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它看上去只是枚极不值钱的铁指环，黝黑粗糙，生满铁锈，但它却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无价之宝
       铁指环上的“钻石之心”
       2000年5月初，我办理自费留学，从山东枣庄来到日本，进入大阪市一所语言学校。在语言学校还算不上正式留学，仅仅是为了进入大学而进行一段日子的语言培训。学校不提供住宿，一般都在公寓或者市民家里租房子。
       留学日本，遭遇孤独奇怪的房东老太太
       因为我报到比较迟，等我办完注册手续，很难找到房子了。我只好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一天，有户人家对我说，自己家并没有房子，但对面住的是一个单身老人，房子比较大，可以去问问。我很高兴，赶紧敲对面的门，敲了半天，门终于开了，是个白发如银的老太太，她用警觉的目光打量着我。得知我的来意后，她摇摇头漠然地把门关上了。
       过了几天，我终于在附近找到一间地下室。本来是一家居民做仓库的，只允许我暂时住上一个月。我每天早晨5点半赶地铁去学校，这时候正是报贩来的时候，我每次路过报贩身边，都会看见这个老太太颤巍巍地来买《朝日新闻》。
       有一天早晨，我看见老太太买完报纸往回走的时候，突然跌倒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赶紧走上前去把她搀扶起来，她嘴角紧闭，不省人事，我赶紧把老太太送到附近的福利医院去。幸好没有什么大问题，医生说老太太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太虚弱了，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事后，为了表示感谢，她对我说，如果您现在还没找到房子，又不嫌弃的话，那就请您搬过来住吧。
       我听了非常高兴，那间地下室马上就要到期了。老太太的房子大概有七十多平方米，非常简陋。老人住在最深处的一个房间，我住在靠近厕所的房间，两个房间之间隔着一个大大的客厅。没多久，我就发现老太太的生活相当艰苦，而且出入非常隐秘，从不跟外人打交道。每天除了早晨出去买份报纸外，就是待在家里。老太太惟一的乐趣就是逗她的宠物，一只瘦而可怜的小猫。
       有一天，我想找她交房租，推开门，她却不在。我注意到旁边的墙角放着一摞厚厚的报纸，都是崭新的，连翻过的痕迹都没有。我觉得很纳闷。这时，老太太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些食品。我把这个月的房租交给她，她连声感谢。我看食品袋那么重，赶忙想帮她接过来。谁料她奋力地推开我的手，慌张地往她的卧室走去。她的力气那么大，差点把我推倒了。我茫然地看着她走进屋去，委屈得直想哭。我本来是好心，她却把我当抢劫的。
       可能是我的啜泣声被她听见了。过了一会儿，她抱着小猫走了出来，对我鞠了个躬说:小姐，真不好意思。您千万别见怪。我是个不吉祥的人，怕您沾染了我的晦气。我擦干眼泪，感到很奇怪，正想问点什么，她却已经一脸木然地回屋去了。
       第二天我休息。早上跑步回来，发现老太太买完报纸要回家。我打招呼说，阿婆，今天有什么新闻啊?这时候，旁边有一个青年嘲笑着说，阿婆又不识字，哪里知道什么新闻?阿婆脸色铁青地走在前面，我则小心翼翼地跟着，回家之后，阿婆呆呆地坐了半天。这是一个阴沉的天气，太阳渐渐隐藏在乌云里，午后的雷雨即将来临。我正想说点什么，窗外突然炸开了一个霹雳，把我吓得打了个哆嗦。
       阿婆终于开口了，她缓慢地说:小姐，我的确不识字。
       异国亲情，我与慰安妇妈妈患难相依
       这是一个狂风大作、雷电交加的夜晚。阿婆如同一尊木偶，跪在我面前陈述了她半个世纪多的悲哀和寂寞。我听得惊心动魄，半天说不出话来。
       阿婆的父亲是二战时期的军官，驻扎在中国东北。阿婆5岁就在东北生活，一直没能好好上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阿婆的父亲战死，她被安排回国读书。还没读一年，她就被征召进了军队。本来以为去战场是为士兵洗洗衣服，做些服务工作，没想到进了军队是做军妓，也就是“慰安妇”。
       1946年，阿婆随同军队回国。正如那些士兵一样，她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然而，士兵受到了国民的同情和欢迎，而她们，却被视为国家的耻辱，被安置在荒凉偏远的乡下，过着艰难的日子。阿婆和当地一个农夫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三十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大成人，事业有成。她也来到大阪，福利机构为她提供了这样一套住房，平时，她就依靠自己的那点寒酸的积蓄维持生计。
       我小心地问，那您的两个孩子……
       阿婆沉默了半晌，苦笑着说，我是个不吉祥的人。他们都结婚了，在大公司做高级职员，不能让他们的媳妇知道他们的母亲原来是个令人羞耻的女人。二儿子还好，偶尔寄点钱来。就是挺想念他们的，都快十年没见过他们了。
       说到这里，阿婆嘴角露出一点苦涩的笑意，让我看了又是辛酸又是痛楚。我说，阿婆，那您既然不识字，干吗每天都买报纸呢?
       老太太脸上顿时显出了羞愧苍凉的神色，说，真是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是个穷老太，如果不去买报纸，人家会说我连买报纸的钱都没有，会笑话我呀。真是让人难为情，这一份报纸，就是我的一份早饭啊!
       我说，那您为什么不申请社会救济呢?
       老太太想了想，倔强地摇摇头说，要是申请社会救济，我那两个孩子会被人指责的。他们在公司都担任很高的职务，我不能拖累他们。
       看着阿婆饱含沧桑的脸，那道道深深的皱纹，是岁月的尖刀缓慢地雕刻上去的痕迹。墙上，是一张青春鲜活的少女黑白照片，嘴角带着甜甜的笑容，已经发黄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眼前这个饱经岁月风霜摧残的老太太的容颜和照片上的美少女等同起来。
       但是，她的一番话却让我看到了一颗母亲的伟大心灵，而她的儿子们，却自私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对母亲的这种冷漠，是在母亲的已经伤痕累累的心上又撒了一把痛苦的盐啊!
       阿婆又说，我不想让您知道这些，是因为我需要您的房租维持生活—儿子们已经半年多没有给我汇生活费了。实际上是您养活了我，真是谢谢您了。如果您觉得租我的房子给您带来了耻辱的话，您可以离开。
       我握住阿婆的手，阿婆躲闪了一下，我心里更难过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把自己看做是世界上的瘟疫，不敢跟人接触，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冷漠的小世界里。我紧紧抓住阿婆的手，含着泪说，阿婆，我不富裕，但我能养活您，您就做我异国他乡的母亲吧。
       阿婆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她颤巍巍地摸着我的头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想要个女儿，一直没有这个福气。现在，上天真的赐给我一个好女儿了。
       2001年4月，我在语言学校结业，进入大阪一所高等艺术学院读西方音乐史专业的研究生。学校离我住的地方非常远。我几次想搬到学校附近去，但又不忍心把老人孤零零地留在家里。只好每天坐两个小时的地铁往返在学校和家之间。
       白天上课，下午4点我去一个酒吧弹钢琴唱歌挣点钱。一直在酒吧待到晚上7点，再去一家杂志社做兼职校对，一直到晚上9点半，再赶地铁回家。这样做两份兼职，虽然辛苦，但可以挣到不少钱。半年多来，阿婆一直坚持不收房租了，我就把自己的积蓄全都给阿婆留着，让她为我保管。
       阿婆的身体不好，有严重的心肌梗死。我常常劝她不要太操劳，晚饭等我回来做。她却总是为我着想，换着花样地让我开胃口。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竟然慢慢地根据食谱学会了一手鲁菜。她说，这样，可以让我减轻思乡的愁绪。
       2001年7月初的一个暴雨之夜，阿婆起来上洗手间，突然昏倒在地。医院诊断说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可是费用高昂，我连夜敲了几个同学的门，总共借了七十多万日元，终于让阿婆顺利上了手术台。
       手术之后，阿婆的身体每况愈下，眼见着走上了生命的末路。当我看着她在病床上急促地喘息，眼睛里生命的光芒渐渐暗淡，就觉得揪心地难过。9月底，阿婆提出要回家，医生也同意了。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药，说:“这些药只能让她减轻一点痛苦，但……现代医学终究不是万能的。”这分明是给阿婆判了死刑。
       一枚铁指环，我心中永远的伤痛
       回家后，巨额的医疗费用已经使我囊空如洗。为了继续给阿婆治病我做了三份兼职。
       每天下午下课，我马上赶到那个酒吧弹钢琴，然后赶到杂志社做校对，晚上10点，为一个快递公司整理目录，等坐地铁回家，至少是深夜1点多了。即使如此，也只能勉强维持我和阿婆的生活、医疗。
       阿婆却很奇怪。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敬奉神道上。这是她的信仰。每天早上，她要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磕头叩拜，非常虔诚，一丝不苟。种种情形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像阿婆已经知道她最后的日子即将来临一样。
       2001年11月的一天晚上，阿婆把我叫到了床边。她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的灿烂童年和如花的少女时代，她说，她有着高贵的家族血统:“我们山崎家族，在幕府时代，就有过将军门下的著名武士。我的曾祖母，是变革后第一代留洋的女学生，在政府担任过外交工作。父亲从小尚武，是个高大魁梧的军人。如果没有战争，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现在，你也看到了，我连父亲的骨灰都不知道在哪里。”
       阿婆嘿嘿笑了两声，显得又是苍凉，又是骄傲，说:“你照顾我这一年多，我都看在眼里了。真是非常感谢你，非常对不起你，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报答你，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但是，山崎家族的人，知恩怎能不报?我的生命要走到头了，我想送给你一样东西。”
       阿婆颤颤巍巍地从手指上褪下一枚铁指环，那是一枚黝黑粗糙的戒指。她苦笑着说:“这枚铁指环是祖母留给我的，是她出嫁时的陪嫁。虽然不值钱，也算一样礼物了。留个纪念吧!”她用颤抖的手给我戴在无名指上，看着我的眼睛，淡淡地说:“千万戴在手上，千万不要丢掉。我的灵魂都在上面呢。”
       第二天，等我醒来的时候，阿婆在她的床上安详地睡着了——永久地睡着了。阿婆的房子本来就不是她自己的，是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给她的。她去世后，房子也收回了。我又找了个地方。阿婆一贫如洗，我带走了她的铁指环和那张发黄的照片。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写论文。突然门被粗暴地敲响了，我打开门，原来是两个法警和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中年男子。这位先生也不说打扰也不鞠躬—在日本，这是相当傲慢和粗鲁的行为—说，我妈妈的遗产在哪里?
       我愣了一下，旁边的法警给我解释了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就是阿婆的长子，听说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在场，认为我肯定把他妈妈的遗产独吞了。所以在地区法院把我给控告了。我看着他那张富贵脸，痛心地说:“阿婆一直盼着你来看看她，她盼了多少个年头，现在她去世了，你却为了遗产而登门，不觉得羞耻吗?”
       那个男子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们家里的事情，你一个外人别插嘴。我妈妈的遗产呢?”我说:“你妈妈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她一辈子都是在贫苦中度过的。”他摔门而去:“好，那我们法庭上见吧。”
       过了几天，法庭正式开庭审理。事情其实很简单，因为社区和医院的人都可以证明，阿婆没有任何收入，她是依靠我交给她的房租为生的。不仅如此，阿婆在医院花费的几十万的医疗费用，都是从我的信用卡上支付的。社区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说，是我尽了赡养的义务。至于阿婆的儿子，至少三年没有来过了。邮局的人证明，阿婆两年来没有收到任何汇款，也就是说，她的儿子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义务。
       庭审结束，要做最后陈述的时候，我深情地回忆起我和阿婆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说:“中国人有句老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说拿全天下的老人当做自己的老人一样尊敬、照顾和关爱。我正是抱着这种信仰，和阿婆度过了两年时光。这两年里，虽然我们过得很艰苦，但我从她那里得到了异国的母爱，而她，也在孤独中得到了异国女儿的爱。”
       我高高地举起了那个铁指环，说:“如果问，阿婆难道真的一点遗产都没留下来吗?是的。她有遗产。这枚铁指环，就是她惟一的遗产。现在，我把它交给阿婆的继承人—虽然他完全没有尽任何孝心，也违背了阿婆生前的意愿，因为这枚铁指环，是阿婆留给我做纪念的。”我走上前去，把铁指环递给了她儿子。
       他听着旁听席上对他的纷纷议论，看了看这枚指环，发现这仅是一枚铁制的劣质指环，气急败坏地把它扔在地上，拂袖而去。我从地上捡起铁指环，小心地戴在无名指上。旁听席上很多人都站起来跟我握手，祝贺我官司赢了。
       2002年初，我顺利毕业，并在东京一家教育学院任教。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手指被车门夹了一下，那枚指环也被蹭掉了一些表皮，我就拿到工艺店去修补。伙计拿起指环轻轻锉了两下，不禁呆住了。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他已经匆匆走到屋里，悄悄说了句什么。老板从屋里走了出来，拿起铁指环仔细端详了一下，又轻轻锉了两下，在显微镜下仔细看，他吃惊地对我说:“这真是一枚令人吃惊的指环—您难道不知道?它表面上故意镀了一层氧化铁，看上去是个劣质的铁指环，实际上是一颗重量很大价值昂贵的钻戒，而且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枚钻戒很可能是从幕府时代的宫廷里流入民间的。”
       戴着这枚指环，我再次拜望了阿婆的墓地。我突然想起她在临终的那个夜晚用一种骄傲的口气说的话:“山崎家族的人，知恩怎能不报?”她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她对儿子亲情的绝望，也表达了她对我们这段异国母女深情的珍爱!
       (吕汉良摘自《知音·海外版》200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