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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自称“洋鬼子”的人，被人们尊称为“洋雷锋”，并演绎了一段动人故事
       一直听说厦门大学有个自称“洋鬼子”，却被厦大师生称为“洋雷锋”的美国教授潘维廉，在又一个怀念雷锋的日子，记者走近了来自大洋彼岸的他。
       春雨滋润着绿阴环抱的厦门大学校园。2000年2月21日上午，厦大开学日。在厦大党委宣传部部长颜章炮的安排下，厦大工商管理教育(MBA)中心美国教授潘维廉(William N．Brown)和记者见面了。
       自然是先交换名片。“威廉·布朗先生，我该如何称呼你呢?”当记者按着名片上的英文名向潘维廉提问时，潘维廉闪烁着又绿又蓝的眼睛：“我有中国名字，请你给我‘国民待遇’，叫老潘我也不反对。”一口纯正的汉语，一种美国式的幽默。“我早已取得中国永久居留证了，为何你们还把我当外宾来对待呢?”说到这里，潘维廉对去年8月在上海新城饭店受到外宾待遇还“耿耿于怀”：当他驾车带着太太和两个儿子来到上海后，为了寻找房价便宜一点的宾馆，从虹桥一带找到外滩，新城饭店总台小姐不解地问：“你这个美国家庭怎么不住高星级宾馆?”潘维廉耸耸肩回答说，我和厦门大学中国教授拿相同的工资，请你给我“国民待遇”。这一说，真把小姐逗乐了。
       这个小姐怎能知道，平时节衣缩食的潘维廉为中国的“希望工程”的奉献已经难以计算，“洋雷锋”的称呼已经陪伴他13个春秋了。
       向西藏捐款；10年资助山区的保姆家庭；兴建厦大儿童乐园。——从1989年起。潘维廉用他微薄的薪水建设他的中国“希望工程”
       潘维廉很小就迷恋于中国文明。1956年4月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潘维廉18岁入伍美国空军，从军队退役后，潘维廉先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学习，1980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开始了“半工半读”；一方面，和朋友合伙开设一个公司，并在这个有300余个雇员的公司中任副总裁，到1986年，已身跻美国“年薪10万美元俱乐部”。与此同时，潘维廉又先后在美国两家大学获得了“比较文化”硕士学位和管理学博士学位。
       1988年1月，学业有成、财运亨通的潘维廉对妻子苏珊说，这会儿，我们可以到中国去看看了，在台湾出生的美国姑娘苏珊这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当时，夫妇俩就决定，潘维廉去中国学中文，苏珊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陪读。但是，到中国哪个大学去读书呢?说来也巧，当时惟一能够接受妻儿陪读的只有厦门大学。
       那些安静的住宅小区，就像一个个祥和的港湾。春风秋雨滋润着林阴，绿色的草坪收入眼底，飞动的红尘已经被挡在院落之外……“这里就是曾经被西方称为‘红色威胁’的中国吗?!”刚刚到厦门大学，每当课余、休息日，潘维廉带着妻儿一次次徜徉在闽南沿海，望着曾经留下青春的海峡对岸，潘维廉总是心潮难平。
       从平面的中国走进立体的中国，潘维廉深深地被这片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并正在释放出无穷活力的土地所吸引。在厦大，一位中国朋友曾讲到“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这时，潘维廉就记下了5000这个数字，以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潘维廉几次提到“中国有5011年历史文化”，为此，记者不解，潘维廉的解释是：“我听到的时候是5000年，已经过了11年，不就是5011年了吗?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1989年1月，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MBA)中心向潘维廉发出邀请，希望他担任厦大的外国专家。潘维廉一家就下了在中国定居的决心。
       当时，按照中国有关政策，厦大支付给潘维廉的专家月薪是1100元人民币，但是，潘维廉坚持只要400元，他说，我要享受厦大中国教授的同等待遇，不要以为我鼻子高一点就搞特殊化。
       中国实施“希望工程”后，潘维廉立刻向西藏寄去2000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他在家里也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希望工程”：来自闽中山区的保姆陈阿姨，家里有3个孩子，潘维廉让她将3个孩子带到厦门读书，由他承担一切学杂费，并为陈阿姨家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子。从1990年开始到今天，该花去多少啊?
       “不管什么事，大家一起参与，什么事都是‘希望工程’，这便是公益心。”潘维廉说。在厦大教工住宅区，有一个儿童乐园，就是潘维廉发起兴建的。他掏钱买水泥并亲自搬运石块，垒起了一座假山，还装上了喷泉；后来又在一棵相思树上搭了一问“空中小木屋”，用白铁皮做了一条滑梯；再到海边向渔民讨了一个旧浮球，从自己的车上卸下一个旧轮胎……于是又有了孩子们喜欢的秋千。到海边去捡垃圾，是潘维廉一家平时的休闲方式之一。周末，在胡里山一带海滨，当地人已经十分熟悉潘维廉一家了。他们开着车来到海边，两个孩子提着“专用工具”，和父母一起捞垃圾，装入一个大塑料袋，然后将垃圾袋送到很远的垃圾箱。每当有人问起这两个小孩，两个孩子都会用中文说，环保，需要全人类的参与。因为，我不是世界上惟一的人，这个世界与我们息息相关。
       这潘维廉也真是个工作狂。在厦大，他担任“比较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经营战略”、“商务英语”四门课的教学工作，其工作量超出厦大教师额定工作量的50％。中午，他一般不回家，啃几只馒头而不是面包便算是家常便饭。
       厦大一位研究生告诉记者，潘教授为帮助同学提高英语口语和听力水平，自费从国外购进不少英语音像资料，在正常授课之外，每星期五晚上，他还把同学们请到家里，吃完他太太包的饺子后，再给大家上课。
       潘维廉经常在《中国日报》、《北京周报》、《中国之友》等中国外宣报刊上撰文，用一个在华工作的美国人的视角，公正地评价变化中的中国。“我赞赏中国领导人鼓励中国人民走向富裕时不放弃道德和社会公德。这不是逃避改革，而是保证改革进行下去的惟一途径。中国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能在保证社会主义体制的同时，使人们富裕起来。也许这时，西方国家会重新考虑它们衡量成功的标准。”这是潘维廉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的一段。厦大的师生们把潘维廉热衷的“向中国以外的人们介绍真实的中国”称为“跨国界的雷锋行为”。因为，这种外宣稿的一笔稿费，常常还不够买一杯现煮咖啡。但是，潘维廉乐此不疲。
       为报刊撰稿。在影视剧中扮
       演“洋鬼子”。潘维廉还有他的“第
       二”、“第三”职业，这些收入助他
       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
       时至今日，潘维廉在厦大还是和中国教授同工同酬，月薪人民币2000元，住了10年的房子也不过80多平方米。没有一点特殊化。一个美国家庭，太太苏珊在家照料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上学还要不菲的学杂费，潘维廉一人的工资养4个人还真紧的。
       “你不用为我担心，在中国，我有‘第二’、‘第三’职业，稿费可以补贴生活，如果报刊需要我的稿件，我也想多赚点稿费。另外，我这个‘洋鬼子’在中国的影视剧行业很抢手，已经在8部影视剧中担任过‘洋鬼子’
       的角色，不过都是欺侮中国人的大坏蛋，最坏的是《林则徐》中的义律，这个角色还是在你们上海拍的呢!这些出场上镜费还够我们一家每年在中国的旅游费用。至于写书什么的活儿那就更多了。”潘维廉坦率地说。
       1992年，潘维廉取得了“中国永久居留证”。手持这张“中国绿卡”，潘维廉还感到不太满足，因为他提出的申请是一家四口全都加入中国国籍。但是，中国有关方面为他考虑得很周到，如以后孩子去美国读大学等问题，因此，只向他颁发了“中国绿卡”。
       尽管如此，潘维廉一家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他除了为自己取了潘维廉这个中国名字外，太太苏珊这个名字已经被中国名字潘淑琴所取代。两个儿子的名字则“中美合资”，大儿子叫马太，小儿子叫神农。
       1993年中国国庆节，潘维廉在北京领取外国专家“有杰出贡献的友谊奖章”时，李鹏总理曾与他握过手。说到这件事，他幽默地说：“我曾经两年不忍洗手。”说着还作了个嗅手状。
       1999年1月，潘维廉一家去北京电视台参加“外国人唱中国歌”比赛，一曲《蜗牛的家》轰动京华。在福建电视台举行的文艺晚会上，这家子用汉语演唱的《同桌的你》又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如果不看画面而仅听歌的话，已很难想像这是一个‘原版’美国家庭演唱的中文歌曲了。”这是厦大一位老师的评价。
       不久前，厦大搞房改，潘维廉享受厦大教职工同样的“国民待遇”。他花了5万元人民币，买下了那套已经住了10年的80余平方米的住房。对此，潘维廉“很中国”地说，我比同事们多花了二三万元，因为我的工龄比较短。惟一能表明“洋鬼子”潘维廉还有特殊化的是那辆私家车。不过，这是辆购于1993年的丰田面包车，是15座的。
       这辆已经行驶了70000多公里的面包车，平时静静地躺在厦大校园，和潘维廉熟悉的厦大师生需要搬运家什，同学们要搞什么活动，潘维廉自然成了“车夫”。每到假期，潘维廉就开着车带着一家子去实现“走遍中华”的计划。最漫长的一次旅行是“80天走遍中国”，在那个夏天，丰田面包车驶着这个美国家庭从厦门出发，经过杭州、上海、南京，北上青岛、北京后进入内蒙古大草原，再到延安、西安，又从青海穿越青藏高原到达拉萨，再从拉萨来到成都，经贵阳、桂林，从井冈山回到厦门。80天走了35000公里，为此，还改装了面包车，让两个儿子有记录旅途的“写字台”。在漫长的路途中，这一家子还不停地宣传环保，在藏民区，潘维廉还和孩子一起为藏民打扫环境。
       于是，每当潘维廉拉家带口返回美国探亲时，他们总会细细地说起大洋彼岸的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说起粤菜川菜闽南菜，说起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这个人群的喜怒哀乐，当然也会有“在那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将两小时的路程缩短为10分钟，但交费却花了15分钟”的中国式埋怨。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短暂的故里之行常常在陌生感中匆匆地结束，又飞回到厦门的大街小巷中，中国的山川阡陌中。厦门、中国就这样长久地驻留在这家子的心中，他们日日与之相厮守，分担着它的荣辱。常常：潘维廉会用很士大夫气的中文说：“好在共一城风雨。”
       一个没有中国国籍的人，已
       经打过两次入党报告。是什么让
       一个美国的有钱人，拖家带口在
       中国度过了13个春秋，并将继续
       生活下去?
       在厦门13年，潘维廉已经打过两次入党报告，尽管他知道，作为一个没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要实现这个崇高的夙愿几乎是不可能的。
       究竟是什么动因，使这个曾经加入“美国年薪10万美元俱乐部”并据称“在美国的积蓄几辈子也用不完”的有双重学位的美国人，放弃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在中国当起了“洋雷锋”，并拉家带口在中国度过了13个春秋?
       记者试图在访谈中找到答案。以下是潘维廉的一些见解——
       “在来到中国以前，我并不知道雷锋这个中国人民的英雄。1989年，我还在厦门大学学中文时，有一天，我的一只手提包在厦门街头掉了。但是，一对厦门夫妇捡到后送还给我，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方福强。从此，我知道了雷锋。”
       “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榜样。中国人学习雷锋，就是要培养每个公民的公益心。美国人学习林肯，也是要强化每个人的责任感和公德心。我生活在中国。当然要以雷锋为榜样。”
       “在中国已经13年了，人们称我‘洋雷锋’，我感到我还不称职，至少在厦大，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极大的公益心，他们一直默默无闻。作为一个外国人，感到最为荣幸的是，我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这以前，谁曾料想到，到了90年代，中国会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国家?谁曾料想到，像我这样曾对中国满腹狐疑的美国人，能和中国人一起，为中国的现代化与开放大业而工作?!”
       “今天，中国确确实实成了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一家驱车走了50000多公里，南起海南、北到内蒙古、西到西藏。没有任何导游及事先的安排，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当然，我也看到了贫困和落后，但我更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在每个省份，新的公路、企业、学校和住房都在拔地而起。比起我初到中国时，人民饮食衣着已大为改善。”
       “难怪没有人再畏惧或怀疑我，自信的人民是不必畏惧别人的。”
       “我越理解中国，就越尊重她过去的伟大。但更重要的是：我还期望将来的更大成就，这成就将使一切国家得益。只要这些国家表现出中国的勇气，丢掉那已过了时的恐惧与偏见。”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特殊使命。这也是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的使命，是研究两种文化的学者的使命。他们最有资格来打破这个分裂，打破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间的愚昧隔阂……”
       (蔡社摘自2000年3月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