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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将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阶段发生较大规模的流动和迁移。这种人口流迁既会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又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成为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新的表现形态。而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倡解决问题途径的多元化和综合性，尊重特性、发挥优势，科学论证、慎重决策应是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少数民族人口流迁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作者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飞跃的历史阶段。依据党的十六大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设定的目标及对实施过程的预测，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将在此阶段发生较大规模的流动和迁移。这种人口流迁既会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又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客观地分析这些问题，提出恰当的应对原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少数民族人口的流迁趋势及表现形式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流迁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呈现着旺盛的势头，而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阶段，这种趋势将更为强劲。根据发生的动因和性质，少数民族人口流迁大致有三类：
       其一，有组织的规模性移民。这其中又包括扶贫或开发性移民、生态移民和劳务输出等不同的形式。因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导致的贫困曾是中国的最大难题，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地解决了2.5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然而，中国目前仍有29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2004年5月，中国政府在上海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上向全世界承诺：力争到2010年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20年基本实现小康。这将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的又一场硬仗。因为，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虽然不多，但他们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劣，居住更为分散，自我脱贫的能力更为缺乏。扶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艰难。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一般的扶贫措施之外，让贫困人口走出来，实行人口搬迁和劳务输出已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不论人口搬迁还是劳务输出在我国都已有了较长时间的实践。截至2003年，全国在十几年的扶贫开发中已经移民270万多人，但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阶段，这个数字则要大大增加。据报道，我国在今后十几年中预计还要移民700万人左右，国家有关部门将每年安排30万－50万人移民。【《北京青年报》2003年3月9日报道：《昨天，人大、政协分别就西部大开发、扶贫移民等问题召开记者招待会：扶贫移民七百万》。】这与以往的270万人之比，是一个接近翻两番的数字。
       700万移民当中包括多少少数民族，现在无从准确测算，但2002年国家在制定新阶段的扶贫工作计划时，将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592个县确立为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民族自治地方比以往增加了10个县，达至341个，占总数的58％，而且将西藏自治区整体纳入。目前全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占46％；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5800万中，3300万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口，占57％。【参见回良玉：《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国民族》2004年第2期。】这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已是目前中国贫困人口的主要聚居地。此外，即便在这些民族聚集区之外的所谓民族“杂散居”地区，少数民族也往往成为贫困人口的主要成分。所以，在未来因反贫困而发生的人口迁移中，少数民族将占有很高的比例。
       中国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实现这一目标极为艰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腾飞，而生态危机却日趋严重。西部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高原、山地、沙化和干旱地区。这里疆土广袤，但多为不毛之地，生态承受力极为脆弱。为改变这些地方人口的生存条件，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开始了具有生态移民性质的人口搬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家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整个生态建设的展开，生态移民在相关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力度开始加大。如新疆阿勒泰地区从2001年开始，计划用5到10年时间有步骤地实施10万牧民生态移民工程；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从2003年开始，预计到2007年使8000户草原牧民搬迁到平原。【参见张立学：《阿勒泰实施十万牧民生态移民工程》，《新疆日报》2004年3月21日；《西藏日报》2003年5月13日报道：《生态移民潮涌西部》。】而内蒙古自治区自2002年起计划在6年内投资上亿元，实施生态移民65万人，从根本上解决人、畜活动对生态脆弱地区的破坏，并使这些牧民尽快脱贫。【参见殷耀、柴海亮：《内蒙古计划投资上亿元，6年生态移民65万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2日。】为缓解青海“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压力， 2004年4月青海省政府正式将唐古拉山地区牧民纳入退牧还草与生态移民搬迁范围，计划对该区域内生态退化特别严重、已不适合放牧的地区实行永久性封育，使之成为“生态禁牧区”，对该区域内的牧民进行整体搬迁。【参见杨义新：《青海启动“三江源”生态移民》，《中国环境报》2004年11月5日；罗朝阳：《青海实施可持发展战略的现状问题及今后发展思路》，青海经济信息网2005年1月5日。】
       由于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展开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速等，为贫困地区的移民创造了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环境，所以，尽管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从各地做出的实际反应来看，生态移民作为解决中国生态问题的一种途径已势在必行。这一趋势必将推动相当数量少数民族人口的移动。
       劳务输出从概念上讲不属于移民范畴，但作为另一种人口流动，它的规模可能要大于移民。从一些民族地区的政策动向来看，劳务输出或将劳务输出与扶贫移民结合起来已成为今后脱贫的主要措施。如云南省委、省政府近来对扶贫战略做出调整，计划5年内筹资45亿元，基本实现40万户特困户的安居温饱，完成50万无自然生存条件的农民易地搬迁，实现100万贫困农民的劳务输出。【参见张帆：《云南实施三项措施消除极度贫困》，《人民日报》2004年5月25日。】西藏自治区加强了对劳务输出的组织领导，各地（市）和58个县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挂帅的的劳务输出领导小组， 2003和2004年，西藏农牧民劳务输出人数和收益都持续而大幅度提高。【参见新华网西藏频道：《西藏不断扩大农牧区劳务输出面》，2004年8月18日。】以往，劳务输出和输入多发生在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之间，但目前也有了西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2004年,回族人口集中的宁夏固原市就在新疆开辟了劳务输出的新渠道。【参见中国兴农信息网（宁夏）：《固原党政领导奔走天山南北开辟劳务输出新路》，2004年9月10日。】这些信息表明，民族地区的劳务输出不但规模在加大，而且渠道在增多、地域在扩大。其二，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转移。城镇化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经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随经济的发展呈现着很高的速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7.92％提高到目前的39.1％，平均每年增长0.88个百分点，是前31年中国城镇化速度的3倍多，是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多。【参见张永江：《我国城镇化发展全面加速》，《农民日报》2004年5月20日。】而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阶段，这一速率还要提高。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50％，期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而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则可以从2000年的50％降到30％左右。【参见曾培炎：《21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人民日报》2000年12月6日。】
       
       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同其他地区一样也有着很快的发展。1981年民族自治地方仅有36个建制市，而至2004年末，已有97个建制市。但这种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2000年，全国的城镇化水平为36.22％，其中东部地区为46.11％，中部地区为32.97％，西部地区为30.82％，而西部的民族地区只有12.91％。【参见黎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选择》，中国三农信息网2004年11月8日。】与此相应，少数民族的城镇化水平也普遍低于汉族。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在壮、满、回、苗、彝、维吾尔、土家、藏、蒙古、布依、侗、瑶、朝鲜、白、哈尼、黎、哈萨克、傣和汉族等19个100万以上人口的民族中，汉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是36.9％，这也是全国的平均值，而其他民族，除回族和朝鲜族外，城镇化水平均低于汉族。人们都已认识到，加快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对于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合理转移剩余劳动力，增加农牧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从已有的差距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来看，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
       城镇化意味着农牧民从村寨和牧区向城镇的集中。其中，有围绕城镇的就地或就近的集中，也有较远距离的地域性转移，而后者也构成了民族人口的另一种形式的流迁。目前，中国城镇总人口为5.02亿，据估算，到2020年底，城镇人口将达到8亿－9亿。因此这期间将有3亿－4亿人口从农村和牧区迁往城镇，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其三，自发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趋多已是一个举目可见的事实。各城市特别是中心大城市，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和民族成份都越来越多。上世纪末，武汉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达到了10万人以上，大大超过了该市少数民族常住人口(4.2万人)。【参见沈路涛：《少数民族分布发生显著变化，城市人口数量和比例逐年增多》，《人民日报》2000年2月12日。】上海市目前一共有20万少数民族人口，其中10万即是流动人口。但在这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却包含了全国53个少数民族成份。广东省2000年时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93.84万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量的73.94％，已经构成了该省少数民族的主体。【参见马建：《广东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分析》，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网，2004年1月2日。】除了上述东中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之外，一些西部城市的流动少数民族人口也呈增多的趋势。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产生大致有两种缘由：一为走出家门以求更好的发展。这种情况通常都是从欠发达地区远距离地流向发达地区。目前大城市中三两成群卖风味小吃的维吾尔族、卖藏药和手工艺品的藏族以及卖茶叶和银饰品的苗族同胞都是这类人口流动的典型景观。二为迫于生计的外出迁移。或因生态环境危机、或因自然灾害而无法在原居地生存的人也会自发地向外流动。这种情况通常举家行动，有一定的规模性，但也因拖家带口而限制了流动的距离。同一个大的地方内的乡际、县际和乡村与城镇间的迁居流动多为常见。【据２０００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的人口流动65％属于省内流动，跨省流动的占35％。参见《全国流动人口数量10年内翻番，超过人口总数的10%》，新华网2005年１月５日。】这一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范围。
       人口流动的原因尽管有所不同，但大的趋向是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发展局限较大的地区流向发展机遇较多的地区，总是基于地区之间发展和生活境况的差距。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内有了很大发展，但在短期内消除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是不现实的，加之西部地区生态的脆弱和人口承载量的局限，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中有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当在情理之中。近据报道：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时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３０％。当前，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参见《全国流动人口数量10年内翻番，超过人口总数的10%》，新华网2005年１月５日。】这个预测是客观的，也说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增多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迁对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促进及存在的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少数民族人口流迁将是未来中国人口格局变化中的一个长期现象，它的作用首先是积极的。
       其一，由国家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各类移民及劳务输出，将有力地推动摆脱贫困和改善生态目标的实现。主要由自然因素造就的脆弱生态和极度贫困在一般方式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以行政和经济力量相结合来调节人口格局，实施生态移民、扶贫开发移民以及劳务输出都是现阶段和未来一定时期内解决中国生态和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国家有关政策一再规定，对移民的安排一定要配套建设移民新村，一定要注意建立新的产业，以保证移民的收入。以往十几年的移民实践表明，这些政策和措施总体上得到了落实，90％以上的移民对他们迁居后的生活是满意的。【参见《北京青年报》2003年3月9日报道：《昨天，人大、政协分别就西部大开发、扶贫移民等问题召开记者招待会：扶贫移民七百万》。】劳务输出对改变落后面貌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靠劳务输出脱贫乃至致富的事例不但可见于局部地方，也可见于像朝鲜族这样的整体性民族。【参见李亚彪、王景和：《吉林延边20万朝鲜族居民出国闯天下》，人民网2002年8月30日。 】
       其二，无论是自发性的人口流动还是规模性的移民，都将成为中国城镇化过程的重要构成。从自发性的人口流动而言，他们主要流入城市，因而经过一定阶段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成为这些城市的正式市民，而另一些人也会通过不同的方式长期于城市或居留或来往于该城市和家乡之间，成为准市民。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上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沿海地区。由此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比当地总人口增长率分别高出213.88个、77.63个、55.75个、和41.20个百分点。④参见周方：《解读“五普”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国民族》2003年第9期。】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主要增长点又在城市。如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6市就集中了全省63％的少数民族人口。马建：《广东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分析》，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网2004年1月2日。】这就意味着，由民族地区发散开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都注入中国城镇化的大潮之中了。规模性移民的迁移也都具有城镇化的性质，因为除一部分移民直接迁入原城镇之外，被移居出来的农牧民通过集中居住和建立新的产业，也会形成城镇性质的居住地。实际上，城镇化必须经过规模不等、距离不等的移民实现人口的相对集中，而农村人口也只有通过移民方能实现城镇化或接近城镇化。
       其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将极大地增强各民族间的联系，促进相互了解和文化交融，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民族空间隔阂的打破总是首先由民族成员间的流动和迁移完成的，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所带动的人口流动大幅度地调节着中国的民族分布。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国范围的人口大流动，各民族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有了大的扩展，31个省市自治区拥有民族成份的平均值从“四普”时的34.56个，上升为53.87个；全国拥有56个民族的省、市、自治区从“四普”时的1个，上升为11个，占31个地区的35.5%。许多地区民族人口的成份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散杂居地区的民族成份数量和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均呈上升趋势。④这说明，中国民族格局中的“大杂居”状态更为突出，而“小聚居”状态却很难维持了。这种现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但会继续，而且会加剧，因为推动这一现象发生的经济发展会持续。有分析认为，未来的生态移民，从黄土和云贵“两高原”到东北和长江中下游“两平原”的移民势在必行。【参见方兵：《由生存移民到生态移民的思考》，《中国环境报》2003年3月17日。】如果这样，不但是移民空间上的大迁移，也是中国民族格局上的大调配。两大高原上的少数民族移居世代为汉族所居的东部平原，各自的民族聚居状态将会加快瓦解。这对增加民族交流有利，对缩小民族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产生积极的影响。
       
       少数民族人口流迁对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影响首先是积极的，但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其中下述几个方面是最具普遍性的。第一，移民工作中决策不当、实施草率。人口动迁，事关重大，决策不慎后果便极为严重。据报载：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从2002年12月起实施全市禁牧。但其后不久，在牧民搬迁后空出的草场上，又到处建起了小炼焦厂、小陶瓷厂和小硅铁厂，而新建的几个移民点，也位于正在荒漠化的草场上。鄂尔多斯市一个乡的生态移民，只是把生态最为薄弱的甲村的居民移到生态环境同样好不到哪儿去的乙村，且所分土地都是已经开始荒漠化的草场，根本无法作为耕地使用。【参见王欲鸣、任会斌：《警惕生态移民中新的生态破坏》，《科技日报》2003年11月25日。】类似事例并不仅仅发生在内蒙古，所涉及的问题也并不限于移民后对环境的二次破坏。其他如移民迁居后的生活安排不周、转产和就业困难，对与移民相联系的退耕还林还草所涉及的经济补偿、法律帮助不够等，也都与决策不当有关。在决定实施移民之前，对移入地的生存条件、就业前景、人文环境，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状况等问题的任何一点疏忽，都会导致移民工作的失败。
       第二，资金缺乏问题。为改善生态和扶贫等所进行的移民大多是得到国家支持的人口动迁，国家尽很大努力做出了财政支持的政策承诺。如中央明确规定对生态移民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给予补助；在退耕还林还草地区，国家无偿向退耕户提供粮食、现金补助等。这些政策都在相关地区得到了落实，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移民以及与此相联的生态和城镇化建设是财政投入需求很大的系统工程，因所涉人口的众多、项目内容的庞杂和地区的广泛仅靠国家的投入是很不够的。如新疆实施的草地置换工程，初步推算5年内需增加100万公顷人工饲草料基地，仅此一项就需68亿立方灌溉用水，所需资金额是很大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嘉尔嘎勒赛汉镇孪井滩农业综合开发区是阿拉善盟最大的移民村，安置了生态移民7000多人，并使其年均收入从不到1500元提高到2600元，实现了整体脱贫，但代价却是政府投资数千万元从宁夏中卫县经四级扬水，引进黄河水用以农业灌溉和生活。【参见殷耀、柴海亮：《内蒙古计划投资上亿元，6年生态移民65万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2日；《西藏日报》2003年5月13日报道：《生态移民潮涌西部》。】资金缺乏在支持移民进入城镇方面更显突出。甘肃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率目前仅为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7个百分点，因此，该省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必须加速。但根据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要达到４５％所需费用估算,每年用于城镇化的基建投资至少要近３０亿元人民币，相当于２００２年该省民族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因此，资金不足已成为甘肃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最大制约因素。【参见赵少智：《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要强化项目意识》，《甘肃日报》2003年12月31日。】甘肃的情况是很具代表性的。所以，资金缺乏，无论是用于各种移民的生产生活安排，还是用于移民进入城镇后的基础建设，都会在未来很突出地显现出来。
       第三，移民和流动人口的素质问题。不论是近距离的移民还是从西部向东部的人口流动，流迁人口大都面临着从农牧民向市民身份的转换和从传统农牧业向第二、三产业经济方式的转换。身份的转换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城镇化在对新的人口提供现代化服务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遵守现代生活所需文明规则的要求：讲卫生、讲秩序、遵守交通规则、服从市政管理。新的经济方式的转换意味着旧的谋生方式的放弃，更意味着对另一种生存手段的谋取和掌握。但能否尽快完成这些转换不仅仅在于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更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人的素质，而正是在这点上，少数民族人口有着较多欠缺。总体上看，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差距。到2000年，中国已在县一级行政区域内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5个自治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云、贵、川三省，达到这种普及的县只有50％左右；西部民族地区的文盲和半文盲占1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比例为中东部地区的2倍以上。作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员，一般都比较年轻，受教育程度也要高于原居地人口，但文化程度较低的状况仍然很突出。文化素质的低下决定了移民在身份和从业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艰难：在新的移民社区中除了开小饭店、小茶馆和从事其他体力活外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作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的就业模式大都属于小本经营和劳力型，劳务输出的内容也几乎都是文化和技术要求很低的简单劳动。这样的文化素质以及由这样的素质所决定的身份和经济方式转换过程的艰难将大大迟滞少数民族人口流迁带给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应有的进步。
       第四，传统民族文化流失的问题。民族文化是特定地域环境和民族生活共同酿就的结果。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离开了与之气息相通、血脉相连的本土环境，其传统文化的流失将是难以避免的。2003年8月，作为生态移民的一部分，中国目前唯一驯养使用驯鹿的族群——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实现了他们历史上的第三次定居（20世纪50年代从大兴安岭山林定居到额尔古纳河畔的奇乾乡，1965年又从奇乾乡定居到现在的敖鲁古雅乡），从远离城市的内蒙古根河市敖鲁古雅乡搬迁到根河市的西郊。当地政府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在生活安排还是经济发展上都使这部分鄂温克人获得到了很大实惠。但由于脱离了原居地，改变了生存环境，他们感到迷茫。“移民后，这里的生活肯定会比在山里好”，但失去了“放养驯鹿”和“上山打猎”的“使鹿鄂温克人”会是什么样呢？“鄂温克的文化会怎么样，会向哪里去？”这已是人们的一种普遍担忧。【参见刘向晖：《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一个狩猎部落的最后背影》，《京华时报》2003年8月20日。】近年来，具有极大经济价值、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生态影响的怒江水电开发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议。其中不同意开发的理由之一就是担心这种建设带来的少数民族迁移对民族文化生态的破坏。其实，不仅在对怒江水电建设的讨论中有这样的意见，在对整个生态移民是否必要的讨论中也始终存在着这种担心。然而，大多数计划中的生态或扶贫开发移民最终会得到实施。因为人们明白，在文化保护和生存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后者更为根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牺牲生存条件的文化保护无从谈起。所以，在移民过程中如何减少和避免传统民族文化的流失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五，与移入地的文化和利益冲突。不论是规模性移民还是流动人口，少数民族在文化方面总是和移入地的居民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如果被双方所包容，不会发生大的问题，否则，矛盾的发生不可避免。这方面最常见的当是穆斯林民族的习俗在移入地受到忽视或歧视所引发的矛盾。中国有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其中如回族和维吾尔族等素有经商的传统，他们在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伊斯兰民族习俗与移入地的文化冲突尤其值得关注。此外，少数民族流迁人口主要来自农村和牧区，他们的传统习惯和城市现代生活规则的冲突也会引发矛盾纠纷。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移入地居民和城市管理部门的纠纷都呈增多的趋势，成为新的社会条件下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而这些矛盾在未来的相当时间内都会持续存在。除了文化冲突之外，由人口流迁带来的利益冲突也会呈现出来。作为外来群体，少数民族流迁人口无疑要分享移入地的土地、水源、城市公用设施和就业等各类资源。这对移入地来说无疑也是一种负担。由此也会形成矛盾。
       
       三、少数民族人口流迁问题的应对原则
       少数民族人口流迁涉及到移民、劳务输出和自发性流动等多个方面，出现的问题将会很具体、很复杂，为此设计出具体的对策建议是不现实的，但我们仍可以提出一些经验性的原则。
       第一，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非常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正确方针。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原则。必须明确，不论是生态移民、扶贫移民还是劳务输出，都是现阶段解决中国生态恶化和贫困，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根本目的是要服务于人，服务于当事的少数民族。为此，不论是移民动迁的规划设计还是具体的实施都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要充分考虑到移民搬迁后失去土地、草场和家园的心理感受，考虑到陌生环境中新家的安置、新的谋生方式寻求的艰难。这些考虑使得移民工作的安排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几片移民区的修建、几条引水渠的竣工和几千块钱补偿金的发放，而要从人的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的整体需要来统筹规划每一项工程，辩证地处理生态保护和生产生活的关系。
       少数民族通过劳务输出和自发流动从乡村、牧区来到汉族聚居的城镇，他们同其他外来人员一样，在为城市建设做贡献的同时，也为这些地方带来了矛盾，同时面临着各种麻烦和难题。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同样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外来少数民族人口作为外乡人，是少数，是弱者；作为少数民族，人地两生、文化隔阂，更是弱者。因此，我们对与他们有关的问题除了一般性的解决外，还应该充分体现政策意识。决不应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置于落实民族政策的范围之外。四川省达州和巴中市对于流动少数民族和定居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在经商办企业、上学读书乃至通婚方面都有相应的优惠照顾。【参见四川省民委编：《四川省散杂居民族工作调研报告集》，2002年，第66页。】这样的事例理当是一种常态，各地都应如此。即便是管理，也要转变那种重治安整治、以收费代管理的措施和观念，从防范性管理向服务性管理转变。【参见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实际上，以人为本，更需体现在一点一滴为少数民族外来人口服务的小事中。在徐州经商的一位维吾尔族同胞的小孩上学遇到困难，徐州民宗局协调教育部门予以解决，并免收了择校费。一维族青年被精神病人扎伤，该局人员多次带慰问品看望，并与医院协调减免了相关费用；青年伤好后回家没路费，又是民宗局为其买好车票送上车。这样的诚心相助不但感动了这个维族青年，也感动了他身边更多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为徐州民宗局送来一面锦旗，上书“贯彻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参见吴冬梅、刘德伟：《徐州真诚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中国民族报》2004年4月27日。】这种做法正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又正是我们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所期望的。
       当然，以人为本，对少数民族流迁人口本身来说，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增强自己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具有更实际的意义。摆脱自己的弱者地位，改善自己的不利境遇，根本之点在于自身素质的提高。对于社会来说，扶危济困，最关键的也在于从教育上、从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上给予他们帮助。
       第二，提倡解决问题途径的多元化和综合性。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中出现的问题，应努力树立“治理”的对策理念。“治理”，不同于单纯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它强调管理和社会问题解决的多元性。社会重大事务的处理和解决，政府是主角，但不是独角，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企业公司乃至公民个人都有参与的义务；发生于一国之内的事，本国是主角，自主自治，但也需接纳善意的外援介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问题的外延性有了极大扩展，同时也开拓了解决问题的更广泛途径。基于这一视角，广开门路、多元化和综合性就应是解决少数民族人口流迁中问题的亟须提倡的思路。比如在移民问题上，在政府掌管移民的布局规模、大政方针的前提下，使市场因素参与其中，动员有实力有信誉的企业参与移民的安排便很有必要。内蒙古伊克昭盟亿利集团把生态建设产业化，采取公司加农户的股份制方式与农牧民合作。他们把牧民及畜群与草场分离开来，封闭草场，使草场自然恢复，同时把牧民迁移到有开发条件的地方，牲畜就地舍饲圈养。牧民可以到企业中做工，获得较稳定的收入；企业则预期从退牧后的草场上的甘草专营权上获得利润。【参见刘学敏：《西北地区生态移民的效果与问题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4期。】这样一种让企业参与移民，将企业利润、移民生计和生态恢复结合起来实现“三赢”的做法是很值得提倡的。目前，不论移民安置还是城镇化，资金缺乏都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增加政策资金、提高转移支付的力度责无旁贷，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筹集资金的途径主要还是应该发挥市场优势，吸引有实力的企业、机构和个人参与。对国际资金援助的争取也应该加大力度，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项目资金，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各类基金项目等都需要加强引入。此外，还要重视争取其他社会力量的援助。据透露，在扶贫攻坚阶段，中央国家机关12个部委帮扶云南省的28个贫困县，每年投入帮扶资金4000多万元，有力地支持了云南的扶贫攻坚。【参见李刚：《“十五”期间要继续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力度》，《云南政协报》2001年3月19日。】似这样中央国家机关的支援或对口支援也都应该提倡和坚持。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治理上同样需要拓宽思路。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村民自治，同时也要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3页。】而在建设城市新型社区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纳入其中，实行社区化管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参见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此外，宗教团体在维护社会稳定，为少数民族流迁人口提供心理慰藉和生活帮助方面有着特有的优势。因此注重发挥这一优势，尤其注意发挥有影响的宗教人士的积极作用是非常必要的。第三，尊重少数民族的特点，发挥民族文化的优势。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上。尊重他们的特点和文化是做好这部分人工作的前提。中国穆斯林对自己的饮食、宗教生活和葬俗有着严格的要求，其他民族成员常因忽视这些文化特点而导致与穆斯林的冲突。因此，加强公众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教育对避免这类冲突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以往这类教育主要集中于民族聚集区，这固然重要，但目前更应该面向非民族地区。因为随着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大范围扩展，非民族地区已成为民族文化冲突的主要发生地，而这些地区民族政策和知识的教育宣传又先天不足。除了教育宣传之外，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做出实在的工作更有意义。四川省巴中市为便于回族同胞的生活，在城市建设中专为回民规划出一条街；攀枝花市尊重少数民族的葬俗，在仁和区建起了“回民殡仪服务站”，在米易县建起了“城镇彝族火葬点”。【四川省民委编：《四川省散杂居民族工作调研报告集》，2002年，第62、132页。】这样的事虽小，但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应有尊重，对安定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移民离开原居地，脱离了民族文化赖以维系的地域基础，许多民族文化内容，尤其是物质文化或“有形文化”会失却，但由于移民在另一个地方的集中，又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弘扬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做好保护工作，减少民族文化的流失还是有可能的。其中，推进具有民族特色、区域地理特色的生态城镇化建设，把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优势充分利用到城市建设的过程之中，对通过移民集中实现城镇化的民族地区来说是有普遍适用性的。
       利用民族文化的优势，对于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也是一个好的思路。已有的实践表明，现代化程度越高，对特色文化的需求也越高。而这一点恰恰为保持着较多民族特点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机遇。当今北京、深圳、厦门、广州、上海等大城市都有众多少数民族风格的餐馆、公园、工艺品店和娱乐厅等，而且发展势头很盛。这些场所一般都在招聘使用上倾向于本民族成员，并在待遇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因此，“对迁移到城市中就业的少数民族来说，无论是在各民族文化村中工作，还是在民族特色私营企业中就业，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得到就业职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民族成份、民族文化背景（如会讲本民族语言、会跳本民族舞蹈、熟悉本民族民俗文化等）等。这些正是聘用企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他们比汉族更具有就业的竞争优势”。【张继焦：《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9页。】实际上，发挥少数民族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这些优势，其意义是双重的：既为少数民族的就业打开了一个渠道，又通过他们的工作保留和弘扬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第四，科学论证，慎重决策。有组织的移民和劳务输出已被作为解决中国生态问题和贫困问题的重要措施。但切忌在此问题上“跟风”。对移民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包括老百姓的生活安置、转产就业、和当地居民的关系、文化的适应和保护、对当地生态和资源的影响，以及迁出地的合理利用等，都要进行认真考察。这些问题如未明确，决策者决不可贸然“拍板”。环境专家介绍，内蒙古大部分草原土层薄、含沙量大、钙积层厚，多数仅适于牧草和小灌木生长，不适宜垦植耕种农作物。这类沙质土壤一旦开垦，若无科学的保护性措施，就会迅速沙化，再经风力作用，就会出现大量流沙，使草场沙化，生态恶化。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季节休牧、划区轮牧、围封禁牧”是对的，但进行移民开发则要谨慎从事。尤其在牧区草原建设上，开垦种植农作物要特别慎重，应以牧草为主，草灌结合。【参见王欲鸣、任会斌：《警惕生态移民中新的生态破坏》，《科技日报》2003年11月25日。】前述内蒙古一些移民点出现的不良后果，问题正是出在对当地情况的茫然和决策的草率。它从反面证明了调查研究和科学决策的重要。
       劳务输出相对问题简单一点，但同样需要慎重。本地的劳务有多少可以输出，有什么特点和优长，适宜做哪些工作；输入地对劳务的要求是什么，需要多少，有无大的文化冲突，价格是否合理，可否建立长期合同关系等等，决策前都需要有一个详尽的了解。否则，必然会形成盲目流动，对本地和输入地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开拓思路、发挥优势、慎重决策，是我们在少数民族人口流迁问题上避免重大失误应着意遵循的原则。〔责任编辑 马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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