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2008年1月8日，人民大会堂里鲜花吐艳，灯火辉煌，洋溢着一派喜庆的气氛。上午10点钟，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表彰开始后，行动不便的吴征镒乘坐轮椅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500万元奖金，并同胡锦涛主席热情握手，台下掌声雷动。
       吴征镒，这位一生与草木打交道的科学家，凭借他对我国和世界植物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在92岁高龄之际登上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这位生命跨越近乎一个世纪的科学家是怎样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的呢？在他数十年如一日研究植物科学的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与曲折呢？
       结缘草木成知音
       吴征镒，1916年出生在江西九江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曾是扬州的道台，所以他从小就在扬州长大。在他童年时家道就已经中落，到他8岁时，父亲吴启贤又因政府欠薪，从北洋政府辞官回家，祖辈的福荫到此不复存在。读了几年家塾之后，13岁的吴征镒以同等学历进入江都县中学读了两年，之后又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直到1933年毕业。
       吴征镒和植物打交道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家里的后花园。那时才五六岁的他最爱去花园里玩耍，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让他领略到大自然的神奇。吴家后花园里，紫藤、绣球、木香……色彩各异的花朵争奇斗艳，吴征镒站在这棵树下瞧瞧，站在那盆花前看看。大自然的千差万别，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同样是树，它们的叶子却不相同？为什么同样是花，桃花、梨花有同数而整齐的花瓣，紫藤却又像蝴蝶吊成一串？在吴征镒心里，植物世界神奇得像一个谜，他很想解开这个谜，知道得更多更多。因此，当他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时，就开始读家藏的清代吴其浚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和其他一些植物科普图鉴，他还采来花草，学着书上的样子画上几张图，在这种时候，小吴征镒既专心又开心，这是他最早开始实践的植物形态解剖课。正是这种“看图识字”似的学习方法，使他在家中花园里认识了几十种树木花草，初步奠定了他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
       1937年7月吴征镒以金榜第13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从此开始了他钟爱一生的植物学研究。在清华园里，有吴韫珍、李继侗等著名教授的熏陶，吴征镒学业日渐长进，毕业后即参加了西北考察团，后来几经周折，又参加湘黔滇徒步旅行团，长途跋涉来到云南，增加了他对植物世界的直接感受。本科毕业以后，他进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继续攻读研究生，师从北大生物系主任张景钺教授。张景钺教授是我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跟随张教授学习的几年为吴征镒未来的研究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吴征镒任党支部书记。钱崇澍、童第周、俞德浚、侯学煜等科学家们被吴征镒请出山，新中国的植物学研究逐步走上正轨。 1950年吴征镒出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又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光辉的前途铺陈在吴征镒面前。可就在这时，也就是1958年，42岁的吴征镒又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决定：举家迁往云南。吴征镒说：“我是看到中科院大局已定，我觉得可以到云南安心做点学问。”
       到云南之后，吴征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云南自然条件复杂，生境类型多样，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潜力大的特点，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摸清云南植物的基本情况，合理开发和利用云南的植物资源。之后他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建立了户口本。他在这部历时45年完成的植物学巨著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完成了全套著作2／3以上的编研任务，并重点完成了一些大科、难科的研究。在70多年的植物分类研究中，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是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吴征镒曾说道：“现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植物有24万多种，我国高等植物有3万多种。在这3万多种中，如果有十分之一能用在国民经济上，那就很了不得了，这当中要做多少工作啊！”正是对祖国和人民的这种使命感让他数十年如一日耕耘在植物学这门略显冷清的园地里。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本是枚乘《七发》中的语言，这句古话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吴征镒院士曾亲笔书写了这8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从懵懂孩童到耄耋老者，吴征镒的一生正是对这句话最真实的诠释。
       “活词典”和“摔跤冠军”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野外考察。青藏高原的雪峰、新疆的天山南北、湘西的森林……都留下了吴征镒寻求科学与真理的坚实足迹。吴征镒先后去过除非洲之外的四大洲观察植物,多次组织领导了全国、特别是云南植物资源的调查。
       初到云南的时候，作为植物分类学的学术带头人吴征镒和同行、助手、学生们一道，从林海莽莽的哀牢山到白雪皑皑的点苍山顶，从直刺苍穹的玉龙雪山到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差不多走遍了云南全境，基本搞清了云南1.7万多种植物的分类和分布。
       西双版纳是云南植物种类最多的地方，也是吴征镒学术考察最频繁的地方。每逢雨季，西双版纳遇雨便黏成糊状的红壤，可让这位平脚板的植物学家吃尽了苦头，他不知滑了多少跤，全身糊满红泥巴，大家送给他一个雅号“摔跤冠军”。对此，吴征镒满不在乎，笑着说：“摔跤也好，有时摔跤还有新收获呢！”原来，在文山考察时，吴征镒翻山越岭一连十多天，脚下一滑，摔了一跤，当他坐在地上的时候发现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细一看就认出是“锡杖兰”，这是中国植物分布的新记录。
       在西藏考察时，吴征镒带领大家翻越看来并不高，可是让行人头疼欲裂的五道梁，每天行程500公里以上。他就坐在吉普车前排，详细地登记着海拔高度、生境和所见的植物。为了采集标本，他常常让车子停下，自己爬上山去。到希夏邦马峰丫口，大雨滂沱，大家仍一路采集标本，个个变成“落汤鸡”，要不是司机催着上车，大雨造成的泥石流就可能把他们连人带车冲走。
       由于高原缺氧的反应，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坏，一口牙齿都松动了。吴征镒却乐呵呵地说：“我两次进藏，收获不小，掉一口牙算什么。”
       正是由于对植物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吴征镒又被人们称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1983年，吴征镒到英国考察，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安排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这样的赞誉来自于吴征镒对植物学研究的热爱和数十年的潜心积累。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或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植物学研究。在西南联大任职期间，他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极为简陋的标本室竟然拥有两万多号标本；他还用了整整10年时间，抄录和整理了我国高等植物各种属的文献记载，以及这些植物的分布，完成了一套３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
       “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一位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和吴征镒一起主编《中国植物志》英文和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美国Peter H.Raven院士评价吴征镒说。
       “一个特普通的老头”
       在吴征镒身边工作和生活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普通老头”。身为一位“国宝”级的科学家，他却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其他同事一样，住在普通的职工住宅楼里。直到几年前，省里专门拨款改善老人的住宅条件，他才搬到北市区的新房居住，但是工作室仍然在原来的老房子里，退休之后，他就在这里办公和撰写学术著作。1952年，在郭沫若的主持证婚下，吴征镒与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段金玉结为连理，半个多世纪以来，夫妻俩相濡以沫，度过了许多风风雨雨。如今，他们的孙子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外孙在英国留学，都继承了吴征镒的衣钵，学习生物学。
       吴征镒一生坚持学习，80岁时他每天花在植物学研究上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因为夜以继日地钻研，他用眼过度导致视力明显下降，“现在就算你站在吴老面前，他也看不清你的五官。”吴老的秘书杨小姐告诉记者。可即便这样，吴征镒依然坚持看书，但书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必须得放大到3号字体，而且要加粗加黑。
       和吴征镒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他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要总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实实做学问。“一天不工作，比什么都难受。”为了工作，吴征镒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勤奋的他常常在植物标本室里鉴定标本，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连中间几分钟叫他去吃饭也觉得是件麻烦事。吴征镒把这种工作称为坐“冷板凳”，并语重心长地对自己的助手和学生们说：“科学研究不能急功近利，要不怕困难，要甘于坐‘冷板凳’。有些工作要连续几十年才能见成效，只有坚持不懈地辛勤努力，才能登上新的高峰。”
       2004年吴征镒将自己在2003年度所获香港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中的4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三代奖学金”，奖励基础学科方面学习成绩优秀的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我的能力有限，人生不过几十年，诸位还要获得比我们更长的时间，取得更大的成就。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在比我们还要艰难的路上去攀登。我愿意把我的肩膀给大家做垫脚石。”
       （摘自新华网、人民网、金羊网、《吴征镒文集》、《南昌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