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报刊   

[书评]秦、楚的历史文化与华夏民族的性格倾向
作者:蔡靖泉

《民族研究》 2008年 第05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华夏民族的性格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华文化演变的特色。因此,古今学者,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学者对华夏民族性格多有论及,但对华夏民族性格倾向及其形成原因做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切实深入的考察的论著却不多见。最近出版的张正明先生遗著《秦与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堪称可令读者就此问题大获知悟和启迪的学术杰作。通读《秦与楚》一书,让人感到其无论是角度的切入还是视野的观照、无论是论点的提出还是论据的列举、无论是材料的分析还是方法的运用、无论是结构的确定还是章节的安排、无论是语言的表述还是图文的映照、无论是哲理的寓含还是诗意的倾达……大都出人意表又令人叹服。若要指出本书最为突出之处,或许大致有四个方面。
       1.民族学与人类学视野的远近观照。循名责实,本书诚然是论述先秦的秦国与楚国的历史文化,可是本书并非像一般史学著作那样,在重点论述秦、楚两国的建立及其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同时,介绍两国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成就。本书的着眼点,主要是秦与楚这两个先秦族群的起源、成分、形成、分布、融合、演变及其历史发展、相互关系、文化成就和特色等等。因此,本书对秦与楚的考察,“起自传说时代秦、楚先民隐隐约约的踪迹,迄于西汉早期秦、楚族群豁达真诚的和解”。这样的考察,可谓着眼于秦、楚族群的全部历史和整体文化的远近观照。然而还不限于此,本书又是着眼于华夏民族性格倾向的形成来具体论述秦、楚族群的历史及其特征的,是着眼于奠基阶段的华夏文明来深入探讨秦、楚诸侯国的文化及其异同的,故视野尤为广远,考察十分深细。本书对秦与楚作民族学与人类学视野的远近观照,体现出正明先生治学历来倡导的“大知观于远近”的深刻洞察力。
       2.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贯通于本书的始终。同时,本书的探讨广泛地借鉴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借鉴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辨析神话传说中的秦人和楚人的先祖,借鉴文字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定相关甲骨文、金文、简帛等文字资料的文字正确性,借鉴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借鉴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描述秦人和楚人的习俗,借鉴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秦、楚历史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和地理变迁,借鉴文学、哲学、美学和美术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明秦、楚文化遗存的价值。本书毕竟为史学著作,史学、包括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其采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传世的先秦文献资料不多,有关秦、楚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更加有限,但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故研究先秦民族的、地域的历史文化尤其需要利用考古资料并借鉴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正明先生治学,从来就注重考古学文化的考察。本书为论证切实准确,不仅大量利用了考古资料,而且在对已发掘的一个个遗址、墓地乃至墓葬作细致分辨、归类的基础上,爬梳出有可比性的墓葬及其随葬品进行分类排比和量化统计,然后结合文献资料条分缕析。历史研究主要是纵横展开的探讨,本书则是秦与楚纵横比较的探讨。为了避免蹈空之嫌,不做托大而化之的议论,本书乃将秦、楚的历史文化分为几个阶段,并将两者当作两股交缠的线一路考察下来,通过如此详尽的解剖而明晰地揭示秦、楚历史文化。
       3.发人未发、成一家言的卓越见识。生前,正明先生教诲学生说,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若无新意,断不可作文。他治学,也自谓喜欢富有首创性、挑战性的课题。所撰《契丹史略》,是当时研究契丹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所撰《楚文化史》,是先秦地域文化研究中“史”的第一部专著;本书,则是先秦地域文化比较研究中第一部专著。既然是前所未有的第一部,书中阐发的观点、筛选的史料、采取的体例、运用的理论和方法、论证的方式和行文的风格等等,大多是人所未发的自我独创,不仅体现出自成一家的巨大创获,且因观照远近、积累丰厚、求索深远而处处显示了学术大家的精湛功力和卓越见识。本书阐明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华夏民族共有的性格倾向是复合的;华夏民族的复合性格倾向源自华夏文明的奠基阶段;对华夏民族性格倾向的成型起决定作用的一为楚,二为秦;楚人、秦人俱为双源并都在周代融入为华夏民族内部的族群;楚族群大而文明高、秦族群小而文明低;秦人建立的秦朝短命在于学术空虚、文明停滞,楚人建立的汉朝长寿在于学术繁荣、文明进步……这些大都是独自创获的深刻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且发人深省。
       论说秦与楚,当然不能回避学界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本书也详论了两人的变法,却不囿于传统之见、主流之说,通过大量的考古和文献资料的辨析和印证,申述以往有所言及的独到看法,充分说明商鞅变法虽然成功,却导致秦为虎狼之国、秦文化“无儒”;吴起变法并非失败,而是大有成效,导致楚国富大、楚人安适、楚文化繁荣。
       4.原始察终、鉴古通今的史家精神。“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史家宗师司马迁撰写《史记》,即已确立了中国传统的史家精神,这就是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原始察终、鉴古通今。本书的撰写,正是体现了强烈的史家精神。书中在对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做广集细梳的基础上,全面系统、细致深入、比较对照地考察了秦与楚的历史文化发展,从而清晰地展现了秦与楚的民族源流、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等等,并且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秦人与楚人性格倾向对华夏民族性格倾向形成的决定作用等等,进而高度概括了国家统一与文明进步的关系、中国统一皇朝赖以巩固和发展的根基等等。其字里行间、句内语中,充溢着的是正明先生着眼于民族的兴旺发达、国家的统一昌盛而研究历史文化的人文关怀之情。
       《秦与楚》开篇的末句是“个人固应有自知之明,民族亦应有自知之明”,结尾的最后之语是“个人有自知之明甚不易,民族有自知之明尤不易。往者可鉴,来者可追”。显然,正明先生是指望炎黄子孙对自己民族、对民族历史文化更有自知之明以选择正确发展道路而撰成本书的,是期盼中华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而撰成本书的。细读其遗文,怎不令人肃然起敬!领悟其精神,又怎不令人蹴然感奋!
       以上简略评介,仅为笔者寸心感知,恐怕才及本书之表,又难免有偏颇之失。学术为天下公器,争鸣乃繁荣前提。读者细阅本书,自可见仁见智,然而掩卷之余,想必皆会回味再三、深思不已。
       [责任编辑 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