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要谈谈白求恩。这个念头在我心中孕育很久了。我从加拿大回来，这个念头就更加强烈。白求恩，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在中国有谁不知道呢?我太景仰他了，一个加拿大人那样无私地把自己的青春、热情和生命献给了中国革命；我太为他可惜了，怎么就在手术时，那么不经意地献出了自己正当壮年的生命?
后来，我有幸访问加拿大，有幸拜访了白求恩的故居，有幸接触了白求恩的乡亲，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在我心中，白求恩由一个超凡的“圣人”，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的人。我对他的认识，从对于一个领袖树立的榜样的崇尚，回到对一个人的道德和人格的热爱。人世间就真有这样的为自己信念生活的人。
远在公元12世纪时，法国与比利时边界有一个小城，叫“白求恩城”。白求恩的祖先居于此地。历史学家说，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这一家族便以白求恩为姓。
白求恩家族在北美洲的先辈来自英国苏格兰附近的斯开宇岛。太曾祖父移居美国时，正值美国的独立战争，战后，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所以白求恩是苏格兰血统的加拿大人。
白求恩的曾祖父叫安葛斯·白求恩，是个皮料商，曾两次到中国经商。
白求恩的祖父是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医学系的首创大夫之一。白求恩很以做医生的祖父为自豪。他的名字诺尔曼·白求恩，其中诺尔曼一名就是从祖父的名字中选取的。
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1857～1932)由多伦多诺斯神学院毕业，之后到格雷文赫斯特担任小镇牧师。
从上面我简要罗列的白求恩家族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从中可以让我们作出很多想像。白求恩那种富于冒险、勇于追求、不安于现状的性格，与他的家族辗转东西有没有关系呢?关于白求恩，我想读者可能想知道得更具体一些，我也想把他的履历勾勒得更清晰一些，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认识他这个人。
1890年3月3日，出生于格雷文赫斯特镇；
1911年，中断了在多伦多大学的生物学学业，到边疆学院工作，为伐木工人讲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在法国当担架员，受伤后回国，完成他的医学学位课程；
1917年，再次应征入伍，参加加拿大海军，复员后留在英国从事医学研究；
1923年，与英国爱丁堡法庭会计的女儿弗朗西丝·坎贝尔结婚；
1926年，在美国底特律行医；
1928年，在加拿大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做医生助理；
1933年，与妻子离婚；
1935年8月，参加在苏联举办的国际生理学会议；
1935年11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
1936年，组织蒙特利尔保障人民健康团体；
1936年9月，志愿赴西班牙服务；
1938年1月8日，带了价值5000美金的医疗器具，赴中国，经香港、汉口、西安到延安；
1939年11月12日凌晨，逝世。
50岁，还差几个月，这是多么短暂又是多么光辉的一生。
二
白求恩从年轻时就想救助底层的平民。21岁时，他中断了大学学业，到边疆学院工作，为伐木场的工人开课；后来他到美国工业城市底特律行医，为贫困的工人和新移民治病，尽量少收钱，有的甚至不收钱。通过与底层的工人接触，白求恩渐渐发现，他想的这些办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当时蒙特利尔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靠领取救济金生活，他们无钱看病。他不可能靠他个人的力量给这么多人治病。他明白了，经济萧条对穷人健康是有直接影响的；他明白了，医学必须同时注意疾病的社会根源和医疗制度。
正在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医疗救民”的事业时，家庭发生了变化。1923年，白求恩33岁。当时，他在英国研究医学，与英国爱丁堡一个会计的女儿，漂亮的弗朗西丝·坎贝尔结婚。婚后两人感情极好。不幸，3年之后，白求恩得了肺结核。这个病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白求恩便提出离婚。弗朗西丝不同意。白求恩认为自己是医生，明知不治，不能拖累别人，坚决离婚。弗朗西丝没有办法，只好办了离婚手续。又过了３年，白求恩肺病痊愈。离开医院立即向弗朗西丝提出复婚。日夜思念白求恩的弗朗西丝，马上赶到白求恩身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婚后，却发生了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情况。白求恩无忧无虑地全身心投入到医疗研究工作中去。弗朗西丝感到十分寂寞，又不愿意影响、妨碍白求恩对事业的追求，心情很苦闷。一天，她打开冰箱，突然发现白求恩研究用的一块人的肢体。她吓坏了，便断然提出离婚。白求恩十分痛苦，但转变无术，只好签字同意。此后白求恩一直没有再结婚。
婚姻的起伏没有影响他对于事业的追求。1935年8月，他去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会议。会后他认真考察社会化的医疗制度，眼见耳闻，使他的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回国后3个月，他就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随后，他组织了蒙特利尔保障人民健康团体，希望借此促进社会化的医疗，让医疗普惠广大民众。从此他义无反顾，直到去世前夕，他对自己的选择都很满意，他说：“是的，我很累，但我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因为人们需要我。”
1936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毅然响应加拿大支援西班牙民主委员会的号召，志愿赴西班牙服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说：“西班牙和中国是同一战斗的一部分。我要到中国去，因为那里的需要最迫切。”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又奔赴中国。当时前线战斗残酷激烈，大家为了他的安全而要让他留在后方。白求恩气愤之下抄起一把圈椅向窑洞的窗户扔去，圈椅直飞到院外，他大喊：“需要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这样，他去前线的要求马上得到了批准。事后他说：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军医的岗位是在前线。
白求恩是“不安定的”，他的朋友因此说他是“迅逝的流星”，意思是说，他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变化很快。但我们追寻白求恩流动的轨迹，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是在追求、在寻找最迫切需要自己的地方；他是在思考、在探索最合理的道路。他追求、寻找的视野是整个世界，是全部人类。他思考和探索的是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白求恩雕塑的铜牌上说他是“发明家”，当时，我真是感到奇怪，白求恩怎么又是个发明家呢?白求恩的创造精神有性格的因素。档案资料介绍，白求恩的医术是很高超的。他曾两次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执委。他在行医的过程中，设计了多种新仪器，并且不断改进。有一种剪刀，叫“白求恩肋剪”，至今仍为外科手术所用。白求恩到了中国，看到医疗条件太差，医生水平很低，战士得不到妥当的治疗，十分焦急，决心建一所正规的医院，进行教学，培训医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白求恩心爱的医院建成了，他决心把它变成“模范医院”。但建成开业仅仅三周，日军的炮火便把它毁掉。白求恩明白了，在敌强我弱的游击战区，医疗也应该是游击形式，流动医院。于是，他就地取材，设计了可由两头骡子负驮的手提式手术室。平时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还经常到各处医院去检查，连放茶杯盖时，口要朝上一类的细节也作出交代。一次，他看到军医在手术间隙削梨吃，大怒，一把抓过梨扔出窗外。他看到医生给伤员正骨，竟忘记上夹板，怒不可遏，当场给那位医生一巴掌。他说：这会使伤员终身残疾的。火发过后，他仍然耐心地给那位医生讲解为什么要上夹板，并演示操作要领。他自己以身作则，对伤员“极端地负责任”。有一次他居然连续工作69个小时，做了115次手术。他年近50岁，竟然两次为伤员输血。他的口头禅是：“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
在很短的时间内，白求恩的名字成为传奇，成为战士们的保护神。“进攻!白求恩和我们在一起!”这是战士们冲锋陷阵时呼喊的口号。
战士们认为，有白求恩在，他们的生命就有保障。战士们认为，白求恩，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作为中国人更应该勇往直前!
三
去年，朋友听说我在收集白求恩的资料，给我送来了白求恩临终前的“遗嘱”。读着读着，我不禁热泪盈眶。这“外国老头”一下子走进了我的心里。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指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10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作贡献。
随后，在“遗嘱”中他把自己的物品一一作了分配：
两张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18种器械，杜医生可以拿15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吧！打字机和松紧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一箱子食品送给董(越千)同志，算作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文学的书籍也给他。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他还不忘他的工作，不忘医疗的需要，他殷殷嘱咐：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这样从容，这样周到地想到他所熟悉、所热爱的每一个人，哪里像要告别这个世界?倒好像要出远门。我想，这种视死如归，正是一个以追求人类幸福为目标的人的必然吧?
在他的“遗嘱”中用笔墨最多的是关于他已离婚的妻子。分手虽已过去６年，但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妻子仍然是他无限牵挂的人。他满怀深情和责任地说：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蒙特利尔的弗朗西斯·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这就是白求恩!一个多么富有情感和责任的革命者。
写到这里，我想起加拿大著名歌曲《红河谷》：
听说你离开家要去远方，
真怀念你的笑和目光……
歌曲的旋律在耳畔回响，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刘艳会摘自《北京文学》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