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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建造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堡”号，于七月十八日到达了广州。从“哥德堡”号原船一七三九年首次驶抵广州，至今已有近二百六十七年的历史了。这一条精心复建的木制大海船引发了人们浓厚的向古热情，如此的一条仿古船建造过程耗费巨资、历时十三年，更反映出在历史映照下的中瑞各方，在现代经贸活动和人文关系上的强烈诉求。
       “哥德堡”号的到来，提醒人们注意到中外交流史上生动而丰富的一个时期。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非常重视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但经常忽视鸦片战争之前，长达一个世纪的对外贸易的历史。在整个十八世纪中，中外贸易规模巨大，每年因为出口顺差而流入中国的白银多达三百多万两以上。但是，关于这一部分中外交流史的内容，研究成果甚少。
       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彭泽益先生（已故）发表过数篇论文，证实清初开海贸易，实为康熙帝为了恢复广东、福建沿海居民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民生，而做出的英明决定。因此，十八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就是为商业利益而进行，而不是为了政治上的虚荣。政治上不讲虚荣，自然在处理中外关系上也不卑不亢，角色平等。来贸易者既不视为洪水猛兽，也非中华属国之民。
       清政府一方面为外洋商船前来贸易创造条件，建造海关，指定专职官员，鼓励商人成为对外贸易的专门供应商，另一方面也严格边防检查制度和海关税收政策。该收的关税一两也不能少，入关登记，派军队看守外洋船停泊之地，毫不含糊。在对待外洋商人的关系上，也是在商言商，不像明朝那样，可以白吃白住，而是由外商自己租用民间夷馆，自己雇佣翻译和买办，自己掏钱支付一应开支。对外商在广州的行为，除了让中国商人进行担保之外，基本宽松。外商可以申请进入广州城内观光，甚至可以坐轿子出入海关监督衙门。除此之外，以粤海关监督衙门、洋货行行商、通译、买办、引水等一系列专业人员组成的外贸机制，经验丰富、操作熟练，很多人都能用洋泾浜英语与洋商直接交流。因此，广州的贸易活动完全由中国人操作，且非常专业。在同一时代，亚洲的任何其他港口都没有达到广州在外贸上的那种水平。如雅加达（旧称巴达维亚），就完全由欧洲人（荷兰）控制。
       当年的“哥德堡”号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她的历史之旅。
       在历史研究领域，世界航海史大概是最能吸引公众兴趣的一个方面了。从一八九二年挪威着手重建古维京人的海盗船开始，国际上已有很多历史名船被重建。例如，同样曾在十八世纪的广州开展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至今已经搞出了五条该公司的往昔船只，其中“巴达维亚”号和“哥德堡”号大小差不多，其他几条船则都大于“哥德堡”号。这些荷兰再造船也采用与原船一比一的比例，同时使用旧日的造船工艺，构造精心，目前，分别停放于阿姆斯特丹的航海博物馆和主题公园中。
       把干巴巴的抽象历史，化为看得见摸得着、花三十块门票钱就可以走上去参观的具体实物，这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需要海洋考古的实际依据，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也需要巨大的热情。事实上，“哥德堡”号在重建之前，已经开展了长达十年的相关海洋考古研究。一直到一九九六年，重建船的龙骨和船肋大部完成之时，绝大多数参与海洋考古和早期建设的瑞典人，都是义务参加工作的志愿者，他们完全出于对历史和航海的爱好，为之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此外，许多小型企业和个人也为这个民间项目慷慨解囊，比如有一些瑞典老太太——其中很多人现在已经过世——当初，为了购买仅仅是图纸上、规划中的一根船钉，而把从养老金中节省下来的数千瑞典克朗赞助给这个项目。当今天“哥德堡”号昂然驶入广州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记住那些可敬的志愿者、过世了的老太太们，也应进一步体会到广义上的历史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意义。
       十八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包括瑞典外洋船前来广州，客观上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南京以南，各地的物产纷纷涌入广州，尤以江南的丝绸、福建的茶叶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最甚。有些在中国人眼里不甚值钱的东西，比如生锌、藤条和珠贝母，也被外洋船上的商人视为珍宝，不惜用光亮的西班牙银元大量进行购买。但是，广州贸易对中国的影响，无论从经贸还是从文化的方面来看，都仅止于南京以南。而势单力薄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当时的六家东印度公司中是贸易规模最小的一家。每年前来贸易之时，其购买总值最少时不过八九万两白银，即使在规模最大的情况下，两条大船的购买量合计起来也没有超过四十万两白银。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活动总体上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相比之下，这一贸易活动对瑞典而言却非同小可，用历史的脊梁骨来进行形容，也毫不过分。瑞典东印度公司前来广州共一百三十二个船次，除海途中不幸沉没者之外，每一次贸易通常能够产生40％以上的利润。从赢利角度讲，瑞典东印度公司是瑞典历史上至今为止赢利最好的企业，还没有任何其他瑞典公司打破过由它创造的赢利纪录。由此产生的巨大财富对于整个瑞典社会影响巨大。一是，来自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相当一部分赢利转化成了工业化的资本，以此从欧洲大陆购买机器，在瑞典兴办工厂，直接促进了瑞典的近代化过程。二是，与中国的贸易造就了瑞典的一代商业巨富，如萨尔格林、查尔摩斯等等。这些商业巨富回报社会，捐资设立了不少机构。如著名的萨尔格林医院和查尔摩斯科技大学，都是在该时期由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捐赠设立的。三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定下了一条规矩，所有货物在哥德堡拍卖所得的千分之一用于救济穷人。比例虽低，但是基数庞大，而且也为这一贸易活动、为该公司增添了一抹人道主义的色彩。
       因此，从瑞典的角度看，瑞典东印度公司几乎可以称为该国历史的脊梁骨。所以，其在瑞典的形象完全是正面的，被视为社会进步的促进力量而予以全面肯定。这也就是为什么瑞典民众对这一项目会有如此高的热情，同心协力使得“哥德堡”号建造完成并且驶向中国。这实际乃是瑞典民族主义的一种诉求，另外，也是瑞典作为经济上依赖出口的国家，为了追求民族形象、扩大国家影响而进行的一场超级营销活动。尽管在这场超级营销活动中，主办者没有关注到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
       作为一个从历史角度出发的事件，重造的“哥德堡”号在制造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在对历史施加着负面的影响。首先，是重新碰触历史的伤痕——仅仅“东印度公司”这个名称就会唤起中国民众痛苦的历史记忆，何况，其中还掺杂着鸦片走私问题。对此，项目操作者，也就是将“哥德堡”号驶往中国的瑞典主办方，不仅没有尊重中国民众历史记忆的意思，反而推卸责任，蒙混过关。更有甚者，该主办方意图控制中文舆论的制高点，用瞒天过海的办法达到其超级营销的目的。
       尽管十八世纪在广州开展的贸易活动是属于对等贸易，但是，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各国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东印度公司之臭，一是臭在殖民，二是臭在鸦片走私。亚洲各国提起东印度公司，无不咬牙切齿。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一七六五年占领孟加拉国之后，仅仅五年的统治，就导致了著名的孟加拉国大饥荒，三年当中，活活饿死了一百多万孟加拉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中期占领台湾地区达三十八年之久，其间掠夺财富无数，镇压郭怀一领导台湾民众的起义，一次就杀了九千多人。东印度公司的这些殖民罪行，已经属于世界历史中的常识。那么，“哥德堡”号既然要来中国搞超级市场营销，操作者本来应该尊重历史，避免刺激中国民众的历史回忆，因为“哥德堡”号到访中国的第一站广州，昔日正是缘于东印度公司而在此地引发鸦片战争。他们至少应该诚恳说明历史情况，该承担责任的时候就勇于承担。但是遗憾的是，这个项目的操作者所做的一切，正好相反。
       “哥德堡”号项目的操作者既没有让任何中国人，包括瑞典籍的华人参与这个项目，更是将操作项目的主体毫不客气地称为“瑞典东印度责任有限公司”（简称SOIC公司）。这自然将会激起中国民众对近代史的伤痛记忆，并且予以责问。但是该项目操作者并没有勇敢地承担历史责任，而是在“哥德堡”号快要驶向广州之前的两个月，悄悄地更改了项目的徽标。其实所谓SOIC就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缩写。这多少有掩耳盗铃之嫌。同样，在长达十三年的重建“哥德堡”号的过程中，这个SOIC公司一直使用一个具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称呼“Canton”来指称广州，而不是按照国际上尊重中国的做法称之为“Guangzhou”。相反，对于“哥德堡”号在广州之前的停靠站、印尼的雅加达，SOIC公司却不敢使用和Canton同样性质的殖民主义旧称“巴达维亚”，而是老老实实地称之为雅加达。
       更改公司徽标，在“哥德堡”号项目操作者的所作所为中，还只算个很小的动作。他们有意地抢占了中文舆论的制高点。通过上海的一家影视公司，私自设立了所谓SOIC公司中国媒体中心，并且，通过这个媒体中心，向中文媒体大量批发种种关于“哥德堡”号的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且不说这个SOIC公司是个注册资金相当于一百万人民币的国外私人责任有限公司，根本不可能由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中国媒体中心，最重要的是，其刻意的舆论导向已经给中文媒体制造了极大的混乱。
       在瑞典，“哥德堡”号原本是由一批民间海洋考古爱好者，经过十年的海洋考古，白手起家，在一片草地上建设起来的项目。其中相关海洋考古的成就，早在一九九二年秋天就于上海博物馆旧馆举办过一次成功的展览。但是，这个项目在一九九六年底被几个政治家所控制，项目最初的缔造者和发起人被一脚踢出。这尚可以解释成瑞典人的窝里斗，且不去说它，但是，SOIC公司却全面封杀这一项目在前期的历史以及参与人物，而且，把一九九二年在上海的展览也一并封杀，似乎那个展览和“哥德堡”号毫无关系。不仅如此，在“哥德堡”号即将启程开往中国之前，SOIC公司还雇佣了一个皮包式的私人公关公司，写作出一本名为《东印度公司船哥德堡号重新起航》的公关性图书。书中除了继续封杀项目的奠基者和发起人之外，还全面编造项目历史，比如说，书中把当时年仅二十一岁，刚刚从中学毕业，没有工作的年轻人约阿基姆，描述成十年海洋考古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其他历史和事实的谬误，多不胜数。SOIC公司出版这样的一本瑞典文、英文双语公关书之后，还不罢休，又一手操纵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而这样的一个中文本，却成了中文媒体的经典参考资料，造成中文世界产生大量的虚假信息。比如有消息说“哥德堡”号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木制帆船，这一说法就是SOIC公司直接在其官方网页上公布的。前文已经讲过，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已经重建了五条大船，至少三条都要大于“哥德堡”号。还有其他一些虚假信息则是经过SOIC公司的强力引导，由媒体记者推测和推理出来的，比如说“哥德堡”号是由瑞典政府出资三千万建造。这更是无稽之谈。SOIC公司是一个注册资金相当于一百万元人民币的私人责任有限公司，而全资拥有SOIC公司的项目基金会，也是一个由四十多个私人组成的协会性民间组织。从公开的SOIC公司财务决算表上也可以看到，瑞典政府没有于正常预算之外，为“哥德堡”号拨过一分钱。
       从制造历史的负面效果来讲，“哥德堡”号的操作者最大的问题，是在明知历史记载的情况下，向中文媒体信誓旦旦地宣布“瑞典东印度公司历史上从未向中国贩运过鸦片”。遗憾的是，事实完全相反。瑞典学者斯万·歇尔博格（Sven T. Kjellberg）一九七四年在瑞典马尔默出版的研究专著《瑞典东印度公司，一七三一至一八一三，香料·茶叶·瓷器·丝绸》，其中便讲到围绕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一条商船“阿道尔夫王子”号所发生的历史。
       该船于一七六一年从瑞典出发前来中国贸易，但是，还没有到达广州，就在中国领海的东沙岛沉没。为了处理善后问题，当时随船暂时逗留在广州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们联合决定，将格历尔（Jean Abraham Grill）和格鲁伯（Michael Crubb）两人任命为广州大班，留守广州。从此以后，这两个人就享受大班级工资，住在广州，为瑞典东印度公司服务。说是广州大班，其实他们有一半时间要住在澳门，因为中国官府规定洋人一律不得在广州越冬。这样，这两位大班就在澳门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其他大班联手，大做生意。其中主要的生意，就是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向广州走私鸦片。歇尔博格在其著作的第111页上写道，一七六七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另一个实权派大班，雅各布·哈尔（Jacob Hahr），从印度的金奈港向格历尔和格鲁伯两人发来了一百五十多箱鸦片，而这两个大班“胆大无比地接收来自印度的鸦片，将其走私入境，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销售”。仅仅这一次明确的记载已足为说明真相的依据，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三个大班向中国偷运并走私一百五十箱鸦片，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这两位广州大班，在该次鸦片走私事件的之前、之时和之后，都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重要角色，他们后来都成了瑞典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层的总裁之一（公司由七名总裁领导）。这一明确见诸记载的历史往事，亦由瑞典学者拉格克朗兹（Bo Lagercrantz）写于一九五六年的一篇论文《为东印度公司服务》记录在案，现手稿藏于瑞典“北欧博物馆”。一九七六年出版的瑞典学者法兰斯莫（Tore Fraengsmyr）所著《东印度公司》一书第104页，也明确地提到了这个历史事实。
       根据费成康先生所著《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一书，一七六七年之前，走私进入广州的鸦片一般每年都不会超过二百箱。但是，就在一七六七年这一年，鸦片走私输入量暴涨，达到一千箱之多，其中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三个大班轻轻松松就占到了一百五十多箱。再根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一七六七年向广州走私鸦片的活动，主要是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所为，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没有人涉入这一走私行为。由此可见，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之走私鸦片，实乃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的人员疯狂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始作俑者，而且，这一罪行正发生在一七六七年这个历史断面上，因此，可以说，其行为的性质比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的活动还要恶劣。
       诚然，发生在一七六七年的鸦片走私，不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正规业务之内。但是，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整个十八世纪，也从来没有以公司的名义直接向中国走私和贩卖过鸦片，所有的鸦片，都是通过在亚洲一带的散商和葡萄牙人向中国走私的。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账面上，也没有走私鸦片的收入，而只有在印度和孟加拉种植和销售鸦片的收入。但是，这样的情况丝毫不能减轻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走私鸦片，最终导致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的罪行。因此，如果辩解说，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走私鸦片只是其私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同样也是完全说不通的。
       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指出，鸦片贸易和走私，是“人类现代历史上持续最久和组织最系统的国际罪行”。瑞典东印度公司同样犯下了这样的国际罪行。但是，目前操作“哥德堡”项目的SOIC公司，在历史记载确凿的情况下，仍然蓄意隐瞒历史真相，多少给这条精心打造的“哥德堡”号蒙上了洗之不清的历史污垢，同时，这一情况也值得中国知识界就此开展深刻的历史反思。否则，假如明天荷兰东印度公司，甚至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驾着一条这样的再造船前来中国，中国的民众又何以面对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