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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不知深浅的日子过久了。并不知道在外求人原来如此低声下气，母亲却一次又一次为我弯了脊梁——
       为人女二十多年，总算明白：天下不识母亲心的，多半就是小孩自己了。
       我的母亲聪慧好学，只是书念到初一，就遇上了“文革”。虽然凭她肯钻研，跟着资深的老会计也学了一手精湛的业务，可心里，总也忘不了堂堂高等学府。后来，和所有传统女性一样，结婚、生子、忙生活，这个梦想，就落实在了我身上。
       记忆中搬过几次家。可不论什么样的房子，来的什么样的朋友，第一件事，母亲就是带别人参观我幼小的书柜，指着满满的书说我“可喜欢读书呢”。旁人点头附会，母亲也总是很高兴的样子。受了这种鼓舞，小小年纪，我就懂得攒钱，然后换成书。其实买来的书，很多我没认真看过。不过，念书直到高二，我还算得文科班的种子选手，加之就读的是著名的省重点，大学似乎真的不远了。母亲逢人也总欣慰地笑着。只是有一件事，我乐得逍遥，就绝口不提。
       那时的数学老师刚从师范毕业，恃才傲物，推崇“你不学我不教”。说来羞惭，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又生来厌惧数学的人，小考小抄，大考大瞒，老师形同虚设。
       高三上学期全真模拟，监考很严，我现出原形，数学外的功课，倒还遥遥领先，数学，则仅考出20分，拉下整整一大截!班主任大惊失色，数学老师不和她沟通，造就了我这样悲壮的漏网之鱼。
       夕阳如血的傍晚，班主任沉痛地说要尽全力挽救我，第一件事要请家长来，并指定是请我的妈妈：“你爸爸，是太宠你了，来了，也起不到作用。”
       回家，只一句“老师请你去”，就冲进自己房里，死也不肯讲是什么事。倒是偷偷给爸讲了，为的是东窗事发，有个人站出来，水来土挡一番。果然爸说：“真是的，你是文科生，干嘛非考数学?”我心里暗暗着急，直怕母亲就没有这么明白事理。
       从学校回来，母亲一直流泪，我的心为之一紧。待许久，又没有责骂的话传来，神经又为之一松。很难说当时是不是还有些窃喜，毕竟这般大劫，居然过得风平浪静。只听父母商量，然后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含泪鼓励几句，掏出家里半月开支，叫交给老师，单独给补补数学，又拿出些积蓄，叮嘱爸去买什么口服液给我补补脑子。不谙世事如我，也掂得出那钱的重量，心里堵得慌，却哭不出来。
       中国数学高考题海，其博大精深，又岂是短短几个月能对付的呢。何况我一遇数学，头脑就格外僵硬。大概数学老师也深知个中真义，所以因材施教，每晚把办公室一开，扔给我一本教参，让我自己看书、自己写笔记、自己做习题、自己订正答案。那阵子老师新交了女友，据说也念数学，负负为正，两人一起竟浪漫得很，所以老师外出，每每忘了办公室还有一个备受蚊子困扰的学生，在等他来答疑。
       其实，那时离高考还有十几天，纵是名师，也回天乏术吧。我自知大势已去，只不敢同母亲讲，由着她白白操心和担心。
       落榜，败在数学，31分。爸只挑些好话安慰我，又批评考试制度不合理，俨然我同条战线的难兄难弟。我却没有勇气把成绩拿给母亲。那毕竟是她一生最大的心愿。我虽稚小，良心还是懂得负疚的。我更没想到，对我的落榜，母亲竟然只说了一句：“考都考过了，别多想了，呵?”过许久又抬起头，满是歉疚地叹口气：“再早一点努力就好了。”倒像是母亲，犯了什么错。
       我很惭愧，就同母亲商量复读。母亲说，再想想吧。
       母亲又四处托人，总算让我念了委培，并选了当时比较热门的英语专业。所谓的单位委托培养，其实不过挂了名，不仅今后得自谋生路，每年还得自付高昂的学费。那时父亲所在的那个历史久远的国有大厂惨淡经营，工资尚难发放，沉甸甸的费用全压在了母亲肩上。
       那时的我，全然不懂油盐柴米的苦处，蹬着父母咬紧牙关买的漂亮的脚踏车——也算“考上大学”的礼物——意气风发地进了大学。由于不念数学，学语言的优势很快显出来。每逢发成绩单，总把全优生的奖状往母亲面前一伸，觉得很对得起那不菲的学费。
       其间也打过工，挣了些钱大部分交给家里，让父母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知道的人都称赞我，有要好的朋友，还说我对父母的孝，“犹如一面镜子”。我因此也很得意，其实钱，爸妈攒着，成了我的学费。
       母亲又有看杂志动感情的毛病，尤其是那些苦孩子求学的故事，每看必哭。我笑她天真，说那些都是编的。母亲却总叹气：“你懂什么。”而真正认识母亲，还在大学毕业时，我23岁，仍如孩子般任性，兼具象牙学子特有的骄狂，且并不自知。时逢就业矛盾日益突出了起来，国企转型、机关裁员，更有各种各样的“大学生”毕业。
       我校是重点师范院校，来要人的中学倒也不少。我踌躇满志地去应聘，却被有礼貌地拒绝了：“我们不考虑委培生。”
       我扭头就走，自尊心如鞭抽。
       我又自己上门去了一些学校，但都因“委培”二字如鬼附形被婉拒了。后来我才知道，教委不接收委培生是我们这一带的“行规”。
       我几经奔波，终于垂头丧气回了家。母亲因为从没接触过高校的分配，便多问了我几句。我心里烦，忍不住就吼了回去：“都怪你!叫我念什么委培!告诉你——没人要委培!”又咕哝道：“早知道，就去复读，不听你的!”泪噙了一眼，看不清楚母亲的愁容，却听得她悄然无息叹口气，替我掩上门，就走了出去。那声叹息重重压在我心里，连同连日来所感受的失落和委屈，化作泪水。倾涌而出。
       母亲于是四处活动，连点头之交也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奉送我的简历。每一次有了一点儿眉目，母亲就很激动。事情蹊跷得很，每次又总没了下文。
       乃至毕业，证书又添三个：本科证、学士证、优秀毕业生证。可是工作，仍然毫无着落。有时，有意无意地就会说起过去的同学，靠家里找了怎样怎样的工作，当然无非是一些税务局、计经委、电信局之类的神话。母亲听在耳里，却总很内疚的样子，暗地里又四处求人。
       由于到处受冷落，我有些心灰意冷了。对母亲所谓的熟人，也产生了怀疑。因此有一天母亲兴冲冲地回来，拍手说巧，一位朋友的朋友是人才交流中心的某部长。我只是象征性地答应着。
       可是母亲竟很认真，拿着朋友的介绍信，请了假，催促我同她一起去。我虽不情愿，却不好泼冷水，还是一大早就出发了。
       部长很年轻，也很忙，高柜台前挤了一群人，有咨询的，有索简章的，有递交求职表的。母亲挤上前去。介绍信正面向下，捏在手里。人渐渐稀了，母亲左右环顾，顺着柜台挪到部长的面前，低微地笑着开了口：“同志，您好。您就是王部长吧，这个，您看——”一边双手呈上信，信封正面不知何时又朝上了。
       部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眼睛却锋利，只迅速一瞥我们母女，潦草的笑容就端在脸上。读了信，他顺手抽出一张求职登记表：“先填填这个吧，填好了，再过来。”母亲如获至宝地接过表。我不忍告诉她，那封介绍信，不过省了10元钱的登记表工本费。
       交表时，部长迅速看了，点着头说：“好，就这样吧，你的资料会输入电脑，有合适的单位，我们会通知你面试。”母亲絮絮地感谢着，年轻的部长已经有些不耐烦。换作以前，我会自以为是地笑母亲不够察言观色。可是那一天，我震惊了，前所未有的觉得心痛。在家里，不知深浅的日子过久了，并不知道在外求人原来如此低声下气，母亲却一次又一次为我弯了脊梁。
       回家路上，我神情恍惚，脚踏车勾住母亲的裤脚两人一起摔下来，烈日下，母亲穿着挂坏的丝袜，扛着动弹不了的单车，和我四处找修车的，竞走了许久才找到一家。见母亲如此受累，我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母亲拭着汗，却高兴地说：“这下好了，输入电脑呢!该不成问题吧!”我微微笑着，泪浸上来，真不明白，为什么以前，会觉得母亲“无知”，而加以顶撞?我看着母亲，突然觉得她像个孩子，可是我付出的宽容和爱护太少了，不成比例。无知的，是我吧。
       后来去招聘会，因为把自己看得更清楚，要求也更为脚踏实地，工作还是很快就找好了。我做得很认真，虽然那只是一家小公司。白天上班，夜里念书，和母亲交流得愈加少了，可是她从未像那时这样离我近过。每逢懒散，就仿佛看见母亲独自挑起重压，却未曾舍得怨我半句。于是含了泪，加倍努力，第二年考上了名牌学校的研究生。
       最高兴的还是母亲，扬眉吐气，逢人便夸我上进、能干。“在教大学生的课呢!”有时也听见她这样教育表弟表妹：“学姐姐，靠自己，走出条路来。”母亲这次是真的错了，靠自己，我又何所作为呢?其实，我始终依靠着她，靠着她从未轻言却毫无保留的爱。
       (张志清、张友飞摘自《黄金时代》199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