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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和重要原则。我国部分学者对社会发展总问题的涵义解释为社会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的总和，笔者认为应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发展全部进程中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问题、中心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论证。
       关键词：社会发展总问题 民族问题 民族理论
       作者郑昆亮，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邮编832003。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这一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总问题关系的科学总结及摆正二者关系的重要原则。我国部分学者对社会发展总问题的解释值得商榷。探究社会发展总问题的涵义，关系到对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思想的正确认识与理解，关系到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处理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总问题之间的关系，关系到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
       一、我国部分学者对“社会发展总问题”的理论表述和涵义的解释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我国学者在阐述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总问题的关系时，通常表述为“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或“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等。这与斯大林表述为“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有些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始终受到社会革命发展总问题的制约，并随着社会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的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你们轻率地把革命发展的各不相同的时期混为一谈，搅在一起，不懂得在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变化会引起民族问题的性质和任务的相应的变化，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要随之而改变。因此，不能把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和革命发展某一时期相联系的政策同这个时期硬行分开，而随便搬到另一个时期。”斯大林明确阐述了在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民族问题具有和各该历史时期的革命性质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任务，民族问题的性质、内容和任务是随着社会发展总问题的变化而变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对于不同的表述，我国学者均赞同其合理性。云南民族大学何叔涛先生指出：“至于民族问题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再到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的提法，实际上不过是斯大林上述提法的图解和延伸而已。”因此，本文在词语的运用上，依据时代背景，分别使用了“社会发展总问题”和“社会革命总问题”。
       关于社会发展总问题的涵义的解释，笔者查阅列宁、斯大林的原著及相关权威性文献，均未见到。目前笔者能见到社会发展总问题涵义解释有四处：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民族理论”宣传栏目。该栏目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在关于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思想的介绍中，有一篇题目为《民族问题与社会总问题的辩证关系》的文章，文章第6—7行表述为：社会总问题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民族、种族、宗教等所有方面问题的总和。该文章进而阐述了民族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总问题具有相应不同的内容和任务，解决民族问题与解决社会总问题有着互动的关系。二是新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地方课程教材《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该书第四章“民族与民族问题”中的第三节“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表述为：“社会发展的总问题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民族、宗教等所有问题的总和。而民族问题只是民族这个特定群体自身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因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只能是社会发展中总问题的一部分。”三是新疆大学网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精品课程《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概论》多媒体教学课件。其中第二章“民族问题”中的第二节“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首先表述了社会发展总问题的含义：社会发展总问题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的总和。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问题。四是中央民族大学金炳镐先生的解释：“社会总问题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民族、种族、宗教等所有方面问题的总和；而民族问题是构成社会的民族这个特定群体自身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问题，因而在任何时候或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只能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
       前引对社会发展总问题的涵义表述虽然文字上略有区别，但共性表述均为“社会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的总和”。笔者对此见解难以苟同，有的学者也同样持有异议。何叔涛先生指出：“实际上，社会革命或社会发展的‘总问题’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和非常含混的，‘总问题’是一个问题还是多个问题，或者是诸多问题的总和?很难说清楚。对此，理论界往往以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当中‘部分与整体’的对立统一关系来加以解释，或者用现代系统论‘大系统’和‘子系统’、‘分系统’的互动关系来说明。这两种分析方法显然是把‘社会革命总问题’、‘社会发展总问题’界定为诸多社会问题甚至所有社会问题的总合或集合体作为前提的。依此推理，所有社会问题都是‘总问题’的一部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种解释不仅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深度，并且显然与斯大林的原意不符。”
       二、“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思想的提出和发展
       一般认为，民族问题、民族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才明确地提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由社会强大的经济力量发展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与广大农民和贫民一道结合成为同封建专制制度相对抗的社会力量。由于没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着民族的统一，阻碍着民族市场的形成，阻碍着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所以资产阶级要求彻底摧毁封建制度，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于是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民族问题在西欧主要是要求废除封建的专制制度和封建割据，把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统一成一个民族国家，使资本主义取得彻底胜利。列宁指出：“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在文艺上巩固这种语言的一切阻碍。”民族问题在东欧的目的、任务和性质同西欧民族运动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东欧资本主义
       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以前，为了抵御东方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侵犯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通常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居于统治地位，统治着其他弱小民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被统治的民族要求摆脱民族的统治而建立民族国家，但是都遭到了统治民族中地主、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于是被统治民族就发动民族运动反对民族压迫。显然，东欧民族之间的斗争主要是被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和统治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但已包含了这一重要思想。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184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对这一思想又作了补充，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做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做出了光辉的榜样。”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波兰》和《论波兰问题》，以演说和十分简明的表述，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系列光辉思想。其中重要思想之一是深刻地阐明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指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之间的不可分离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此处的论述暗含了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一部分的思想，已经把民族问题看作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
       列宁、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明确提出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思想。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民族殖民地问题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家的范围，形成为世界性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出把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思想。“我们看到，目前帝国主义阶段的特点就是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拥有巨量财富和雄厚的军事实力的少数压迫民族。”列宁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宣布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问题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列宁指出：“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列宁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在联系，认为民族解放运动过去是世界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现在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了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关系，指出：“从前，通常都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把他看做一个单独的孤立的问题，看做和资本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成联盟也能取得胜利；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以离开无产阶级的大道，可以不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决。现在，这种反革命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斯大林进而明确提出：“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发展了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思想，提出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党在解决了民族压迫剥削的对抗性民族矛盾以后，清楚地认识到民族之间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必然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的民族问题；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如何尽快得到发展，赶上先进民族的发展水平，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新时期，我党进一步明确提出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实质是加快发展民族经济，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问题。江泽民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江泽民的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一部分的思想。
       三、“社会发展总问题”的内涵剖析
       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思想中，社会发展总问题的涵义不应指社会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的总和，而应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发展全部进程中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问题、中心问题。这里的“总”字应该与“主要”、“中心”同义。社会发展总问题的涵义争议关键是对“总问题”的理解，列宁、斯大林没有直接给“总问题”定义，但我们可以从列宁、斯大林对该思想的论述中的语言环境来理解。
       1905年俄国工人运动失败后，沙皇政府采用种种高压手段镇压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而被压迫民族的上层分子中间，民族主义倾向也在滋长，并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毒害工人，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破坏工人的团结和斗争。1912年以后，俄国的革命开始出现新的高涨，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汇合起来，已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迫切任务。1914年列宁指出：“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列宁此处表述民族问题从属于“工人问题”，而“工人问题”成为俄国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问题，民族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工人问题”的解决。列宁显然将“工人问题”等同于社会革命总问题。斯大林同样用“局部”、“从属”来阐述二者的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民族问题，尤其是表现在各种不同的民族问题的提法上。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的提法》一文从四个要点划清了理论界限，批驳了机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提法，推动了苏维埃俄国的民族问题的解决和世界民族运动的发展。斯大林指出：“第一个要点是作为局部的民族问题和作为整体的殖民地解放的总问题融合起来了。”1905年至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一方面用立法手段剥夺了国内许多民族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不得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采取新措施，以便缓和矛盾，并在城乡资产阶级中寻找自己的同盟者。沙皇实行的新的土地改革政策使约1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而富农成了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并促使非俄罗斯民族地区民族意识的加强，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带来思想混乱。1911年孟什维克取消派、托洛斯基和崩得分子组成的反党“八月联盟”公然以“民族文化自治”来代替民族自决权的纲领。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建议，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
       文。斯大林指出：“这就说明为什么俄国的民族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而是总的和更加重要的全国解放问题中的一部分。”斯大林针对当时俄国的革命情况，指出不能离开国家解放去孤立地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国家解放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斯大林进而论述：“但是民族问题在俄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这也是很明白的。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国家解放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当时革命失败的首要原因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没能结成巩固的联盟，土地问题成为俄国当时中心问题，民族问题从属于土地问题。斯大林在1925年6月发表《再论民族问题》一文，谈到了与谢米奇在解决民族问题途径问题上的分歧，指出：“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曾经肯定地说，谢米奇‘没有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民族问题的提法的实质’，他把民族问题和革命总问题分开，因此走上了把民族问题归结为立宪问题的道路。”谢米奇观点的实质是将革命总问题理解为立宪问题，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以，斯大林在文章中批判了谢米奇关于民族问题的解决途径通过立宪、改良的方式的错误观点，并指出谢米奇将民族问题看成是立宪问题的一部分，没有将民族问题和革命胜利总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列宁将社会革命总问题表述为“工人问题”，斯大林是将社会革命总问题分别表述为“国家解放”、“土地问题”，而被斯大林批判的谢米奇则将社会革命总问题表述为“立宪问题”。试分析：如果社会发展总问题的涵义指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民族、宗教等所有问题的总和，那么列宁所指的“工人问题”，斯大林所指的“国家解放”、“土地问题”，谢米奇所指的“立宪问题”都应该是一个集合体，是各种问题的总和；而从列宁、斯大林论述的语境分析，“工人问题”、“国家解放”、“土地问题”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问题、中心问题，不是总和问题。
       笔者之所以将社会发展总问题理解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发展全部进程中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问题、中心问题，除了上述分析之外，还有三点理由：第一，我国学者共识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揭示了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规律，即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思想。如果将社会发展总问题定义为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民族、宗教等所有问题的总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揭示了民族问题是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常理，缺乏理论深度和理论意义。第二，汉语词典解释“总”字有四种涵义，其中第三种涵义为“概括全面的；主要的；为首的”。笔者认为社会发展总问题的“总”字应该表达该意。笔者多处查找“总问题”涵义均未见，但可参照“总路线”涵义。“总路线”“通常指国家、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制定的指导各方面工作的基本准则，常与总政策或总任务并用。是制定和指导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的依据，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受总路线的制约并为它服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先后制定了各个时期不同的总路线，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等。”显然，总路线不能解释为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的总和。第三，斯大林将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总问题的关系表述为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笔者查阅《辞海》未见“整体”的含义，但查阅“局部”是参见“全局和局部”。全局和局部解释为：“哲学范畴。全局指事物的整体及其发展全过程。局部指组成事物整体的一部分、方面及其发展的某个阶段。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全局由各个局部组成，但不是各个局部的简单总和，它高于局部、统率局部，对局部的发展变化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该解释值得注意的一句是“全局由各个局部组成，但不是各个局部的简单总和”。以上阐述说明：将社会发展总问题理解为“社会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的总和”是值得商榷的。
       责任编辑 刘世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