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是特殊的一个群体。年龄上，他们是一个世纪的见证者，所有的命运遭遇与种种政权更迭紧密相连。作为作家，他们更是中国百年风云的记录者，他们笔下，流淌着世纪中国交织的苦难、悲哀、喜悦，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
钱钟书：何必认识下蛋的那只母鸡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钱钟书先生曾对一位英国人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句如珠妙语是钱钟书为人为文一个最好的注解。他在学问的天地里怡然自得，晚年时更是重门紧锁，远避名利。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钱钟书的名字。后来“钱学”热衷，他也不以为意。一律谢绝各种祝寿庆功、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等社会事务，对这类活动，他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曾发表过一篇纪念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大意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潜心研究他的“钱学”和尊重他的淡泊。这，也许也代表了钱钟书自己的心意。
冰心：爱在右，同情在左
1999年2月28日21时，中国“文坛祖母”冰心老人安详辞世，享年99岁。冰心是世纪同龄人，一生都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一直跟随时代的脚步，坚持写作了七十五年，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她的写作历程，显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时期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轨迹。她开创了多种“冰心体”的文学样式，进行了文学现代化的扎扎实实的实践。她还是我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她的译作如黎巴嫩凯罗·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印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及戏剧集等，都是公认的文学翻译精品，她的文学影响超越国界。冰心的纯真、坚定、勇敢和正直，使她在国内外广大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普遍的爱戴。萧乾说，80年代的冰心，还有巴金，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光辉代表。
冰心的一生虽然历经战乱动乱，饱经风雨沧桑，笔下却绝少涉及丑陋邪恶。母爱、童心和大自然，是冰心写作的基本母题。“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这也许是冰心对自己文字最贴切的描述。
1999年3月19日，首都各界千余人送别冰心时，没有哀乐，告别大厅回旋着大自然的音响，人们向安睡在花丛中的冰心，献上一枝枝鲜艳的玫瑰，大厅的正中，是冰心的手书，她一个世纪的遗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孙犁：大道低回，大味必淡
2002年7月11日，著名作家孙犁逝世，享年89岁。在孙犁先生的书房中，高悬着一幅“大道低回”的巨匾。在11卷本的孙犁全集第6卷的扉页上也有他书赠友人的墨迹：“大道低回，大味必淡。”语出自《汉书·杨雄传》：“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这也许恰恰是作家自己文化人生的体验和总结。大道不是直线向前，热衷躁进的，而是迂回曲折，沉思默察的；大味不是吃香喝辣，舌麻脑热的，而是尝尽甜酸苦辣而归于淡泊，淡泊而宁静，宁静以致远的。这是他一生的创作和做人的写照。
孙犁致力于把小说写成美文，不能说他的文字有何等震撼人心的力度，却由清丽至老到，都让人品味到何谓“大味必淡”。他说得很轻松：“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其间追求的是清雅自然，如清水之出芙蓉。他一生都在求真求美，用文字创造着诗意般的境界。因而在孙犁的笔下，战争也没有血腥味，荷花淀在残酷的战争烟云笼罩下，人们仍然积极而诗意地活着。因为孙犁作品精粹，而且为人淡泊，远离名利场。作家肖克凡曾把孙犁称为“一面迎风也不招展的旗帜”。
吴祖光：生正逢时
2003年4月9日，戏剧家吴祖光，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吴祖光出生于1917年，他17岁进入文坛，几十年从文生涯中，创作出《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等名震剧坛的名作。吴祖光受了特别多的苦，他76岁那年曾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一声长叹：“我的冬天太长了!”但他却是一个异常开朗、乐观、旷达的人。当别人抱怨“生不逢时”，他却在客厅挂上“生正逢时”的条幅。
吴祖光经常给人题写的另一名言是：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他一生最不看重的是金钱，谁需要就可以给谁，哪儿需要就可以给哪儿。正因如此，他的一生，无论环境怎样险恶，他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过得轻松自如。谢泳在《普及吴祖光》一文中说过：“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他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之一。
施蛰存：不死就是胜利
2003年11月19日，号称海派文化标志性建筑的施蛰存先生逝世，享年99岁高龄。也许，没有谁像施蛰存先生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他几乎就是新文化的真实见证，如他的名字一样，施蛰存先生解放以后是不大惹眼的，犹如一股持续而从不断绝的水流，他由诗歌、小说、散文，再到教学研究、文史稽勾、碑拓研考等等，为人们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作品。
施先生曾说自己处世的方式像棉花，“受到外部挤压时，变为渺小无力，而一旦外部挤压松弛，它就弹性十足地恢复原样。棉花依然是棉花，妙在富有弹性。”
“文革”时，在牛棚的施先生有一句阿Q式的名言：“不死就是胜利。”在“文革”、反右中，他只有老老实实挨批认罪的份儿，而没有任何申诉辩解的机会，但后来说起这些往事，他总是十分平静：“没有啥，我照样看我的书，写我的书。”
施先生的一生犹如一部奇特的文化编年史，从鸳鸯蝴蝶小说到“新感觉”，从旧诗到现代诗，从翻译欧美文学到古籍整理，从作家到教授，从编辑到学者，遭际之多，时间跨度之大，都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施蛰存先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背影的远离。
臧克家：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2004年2月5日著名诗人、作家臧克家因病于北京去世，享年99岁。凡是读过中学的中国人，都对著名诗人臧克家的一首《有的人》记忆深刻。这位诗坛元老曾以活到120岁自励，不料却在今年元宵节驾鹤西征。生于1905年的臧老，是对我国新诗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诗人。他从1925年开始发表诗作，创作生涯长达80年之久。成果之富，影响之大，被认为“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足以现身说法的活生生的中国新诗史”。
他当年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有的人》，成为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的经典。而今，用来送别诗人自己仍是最好的挽歌：“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