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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年能够顺利通过皮特的文秘面试，得益于一杯咖啡。
       那天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口试笔试一路冲到面试的女孩共有6个。都是二十多岁年纪，明亮的眼，温软的笑，齐刷刷一排6棵青嫩葱儿，师院专科毕业的我并不出色。
       主考官将我们带到一只大冰柜前，出人意料地说：“最后一道试题：为老板冲一杯咖啡，然后亲自送进去。”
       多日辛苦，在此一搏，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来。我冷眼看着5个对手的操作，有直接冲一杯苦咖啡的，也有认真按比例配制奶粉方糖用料恰到好处正如三合一厂家出品的，还有两个竟分别做了咖啡冰淇淋和鸡尾酒，装饰着柠檬和樱桃的花杯鲜艳别致，简直堪称色艺双全，连我看了也忍不住要流口水。当此劲敌，我有什么胜算?
       想了想，我老老实实冲了一杯苦咖啡，然后调好一小盅奶昔，又在小碟里放了几块方糖和咖啡勺，用托盘端了走进总经理办公室。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皮特。
       他四十出头，但那双蓝眼睛却写满五十岁的精明。他笑眯眯地问我：“你要我自己调咖啡?”
       我也笑着，但心是紧张的：“这是我第一次为您服务，很抱歉不了解您的口味，希望下次令您满意。”
       “下次?你知道一定会有下次吗?”他笑了，蓝眼睛变得柔和。我心里微微一震，顿觉无比轻松，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一个秘书并不需要有太高明的调酒技巧。她只要懂得以老板的风格为风格就已足够。
       从这第一杯咖啡直到我此后为期两年的秘书生涯中，我始终坚持这“自我无原则”的原则，表面上很轻松，只要上面说A我重复A就行了。因为皮特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老板。
       皮特有个坏习惯，处理废文件总是顺手一揉便扔进字纸篓。那年圣诞，纸篓里装满了他扔掉的贺年卡。负责清理卫生的吴嫂大概是觉得卡片精致扔了可惜，便捡了几张带给儿子玩。那个小肇事者有一天拿了张音乐卡坐在公司门口开开合合地玩着等妈妈下班，偏偏皮特要回公司拿一件什么东西，觉得音乐熟悉，要过来一看——到底也不知道是什么神秘人物送给皮特的特殊礼物，不懂英文的吴嫂和她的小儿子也不清楚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香艳词儿——总之皮特发了很大的脾气，觉得这样隐秘的东西扔进垃圾堆可以，沦为清洁工儿子手中的玩物却不妥。
       吴嫂第二天便被炒了鱿鱼，而我，也连带地挨了一顿骂，因为没有替老板将纸片送进碎纸机。
       我替吴嫂不值，也为自己委屈。但皮特是老板，操纵生杀大权，他认为我错，我有一百条理由也仍是不对。我惟有默认了这一场无妄之灾，从此更加小心，且自动自觉地为自己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每晚清查字纸篓，将自己认为可能有用的文件私下备份或妥善处理。
       这种备份给我的工作带来了非常直接的好处，皮特常记不清他对我说过什么，有些应该交待给我的任务有时他只是想一下就以为自己是说过了，过后却常常突然向我索讨某一份工作记录，如果我说您并无交待他就会非常恼怒，涨红着脸说我明明记得给你说过的。现在有了这种备份，当他再突然向我问起哪份莫名其妙的文件时，我便再也不至于无辞以对。
       就在我每日处于“时刻准备着”状态中的时候，我国驻南使馆被袭击的消息传来，一时间国情激昂，我们公司有工人提议举行罢工以示爱国，皮特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紧急召开各部门经理会议，问：“谁去处理这件事?”
       大家的眼光“刷”地一下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我正做着会议记录，完全没料到向来只需人云亦云的秘书在这种节骨眼儿上竟会变成“总经理代言人”。我望一眼皮特，他的蓝眼睛里满是惶惑和期待，这时候说“不”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终于，我说：“我去看一下情况，然后再来汇报。”
       工人们已经选出了代表，这让我微感轻松，我问代表：“停产一天对我们的国家到底有什么帮助?”
       “但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不能毫无表示。”工人们的情绪仍然很激动。说实话，我颇受感染，恨不能和他们站到一起。但这时候，我只有沉默半晌，然后轻轻说：“用失业来表示，是否冲动?”
       半小时后，我回到会议室汇报：“工人们并非罢工，只是想下班后上街游行。他们把美国当局与美国公民分得很开，并且很明白要以公司利益为重。”
       那天下午，皮特突然将我叫进办公室，满面笑容地说：“我一直很感激也很欣赏你，关键时刻只有你肯挺身而出维护我。我已向总部申请，送你到总部培训两年，然后重新安排你的工作。从下星期起你不用再上班了，我已经安排张主任帮你联系学校参加培训了。”
       我大喜，衷心感激。无论如何。有人能够明白自己的委屈且给予补偿是一份莫大恩惠。我深深鞠躬：“谢谢老板。”
       从这一天起，日子变得格外忙碌而充实，我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就要来了。出国深造，前程似锦，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想想自己以往的委屈小心，这时候扬眉吐气，终于觉得一切都值得。
       当月底，公司发生了一次爆炸事故，员工中四人轻伤，两人重伤。那段时间，我的忙碌达到了极点，简直疲于奔命。
       其中一名重伤员整只右臂被炸飞，他的妻子拉着我让我看她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们还这么小，以后我可怎么过呀?他是技术工，手没了，就是废人了，天塌了呀！”
       她哭，我也陪着哭，心情沉重到极点，但是完全无能为力。没有一句安慰，因为安慰在这时候显得无比苍白，只是问她：“我能做些什么?”
       其实不用问也知道——钱!这时候只有很多很多的钱才能稍微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掏出身上所有的现金交给她，又问：“保险公司来过了没有。”
       我们公司给每个员工都买有保险，经过交涉，保险金已基本到位，但实在是杯水车薪，几万元钱和一只手臂的价值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我将希望寄托在公司福利上，但是皮特说，公司可以承担一些营养费和抚恤金，但不会很多。
       我小心地问：“前两天不是给总部发过传真汇报事故申请补助么?”
       皮特揉着太阳穴，一脸的疲倦：“但是保险公司已经给过赔偿，总部也只答应给这么多。”
       他竟然并没有斥责我多事，这反而使我更加疑惑，我望着他，心里充满矛盾，但终究什么也没有说。
       当晚，我翻查自己两年来备份的所有旧文件，终于找到那一张有关员工伤病补助的总部传真，我心底的疑惑被证实了。
       大概是一年前，皮特曾以传真形式和总部讨论过有关员工伤病补助的问题。最后的文件我并不清楚，但通过这一份传真草案可以看出，美国总部原本答允的金额应该是很高的，换言之，最后的定案只会更高。那么，皮特说只有很少的一些抚恤金的可能只有一个，就是他想私吞这笔钱。
       我，应该揭穿他吗?后果会怎样?
       那夜。我彻夜难眠。傻傻地想：美国的月亮。我只怕看不到了。
       
       从美国总部受训回来，我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是秘书。那会是什么呢?部门经理?或者可能是某个分公司经理?甚至可能，会留我在总部高薪就职。
       我辗转，梦里隐约听到有小孩细细的哭声，在喊“爸爸”。他们爸爸的手没了，他们需要很多的钱来帮助他们长大，受教育。也许，我会因为自己的美国梦而带给两个孩子一生的辛苦与挣扎。
       但是，谁能肯定如果我不去美国他们就一定会拿到一大笔抚恤金呢?毕竟我并没有看到最后的文件。也许我误会皮特了呢?那么随便怀疑他不是在害人害己?
       早晨上班时，我红肿着两只眼，灰败的脸色怎么施粉也掩不住憔悴。皮特打趣我：“是不是要出国舍不得男朋友?”
       我强笑，说：“我还要陪张主任去医院。”匆匆离开。
       这次我看到了另外一位重伤者，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还没有结婚，但是半边脸被炸伤，面目全非令人不忍细睹。他的母亲对我哭诉：“还有哪家的姑娘肯跟他哟。”我安慰她：“现代医术先进，或许可以整容。”
       “哪有那么多钱?”那位母亲大约五十多岁，头发斑白，面上有与年龄不符的苍老，不知有多少条皱纹是因为这场事故刚刚添上去的。我想起自己的母亲，在这一刻忽然下了决心，我对老人说：“我们公司或许还会有一笔赔偿金，也许够他去国外整容了。”
       那个令人生气又羡慕的美国。让他去好了。我不去了。
       回到公司，我为皮特冲了一杯咖啡，然后连那张揉皱又展平的传真件一同放在了他桌子上。在秘书室，我细细叮嘱新来的小丁：“皮特喝咖啡喜欢加半盅奶，不放糖。而且他比较习惯‘哥伦比亚’和‘摩卡’，那些‘雀巢’和‘麦斯威尔’是给国内客人预备的。不要弄错了。”
       正在絮叨，皮特打内线电话叫我进去。
       皮特的表情很淡漠，但桌上的传真分明洒着斑斑点点的咖啡渍。他竞这样惊惶，我再无怀疑，皮特在关于伤残补助的数额上一定做过手脚。他拈起那张薄薄的传真，嘴角一丝嘲讽：“我不知道你还有收集垃圾的嗜好。”
       我深吸一口气，镇定地回答：“当它能带给伤残工人6位数字以上抚恤金时，它就不能叫做垃圾了。” “Never say‘no’!(永远不要说‘不’!)”这位绰号“中国通”的老板突然用英语对我咆哮起来：“A goodsecretary should be good at keeping silnce!(一个好的秘书应该懂得保持缄默!)”
       “也许，”我也用英语回答他，“也许我应该维持沉默直到我去了美国，见到总裁后再设法帮助他们。可是，”我的英语并不十分流利，因为窘迫，我的声音哽咽起来，我望着皮特，诚恳地说，“我不想对您不利。”
       他一愣，脸色缓和下来，许久，他困惑地，轻轻地问：“Why?”
       我当然明白他之所指，停了一停，才抬起头，用中文清清楚楚地回答他：“因为，我从来都是中国人!”
       (沈贺拾摘自《青年月刊》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