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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日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曹刿，虽无官衔爵位，却有贵族精神；而那个在俘虏营里“乐不思蜀”的刘禅，虽然是凤子龙孙，却与贵族精神无缘。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日“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总不敢望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了。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北京人的毛病，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与北京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了。”有没有用呢?全靠自觉了。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学。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己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着。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比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了。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物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待人接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儿”。上海人则多半会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了。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l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呢?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某些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
       北京是士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声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了。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处处都和北京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了。
       (吴岩摘自《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