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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对此近世以来的西方入侵者、传教士、探险者等进行过身临其境的描述。然而，这些反映农奴制度黑暗的记录却在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群体失忆”和“人间天堂”的无端想象。本文通过对西方人亲眼目睹旧西藏的观感再现，举证西方学者对此的研究评介，分析西方殖民势力制造“西藏印象”误导西方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影响，揭示掩盖在“西藏印象”人文包装下面的政治目的。
       关键词：旧西藏 封建农奴制 “西藏印象” 群体失忆
       作者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在世界中世纪历史上，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奴役剥削农奴的经济制度称为封建农奴制。其典型形态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封建领主、采邑庄园主占有土地、山林和草原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同时占有其领地的农奴及其劳动所得。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束缚于土地，向农奴主上缴大部分劳动产品和提供各种劳役，与农奴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农奴制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制度，在这种黑暗的制度下，农奴事实上没有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西方中世纪的这段历史虽然当世无人目睹，但却载人了世界史、欧洲史和相关的国别史，已经成为十分普及的历史知识。
       对今天的西方人来说，虽然他们并没有看到自己祖先经历的黑暗时代，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在世界东方看到过真实存在的政教合一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即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西藏地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距离当代最新近的记忆，却在西方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失忆。许多政治家、媒体和公众，不仅忘记了那些曾身临其境的先人所描述的西藏，而且也忘却了西方学者对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研究评介，以至毫无理由地把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封建农奴制度想象成了喜马拉雅雪域高原上的“人间天堂”，并熟视无睹地把一个步入公正民主、繁荣发展、社会祥和的中国西藏自治区想象为“人权地狱”。
       正如古代社会奴隶制度的崩溃一样，农奴制度的废除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成就。对于这种黑暗的农奴制度来说，在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范围，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的社会政治理论或公平正义的社会公众舆论为其辩护，因为这种制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推动人权事业进步发展予以谴责的历史对象。可悲的是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很多西方人却对隐蔽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精致谎言”背后维护西藏农奴制权威的图谋毫无知觉，盲目崇信曾经作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末代当权者。这些绝大多数都没有亲眼看到过今天西藏的西方人，似乎总是期盼着看到一个“原生态”的西藏，一个所谓“时间停滞的香格里拉”，因为那里肯定有“卢梭所说的高尚的野蛮人”。对动辄指责他国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崇高价值实现程度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不能轻易怀疑他们对西藏的兴趣至今仍停留在寻觅“高尚的野蛮人”的殖民主义时代，但是事实又让我们可以肯定近代以来西方入侵者、传教士、探险者、学者等对1959年以前的所谓“原生态”西藏进行的大量描述和评价，在他们的后代中出现了“群体失忆”和无端想象。当然，这种失忆现象和纵情想象，也是近世侵入中国西藏地区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编造、设计“西藏印象”的结果，这种所谓“西藏印象”的实质就是将中国的西藏地区视为一个“独立国”。
       一、西藏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旧西藏
       对1959年以前的中国西藏地区所实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中外学术界已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早已做出了科学的结论。那个黑暗时代至今仍可以从博物馆展示的大量物证中，在用于警示后人的农奴主庄园遗址里，通过大量的图片、文献、口述历史和在世农奴的描述，为当代人再现了一幅幅悲惨的图景。对此，中国政府有关西藏人权的白皮书和众多普及性读物早已进行了记述。
       事实上，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中叶时，中国的西藏地区仍处于由官家、贵族、上层僧侣“三大领主”构成的农奴主阶级统治之下。他们虽然只占藏族人口的5％，但是却占有了当时西藏地区几乎所有的农田、牧场、山川、河流和森林等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而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民众则处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痛苦境地。对广大农奴来说，不仅人身和家庭牢固地束缚于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而且他们的几乎全部精力和体力也都要无偿服务于农奴主的种种劳役。无论是从农奴主手中领种份地(差地)、支应劳役的“差巴”户，还是依附于庄园的外来烟火小户“堆穷”(“差巴”破产后的不完整家庭)，乃至被称之为“朗生”的家奴，都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失去了生存的权利。他们被三大领主当作私有财产随意支配，甚至用于赌博、抵债、赠送、转让和买卖。
       农奴除了终日进行无偿的劳作外，还必须承担名目繁多的差税，据统计，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制定和征收的差税达200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应的差役通常达到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甚至高达70％～80％。同时，各庄园农奴在生活中还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费税，不同庄园的农奴婚嫁要缴纳“赎身费”，小孩出生要缴纳“出生税”并列入领主的农奴名册，失去劳动能力和被迫流浪的谋生者也要缴纳“人役税”，等等。为了缴纳这些费税和维持勉强糊口的生计，农奴不得不进行借贷，而高利贷则成为进一步强化农奴人身依附关系的枷锁，如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这种永远偿还不清的高利贷，也就意味着农奴及其后代人身自由的永远丧失。因此，“在这种制度下，劳动是不会得到直接报酬的，个人财产是与徭役服务联系在一起的，政权的代表(无论权力的阶品如何)当然会千方百计地滥用自己的职权，以迫使其下属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交纳更重的赋税”。而任何对这些差役、赋税和敲剥抗拒的言行，都会被视为犯罪受到所谓法律和严刑酷法的惩治。
       为了维护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利益，西藏统治阶级制定了以《十三法典》、《十六法典》为代表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的基本立场就是维护人们在法律上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即将人分为三等九级，上等为藏王、大小活佛、僧俗官员和贵族等；中等包括官府吏员、僧人、商贾等；下等包括农牧民、铁匠、屠夫、渔夫、猎人、天葬师、鞋匠等。其法律的核心是以人有等级之分的基本价值观确定命有贵贱之别的社会规范。如《十六法典》中的“伤人抵罪律”款规定：“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者手足。主仆之间，主失手伤仆，除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就藏族地区因袭的“赔命价”习惯法而言，人命贵贱之分可谓天壤之别，上等人“其尸价与黄金等量”，而属于下等人的流浪汉、铁匠、屠夫人等“命价值草绳一根”。凡下等人犯上，轻者不分男女脱光当众鞭笞，重者则“剜目、刖膝、割舌、剁肢、投崖、屠杀等”。正是在这种法律体系保障下，官家、寺院和贵族庄园，私设监狱、配备刑具，视农奴、奴隶身体和生命如草芥的暴行比比皆是。
       凡此种种，都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度留给人类社会的黑暗记忆，都是人
       类社会崇尚人权、追求平等所必须谴责的历史污点。
       作为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阶级的最后代表人物——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了维护这一政教体制和统治权力，在1959年踏上了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政治流亡道路。①近半个世纪的境外流亡生涯，达赖喇嘛一方面不断在其集团势力范围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另一方面也变成一个非常能适应和极善利用现代社会文明成就及其先进理念的“流亡政治家”。“人权”、“自由”、“民主”、“和平”、“正义”、“宽容”这些动听的话语，不仅时时挂在他的口头，而且也成为他极力诋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繁荣、恶意攻击西藏人权事业巨大成就的反义词。但是，达赖喇嘛从未用这些文明进步的话语去衡量和评价过他曾统治过的旧西藏，反而把旧西藏描绘成了“祥和”、“自由”和“幸福”的神圣天地。
       奇怪的是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悲情”诉说，却影响了不少西方世界的政要、媒体和民众。西方人并不是“幼稚的现代人”，一些人对达赖喇嘛崇信和对中国歧见的原因很多，诸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甚至中国发展繁荣的现实，等等。虽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没有去过今天的西藏，但是他们却盲目地痴迷于达赖喇嘛曾经统治过的旧西藏。如果他们对中国揭露的旧西藏社会场景心存怀疑，那么对他们的前辈亲历其境的记录又作何评价呢?忘记和回避历史而去评价现实、甚至去虚构和想象历史，不是一个文明正直的现代人所应有的公正态度。
       二、西方人眼中的旧西藏
       从17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探索进人青藏高原的途径，而率先进入西藏地区的西方传教士是安东尼奥·德·安德雷德(Antonio de Andrade)神父，他于1625年抵达了西藏阿里古格地区扎布让，并开始在当地传教，有关西藏地区的一些情况也开始对外传播。以传教士为主的进藏西方势力因不断引起藏传佛教和僧俗民众强烈抗拒，终于18世纪中叶退出了西藏地区。当时，正值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向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扩张，中国的西藏地区成为其扩展市场、掠夺财富和实施殖民统治的对象。从1774年11月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进藏并在日喀则逗留，到19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人秘密潜入西藏地区进行测绘、调查、游历和传教，俄国从北部、英国从南部、法国从东部纷纷派遣探险家、传教士等“秘密地或公开地潜入西藏，形成了一个高潮”。
       西方殖民势力持续进入西藏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寻找“快乐的野蛮人”，而是为了打开商贸通道、进行市场占领和掠夺矿产资源，这与西方殖民者在全球所进行的活动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当这种目标受到清朝政府制约和西藏僧俗社会抵制时，武力入侵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1903年12月11日，英军发动了侵略西藏的战争，并于次年8月侵入拉萨。当代世界炒作的所谓“西藏问题”正是根源于此，而这一事件前后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西藏地区进行的活动及其留下的记录，则为我们了解旧西藏提供了直接的实证材料和当事人所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西藏观”。
       1783年，东印度公司武装部队的塞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上尉奉命出使西藏扎什伦布寺，他对西藏的基本看法是：“西藏呈现给旅行者的最初印象是天底下条件最差的地方，显现出很大程度上的文化之无能。”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化优劣”价值观，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西方人对所有非西方世界的基本价值判断。而对“异己宗教”，西方传教士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并企图通过传教取而代之，这也是那个时代西方对全球输出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手法。在这种价值判断所构建的“西藏观”主导下，西方进藏的各色人等留下了诸多类似的记录，并相继引证传播影响着西方社会。这些记录之多不胜枚举，本文仅从政教统治、社会制度和民众生活等方面列举一二二。
       近世西藏地区延续着中世纪形成的政教合一统治体制，这种体制不仅使宗教具有绝对权威的力量，而且也是西藏僧俗民众精神世界的日常生活主宰，达赖喇嘛则是这种力量和主宰的象征。对此，1864年在西藏拉萨居住近两个月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e)曾做出这样的概括：“达赖喇嘛是西藏所有地区的政治和宗教首领，任何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都集中于他一人之手。习惯法和由宗喀巴留下的某些规则指导他行使其巨大的权力”。而且“其权力的行使完全取决于他一时的兴致和乐意，既没有宪章也没有宪法来约束他的活动方式”。也就是说达赖喇嘛是置身于任何法律之上、随心所欲实施其统治的政教领袖。
       至于对达赖喇嘛统领下的藏传佛教，西方人的基本看法并不令人吃惊。1716年，意大利人伊普里托·德西迪利(Hippolyte Desideri)进入西藏传教，在他的眼中“西藏宗教的另一个基本错误，是他们坚决否认上帝的存在，这也是西藏人信仰的错误之源。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以微妙的艺术手法，装饰了这个荒谬的论点”。基于这种观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可谓前赴后继。1846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等人在拉萨的传教活动的出发点就是基于藏传佛教信众遵循的某些行为规范“无法使堕落的民族恢复道德”而开展的，他认为“唯有基督教才能把不信教的民族从他们沉沦的罪恶深渊中拯救出来”。这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性扩张时代最通行的理念，因为在西方人眼中的任何“异教”都是邪恶、愚昧和黑暗的象征。
       1905年1月，作为随同英军入侵中国西藏地区的英国《每日邮报》驻印记者埃德蒙·坎德勒(Edwund Candler)完成了他的“目击记”——《拉萨真面目》。在这本书中，他对藏传佛教和政教特点进行的描述颇具代表性：
       “我们在途中进去过的所有房子和寺院，总有镀金佛像、俗丽的绘画、魔鬼女妖、五颜六色的壁画、呲牙咧嘴的可怕的魔鬼面具以及喇嘛实行恐怖主义的所有骗人器具。这些神鬼迷信的外表象征是老谋深算的喇嘛发明的产物，它们是整个僧侣政治的组成部分”。“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维持他们的影响和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的手中。……在这样的年代里，他们那些愚昧无知的农奴将逐渐接触到生活的真实面貌，将会开始怀疑若干世纪以来存在于他们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公正。但是目前，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我敢说，在世界历史上顽固和黑暗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学的面前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秩序颠倒的国度，这里的人们用一生中的一半时间哼着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摇晃着转经筒，死人则被砍成碎块扔去喂狗喂鹰”。(布达拉宫)“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宫殿比起欧洲血债最多的中世纪城堡来说，它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人去犯罪的情景更多”。
       对埃德蒙·坎德勒来说，“自从达赖喇嘛十七世纪中叶掌管政权以来，西藏的僧侣统治历史就是一部血迹斑斑的阴谋史”。因此，当他游览了拉萨的寺庙后得出了结论性看法：
       
       “藏传佛教独特的令人讨厌，但至于这些迷信的成分是如何不断地与这一宗教融成一体的，至于对这些欺骗性的东西的追根溯源问题，我就留待考古学家去探讨了”。至于僧侣，“在我看来大多数喇嘛似乎十分粗野，都是些酒鬼”。“释迦牟尼也像耶稣一样，宣传博爱而热心于为众生谋福利。但是，藏传佛教却变得越来越落后腐化，喇嘛教无异于政治组织，它的主要职责毫不妥协地排除外国人。喇嘛知道如果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话，就一定会彻底消除他们自己对人民的影响”。“喇嘛是最保守的——这些人除了对僧侣的谋略和本身就含糊不清的玄学外，对于科学、文学、历史、政治以及其他一切都是无知的。我们认为藏人是‘非常讨厌的’。他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就是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藏人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令人讨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看上去土气、堕落；其他人则是一副残酷、狡诈的面孔，他们的眉毛紧锁，似乎总是在算计阴谋；还有一些人看上去像猿猴，好像他们的想法没有一种不是畜牲的，没有一种不是充满欲望的。他们步履蹒跚，右臂露在外面，看上去没有一点结实的感觉，似乎他们一生中就从未认真干过一天活”。而对达赖喇嘛无上尊崇、对喇嘛僧人虔诚信奉的“所有的善男信女都是些衣裳褴褛的穷人，许多人还是双目失明的瞎子。拉萨人似乎要等到他们在今世一无所有时，才会考虑他们的来世”。
       我们毫不怀疑埃德蒙·坎德勒所感知的这一切包含了西藏僧俗民众对英国入侵者的抗拒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位记者所看到的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宗教生活情景。
       西方人看到西藏，使他们有可能去印证已经载入西方历史书籍中的中世纪黑暗。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于政教合一的统治者，而人民则置身于贫困、肮脏、天花性病等疾病流行的社会环境之中。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土地都绝对属于藏王，藏王可以赐予他所喜欢的人暂时使用一些土地”。而身为政教领袖的“大喇嘛非常有钱。地方的税收、关税以及总收入通常都是交给他和藏王。但是大喇嘛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供品和礼品，这全部都是归他私人所有，此外还要加上许许多多的马、骡子以及山上的牲畜(牦牛)，……大喇嘛也雇用许多商人，同内地以及其他地区从事贸易，他从中也可以获得大量的财物，所获利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在布达拉宫以及拉康(Lha-Khang)寺庙，都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进行装饰”。在这样的社会中，“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而民众被迫提供差役，“这种强迫性的劳动是西藏公认的习俗，人们只好默默的忍受”。
       而与这些拥有大量财富的权贵和金碧辉煌寺庙宫廷相对应的世俗城镇乡村，则展现出了巨大的反差。1811年，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所看到的拉萨令其“大失所望”，因为“城里没有什么看起来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愉快的东西。房屋周围尽是污迹和脏物。大街上到处是狗……简而言之，一切都显得凄凉阴郁，使人感到毫无生气。”而近200年后，这种状况丝毫没有改变。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藏人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而在其他地方大自然却慷慨大方地将这些东西赐予人们”。至于远离拉萨的边陲小镇，如被称为近代亚东商埠中转站的帕里(今西藏亚东县帕里镇)，西方人观感的社会生活场景同样晦暗：“今天早上我从屋顶鸟瞰帕里城，它就像一个在城堡下的养兔场。……出于保暖的目的，大部分的房间都在地下。黑的像肮脏的搬运煤炭的西藏人在这些地下住所里与牦牛或骡子缩挤在一起。同样肮脏的藏族妇女到处走动着，她们的脸涂抹得很脏，布满了疙瘩。……在城堡里，人们在清晨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其肮脏的女人爬上台阶。她们背着已经结了冰的木桶及成袋的牦牛粪。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色人等进入中国西藏的过程一直未停止，而他们所看到的情形在300多年中基本没有变化。其重要原因在于维护这一制度本身的政教势力所依赖的社会专制工具，其中除了达赖喇嘛所代表的精神世界主宰性外，最重要的是严刑酷法的惩罚。无论是农奴对其庄园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是西藏社会阶级、阶层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维持，乃至平民百姓承担名目繁多的差役、供奉等经济负担，都是通过严酷的刑罚及其所造成的社会恐惧得以固化。因此，西方人一方面接触到了藏传佛教不杀生的基本教义，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西藏社会通行的严刑酷法。“像发生在这块与众不同的土地上的其他事物一样，惩罚也是十分严酷的。切断手足，包括挖眼都是惩罚各种罪犯所采用的方式。……虽然很少执行死刑(佛教禁止杀生)，但是把犯人推下山崖或把犯人缝进口袋扔进河里则是屡见不鲜的。另一种惩罚只能由达赖喇嘛来执行，那就是宣布一个人的灵魂不能再生。这就意味着他只能在地狱的边缘徘徊。宣布的同时，也宣判死刑”。“对于死刑犯，则要根据犯人犯罪的程度使用不同的方法处死。有的是砍头，有的是扔到江中溺毙，有的是捆缚在吊架上，用弓箭射击直到将他杀死”。虽然在当时的西藏还存在一些传统“神判”的习惯法则，但是“西藏最常见的惩罚是鞭打，但这是够厉害的，常常置人于死地”。如此等等。
       如果说，这些记述和评价一定程度显示了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视角和傲慢，但也的确记录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藏的诸种事实。那么，为什么今天一些西方人和舆论却热衷于想象那个年代的“自由”和“欢乐”，甚至认为在那个年代被视为“农奴”的民众享有比今天更多的西方人所理解的“人权”?作为力求客观的科学工作而言，很多学者都明白无误地认为旧西藏，“与中世纪的欧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其中的区别则在于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一成不变地在现代世界中坚持自己中世纪的体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以适应新形势”。当代西方人虽然经常为现代性、后现代及其社会问题所困扰，但是绝没有人迷恋和想象欧洲中世纪的“自由”和“欢乐”。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热衷于想象旧西藏“香格里拉”式的风情和浪漫，如果不是失忆的无知，那只能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差异的立场所表达的政治态度。
       事实上，西方人有关东方神秘主义的虚构在20世纪初年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因素，而这种西方殖民主义政治因素再造的“西藏印象”不仅助长了一度在欧洲和美国“牢不可破”、“被人们当成神圣的事实”的“一种纯属虚构的思想传统”——西藏“然巴主义”(Rampaism)，并由此引起了一个“非常简单”、至今依然存在的问题：即“如何使成千上万智力迟钝但是心地善良的追寻神秘东方的人了解真实的佛教传统和真实的西藏”?为了找到该问题的答案，西方殖民势力制造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的历史性政治误导，而这种按照西方民族国家时代编造、设计一个西藏“独立国”的政治误导和“香格里拉”式的神秘诱惑，不仅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而且在1959年以后，也成为“西藏流亡政府坚持利用这种印象来实现他们的利益”的指南。
       
       三、“西藏印象”的编造及其失忆的误区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多种势力染指西藏，而英国不仅染指最深，而且也是制造西藏“独立国”的始作俑者。虽然中国的西藏地区没有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但是所谓“西藏问题”即如英国殖民势力在南亚次大陆等地区制造、遗留了若干关涉领土、民族、宗教争端的“殖民遗产”一样，也是留给现代中国的一份帝国主义“礼物”。
       英国殖民势力进入中国的西藏地区，同样以传教士为先导，其结果也如同所有欧洲传教士一样，受到藏传佛教社会的顽强抵制。但是，对已经在中国西藏毗邻地区南亚次大陆建立起殖民统治的大英帝国而言，它所拥有的实力和地缘条件较之其他觊觎西藏地区的殖民势力更具有优势。尤其是进入20世纪初，英国人为了抗拒沙俄势力的竞争，利用外交和贸易手段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并最终发动了军事侵略，由此获得了控制西藏地区的强势地位。从1904年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率领英军攻人拉萨后，英国殖民势力和各色人等进入西藏的规模不断扩大。因此，在20世纪前半叶，“英国人在拉萨享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担当着西藏人的资助者。他们清楚西藏人的封闭愿望，并且努力禁止外国人进入西藏，而仅允许那些对帝国政府能带来利益的人进入”。而这些所谓能够为“帝国政府带来利益的人”，就是能够为制造西藏“独立国”设计“西藏印象”的人。
       事实上，“英军1903～04年进入西藏时给西藏国下定义是很难的。欧洲人和亚洲人对国的理解有着根本不同的观点。欧洲人理解国为一个民族国：它是一块完整的土地，有明确的边境线，这块土地由一个政府执政并享有其专权”。相对于1840年欧洲“民族之春”革命及其普遍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西欧地区来说，亚洲等大陆的古老社会大都处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前夜。即便是中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西藏，它们都明显不能够宣布西藏独立”。其中的原因虽然包括了中华民国的同盟国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西藏地区的社会制度、权力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仍处于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因此，虽然侵入西藏的英国侵略者毫不讳言他们是为了“政治目的来寻找宣传用的意识形态和印象的”，但是他们在西藏无法找到按照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进行“制度移植”的社会基础。而且在吐蕃王朝之后，“西藏人的自我形象中也基本上没有反映出国家主义的的东西。这与西藏的历史事实相符”。所以，“英国人寻求着创造出某种西藏印象”，以便“利用这些印象并作为工具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西藏‘缓冲区’”。
       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在印度等南亚次大陆国家进行的统治，以及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的制度构建虽然有经验主义的实证可以遵循，并已经“对印度的身份特征和国家地位的创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中国中央王朝对西藏地区的长期施政治理和西藏本身的内部统合状况——“西藏人身份特征的本土结构主要是宗教”，使“印度式”的殖民模式难以在西藏推行。当然，这并没有改变英国殖民势力制造西藏“独立国”的图谋。建立所谓西藏“缓冲区”就是实现西藏“独立国”图谋第一步。为此“英国人需要把西藏转变成为以国家形式为模式的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并且有明确定义的实体。然而由于缺乏成为国家的许多前提条件，英国人不得不劝说西藏政府创建或者发展一些代表国家身份特征的基本元素：国家的结构(有关权利集中的内容，比如，政府、法律、边境线等方面)和社会进程(有关团结的意识或者相关身份的社会，比如传统观、价值观、以及信仰)”。也就是说，要按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来为中国的西藏地区构建“代表国家身份特征的基本元素”。1913～1914年英国人策划主导的“西姆拉会议”即是制造这种“西藏印象”的关键一步。
       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在列强涉藏的竞争中，一度采取了“隔离”措施以避免沙俄等势力进入中国的西藏地区，同时又对能够为“帝国政府带来利益的人”提供进入西藏的便利，以促使西藏社会对西方人的接纳。当然，这必须是有利于制造“西藏印象”的人，否则只能拒之门外，“即使他们在学术上是知名的学者也不例外”。因为，对于英国的官员们而言，“对西藏的历史印象的焦点是我们称之为‘核心’的印象，即西藏将是一个现代的国家，是一个由一个政府管理的联合的国家，一个总主权归属于自己的并且与邻国的英属印度国能够友好相处，其行为能得到称赞的国家”。对于充满梦想、猎奇精神的西方人来说，在英国人控制下的西藏“隔离”氛围，一方面“形成了西方印象中盛行的西藏‘香格里拉’形象”。甚至许多没有去过西藏或拉萨的西方人，也大肆著书立说以其“极为明显的虚幻感觉”，“增添了西方人想象中的西藏的神秘色彩”。另一方面，“查而斯·贝尔和他的继承者们设计了这个新型的西藏印象来迎合英国官员和达赖喇嘛政府的期望。所以双方合作向大众展示这个联合的前进中的西藏国，并且他们仍然继续创建这种印象”。作为创建这种“西藏印象”的基本策略，就是西方人收敛了自身的优越感和抑制了对西藏宗教、社会、人及其行为方式的厌恶与贬斥，转而以“友好的”、“温和的”、“诚实的”、“开放的”、“开朗的”、“愉快的”等赏心悦目的话语来描述一个政教合一统治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同时极尽所能地将西藏的文明发祥和文化要素“去中国化”和“入印度化”，“这意味着设计出西藏与印度的历史纽带关系，同时牺牲它与中国的关系”。“他们是想创建一个英国人认为值得联盟的西藏人形象”。
       英国殖民主义势力设计的上述“西藏印象”不仅影响了西方世界，而且也影响了当时的西藏地方的政教权贵。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后，他本人及其流亡政治势力始终遵循着这种“西藏印象”向国际社会诉说着西藏“独立国”曾经有过的“祥和”、“安宁”和“欢乐”，但却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对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带给西藏人民深重苦难的任何谴责。原因很简单，因为任何令现代世人鄙夷、厌恶和谴责的中世纪农奴制社会场景都不符合西方人的人权理念，如果达赖喇嘛承认旧西藏的黑暗和残酷，那么他在西藏失去的统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将不可能再成为“悲情”诉说的话题，任何正直的世人都会为这种历史劣迹而感知这位“神圣”的伪善，任何看到旧西藏黑暗面的世人都会对今天西藏的人权状况及其实现程度做出客观的评价。
       因此，对旧西藏黑暗的讳莫如深是达赖集团必然的政治策略。而不断攻击和诋毁今天西藏自治区在人权事业、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成就才能继续其“西藏印象”的神话。事实表明，达赖喇嘛有关“西藏问题”的基本政治主张，诸如使西藏成为“高度自治”的“和平区”之类，不过是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制造“缓冲区”的当代版本而已。达赖喇嘛虽然始终固守着西方殖民势力设计、编造的“西藏印象”这一政治资源，但是他很善于利用国际社会中的新概念、新话语来对想象中存在的一个西藏“独立国”进行形象包装。当然，除了达赖喇嘛利用其宗教“圣人”的身份进行国际游说外，还有不少为“西藏印象”涂脂抹粉的西方人以及追随达赖喇嘛流亡国外的
       贵族后裔，用他们偏激的意识形态眼光和曾经有过的“幸福生活”经历来描述旧西藏的社会“平等”、“祥和”和“愉快”，为达赖喇嘛的政治主张及其隐藏的目的提供历史的注释，从而不断强化“西藏印象”。
       对于曾经在全球推动殖民主义的西方国家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都经历了对殖民主义历史的反省过程。而出于政治目标设计的“西藏印象”在此之前就使一些西方人对旧西藏的观感从鄙夷转向了美化，甚至有人声称旧西藏的贫富差别很小，“农奴的生活方式似乎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享有人们希望得到的一切——有足够的时间自由自在地过着悠闲的生活”。这种“世外桃源”、“人间天堂”的“香格里拉”诱惑，使当代西方一些人心目中的旧西藏形象变得那样令人神往和充满想象。同时，他们对被掩盖和有意忽视的另一些真实感受却采取了失忆的态度，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想象的“这个形象是一个理想的西藏，这个理想的西藏包括它的政策都是设计出来的”。
       著名藏学家谭·戈伦夫(A.Tom Grunfeld)在其著作中曾列举了这样一个例证：一位出生于西藏“最富有的家庭”并嫁到另一个门当户对的“最富有的家庭”的流亡藏人女子在回忆旧西藏时声称，“我们认为政府对我们是仁慈的，因为让我有了庄园。尽管人民和他们主人之间的生活差别很大，但他们是心满意足的。按照佛教的教义，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西藏，任何事情对贫富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人能想得到在西藏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愉快”。那么，作为一名藏学家是如何回应和评价这种描述呢?他认为：对1959年以前的西藏“无论想象力有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决不是‘令人羡慕的’”。他指出，虽然有人声称1959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种蔬菜，但是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却表明：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搀合在一起的野草。而这些对于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民则是生存的必须品。这位学者认为，“人类平等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不幸的是这未能阻止西藏人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因此，那种认为旧西藏不存在阶级制度的说法，只是“反映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不符合真实情况”。他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这样的结论在西方藏学研究界并非独树一帜，很多西方学者对旧西藏的研究秉持科学、客观的态度。
       2007年，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米切尔·帕兰提(Michael Parenti)发表文章指出：“西方媒体、旅行手册、小说和好莱坞电影等等，已经把西藏的神权统治描绘为一个可以证实的香格里拉。达赖喇嘛自己就声称过，西藏‘无所不在的佛教影响’，‘在一个未受污染的环境下的广阔空间里，产生了一个致力于和平与和谐的社会。我们都享受着自由和满足’”。作者针对这种观点指出：“事实上，情况非常不同。旧西藏非常像在反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宗教战争之下的欧洲。”作者对旧西藏的社会历史与神权统治的分析，同样得出了“旧西藏不是一个失乐园。它是一个倒退的、压迫性的神权统治，充满了极端的特权和贫穷，远非香格里拉”的结论。当然，在西方社会这种研究结论必然遭到各类“援藏”人士的攻击和反对。一位自称“人民历史的坚定信仰者”针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回应和驳议，令人难以信服的是这种回应除了将米切尔·帕兰提列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谭·格伦夫等人的追随者进行“极左派史学家”的定性外，其反驳的主要理由仅仅是认为上述文章对旧西藏的评判与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口径完全一致而已。可悲的是这位所谓“终身从事人权运动”的“援藏者”力图维护“西藏印象”的政治立场，使其为了美化旧西藏的“开明”和“先进”，饥不择食地将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曾宣布“废除死刑”的说法称之为“全世界首先如此做的国家”。且不论旧西藏“废除死刑”之说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将此举列为“世界第一”的说法则属极其荒谬的无知。众所周知，现代废除死刑的运动源起于18世纪末的欧美国家，“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成为美国第一个除了对一级谋杀外废除死刑的州”。拉美一些国家在19世纪相继废除死刑，如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巴西。而“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废除谋杀罪死刑的国家，而且实际上从1849年起该国就没有人被执行过死刑”。十三世达赖喇嘛1895年才开始亲政，总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从这一简单实例中不难看出，所谓“西藏印象”不过是对历史无知(或编造历史)的产物。这种西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无知现象，在掩盖历史的同时，又造成了众多善良民众对自己、对他人的历史失忆。
       当西方社会一度为假冒藏族喇嘛的爱尔兰管道工霍斯金斯的“东方学著作”——《第三只眼》迷惑而沉溺于“然巴主义”的神秘想象被揭露后，由英国殖民势力制造的“西藏印象”却在1959之后继续大行其道于世界。尤其是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之后，一个充满现代文明社会理念和价值观的“西藏印象”又引发了西方社会中普遍的对中国西藏地区的“人文关怀”和政治干预。而这种现象所掩盖的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去深思或了解既有的那些历史记录。虽然许多西方人留下的记录彰显了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念底蕴和价值标准，但是经过对殖民时代及其罪恶反省后的一些西方人在“数典忘祖”之后却对达赖喇嘛所说的一切笃信无疑。造成这种偏激认识的原因在于“西藏印象”的美好人文描述，符合他们否定殖民主义时代对“异域”、“异族”歧视性记述的心理，所以他们宁愿忘却那些至今提起来仍令人汗颜的历史罪恶感，而转向崇尚“原生态”、“同情弱势”的“援藏”活动。问题在于，那些对旧西藏的“美好想象”是建立在西藏“独立国”这一政治目标基础上的文化包装。这一包装掩盖了达赖喇嘛恢复统治权力的政治目的。要实现这一目的，除了恢复封建农奴制度而别无他途，因为“农奴是庄园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经济剥削制度为西藏政教统治集团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当然，在21世纪的今天，恢复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和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是连西方“援藏势力”都不相信、甚至不能接受的事情。然而，在失忆和想象状态下，一些人的确不能或者不愿意分清达赖喇嘛政教合一的身份，就像他们至今没有意识或者意识到了而不愿意承认英国殖民势力制造“西藏印象”的政治目的一样。
       20世纪初期的“西藏印象”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和印象是政治斗争和组织斗争的武器。这些武器不是用来勾画精确的图画，但却服务于有关安格拉一西藏的各种兴趣。由此使得两种印象被留存下来：历史的西藏和想象中的西藏，即一个神秘而又奇妙的梦幻地域”。其实，中国的西藏地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它都是一个真实的地域，被继续编造和包装的“西藏印象”及其在西方社会所造成的失忆和想象，既改变不了旧西藏黑暗残酷的历史，也改变不了新西藏繁荣发展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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