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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如何才能得到最佳的社会发展？”这是两个古老的问题，但它的答案却在不断地更新。六十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一片废墟，重建欧洲，谋求社会经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主要课题。一九四五年联合国成立之后，世界银行也随之成立，从此它在指导世界回答这两个问题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回顾世界银行六十年来提供给这两个问题的不同答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经验和教训，看到西方主流的思路变迁：从单纯强调物质资本和财金资本，到重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从片面追求物质产出和金钱收入，到把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也列为发展的目标；从绝对崇拜市场，到再次重视政府干涉的必要性。
       资本投入：欧洲重建的成功 七十年代及其之前，主导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大量物质资本和财金资本投入为手段的“欧洲重建模式”。马歇尔计划给欧洲投入了大量资金，世界银行也给欧洲许多国家大量优惠贷款，这些资金主要都用在物质设备的建设方面。欧洲的重建是极其成功的，法国、荷兰等许多受到战争创伤的西欧国家在四十年代末都得到了援助和贷款，经济因此得到强劲发展，很快就摆脱了战后的贫困。原西德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战败的德国，遍体鳞伤，经济彻底崩溃，但在注入大量资金之后，经济飞速发展，仅仅数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就跃居欧洲之冠。资本投入的模式不仅在欧洲取得了成功，在日本也卓有成效，和原西德相似，日本也从战败的废墟中崛起，成为经济强国。
       欧洲重建的成功使很多人相信，资本投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但是，欧洲重建的成功，仅仅靠的是资本投入吗？
       七十年代之后，世界银行的贷款主要发放给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资本投入的发展模式也被运用到这些国家。此时，却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在非洲，问题最为严重。多数非洲国家是在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初独立的，当时非洲各国的人口压力都不大，资源很丰富，又没有遭受战争摧毁，因此不少人都认为，只要有资本投入，非洲将会走上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但是这些资本资金并没有给非洲带来发展和崛起，相反，非洲的经济在倒退。
       自由化的结构调整：非洲的困惑非洲得到的大量资金贷款，不仅没有促成它的发展和崛起，反而给它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世界性原材料价格暴跌，许多非洲国家的主要产品是原材料，这些国家的经济因此遭受重大打击。同时，发达国家通货膨胀，银行利率大幅攀升，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越发严重，许多非洲国家的财政和外贸赤字进入危机状态。为了防止非洲的债务危机坏账呆账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世界银行和其姐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面帮助非洲解决债务危机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西方的经济学界，尤其是美国经济学界，是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天下。新古典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涉经济，用财政手段控制社会总需求，通过轮番调整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以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风行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战后二十多年的繁荣。但是在七十年代由于供给方面的石油价格上涨，出现了“经济滞胀”（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同时出现），凯恩斯主义显得束手无策。新古典主义因此抬头。新古典主义极力反对政府干涉经济，崇拜古典主义亚当·斯密“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以及古典主义李嘉图的利用相对优势进行的自由贸易。
       根据新古典主义的理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非洲债务危机开出了“自由化，私有化”的药方。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都在华盛顿，这种力主“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个药方要求非洲国家推行自由化的经济结构调整，主张政府要撤销价格补贴，要拆除关税壁垒，要私有化国营企业，要停止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要让自由市场来调整被扭曲的经济结构，坚称“无形之手”会把经济结构调整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许多非洲国家吞下了这剂苦药，但结果却并不理想。多数国家在实行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政策之后，经济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大幅下降。撒哈拉非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九九○年比一九八○年下降了11%，二○○○年比一九八○年下降了13%。随着经济的下降，失业增加，贫困加剧，这些国家付出的社会代价是沉重的。新古典主义解释说，这些只是暂时的阵痛，最终的佳境将会到来。但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解释，学术界对此有批判，民间团体对此有抗议，在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组织的门口，有过很多次的游行示威。很多年过去了，有些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有些国家的情况仍然很糟。在一次世界银行内部的研讨会上，一位做非洲项目的官员很难过地说，有些非洲国家独立了三十年，可是经济却比殖民地时期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世行资料）。
       自由化的结构调整使人困惑：这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良方吗？自由化的市场真是一只能带来最终佳境的“无形之手”吗？即使“无形之手”最终能带来经济增长，难道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吗？难道应该不顾社会代价单纯追求这唯一的目标吗？
       私有化的震荡疗法：东欧的反思就在自由化的结构调整政策推行不久，又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到世界银行的面前。柏林墙倒了，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进入历史巨变时期，如何使它们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呢？按照新古典主义的“华盛顿共识”，“震荡疗法”的药方开给了经济转轨的国家：快速自由化，全盘私有化。根据新古典主义的逻辑，只要开放计划价格，使被扭曲的价格自由化，市场的无形之手就可以通过协调供需平衡把资源的分配调置得合理有效；只要使企业私有化，人们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能使企业的效率提高。但是震荡疗法的结果比结构调整政策更令人失望，东欧的经济下滑幅度远远超过非洲。
       俄罗斯是私有化的震荡疗法失败的典型例子。叶利钦总统实行了快速价格自由化，按照新古典主义的说法，价格开放了，稀缺商品的价格自然会高，过剩商品的价格自然会低，生产者就会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做出反应，把稀缺商品大量生产出来，使其价格逐渐下降。但现实全然不像新古典主义预期的那样，生产者并没有大量生产出稀缺商品，物价却全面上涨。俄罗斯连续五年出现年通胀率超过100%的恶性通货膨胀，最高年通胀率达到1490%。叶利钦还大规模地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以为私有化后企业的效率会大大提高，国民经济会大大增长。但又是事与愿违，经济大幅下降，失业大量增加，贫困人口急剧上升，国有资产流入少数寡头手中。
       如果说对非洲的自由化结构调整政策的是非利弊，世界银行的许多官员还各执一词没有最终的共识，那么，对东欧的震荡疗法的结果，多数人都承认那是一个失败，世界银行应该从中汲取教训。
       市场原教旨主义模式和多元化模式对世界银行的失误批评最激烈的人之一，是在一九九七年至二○○○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他于二○○一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批评“华盛顿共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盲目崇拜市场的力量，以为市场自身就可以导致经济的好效率。他以九十年代美国出现的泡沫经济为例，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观点，即“无数个人在市场中自由地追逐个人利益，无形之手就能通过市场价格实现最有效率的经济分配”。他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会计师们，投资银行家们，他们追求自己的私利，并没有引导经济实现高效率；他们误导大量的投资，造成泡沫经济。同时，他也批评“华盛顿共识”是把一剂一成不变的药方开给千变万化的国家。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状况各不相同，市场原教旨主义却只用一张“自由化，私有化”的市场万能药方。
       在检讨对非洲和东欧政策失误的时候，世界银行开始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来分析解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社会资本主要有两种形式：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机构，认知型社会资本是指观念价值。社会资本对发展有重大影响，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社会资本是不同的，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会不同。人力资本的概念也被引用来分析解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人力资本主要指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概况，人的这些素质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如果忽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只单纯考虑物质资本财金资本，用这种思维制定出来的政策往往收不到好效果。把欧洲重建的模式硬搬到非洲，不考虑欧洲和非洲的不同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其结果自然会碰壁。
       “二战”虽然摧毁了欧洲的物质资本耗竭了它的财金资本，但并没有毁掉它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以一旦财金资本到位，它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就可以把资金转换重建成物质资本，而且还能有效地使用物质资本，使其产生经济效益。非洲却不拥有这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大量的文盲，无数的疾病，传统的社会组织在殖民统治时期被破坏或削弱，独立后新建的社会组织又往往脆弱混乱。因此，虽有大量资金投入，却不能合理有效利用，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反而成了债务负担。
       俄罗斯曾经拥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式的社会资本，如共产党组织、集体农庄、国营企业等等。但这些社会资本在政治改革和私有化过程中被摧毁或削弱了，而新的适合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并没有马上建立起来，这也是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出现严重混乱失序的原因之一。
       从失误中汲取教训，世界银行认识到一元化模式的局限性和多元化模式的必要性。它越来越重视用多元化的理论和概念来研究社会发展，以便认识到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制定出多元化的政策来适应现实世界。
       单一的发展目标和多元的发展目标八十年代之前，世界银行衡量发展几乎只用一个类型的指数，即，国民生产总值。单一指数的使用反映了当时对社会发展目标的理解，社会发展只是被理解成单一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只需表现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八十年代之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引起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注意，譬如环境问题，健康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等等。世界银行主持的一些项目，虽然能使经济产出增加，但却造成了许多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负面影响”，污染了环境，损害了人们的健康，伤害了弱势群体，扩大了贫富差距。如果忽视这些问题，经济发展将不会有可持续性。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于是愈来愈多的其他指数被引入来衡量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评估方法被使用到发展项目中。
       首先引入的是环境指数和环境评估的方法。世界银行要求在设计项目的时候评估可能会造成的环境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要监测各项环境指数；在项目完成以后，要做更进一步环境评估。
       世界银行同时也引入了人力资源指数。这个指数包括三个部分：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物质生活水平。健康是用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水平是用文盲率和小学入学率来衡量；物质生活水平是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这个人力资源指数反映了对发展目标的新理解和新定义，发展已不再仅仅是增加物质产出，发展应该是“创造一个环境，使人能够生活得健康，生活得长久”。发展已不再是以物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用人口寿命来衡量，而物质水平和教育水平是被视为实现健康长寿的必要条件。
       二○○四年左右，世界银行开始引入一系列社会发展指数。这些指数强调了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如果发展只是使一部分人富起来，而把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发展也很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两极分化和社会对立会导致社会不安乃至动乱，而且也不符合当今多数人共识的公平社会。世界银行用来衡量公平发展的社会指数主要有：收入分配指数（基尼系数等等），贫困指数（全国贫困人口比例，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农村贫困人口比例），公共开支用于健康和教育方面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男童女童的小学入学率，使用洁净水源的指数，注射疫苗的指数，男女的预期寿命等等。这些指数展示了一种发展方向：发展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要使低收入者受益，使贫困人口数量降低；要鼓励公共开支多用于健康和教育；要使女性和男性一样在发展中受益；要重视影响百姓健康的具体问题，如改善水源和注射疫苗。除了引入社会发展指数，世界银行在设计和评估项目的时候也越来越重视使用社会分析和社会评估的方法，看项目是否会给弱势群体带来利益，是否会促进公平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目标，不仅政府有社会责任，私人公司也应该有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是九十年代末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世界银行也积极推行了这个概念。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反映了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一股新潮流。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中，个人在自由化的市场上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根本原则；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就会增加公司成本，减少公司利润，降低公司效率；因此，公司应该完全摆脱社会责任。这种思维在指导东欧国家转轨的时候是很流行的，但是，在过分自由化的市场上，公司追逐利润损害社会利益的事实也使许多人反思。公司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如果它不承担社会责任，只是追求自己利润的最大化，不仅会影响全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也会影响本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
       世界银行和西方主流在追求发展的问题上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在主流之外，有些不为人注意的小国家却很早就意识到发展道路上的这些陷阱，并另辟蹊径。不丹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主流世界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发展目标的时候，不丹却早在七十年代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把提高国民幸福总值作为适合不丹国情的发展目标。它还提出了支持国民幸福总值的四大支柱：一、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二、保留和弘扬传统文化；三、保护自然环境；四、建立高素质的治理。近些年来，不丹的经验已经引起主流世界的注意。
       在支流中出现的另类模式不仅为主流思维提供了新鲜的思路，而且也反映了世界银行在其多年实践中得到的一个经验教训：世界是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各个国家都不应该盲目相信单一的模式，而应该去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