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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
       第四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二○○五年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在福建省连城县风景旖旎的冠豸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们就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讨论。正如我们四年前设想的那样。这个论坛已经成为体现中国文学创造和文学思维最新趋向的重要场所，历届与会者的思考和言说反映了中国新世纪文学对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不懈探索的轨迹。本期我们摘要发表此次论坛中部分发言的要点，相信会对我们的作者和读者有所启发。
       施战军(批评家，山东)：
       现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其实是“城市性”的，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台静农、蹇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人的小说开始，到“京派”沈从文、李健吾、萧乾那里定型成熟。“乡土”实际上并非与写作时间并行的乡间，它诉诸于城中人的慰藉和想象，营造了一种质疑现代城市文明的人文空间，城市和乡野的现实性都构成了“他者”。至今，乡村巨大的伦理价值体系所蕴含的人文魅性，仍然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寻根文学”为何都到乡野去寻“民族文化之根”，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作家多为“乡土文学”作家。
       但现在，“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的根本性位移正在发生。
       吴俊(批评家，上海)：
       当今的文学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城市经验、城市叙事取代乡村经验；乡村叙事的趋势。“乡村”的终结和“城市”的代兴，这是必然的现象。
       关于“乡村”的文学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结构中仍然占有支配性的权力，比如，在各类文学评奖中，它还是大赢家。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将继续保持优势。它的命运我想是趋于衰亡的。
       网络兴起之后，“城市文学”的空间有了进一步拓展。网络和越来越普遍的城市生活经验在不断地重塑我们的世界观，这会使不久以后的中国文学呈现出与以乡村文学为主流的传统截然不同的面貌，“城市文学”将成为今后文学的主流。
       南帆(批评家，福建)：
       城市经验之中，大众传媒的崛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大众传媒将会影响整整一代人的记忆。将来我们会发现，传媒催生出一代完全不同于先辈的孩子。资讯会把人的经验格式化，文学必须尽早对此做出反应。
       孙思分(作家，辽宁)：
       乡土的土，主要是指泥土。现在，有多少人还保留着对泥土的感情?泥土，在多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原来的神奇?“乡土”的不再，原因在城市文明的进入。用铁凝的话说，叫文明的强暴。城市文明强暴了乡村，使原有的平静不复存在。当土地再也不是乡下人心中的神的时候，城市是什么?其实就是乡村人的梦想，乡村人的形而上。民工们纷纷走出来，因为贫穷，因为钱，但主要是他们有了可以不依靠土地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可能。梦想和现实，总是矛盾的，出来打工的人们，没一个不是为了赚了钱回家过平安日子，可当他们真正有了钱，他们的灵魂没一个还可以归位。这是文明对乡村最大的强暴，这是文学最应该表现的。
       至于城市经验是否会覆盖乡村经验，我觉得不会。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乡村代表的不单单是原始和落后，也是纯朴和自然，是某种生活的本意。生活的本意是安宁祥和，喧嚣的快节奏的生活显然有悖这样的本意，在自然和野地中的乡村，一定是人们的又一个梦想，因为只有乡村，才会使这个世界得以平衡。
       阎晶明(批评家，北京)：
       都市文学里有一个共同倾向，即制造一个并不需要奋斗。也无所谓成功的人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能够开出既怪异又灿烂的生命之花。这样的小说世界，自然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效果，一种是令人着迷的诱惑．另一种是不以为然的排斥。
       乡村小说把农民的苦和善作为小说家演绎主题的基本腔调，道德良善被推到极致。而在都市文学里，无根基的消费和精神的冷漠又成为另一种极端主题。这样的极端化成了最为方便的写作姿态。田间的劳动场景，城市人的生存挣扎和奋斗，城乡人口的高速流动和因此造成的人生悲喜剧，在我们的小说没有得到充分表现。
       张生(作家．上海)：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谈到，小说的叙事有两种类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在小说里大声评议人物行为与思想，是“叙述”，现代小说用的是“展示”。比如当我痛苦的时候，我不说痛苦，我把手机扔到地上，用行为表达我的痛苦，这就是展示。我写小说这么多年来，直到今天，我都不敢大声把自己对作品中人物行为的价值判断说出来。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写作方法的问题，还是因为自己并没有成熟的世界观?这个我一直没有想清楚。
       我想谈谈我还有一些朋友在写作上的昆德拉化或概念化问题。我自己过去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最近一段时间才有所觉察。很多小说都是从概念出发来完成的，这个概念可能是生活的痛苦、命运的迷茫等等。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概念化写作使我们回避了对生活进行具体的判断。我觉得概念化的小说没有出路，我们在展开文本时，更依赖于某种概念而不是主体的感受，因此很难获得更进一步的认同，同时，也局限了自己写作的范围。
       由此出现的问题就是主体的缺失。我写作这么多年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的小说里没有我，委琐的、高尚的、虚伪的我，都不存在。伤痕文学的作家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表态，有意见，70后，80后的作家则是对自己的生活表态。而我和一些朋友的作品并没有对我们的生活或与其关联的世界表态，直白点说，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没说，我们演绎的是抽象的概念。
       李洱(作家，河南)
       如果说目前的小说创作有问题，这问题其实与作家的才能无关。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想，可能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生活变化太快了。作家对当代生活的经验，无法用现成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表达出来了，读者也不会满意，因为读者自己也有很复杂的经验，他会拿自己的经验去核对作家作品中的经验。对上了，好，你写得真；对不上，哈哈哈，你瞎写嘛。更要命的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好不容易对上了，读者却会说，怎么跟我一样，你没有自己的发现嘛。读者大人是很难伺候的，而像我们这些专业读者，就更难伺候了。可见，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小说家，其实是很难的。我想，面对这样一种变化迅速的生活，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经验，有责任感的作家，其实是想做出文学上的应对的，这一点没有必要怀疑。有些朋友总是说，作家在躲避时代，不敢面对时代，这种说法不够确切。我想说的是，问题比较关键的地方可能在于，在描述当代生活方面，当代作家其实是无本可依的。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以及新时期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学，这些文学经验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范式，让我们得以借助它去描述如此复杂的当代生活。与此同时，变化迅速的当代生活，很难在作家的经验当中形成某种形式感。我说这些，当然无助于我的写作，我想说出的是我们面临的困难，至少是我本人越来越能感觉到的困难。
       郜元宝(批评家，上海)：
       在精神异常混杂的局面中，文学首先恐怕应该返回个人的内心。有人会说，返回个人内心，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啊!再说也没有什么标准来衡量啊?话虽这么说，但搞文学的人至少有一点可以不用烦琐论证：有没有个人内心的体验，一看就知道了。
       作家们在文学实践中知道创作不易，这种创作的甘苦，很容易鼓励他们把一些纯粹私人性的体验放大，抵挡仿佛是来自外面的与自己无干的思想的质问。作家的封闭于是出现了。我觉得作家听别人讲话时，可以暂时把身段放下来，为什么不可以从你的创作中走出来，作为一般作者和别人交流呢?许多作家做了作家之后，就不能把作家的冠冕脱下来了，总有一种势不可挡的作家气，水泼不进去，缺少交流。就这样还要去理解别人，还要写人物，怎么写得来?我们能写一点东西，都是从别人、从别处领受的。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有什么是纯粹自己的呢?承认这一点，交流恐怕就顺畅许多了。否则，将是自己束缚自己。
       但这种敞开很难。某个时候，我发现作家突然写点随笔、评论文章，就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暂时抛开了熟悉的自我，走到陌生的、更加有利于他的精神敞开的空间。换个文体是个很形式的说法，能走出自己可怜的成就，走出自己造成的迷幻，才是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