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成功，就要作秀，这一点古今皆然。苻坚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统一北方之后，思想上有了骄傲情绪，于是开始作秀了：“坚自平诸国之后，国内殷实，遂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玑、琅、奇宝、珍怪饰之。”（《
晋书》“苻坚载记”）在他的秀场当中，有一项很重要的道具，就是“珠帘”。
当然，苻坚不过是在赶时髦而已，用珠子做垂帘，是那个时代遭热烈追捧的一项新流行。对于珠帘的时代热情，最明白地表现在汉晋南北朝小说杂志里，不过这热情是通过“托古”表达出来的：一说某某古代名人或近代名人建造的宫殿华堂有多么奢华，在列举出来的种种珍奇陈设中，往往就有珠帘的影子。比如《
拾遗记》说，春秋时，吴王让夷光、修明两位美女住在椒华之房，“贯细珠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汉武故事》中则说，为了迎神，“上（汉武帝）起神屋……以白珠为帘，玳瑁压（押）之。”（《
艺文类聚》卷六十一）《
西京杂记》“寝陵风帘”条也道是：“昭阳殿织珠为帘，风至则鸣，如珩佩之声。”另外，如《
太平御览》卷七百引《
三秦记》曰：“吕篡时胡人发张竣冢，得白珠帘箔。”又引《
凉州记》曰：“明光宫在渐台西，以金玉珠玑为帘箔。”
中国古代的小说、野史、杂志是“无边的写作”，是怪力乱神的世界，想像力得以天马行空的乐土。但是这样想像力发达的结果，在今天却构成了致命的“缺点”：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客观性”来作为衡量历史记述的标准，所以，依我们看来，小说杂志的可信性太差，因此与历史无关。（由于不符合现代文学体裁或者说欧美文学体裁的标准，它们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也无关，这就使我们很尴尬地无法为古代杂记类作品找到一个位置，老是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儿。）但是，有一种情况常常遭到忽略：由于年代久远，世事变迁，物质生活的内容和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古代杂志小说中涉及的很多现象对后人来说都变得十分陌生，这就造成了后人理解上的困难。也就是说，古代众多的杂记类作品之所以显得荒诞莫测，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缺乏理解的途径和手段，缺乏对那个时代的知识或者说常识。
就以珠帘来说，文献中似乎没有记录它是用哪种材料做成的，我们也就无法想像，那时候的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到珠帘所需要的大量珠子。在小说中一再出现的珠帘，就显得特别虚幻，让人不由怀疑，也许这只是文学家头脑中空想出来的玩意。然而，史书中也一再提到“珠帘”，相比苻坚的场面，《
晋书》“石季龙载记”中所呈现的一场“珠帘秀”甚至要更为壮观：“（石虎）于襄国起太武殿，于邺造东西宫……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璧，穷极枝巧。”南朝的两位著名昏君，南齐东昏侯和陈后主所造的华丽宫殿，也都挂有珠帘。（《
南史》）不过，这里所涉及到的几位不是暴君就是昏主，古代的历史作者为了彰显其恶，在描写他们的事迹时，也许采用了夸张笔法吧？——这恐怕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在阅读这些史料时所抱的心理。但是，有一条史料可没有类似的嫌疑——《
北史》“和士开传”：“士开载美女、珠帘及诸宝玩以诣娄定远，谢曰：‘诸贵欲杀士开，蒙王特赐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别，且送二女子、一珠帘。’”此处显然没有采用夸张笔法的必要。值得注意的倒是，文中把珠帘与“美女”并提，对这二者都是语气随意，一笔带过，由此来看，在那时，珠帘和漂亮的女人一样，当然很珍贵很值钱，但也不是什么特别神奇特别虚幻的东西，而是一种比较日常的存在。
也许，现代的考古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惑，除去时光给珠帘蒙上的神秘感。一九九四年发掘著名的北魏永宁寺的西门遗址时，发现了十五万余枚小玻璃珠。据专家检测，这批玻璃珠从成分和工艺上来说，属于“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这类玻璃珠被认为首先是在印度生产出来的。（见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文物二○○○年一期，91、92页。下简称“安文”）。如此大量的“印度玻璃珠”赫然出现在北魏的洛阳，似乎有点不可解，“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永宁寺玻璃珠的产地，只能模糊地说是印度玻璃珠”（安文）。不过，应当说，这一发现，实际上有力地印证了《
北史》“西戎传”中那一则重要的记载：“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里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印度玻璃制造技术在北朝时代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路线——北魏太武帝时期，有人从北印度地区带来了“五色琉璃”即彩色玻璃的制造技术，使得玻璃在北朝一下失去了原来外来珍宝的尊贵身份，身价大跌。永宁寺西门出土的玻璃珠，也正是有多种色彩，是所谓“五色琉璃”，按照《
北史》“西戎传”中的记载，这些玻璃珠就应该是利用外来技术而在中原本土生产出来的。
永宁寺“印度”玻璃珠是用“拉制法”制成，呈圆柱（圆管）状，扁圆型，中有穿孔。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一尊北齐彩绘石雕菩萨立像上，恰恰十分清楚地表现了用这种圆柱形珠子穿成的长璎珞。以浮雕形式出现在菩萨身干上的这两条璎珞，还穿饰着珊瑚等宝物，最吸引人的是，两条璎珞在菩萨身前交绕了两圈，而当年的佚名艺术家细心捕捉到玻璃珠串相缠绕时的那种具体形态，从而传达出这一表现对象的质感，真是水平高超。实际上，玻璃珠制成的项链和饰物在考古发现中多有出现，并不奇怪。但是，在永宁寺西门遗址发现那样巨大数量的玻璃珠，又是做什么的呢？
从青州石像上所表现的圆管状玻璃珠璎珞来看，这类珠子分明被习惯于穿成长长的珠串来使用。《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石虎”条中，除了对太武殿的记载之外，还有两条消息：“城门上建玳瑁楼，纯用金银装饰，悬五色珠帘，白玉钩带……”“又太极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这说明，在那个时代，有着在大型门楼上悬挂珠帘的做法，而永宁寺西门正是在门基上有“楼二重”。在西门遗址发现的玻璃珠达十五万余枚，“出土时已散，散乱地混在灰土内，但分布十分集中”（《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 136页），数量这样巨大的珠子，又是以这样的状态重见天日，不由地要让人联想到史料中的记载，从而推测，这些玻璃珠曾经共同串成一幅“珠帘”，高悬在永宁寺西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的二重楼阁前。杨衔之虽然没有提到永宁寺有珠帘，但在《
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中明确谈到，景宁寺“制饰甚美，绮柱珠帘”，可见当时的佛寺中确有使用珠帘的情况。并且，“玳瑁楼”上所悬乃是“五色珠帘”，谢绰《晋拾遗》中也记：“（南朝宋）戴明宝历朝宠幸，家累千金，大儿骄淫，为五色珠帘，明宝不能禁。”（《
太平御览》卷七百）如果说用红绿蓝宝石、墨玉以及珍珠等贵重珍宝来制作珠帘上所需数量巨大的“五色珠”，恐怕世上还真是没有人做得起，这些“五色珠帘”，只能是如《
北史》中所说的“铸五色琉璃”为之，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时兴用彩色玻璃珠制成的帘子，这一点，又与永宁寺西门遗址出土的玻璃珠“五颜六色”相吻合，文献与实物可以起到互相印证的作用。
实际上，从汉代通西域始，一直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新的一波外贸玻璃器与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所出示的证据可谓举不胜举。其中，《抱朴子》“论仙”篇中那一条著名的记录，也应该放在这一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考虑：“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合五种灰”作水精（晶）碗，显然是指烧制玻璃来制造假水晶器皿，这一则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外国”制造玻璃器的技术，不仅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约略相同的时期，也通过海上贸易的航路在广州一带登岸，从南北两个方向几乎在同时到达了中国。“珠帘”在文学和史记中的忽然走红，在时间上，正与这一波玻璃进口热相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现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珠帘在身价上的变化，恰好同步于随着新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外国”玻璃由贵变贱的贬值过程：在石虎和苻坚的时代，最重要、最有规模的皇宫用一幅珠帘还被认为是奢侈。苻坚的做法就被自己的大臣、尚书郎裴元略狠狠批评了一顿，结果是那为人君的虚心接受了批评，撤去了珠帘，于是这一场秀也没能作多久。主上挂一道珠帘，竟然惹得臣下大惊小怪，可见那时珠帘是属于过分昂贵的东西。但到了南北朝时期，珠帘就已经不是很稀罕了，大贵族的府邸以及大寺院中，都用得起。珠帘在十六国时期属于珍奇稀见之物，到南北朝就变得相对普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恰恰发生了新的玻璃制造技术在北魏太武帝时代传入中原的事件，两种现象之间潜在的联系，不能不加以考虑。参佐以永宁寺的出土实物，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珠帘的材料是彩色玻璃珠；新传入的外来玻璃制造技术，提供了相对来说工艺快捷、成本低廉的玻璃珠制造方法，从而使得玻璃珠的大量生产和消费成为可能，在这一前提下，玻璃珠帘一时成为了社会的时髦。
如果确定了这样一个前提，或许有助我们理解古代文献中有关珠帘的一些记叙。这些记叙读来往往显得不可思议，如：“按《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珍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火，烧数千家，楼亦烬，今人往往于沙土上获珍珠。’赵清献《蜀都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存，云珍珠楼基。昔胡人于此立为大秦寺，门楼十间，皆以珍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地每有大雨，多拾珍珠瑟瑟金翠异物。’”（清陈元龙《
格致镜原》引《庶物异名疏》）中国古代小说杂志的脾性，确实有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其侦探小说中爱描写的一类人物，比如《谋杀启事》中的那个怪女仆：也许是天生浮夸，也许是后天受了什么刺激，总之只要一张嘴就忍不住地要夸张歪曲，非把事情说得耸人听闻，才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然而，只要仔细分辨，就会发现，这些夸张的言辞，基本都是有事实根据藏在底下的。当然，这也正是古往今来一切文学——至少是好的文学——所共具的脾性。因此，我们也应该抱有波洛、马普尔小姐那样的心态，相信一个人即使是在说谎的时候，也总是会不知不觉地把真相说出来，而且话说得越多，真相就暴露得越多。好在文学家都有喋喋不休的嗜癖，我们如果也像侦探那样有耐心，就可以从他们的生花妙笔当中发现各种各样的“真相”。
就让我们扮一回马普尔小姐，分析一下前引两则关于珠帘的文字。东汉王充《
论衡》“率性”篇中有一段文字，是中国玻璃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资料，其中谈道：“兼鱼蚌之珠，与《禹贡》‘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他说得明白，“鱼蚌之珠”即珍珠，以及玉石类材质的珠子“琳”，早在战国时代，就可以用玻璃珠来进行仿制。（在曾侯乙墓中出土有战国时代的琉璃珠，有专家认为就是文献中著名的“随侯珠”。）至于“瑟瑟”，在古代既指天然蓝宝石，也同样指用玻璃仿造的假蓝宝石，甚至也指真假蓝宝石所做的珠子，包括玻璃做的假蓝宝石珠。（见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八“瑟瑟碧珠也”条）因此，在玻璃珠帘流行的前提下，说“以珍珠结成帘”，说坠毁的珠帘可以遗留有“珍珠瑟瑟金翠异物”，性质就有点像是阿加莎的怪女仆的表达方式——看去光怪陆离，但其实与事实真相仅仅是一小步的差距。当然，对于用物理和化学知识武装了头脑的现代人来说，这一小步距离恰恰是致命的，是划分真实与谎言的鸿沟。不过，在永宁寺发现的玻璃珠中，还真的混有“极少数”“水晶珠和玛瑙珠”，如果这些玻璃珠、“水晶珠和玛瑙珠”确实曾经共同构成一幅珠帘的话，那么，古代的珠帘上就确实装饰有少量真正的天然宝石制的珠子，如此，则《华阳记》、《蜀都故事》的记述，就不完全是夸大其词，而是部分地触及了事实——也挺像那位怪女仆的作风。
宝贵的真相还远不止于此。据《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永宁寺西门遗址“揭去农耕土，即可见其残基”，发掘中，“另在台基较窄部分南侧地层中，清理出大量如绿豆或米粒般大小的小珠。珠皆有孔，五颜六色，当属串珠类物，发现时业已散乱，混杂在灰土之中”，“分别呈各种红、蓝、黄、绿及黑色，色泽异常鲜艳”，这一段冷静的专业记录，与《华阳记》、《蜀都故事》的内容是如此相接近，恍惚如同那古代文字的现代白话译文。也许并非巧合的是，永宁寺正是在一场“经三月不灭”的大火中烧毁的。据发掘报告，“这批珠子不是保存在容器中一起出土的，而是散落于遗址的地层中，与泥土混在一起”，从这一状态分析，当年发生的情况似乎是，随着火灾的突然降临，整座西门灰飞烟灭，这些玻璃珠作为建筑物上的某种装饰，于是乎纷然泻落在地，散混在灰烬之中，并在日后被泥土掩埋。这与《华阳记》、《蜀都故事》中的情节简直是惊人地相一致，也许可以作为又一条证据，证明永宁寺玻璃珠曾经贵为珠帘的前生。
也许，根据古小说杂志的种种叙述，就断定永宁寺西门出土玻璃珠乃是历史上流行过的珠帘，是缺乏证据的妄测。尽管如此，永宁寺的发现，至少是逼着我们不得不换一副眼光，去重新审视《华阳记》、《蜀都故事》这一类文献的意义。在古代楼阁建筑的遗址，会有真假宝石珠子出现在沙土中，会被大雨冲出泥土，这一情节是如此之美，美得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似乎荒诞莫测的往昔传说，却还魂转世似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忽然化身为了事实，并且是在科学的大旗下，就在我们有幸寓身其中的现代世界。我们相信永宁寺发现的真实性，是因为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一发现的经过以及传达给我们的方式都是可靠的——专业的考古人员，科学的发掘手段，严肃的考古报告，正规的出版社等等。然而，这一可靠的发现却提醒道，《华阳记》、《蜀都故事》中的记述，我们原来误以为是出于文学家最诗意的虚构，是最灵奇的意象，其实却仅仅是讲述了一个事实，最朴素的事实。
(《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