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悲苦     来源：http://www.tanghistory.net/XSSB/2013/629/136291556337F36E726CHEHH25HCH8K.html

        《文史》第99辑上刊登了刘经富先生的《陈寅恪未刊信劄整理笺释》，除令《陈寅恪书信集》殝于完备外，此辑六十封信劄亦显示出如下信息：“陈寅恪那几年成名作和所开课程背后的资料准备细节，史语所对陈寅恪研究、写作的支持。他以‘预流’的学术视野广泛搜集、掌握国际汉学资料。他对日本汉学界学术动态的追踪了解，着力购藏日本汉学的新材料和重要文献，强烈地表现出‘要让汉学的中心在中国’的精神状态。但这种状态没有维持多久，他的学术重心便从国际汉学领域转到本土史学，信劄保存了他这次学术转向的线索脉络。”（刘先生之语，《文史》2012年第2辑，第230页）
        这些信劄的内容基本皆是向中研院史语所图书室借书、还书，建议图书室购书，以及委托图书室工作人员代为购置图书。其中，工作人员即杨樾亭先生。刘先生检得傅斯年先生为杨先生加薪一事致函中研院的史料一条，可见傅先生对杨先生的欣赏。
        作为一位学术机构的行政人员，杨先生不仅有着相当水准的专业造诣，如刘先生指出，《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23期上有署名为“杨樾亭”的《大不列颠帝国下的太平洋殖民地及其对于美日的态度》一文；而且还有极为认真的工作态度及正直品格，在上述傅斯年的信函中，傅斯年曾评价“此君确系全所第一好职员”。只有这样的行政人员，他才可能为于彼专研学问者提供最体贴、恰当的辅助服务。
        奈何，当下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泰半未有如此素质与工作态度，且大多为校内各大诸侯安置各自家属的首选之处。且不论是否能帮助学人追踪国际学术界最新动态，即便是馆内藏书，也往往不知所踪，或以奇货可居之心态，设置多般障碍。
        7月接获日本赠书，发现有日本学人对于《唐六典》所存之制的年代提出了颠覆定论的新说（2012年5月出版）。当下颇为恐慌，毕竟之前以此通论为不刊之说，论文皆以此立论。搜寻京内各大图书馆，皆无所藏；因知求助敝校图书馆无异缘木求鱼，所以曾怂恿黄ZJ先生让历史所图书室订购，黄先生猜测可能需一年半载的时间。
        此后，又专门拜函日本丸山先生和辻先生，打听日本学人对该说的反应。丸山先生慷慨提出要另购一本寄赠，奈何此书价格高达1.5万日元，实在不敢拜受，婉言谢绝。后又将此讯息奉告台湾高MS先生，高先生立即致函台湾大学图书馆，建议订购此书。
        7月，想起京大石Y兄将回京度假，不由得厚起脸皮去信，希望能代为复印。奈何行动迟缓，彼时他已抵达北京。9月，高先生来信，称其有篇大作即将刊于《汉学研究》，奈何至今未见该书，相关结论总有令人心忧之处。9月下旬，陈LP桶子应大谷大学之邀赴日，临行前，猛然听说接待方对于复印资料的热心帮助，立即将此重任相托，终于在10月3日见到该书复印件。此前9月下旬，台湾大学图书馆已经购得此书，且上架供读者借阅。
        在大陆的大部分大学中，关于国际学术信息的获取，尚未建立起常态化的制度渠道，即高校的行政系统并未形成为科研服务的工作态度。因而，这些学术信息的获得皆取决于学人的自力更生，在获取信息的迅疾、迟缓上，必然无法与常态化的建制运作相比。
        《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刊登了台湾黄宽重先生对于邓小南先生《祖宗之法》的书评，谓其一大特点在于重视学术规范，对于最新研究成果皆有吸收、回应，邓先生出版于2006年的专著中，多有参考2003-2005年间问世的学术成果。
        避免重复研究，追踪学术前沿，本是最基本的学术规范。而黄先生特意强调这一特点，无疑是对大陆当下学风的针砭（书评中有直白表述）。读罢此文，如同被打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大陆学人及高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皆应进行深刻反思。于图书馆行政人员，境内外的优劣等差已然分明；而于我等直道问学者，谨以邓小南先生此书“赘语”的一段话，供同仁再次吟味：
        “我自己多年来没有拿出一本像样的著作，一直深感愧对学界诸位前辈、诸位师友。面对手中的这一叠文稿，我至今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不知道自己做出的这份工作，究竟是否有其价值。”（《祖宗之法》，第536页）
        于邓先生而言，这当然是自谦之词，然谨慎为学、惜字如金的学品，后学如我之辈也应以此自警。  
        责任编辑：陈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