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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漫步]我的大学
作者:龚业勇

《青年文摘(红版)》 1999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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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我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南开是周总理的母校,乡亲们也是知道的,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了不起,我的父母更是脸上有光。我的父母都是没念过什么书的农民,但送儿女读书却不遗余力。我们姐弟5人都拥有高中或大学文化,平均每人读了15年书。为了负担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可以想象,我的父母曾经历千辛万苦。在那贫苦的日子里,我考上大学是父母最大的精神安慰。
       那一年,南开是9月6日开学。本来通知书上要求父母不要送孩子上学,但父亲一定要坚持亲自送我去天津。我们决定9月3日起程。那一天,天暂停了下雨,送行的亲友很多,每人都带来了一长串鞭炮,所以鞭炮声足足响了一个多小时。
       我与父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父亲走路的样子像跟随拿破仑凯旋的将军。我的一位堂兄挑着棉被和一只木箱紧跟在后边。那棉被重达14斤,是专为我特制的,因为父母听说北方特别冷。那只木箱是从部队拿回来的,原来是装弹药用的,所以很结实。父母大概不希望我在大学里穿着太寒伧,所以那只木箱中几乎集中了我家当时最时髦的东西:大姐的牛仔裤,母亲的毛线衣,父亲的牛皮靴,姐夫的一套军服,爷爷送的一副手套。箱子里当然还有食品:姑父送的一包麻糖和爷爷煮的20个鸡蛋。
       在异常拥挤的火车车厢中,我与父亲几乎没有立脚之地。而且车厢内又闷又热,可怜我的父亲穿了两件上衣,却不能脱下其中一件,因为里面那件衬衣的口袋中有我母亲缝在里面的350元钱。如果脱下外衣,势必会暴露这些钱。好不容易到达南开大学,我们都已疲劳至极,而父亲却病了。我陪同父亲去校医院看病.医院的湖南籍医生说的话我们一个字都没听懂。她看见我们两人的眼睛红红的,于是就开了一大捧眼药水给我们。父亲第一次来到大都市,本该出去游览观光,可是他连南开校园也没好好参观过,在床上躺了两天后便要求回家去。
       于是我送父亲去火车站。父亲手中拿着一只草帽,那是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上捡到的,父亲的口袋里也装着那一大捧眼药水。在那些大腹便便的城市人中间,父亲显得格外瘦弱。由于有病,父亲的脚步移动得很慢,人流挟着他进入检票口。将要进站时,父亲扶着铁栅栏回过头在人群中搜寻我,于是我看到了他那张蜡黄、瘦削的脸以及他目光中对我的殷殷期待。后面的大胖子很粗鲁地催着父亲快点走,我使劲向父亲挥了挥手,父亲这才转过身走进车站。目睹父亲单薄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那泪水隐含着我对父亲所遭受的困苦生活的悲伤,也包含着我对渺小而又伟大的父亲的崇敬和感恩。从车站回学校我没有坐公共汽车,用自己的双腿步行了十多里路才回到学校。
       我写给父母的第一封家信长达8页。信中首先描绘了天津的路是如何平坦,城市是如何繁华,南开校园是如何美丽,然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打油诗回忆高中时代的窘境,我同时告诉父母,现在我在大学里终于过上好生活了。馒头和油条能吃个饱,冬天吃的也是新鲜蔬菜,再不用顿顿吃腌萝卜,还能吃上鸡蛋补身体。我对南开的伙食简直赞不绝口。
       这样的好生活大约过了一个多学期。那时候物价上升得很厉害,学校差不多每过一个学期就要调整一次伙食价格。当油条的价格从6分钱一根猛升到一毛二分钱一根时,油条便成了我的奢侈品,从此我早餐用馒头代替了油条。我在大学里的经济来源由两部分组成:每月17元物价补贴和每月30元无息贷款。大学4年我总共收到过家里寄来的一张100元的汇款单,而我却给家里寄过110元。那是第一学期末,学校补发天津市的物价补贴调整差价,另外又发给我50元困难补贴,我手里突然有了160元巨款,不知怎么花才好,于是就给家里寄了110元。父母收到我的钱后很高兴。他们知道我在学校里不仅不缺钱,而且有节余,从此很放心。父母想不起给我寄生活费,而我也从不张口向父母要钱。
       那时候还不用交学费,但每月47元确实有些紧张。我的生活艺术在于,用这47元我使自己过得很满足。我知道食堂里哪位师傅最大方,半份菜也让我吃不完。学三食堂的免费牛骨头汤也相当有味道,我每次都喝得饱饱的,走路时都感觉汤在胃里面晃来晃去。
       贫困后面常常尾随着寂寞。周末晚上是大学生们约定俗成的娱乐时间,同学们或者看电影或者跳舞或者找女朋友,而我经常只能独守空房。
       寂寞是教人学会深思的老师。我常独自一人坐在马蹄湖中央的周总理纪念碑前,凝视广邃的星空。我还阅读了尼采和叔本华等人的一些哲学著作,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深究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最终得到的结论往往是令人失望的。也许整个人生确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我至少已悟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确凿无疑的意义。
       我大约是我们班最幽默的人。其实,我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幽默。我的穿着打扮就很幽默:我的上衣是姐夫当连长时穿过的中尉制服,里面是母亲的深红色毛线衣,下身穿的是大姐的牛仔裤,脚上是父亲的牛皮靴,这种打扮比卓别林的还有意思。我常站在教学楼的大镜子前冲自己扮鬼脸,惹得自己很开心。我觉得自己是父母派到天津来的时装模特,展示着我家最时髦和最新的衣服,因此我走路像模特一样昂首挺胸。这些衣服虽然有些单薄,但让我感到十分温暖,就像在我家那四面透风的瓦房里,我依然能感觉到暖意融融。
       我那时候尽管有点瘦,但身体很健康,精神状态尤其好。我从小就发现一个大秘密:这世界存在太多免费的好东西,例如阳光、空气中的氧气、湖面上的粼粼波光等等。我每天早晨都早起去跑步,为的是多呼吸那不要钱的氧气,每次跑到新开湖边时,我都要向初升的太阳敬一个礼,感谢他为我提供温暖的阳光。在一位同学的带领下,我们宿舍6人一熄灯就开始练气功。我一闭上眼睛就感觉天地间的真气源源不断地沿督脉灌注丹田,那快感和捡到天上掉下的馅饼差不多。我还喜欢冬天用冷水洗澡,沐浴片刻,便有一种佳境,待洗完后更觉严寒的空气与春风一样和暖,怎一个爽字了得。如果懂得生活,严寒有时也会给人带来享受。而且我还发现,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就会逼人而来。
       这世界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小草们争着向我奉献绿意;桃花梨花在我面前争奇斗艳,一心想让我喜欢;小鸟们的鸣叫总的来说比天皇巨星们的歌声要悦耳。而且享受这一切都不需要花钱!这世界存在如此多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免费的好东西,贫穷又有什么可怕呢?
       尽管那时候学生经商的风气比现在还浓厚,但我始终固守清贫,从来没有加入其中。我知道我欠缺的不仅仅是钱,还欠缺知识这一类更重要的东西。也许贫穷环境里成长的孩子忧患意识强一些,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大学毕业后的出路。我发现我不是一块数学家的材料,于是决定从数学系转出去。那时我很想转到经济系去,并且毕业时报考保险专业的精算师研究生班。二年级时,我一边学数学,一边系统地学习了会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后来没有能够转到经济系去,却因偶然的原因转到了电子科学系。我用两年的时间修完了电子系的4年课程。整个大学4年,我的学习一直很紧张,因此感到生活很充实。当我大学毕业时,我虽然仍然是一个特困生,但我想模仿海子的诗描述我毕业时的感受:
       当我带着满腹知识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如今,我从南开毕业已经6年。我在南开学到的数理化知识有很多已经淡忘,但在贫困这个课堂中,我所学到的知识以及培养的勇气、自信和能力却让我一辈子受用。目前,我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依然固守着清贫,享受着清贫生活的乐趣。我将来或许会过上富裕的日子吧,但愿我将来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赚到了钱,却遗弃了身上最重要的东西。
       在马蹄湖中央的周恩来总理的纪念碑上,刻着伟人的一句名言“我是爱南开的”。在这里,我同样想说一句内心话:我也是爱南开的。
       (杨春骅摘自《散文》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