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氏春秋》“审时篇”中这样写道：“夫稼者，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农业生产三分天下，天（气候）地（土壤）人（劳动者和管理者）三者的重要性各居其一，而人治方面的措施成败往往关系农业生产的全局，所以尤其被《
吕氏春秋》的作者推到了首位。而反过来，粮食也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影响着政治，它们是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是乌托邦主义者的政治理想首先要考虑的对象，同时，粮食也是一种隐喻，以粮食特有的方式诉说着历史的真实，创造着世界的政治格局。
粮食、人口与灾荒
中国人口数量在一八○○年前后约为三亿，五十年后，人口数已超过了四亿。尽管古典文献中的人口普查往往被认为可能偏低，但这个数字仍然非常庞大，它所体现的人口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稻米虽然不是造成人口过剩的唯一原因，但它使人口过剩成为可能。一七○○年前后，日本的人口已达三千万，如果在欧洲只能养活五百万至一千万，这全靠水稻种植和手工农具的改良向这么多张嘴提供了足以维持生计的卡路里。水稻在亚洲的成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需要付出比种植小麦更多的劳动，但非常高产的水稻保证了高密度的人口所需要的口粮。这种粮食尽管淡而无味，却很能果腹，脱粒后用水一煮就会膨胀（三年自然灾难时的做法是饭蒸熟后加一次水再蒸，让米粒继续膨胀，可见这种粮食的可塑性很强），而且每公顷的稻米所提供的热量要远远超过小麦（按十九世纪的水平也要超出五百八十五万卡），这使得单位面积的水稻种植显示出它巨大的优越性。不了解计划生育重要性的农村男女们在农忙之余以生孩子为乐，他们并不认为，未雨绸缪比放纵情欲更值得赞赏。
在时间上真是巧合吗？当中国人口数刚刚超过四亿大关，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就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危机早已存在，在此之前，一个让乾隆感到棘手的“米价腾贵现象”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清乾隆十三年，敏锐的乾隆发现，全国各地连年米贵，但他经过“反复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于是他传谕各省督抚，实意体察，据实陈奏。接过各地的奏折，乾隆采取了核减采买仓谷、特免米豆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图平抑米价，但都无功而返。最后，经过十年的统计研究，乾隆才找到了病因：康乾盛世的人口剧增使得社会对粮食的需求也水涨船高，而粮食的总产量却未有实质性的改观。需远大于供，米价自然要顺应市场规律大幅上扬。但奇怪的是，也许是认为人多势众是国富民强的标志之一，乾隆虽然认识到了人口与粮食之间蕴藏着的巨大矛盾，却没有采取有效的、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难题。
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二三），全国田亩为七亿四千二百万亩，而人口增至三亿九千八百九十四万二千零三十六口，人均只得1.86亩，清人洪亮吉认为，当时人均有四亩田产才能养家糊口，道光年间的人均数显然已经远低于这个平均值，人口与田亩、粮食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革命只是早晚的事。而且道光年间天灾人祸频繁，一方面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使赔款成为压在人民身上的又一大负累，另一方面，天公不作美，道光二十一年刚过了春节，全国各地因灾荒而要求粮食支援的奏折就如雪片般送往京师，《清史稿·宣宗本纪三》上记载的只是整个道光执政期间发生的灾荒的冰山一角：“是月，赈奉天白旗堡水灾旗户。给江苏江都、丹徒二县水灾仓谷，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苏庙湾场灶丁，安徽东流、繁昌二县水旱灾口粮。贷湖北沔阳等八州县卫、湖南武陵县、甘肃金州等五州县水灾籽种，江苏上元等十一县、甘肃皋兰县水灾口粮，山西河曲县雹灾仓谷。”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这年正值大荒，以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最为严重，村镇间饥民成群结队，向地主索取钱米，地主武装不仅没有像包公一样开仓放粮救万民于水火，相反大打出手，造成多起流血事件。长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四省发生一场百年来最大的水灾，没有被淹死的饥民饿着肚子沿街乞讨，常常以草根、树皮和观音土为食，最后奄奄一息，境况惨不忍睹。这些都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被听众所接受的现实基础。尽管积极赈灾，但为此殚精竭虑的道光皇帝仍然没有阻止太平天国起义在全国成燎原之势，在绝望之中，病入膏肓的道光皇帝迎来了他驾崩的日子，这也许是他逃避罪责的最佳方式，虽然这并不都是他的错，当乾隆对清朝人口听之任之时，当水稻为人口的急速增长提供口粮上的便利时，一切都已经向着这一天走去了。
粮食与政治理想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梁山农民起义者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对于北宋末年并不发达的畜牧业是严峻的考验，很可能是行不通的。太平天国在《
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但推行了半年之后却发现困难重重，天京缺粮到了形势紧迫的地步，无法解决，不得不采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以求取得粮食来救急，因而暂时未能行平分土地方案。
在现实生活中，粮食常常匮乏，所以即使在理想化的世界中，饿过肚子的人还是会对缺粮心有余悸。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这位异想天开的幻想家一再告诫他的读者：不要浪费粮食。这个乌托邦世界虽然是一个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从而可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粮食方面却依然需要保持“斤斤计较”的优良作风。莫尔要求他们珍惜每人分到的谷物，谷物只能当做粮食，酿酒的原料只能是水果，比如葡萄、苹果和生梨，有时只是将清水当做饮料（里面放一点蜂蜜）。对于城市和郊区的用粮，也是精打细算，事先要有规划，用于粮食再生产和牲畜养殖的粮食，有多余的都要用于接济邻近缺粮食的地区，绝不允许浪费。乌托邦人的总督没有“身上加袍，头上加冕”，和老百姓不一样的地方只在于他手上拿一根谷穗，那就是他权威的象征，而这里的君王比总督档次高一点，也不过手持谷穗做的节杖，头戴麦草编成的王冠，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对粮食的尊重。
莫尔所处的时代限制了他对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的想象空间，这和“土豆加牛肉”这种低要求成为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思维方式上极为相似。在我们的印象中，俄罗斯一直是一个物产比较贫乏的国度，高纬度的光照和积温的不足都使这片辽阔的土地只能成为沙皇流放政治犯的“天然牧场”。但面对贫民窟中那些叫喊着要吃面包的皮包骨头的儿童，克鲁泡特金在《面包与自由》中却乐观地认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财富和人类通过集体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机器，足以使一切人得到所需要的面包；如果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便可保证一切人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面包会有的”，在电影中，列宁的这句口号温暖了多少个饥饿的胃，似乎思想上的觉悟真的能轻易地战胜饥肠辘辘。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简单吗？亚里士多德设想过的公共食堂被巴黎公社第一次正式搬上历史舞台，天真的巴黎公社人很热心于面包问题，他们曾经试图养活整个巴黎的人口。在里昂，福协和柯罗·德尔布瓦建立了城市的谷仓，然而要充实这些谷仓所费的款项常常不够。市议会曾努力想收集谷物；私藏面粉的烘面包人也要处以死刑，可是平民仍还缺少面包。
饥饿被认为是旧制度的一大罪证，消除饥饿，吃得饱穿得暖，成了理想社会的最低标准，而善于利用粮食的政治功能，就能为其执政打下坚实的根基。在兵荒马乱的后汉三国时期，一个宗教性的政治组织“五斗米道”不仅没有步太平道起义失败的后尘，反而在各种政权的夹缝中生存下来，最后发展壮大为天师道，和它一开始就采取的粮食策略有关。张修和张鲁是巫师性质的医生，他们医术高明，治愈一名病人就要求他支付五斗米作为酬金。粮食多了，张修和张鲁又建造“义舍”，将粮食积攒起来，到了荒年灾年，就开仓救济灾民，以收买人心，为巩固他们在巴、汉一带的地方政权，立下汗马功劳。
麻花和油条这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风味小吃真的与秦桧有关吗？靠两面派手法除掉了岳飞并与金议和的秦桧遭到民众愤怒的声讨，在政治高压时代，人们无力改变朝廷的政治格局，但在这个食物上显示了自己的感情，他们把普通的炸麻花和油条说成是“油炸鬼”，借以唾弃秦桧夫妇，油条是秦桧夫妇下地狱的象征，不管他们在阎王那里是否上刀山下油锅，至少在人间，他们的替身要经历沸腾的热油的煎熬。
在中国的饮食习惯中充斥着隐喻。汤团寓意“团团圆圆”，饺子是元宝在食物领域的流通，而为了祝福一位老寿星长生不老，孝子贤孙会送上寿面和寿桃，面条以其长和瘦（寿的谐音）的外形成了讨口彩的最佳食品。当“小米加步枪”成为根据地抗战的代名词时，莫言用一部《红高粱》证明了，在大米、小米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粮食的抗战。虽然这种杂粮显然没有水稻和小麦那么高贵，它是边缘化的，被人忽视的，就像“我爷爷”和“我奶奶”，然而正是这种不上有钱人台面的粮食较之于那些精面，更没有脱离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原始血统。红高粱在山野之中迎风起舞，带着远古的蛮荒之气，迎接着前来野合的“我爷爷”和“我奶奶”，也迎接着那些为这片土地而流出鲜血的勇士们。
玉米的命运和高粱差不多，在中国常常和高粱轮作在一块田上。这种原产拉丁美洲的植物是一种产量极高的粮食，它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各地的政治格局。在欧洲，落魄的欧洲穷人暂时不去管那挑剔的味蕾，以狼吞虎咽的方式拥抱这种印第安人的家常便饭。在革命者的队伍中，玉米意味着被小麦/面包所抛弃的人群获得了求生的机会，他们一边啃着玉米棒子，一边走上街头，向着他们所垂涎的面包和小麦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玉米是旺盛的生殖力的象征。一九三三年，萨尔瓦多·达利在其名作《一个女人的回顾胸像》中将两根像阴茎一样的玉米挂在一位裸体妇女的乳房之上，以此来暗示他对女性坚强不屈的征服欲望。同时，玉米低贱的身份又是无产阶级最佳的代言人。玉米成了壁画家迭戈·里维拉（一度担任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热衷于表现的绘画题材。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创作的壁画中，后来成为弗里达·卡洛丈夫的迭戈·里维拉刻画了一个革命者中的牺牲者形象，他被埋葬在一片繁茂的玉米地中，玉米则隐喻着土地的生殖力，这是一次土地的革命。创作于一九二三年的《玉米加工》描写的则是最日常的墨西哥生活场景：做玉米饼。在墨西哥，这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在里维拉生活的时代墨西哥到处是加工、出售用玉米面团制成的新鲜玉米饼的工厂。至一九八○年，约有六万一千五百人在玉米面团加工厂或面饼厂工作，这个数字是美国二十三个玉米加工厂雇佣工人数量的四倍，而他们的生活水平恐怕还不到美国人的四分之一。里维拉是激进的左派，这位一度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墨西哥积极鼓吹共产主义革命，在他眼中，玉米加工所代表的贫苦大众的生活样式是他们区别于资本家的主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墨西哥的历史就是一部玉米的斗争史，正由于此，里维拉的绘画敏锐地把握住了墨西哥社会的一个令人心痛的触角。
生产和生长在这里获得了统一
墨西哥是玉米这种植物的原产地，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最晚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墨西哥特瓦坎山谷当地的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种植和栽培玉米，并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后，用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产量大大提高，玉米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从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发现，理雅各在翻译《
礼记》中所记述的祭祀仪式（包括使用和供奉的食物）时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那本书差不多列出了周朝享用的所有食物，但却把粟误译成了“玉米”，这可能就是西方人误以为玉米具有两个原产地（一个是远东，一个是美洲）的原因所在，以至于今天，仍有少数植物学者异想天开地相信，在亚洲高原的腹地（世界各种谷物的摇篮）或缅甸，玉米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原始传播中心。西班牙学者阿图洛·瓦尔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着迷于玉米背后的故事：它的起源就像是一个谜团，它向世界的蔓延也多少有些传奇性，从受人歧视的穷人的口粮到现代西方农产品的王者，玉米征服世界的历史让人目瞪口呆。在《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瓦尔曼在仔细考证后认为：事实上，在中国，玉米的首次确切记载还要等到一五五五年，在湖南省巩县的一本县志（一说是河南）上首次出现了玉米的“芳名”。比较一下就清楚了，哪儿才是玉米的故乡。
玉米并没有保持上帝创造它的时候的体貌特征。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专门讨论过玉米这种世界第三大粮食作物的起源。野玉米最初大概只能算是一种杂草，其穗还没有一个人的拇指甲大。成熟的棒子仅二至三厘米长，约有五十颗籽粒，但苞叶很脆，籽粒很容易散落，所以它们能够在自然界中存活下来。印第安人将它培育成一种长棒子上长满一排排种子的作物。他们彻底征服了玉米，使它变得只有依靠人类才能生存；如果人们不种它，它就会灭绝，因为培植后的玉米已不能散播自己的种子——玉米粒，用瓦尔曼的话说就是：“玉米是一个依赖农民传宗接代的杂种。”
但就是这种杂种为古代墨西哥带来了富裕。玉米代表着墨西哥曾经有过的辉煌，但好景不长，哥伦布打破了美洲的宁静，殖民者的天花让美洲大地的原住民人口锐减，他们从此过上了亡国奴的生活。
哥伦布不仅带来了西方殖民者，而且也于一四九三年第一次到达美洲后将玉米种子带回了欧洲。玉米便以一种植物的方式开始了美洲对世界的征服之旅。这种非常好养活的植物改变了世界各地的植物格局。瓦尔曼研究后发现，在潮湿而人口稠密的西班牙，那里的农业原来举步维艰，玉米的到来让当地农民松了一口气，它很快就成了农业经济中的顶梁柱。在非洲，玉米的巨大产量和热带非洲作物生产的下降和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中国，玉米可能是经海路而来，同时也可能取陆路从云南入境。葡萄牙人发现，玉米在热带条件下比其他任何农作物都长得更好，所以他们到处种植，而且经常当其刚刚首航到某一地区时就这样做。由于产量高，甚至在丘陵和贫瘠土壤中也易于生长，玉米迅速地传播开来。正如瓦尔曼所指出的，玉米像一种传染病一样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玉米排斥了其他作物，并使得农场主获得了一个将农场扩大再生产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抓住了机会，从而改良了农业的耕作制度，建立起强大的、具有竞争性的盈利性现代企业，最后使自己腰缠万贯。玉米是新现实形成的基础，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的确，在错综复杂的资本、权力和历史的交错运动中，玉米为资本主义在世界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物质的载体，它是各种加工产业的源泉，是雇佣工人就业的重要途径，它为财富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延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现实世界中，玉米拯救了贫民，但同时，它也成为穷困的表现和耻辱的符号。它是穷人的主食，这种产量惊人的植物让他们在军事独裁者的残酷盘剥下还能苟延残喘。瓦尔曼指出：“玉米生产者和玉米的世界消费由于在政治、社会和物质基础等方面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集团，这正是多元化产生的源泉。不同集团之间某种玉米消费均量的差别可以达到五比一……多元化和资本主义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是不平衡。”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斯图里亚斯在代表作《玉米人》中将玉米视作传统文化的象征，但玉米并没有停留在过去，它仍在创造历史。正如瓦尔曼所说的，玉米的集团化生产也意味着资本的增值，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着农业上的动力：生产和生长在这里获得了统一。
二○○六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