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里是个种族大熔炉，汇聚了世界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学生，对此我既兴奋又感到陌生和孤单。由于担心受到别的国家的学生的欺负，不久我就加入了由十几个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同乡会”，这样大家有事可以互相照应，使我有一种安全感。
10月的一天，我去学校附近的商场购物，在扶梯上偶遇学校里唯一来自喀麦隆的同学桑乔。桑乔不久前曾因和一个中国学生发生冲突而被我们同乡会“修理”过，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我俩一前一后站在扶梯上，他见我只身一人，就很轻蔑地冲我竖起中指。这是个侮辱性的手势。我毫不示弱，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要和他理论。然而桑乔长得人高马大，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很轻易地把我的手扭转到背后，然后狠狠一脚将我踹下扶梯。我被摔得几乎昏死过去，不仅脸颊被摔出很长一道口子，鲜血流了一身，而且商场工作人员把我送到医院后，经检查，我的两根肋骨也有轻微裂痕。
同乡会的同学闻讯立刻来看我。很快，我们就制定了两种“解决”桑乔的办法，一是起诉他，让他遭受牢狱之苦并支付巨额赔款，二是找机会收拾他，让他付出比我还惨痛的代价。我倾向于后者，因为在国内和别人打架吃亏时，我都是以这种“正统”的办法和对方扯平。
复仇的烈焰在我的心中燃烧。出院后，我根本无心学习，整天琢磨着怎样找机会对桑乔下手。桑乔显然意识到我们要报复，变得非常谨慎，从那以后再没有离校上过街。有一次我和他在教学楼相遇，面对我的怒视，他的眼光躲躲闪闪，可以看出他的心中充满恐惧。
如果没有发生那起震惊世界的惨案，我的复仇计划无疑就将会实施。那起惨案发生在11月1日，中国留学生卢刚由于某种原因，开枪射杀了另一名中国留学生山林华、3名爱荷华大学的教授以及副校长安·柯莱瑞女士。
听到这个消息我完全惊呆了。卢刚和山林华不是我们同乡会的成员，受害的另3名教授我也不太了解，而安·柯莱瑞女士却是我非常崇敬的人，一进爱荷华大学我就听到了很多关于她的故事。她在父母早年远渡重洋到中国时出生在上海，因此她对中国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感情。她终身未婚，把在爱荷华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视若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他们爱护有加、关怀备至，尤其是每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她的家就成了中国留学生的乐园。可如今，这样一位慈母般的长者却被人丧心病狂地杀害了，而杀害她的人竟然是我的“同乡”!对此我无法理解，更感到羞耻。我恨卢刚!
如果说安·柯莱瑞女士的被害令每个人都感到震惊的话，那么几天后她的葬礼对每个人的心灵又是一次巨大的震撼。
11月4日，我们全校师生停课一天为安·柯莱瑞女士举行葬礼。葬礼上，安·柯莱瑞女士的好友德沃·保罗神父的一席话敲击着每个人的心灵：“假若今天是我们被愤怒和仇恨笼罩的日子，那么安·柯莱瑞将是第一个责备我们的人。”随后，安·柯莱瑞女士的3个兄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们以她的名义捐出一笔资金，成立了安·柯莱瑞博士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金基金会，用以安慰和促进外国学生的心智健康，减少人类悲剧的发生。同时，他们以超凡的爱心宣读了一封致卢刚家人的信：
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剧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她的家人、邻居，她遍及各国学术界的同事、学生和亲属。
我们一家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但和姐姐的众多朋友一同承担悲痛，也一同分享着姐姐在世时所留下的美好回忆。
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也是十分悲痛和震惊的。
安最相信爱和宽容。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
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这样希望的。
听完这封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失声痛哭。我们被安·柯莱瑞女士及其家人那博大的心胸和伟大的宽容所深深地震撼。
由此我想到了自己，与他们相比，我所信奉的“有仇不报非君子”的信条显得那样地狭隘、那样地卑微。也就在那一刻，我才真正地认识到：复仇只会加深仇恨，而宽容却能震撼心灵，让仇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葬礼结束后，我站在公墓的出口，将泪眼汪汪的桑乔拦住。桑乔万分惊恐，见几个中国学生围拢过来，闪身撒腿就跑。我一把拉住桑乔的衣摆，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脸上露出微笑。
“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我说着，向他友好地伸出了手。
桑乔一愣，惊愕地望着我。随后，他明白了一切，张开双臂将我紧紧拥抱。“朋友!朋友!我爱你，朋友!”他开心地反复说着这句话。
（王晓芸摘自《辽宁青年》2006年第1期，洪钟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