，看见的第一幢楼是座两层高的红褐色小楼，优雅地掩映在热带特有的棕榈树下，从悬崖上俯瞰着碧蓝的海水。这就是闻名于世的美国理论物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又名曰“科恩楼”(Kohn Hall)，以第一任所长沃尔特·科恩(Walter Kohn)的名字命名，他还是圣芭芭拉分校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喜讯传来的那天，学校沸腾了。香槟在每个人手上传递，阳光在每杯酒的泡沫上跳跃，一浪浪的潮水推涌着一阵阵暖湿的海风，每个人的心都在波涛中沉醉。在欢乐的海洋中。我大声地对我的辅导老师摩西博士说:“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位活生生的诺贝尔奖得主!”摩西博士笑着回答:“你还可以摸他呢!”
       物理系当天就在楼厅的橱窗里展出了诺贝尔奖基金会的通告和有关科恩教授的简历。简历上的很多细节我都忘记了，有一句话却随着记忆，愈久弥新。“犹太人科恩，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于1939年8月乘坐一班离开维也纳的火车，逃离了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奥地利。”那一年，科恩教授16岁，在他出逃后仅3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父母、老师和众多的亲友在战争中被屠杀。
       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驱车从217号公路开进校园。下午的阳光有些刺眼，把红色的科恩楼晃得发白。因物理楼整修，科恩教授的办公室搬到了旁边的外语楼三层。物理系所有的理论物理教授都在三楼，整层楼安静得像没有人。凝固的空气下，只有思维的智慧，光速般穿梭来往，没有阻隔。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轻手轻脚地走到科恩教授的办公室门前，他的门开着，屋里却没有人。正在踌躇的时候，我看见科恩教授的身影出现在楼道的那一头。他走得很慢很慢，他的步伐微微地颤着。
       “你找我吗?”一个平缓的声音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
       “是的，科恩教授，我找您。”
       “那请进来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呢?”他的声音低沉而温和，仿佛房间里秋日的光亮。我告诉他我受《北京青年报》之托，询问他愿意不愿意接受一次采访，科恩教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询问，却告诉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纽约的一家科学博物馆曾联合对他做了一次详细的采访，他问我能不能就用那次采访的内容。
       “我很忙。”他非常抱歉地对我说。我知道时间对于这位老人是怎样的珍贵，他把自己的分分秒秒都投注在工作上，即使在得奖以后，他仍一如既往地天天来学校工作。但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采访他，了解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科学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坎坷的经历，勇敢的精神，还有他对人类、对生命的态度。我说，《北京青年报》是一份面向青年读者的报纸，我们希望科恩教授能为中国的年轻人说一些话。科恩教授点了点头，说:“好吧，让我看看什么时间合适。”他戴上眼镜，拿出一本记事本，一页页翻看。“我要和我的牙医预约个时间，治治我的牙。人老了，牙总坏，年轻人，你不想因为采访而让我的牙都掉光吧?”他抬起头，顽皮地看着我，自己笑了起来。他的牙缺了一颗，笑的时候，露出个小黑洞。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告诉他:“科恩教授，您这儿缺了一颗牙。在您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我太太对我说，只要我也把这颗牙敲下去，我也能得诺贝尔奖。”他听了，笑得更开心，满脸的皱纹全部荡漾着舒展开，“你要是愿意，你可以把这颗牙拔了，但我可不建议你这样做。万一得不了诺贝尔奖，你千万别赖我。”他笑着拿起话筒给牙医打电话，等了半天，却没有人接听。他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叹了口气。
       “好的牙医总是难找。咱们就先定在下周三上午10点，不过这只是个临时安排。我的牙最重要，要是我得在星期三看牙，咱们再另约时间。你的电话是多少?”他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对我说:“我有一样东西让你看看。”他站起身，缓慢地走到隔壁的办公室，从壁橱里拿出一筒茶叶，递给我，“这是昨天别人送我的，你帮我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我接到手中，是一筒台湾产的茶叶，盛放在透明的玻璃筒里。绿色的标签，上面古色古香地写了四个繁体字“御香绣球”和另外四个小字“台湾制造”。我不由松了口气，幸亏这八个字我还认得。于是我开始给科恩教授翻译:
       “御就是皇家(royal)的意思，中国人总认为皇帝吃用的东西是最好的，所以很多做生意的人都打着皇家的旗号吸引顾客。香就是香味(fragrance)的意思。最后两个字是一个词，就是某种球(ball)。”我这才发现茶叶卷裹在一起，呈球状。科恩教授耐心地听我讲完，显然对我最后两个字的解释不满意，追问道:“是什么球呢?”我嗯呀了半天，想不出一个英文词来准确地翻译“绣球”。是刺绣的球呢?还是公主择偶扔的球呢?
       “对了，您看过中国传统的舞狮吗?”科恩教授说看过。“那您记得在狮子前面，有个人举着个球逗引狮子吗?”
       “就是那个球吗?”科恩教授连忙问。
       我抹了抹汗:“就是那个球。”他知道了所有的答案，显得非常高兴。“我的同事去烧开水了，等他回来，咱们一起喝茶。”
       我问他:“您知道中国传统的喝茶方式吗?”
       “你们中国人怎么喝呢?”
       “我们传统上不喝第一遍茶。新茶泡一遍，水要倒掉，然后再泡第二遍，这一遍的茶水最好。如果再泡第三遍，茶就无味了。不过，我自己从来不这么讲究，第几遍的茶我都喝。”科恩教授很感兴趣地听着，问我:“那第一遍要泡多久呢?”我一下子卡在那里，谁会注意第一遍水要等多久呢?冲一下?等五分钟?“我想，冲一下就行了吧?”我的声音虚得让自己都不好意思听。
       他同意地点点头:“我也注意到第二遍和第一遍确实不一样，第二遍茶更……”他陷入沉思之中，极力地想找一个合适的词，周围的世界对他，瞬间消失了。他的目光深邃而沉静，他的手指停在满是皱纹的额头，一动不动。我静静地等着，时间在倦怠的风中浮游，潮水的声音传了进来，在发亮的墙上撞得粉碎。
       “和谐(harmonics)，第二遍茶更和谐。”他的声音再一次从另一个世界传来。
       这时，他的同事拎着一个紫砂茶壶走了进来—真正的紫砂茶壶。科恩教授站起身，对他的同事说:“这位从中国来的年轻人说中国人喝茶只喝第二遍。今天，咱们做做试验，也只喝第二遍。”他的同事是位戴着眼镜、瘦瘦的中年人。他微笑着和我打了招呼后，就和科恩教授兴致勃勃地开始他们科学的试验,泡第二遍茶。两人先为泡多少粒茶争执了一会儿，最后折衷决定放十五粒茶。同事小心翼翼地把茶倒在手心，精确地数出了十五粒，放在一个水杯里。科恩教授颤抖着拎着壶，倒进少许热水，把茶叶冲了一下。水倒掉，把泡得半展开的茶叶放进茶壶，他们问我要等多久，我说大概五分钟吧。于是，同事拿来桌上的闹钟，开始五分钟的计时。时间到了，科恩教授用他精确的科学方法泡出了中国茶水的清香，飘散了出来。
       他从壁橱里拿出了两只茶杯，一只给了他的同事，一只给了我，他自己则用那个水杯。他给每人斟了一杯，说:“请。”他抿了一口，闭着眼回味了一下，“确实不一样，第二遍茶更和谐。”我记起来林语堂写的散文，就讲起了这个典故:第一遍茶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第二遍茶则是十六七岁的妙龄女郎，第三遍茶就是人老珠黄的少妇了。科恩教授听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
       “一个人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那您现在是第几遍茶呢?”他的同事问他。
       科恩教授笑了，说:“我还是第二遍茶，和谐的第二遍茶。”
       告辞科恩教授出来，太阳已经西斜了，远处的青山被抹上一层诱人的嫣红，海面上的波浪在夕阳中泛着金光。下午的热气散去，凉爽的海风吹袭而来，竟夹带着茶水的清香。我站在和平的天空下面，想起科恩教授的话:
       “我要把我所有的成就都献给大屠杀中遇难的人。我觉得我不仅仅是为我自己工作，我是在为所有那些被屠杀的人们而工作。”
       (刘霞摘自2001年12月12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