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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阐述了曹学俭民本思想的产生，探讨了曹学俭民本思想的发展，揭示了曹学俭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文章认为，曹学俭在继承儒家仁政爱民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创新，从而把儒家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不断推向新的高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曹学俭；民本思想；实践；升华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104—0162—07
       作者简介：陈超，历史学博士，福建教育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曹学俭(1574—1646)，字能始，号石仓，侯官县洪塘乡(今福州市区)人，晚明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藏书家。由于曹学俭对明王朝忠心耿耿，清兵人关时，年逾古稀的他为匡复明室，驱逐满清，积极组织策划反清复明活动；清朝打定天下后，他不愿“事二君”，守节不移，最终以身殉国，实现了其“生前一管笔，死后一条绳”的报国誓言。因此，在满清统治还不稳固，清廷对于涉及反清复明的活动和人物采取极其残酷镇压的特定条件下，时人恐受牵连而对曹学俭不敢轻易言及；再加上乾隆年间曹氏著作遭到禁毁更直接导致了有关其历史资料的存世极少，使这位生前颇有名望的历史人物鲜为人知。作为一个政治家，“以民为本”是曹学俭政治思想的鲜明特点，本文首次对此问题展开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曹学俭民本思想的产生
       1．思想渊源——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
       曹学俭的民本思想直接渊源于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儒家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不断构建，其内容愈加丰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儒家作为治国安邦、约束君权、德化君臣的指导思想。
       殷周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专横统治，平民暴动时有发生，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开明的政论家预感到社会的危机，从而怀疑“天命”，提出要尊重人民，统治才能长久的思想。《尚书·盘庚》中有“重我民”、“施实德于民”之说，《尚书·酒诰》中有“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的话。更有《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公吸取商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的灭亡教训，对传统的天命神权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尚书·康诰》甚至提出了保民的具体条目：“明德”、“慎罚”、“裕民”。可见，殷周之际已经构架出民本思想的雏形。
       到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及动荡不安，天命神权的思想更加动摇，民众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显示出来。先秦诸子几乎都把民心所背看作政治兴败的根本，进一步看到了民的意义。例如，随国的大夫季梁对西周初年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命题。“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郑国的子产更进一步说：“天道远，人道迩。”把施政的中心转向民了。
       这种重民思想最为儒家所关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其思想体系中明确把民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论语·尧日》：“所重：民、食、丧、祭。”认为民是第一位的。从这种观点出发，孔子教导为政者采取仁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主张统治者要重民：“使民如承大祭”；要惠民：“有君子之道四焉：……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要富民：“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还要宽以待民：“宽则得众”；要教民：“既富矣”则“教之”。“有教无类”。孔子的这些重民、惠民、富民、宽民、教民思想为后世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他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如其言得民心(亦即王天下)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矣”，并进而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正因为“民”在国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孟子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经济上要“薄税敛”给民以“恒产”；政治上要重民意省刑罚；文教方面要“与民同乐”，设立学校教化百姓。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孔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着重阐述其“重民”思想，从而丰富了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并第一次以舟和水比喻君民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君舟民水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主张统治者要采取一些积极的“裕民”、“惠民”、“宽政”政策，这样才能“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经过孔、孟、荀等儒家大师的不断创构，儒家民本思想的内容愈加丰富：一是以“民贵君轻”、“民为政本”、“庶人安政”、“国依于民”等思想为内容的重民思想；二是关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有关民心向背对国家政治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三是利民、裕民、富民的经济思想；四是恤民、爱民、保民思想。这些思想相互联系，一起构成了较为突出和完整的儒家民本思想。
       曹学俭之所以能够秉承儒家民本思想的传统，一是与他的学养有关，二是与他的家境有关。曹学俭的一生受到儒家的传统教育，幼承庭学，饱读诗书，尽管他后来读书芜杂，兼收并蓄，但细究起来，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家典籍，其中儒家重民爱民思想对其影响最为深刻。曹学俭生活在晚明动荡的社会，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他认为统治者要想使其统治能够长治久安，就必须以民为本，注重民生，关心民众疾苦。他说：“君之德以济民”，“其宽仁之道以与民休息”，只有“治善而民安”，天下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盛。曹学俭在理论上对爱民、济民、安民等民本思想的阐释，显然与传统儒学一脉相承，反映出他对儒家民本思想基本因子的直接承袭。当然，曹学俭能够深刻领会儒家的民本思想，还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曹学俭年幼失母，家境贫寒，一度靠他父亲在洪塘卖饼为生，年少时期的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对下层老百姓的生活境况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感，对民生多艰有切肤之感，这不能不诱发着他关注民生的思想倾向。可以说，早年所受教育和艰辛生活的现实为曹学俭民本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种子。
       2．现实前提——儒家民本思想的衰微与社会的黑暗
       曹学俭的民本思想既源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但时代发展又为其萌发奠定了现实基础，这就是明朝中期以后，儒家民本思想的衰微以及社会的黑暗现实。
       曹学俭生活在晚明，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社会风尚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在新的
       社会环境下，一方面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急剧膨胀，出现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封建伦理道德影响最深的封建官僚阶层自身呈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虽然开口闭口仍是大讲封建伦理道德，而实际行动上却与封建伦理道德的“重义轻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追求相违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晚明时代已然成为一个绚丽而又悲壮的迷梦。许多官员为了攫取财富，利用自身特权参与了商业活动，甚至出现了“官与贾无别矣，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的局面，使传统儒学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个特定时代里，士人的精神面貌、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忠君爱国的观念逐渐淡薄，开始走向自我体认，产生了许多名士、狂士、山人和隐士。他们不再追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格境界而更加重视个人的人生享受。这就给有着内忧外患的晚明儒者以积极思考。对于饱读圣贤书，深受儒家文化强烈薰育的曹学俭来说，他对周遭的世界有三项强烈的认知：一是由纵欲、奢侈之风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礼教衰微，世道人心的变化；二是以敏锐的目光觉察到“今日之政大坏极弊”；三是深切地感觉到政治的黑暗带给人民的诸多痛苦。有鉴于此，他怀着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试图通过实践儒家的民本思想，以唤起为政者的仁政爱民意识，使已呈现衰弱之势的儒学重新回归到对社会秩序、道德人伦、民众生活的关怀，并进而使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挽救晚明的政治危机。因此，曹学俭民本思想的生成，实际上是对儒学精神陨落后的一种呼唤，这也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曹学俭民本思想的发展
       曹学俭不仅仅在理论上把握了儒家民本思想的精髓，更重要的是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在具体的施政实践和文学创作中对其进行大胆创新，使之不断得以充实和丰富。
       1．政治实践
       作为一个封建大臣，曹学俭的民本思想与传统儒学追求内圣外王的功业相比，主要是立足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德实践，“以民为本”是他一生的政治理念和行为准则。自万历三十七年(1609)之后，曹学俭先后到四川和广西边地为官，这使他有机会深人民间、深入下层人民的生活之中，感性地、具体地了解到民生疾苦，因此从心里同情“民”，并自觉地为民代言。这一时期的官宦生涯是曹学俭民本思想进一步深化的时期。
       (1)体察民情，清政减负——知民
       明万历年间，土地兼并更趋激烈，国家财政已呈危机，而社会秩序则动荡不安。这时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认识到“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的社会形势，便丈量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新税制。作为一项重大财政改革，“一条鞭法”在历史上是有意义的，但在政策变革执行中，真正受害的还是广大农民。一条鞭法实行之后，“一概征银”，对于商业交换不发达的边远贫瘠地区蜀地，因获银不易，反倒加重了负担。当时四川的赋税有“行坐”二税，行税取自商贾，坐税取自百姓。百姓因灾荒逃亡，坐税无所出，官兵追逼。万历三十七年(1609)，曹学俭在四川右参政任上，大胆进行税法改革。他着手清理商贾积欠的“行税”，结果查出历年行税赢余有万余两，责令用这些银两来抵百姓本年的坐税，从而使百姓免受一年田赋之累，得以喘息。
       明朝政府为了防止民户丁口和土地的隐漏，保证国家赋税收入的增加，编制了“黄册”即户口册，因为它是国家征派赋役的根据，所以又称“赋役黄册”。当时“蜀中遇造黄册及军田册，皆派于民，所费不赀。”曹学俭访知有司确有此事，遂尽悉查出，“以充二册纸张盘缠之用。十年一番，永著为令。”锄减轻年年加派之累，百姓得益自多。
       当时正“值建南不靖，召兵防守，而转饷于州西南”。曹学俭体恤民间疾苦，为了节俭军费，爱惜民力，他大胆改革，将由川南运粮至建昌(今西昌)以供应军饷的做法，改为在粮食十分充裕的建昌当地购买，省却了粮食集中、长途押运、经过大渡河等诸多烦难，使蜀人免遭馈饷之苦。另外，蜀中灌阳、兴安各州县粮米，一直以来皆由水运。曹学俭亲赴东江驿兑支粮户，既保证军需，又节省运费，也减轻了百姓的额外负担。
       (2)关心民瘼，扶危济困——爱民
       明末吏治败坏，天灾频仍。曹学俭为官四川时，正逢“蜀大饥民，死者枕籍”，惨不堪言。他不避露宿之苦，深入乡里，察看灾情，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救灾措施：一方面传令打开官仓，“设厂煮粥，存活无数”；另一方面为民请命，表奏朝廷，将饥荒情况“绘图上请发帑金三万赈济”灾民。曹学俭的这一善举使蜀人受到“三百年未有之特恩”。
       曹学俭爱民之举诸多。当时四川道路险绝，曹学俭广筹资金修复不少道路、桥梁，受到行旅的好评。平乐郡旱灾米荒，粮价暴涨，“市皆罢耀”，社会动荡。曹学俭深切地感受到“米价溢逾倍，民生艰自存。”他及时采取措施，一面镇定严束官兵防守，一面计发食粮，请借饷银，给票买运，各方闻讯，买米船接踵而来，米价很快回落，市场稳定。
       广西地僻，由于苗、壮等少数民族不通汉语，地方官吏兵丁便趁此敲诈勒索，欺凌百姓，而驻军责供给酒食，骚扰不已，经常激起民变，地方动荡不安。曹学俭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对官兵严加约束，严禁驻军骚扰，并将一些军队他调，使民怨逐消，暴乱遂平，局势安定，从而促进了民族团结。
       此外，曹学俭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治社会风气。重庆多盗贼，到冬天尤其猖狂，侵扰百姓，搅得百姓不得安宁，曹学俭在访闻确实后，严令巡捕官兵缉捕盗贼，为民除害，自此百姓安居乐业，夜不闭户。
       (3)改革弊政，整治污吏——为民
       曹学俭整肃吏治的强力举措，不乏可圈点之处。他为官蜀地和粤西时，发现百姓穷困的原因除了地处僻壤，经济不发达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地方豪绅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横行不法。所以，曹学俭一上任就从整顿吏治人手，“以察吏为先务，官之贤者必游扬”。他亲自考察官吏，对廉洁奉公的勤廉贤能予以秉公拔擢、格外嘉奖与重用，而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和欺压百姓的劣绅绝不手软，“黜处之以快人心，狐鼠闻风而逃，民获安堵”。
       曹学俭不畏强权，秉公执法的事例还有许多。有一次，蜀王府遭火灾，蜀王趁机多报重修预算，“估修资七十万金”，并“奉明旨措给”。当时许多官员都不敢问津，只有学俭挺身而出，他根据对四川物价的掌握，算出其中水份太多，“以《宗藩条例》却之”，充分显示了曹学俭非同反响的胆识。广西吏治政风之坏，为全国之最。曹学俭上任伊始，就发现“桂林宗室素横”，常常结党营私，挟制官府。大多数地方官员趋炎附势，投靠桂王，官官相护。曹学俭毅然执法不阿，遇宗室犯法者，即命主管官吏究治。有些权贵还倚仗宗室势力，私铸钱币，操纵国家金融，而且所铸铜钱大小不一，劣币日益增多，造成市场混乱。学俭严逮问罪，不稍宽纵，私铸之风渐渐收殓；又有钱局舞弊营私，两年中赢利仅千余金，曹学俭通过察访稽核，发现钱局隐瞒银两，从中牟利。后经曹学俭订立制度，严加管束，一年就获利五千金。对待违法者，曹学俭
       采取了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策略。对那些贪赃枉法，鱼肉乡里的大奸首恶者，绳之以法，决不宽赦；而对违法较轻者进行疏导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宗室始肃然知有律矣”，再也不敢犯纪。
       晚明政治黑暗，狱讼泛滥、淹系株连，百姓怨声载道。当时许多官员敷衍塞责、推诿瞻徇，或致祸端平地而生，或使积案久拖不决。万历三十九年(1611)身为四川按察使的曹学俭，爱憎分明，从严治吏，他纠官邪，除奸暴，平狱讼，雪冤抑，表现出对百姓生命的珍爱，更对民众生存权利和价值的充分肯定。
       (4)兴教劝学，教化天下——教民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首先应“富之”，然后要“教之”，并主张“有教无类”。孔子的教育思想虽然开始考虑到平民的利益，但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
       天启三年(1623)曹学俭为广西右参议时，便着手实践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当时的广西是远离中原政治经济发达地带，基本没有开辟的荒凉地方，不但经济落后，而且文化也很落后，百姓尚未开化，有不少豪猾之民追求势利，不顾礼义廉耻。为了教导感化当地百姓，使其明是非善恶，知人伦道德，曹学俭亲自筹划，在桂林开设了漓江书院，并亲自著书讲学，以济世热情将儒学的伦理精神深深扎根于平民大众的心中。当时前来聆听的人很多，甚至远方的士子，也有慕名来此求学的。所谓“蛮荒”边隅，一时竟成了舷歌诵读之地。此举在当地二时传为盛事。
       与风化教育相联系，曹学俭出示规定：“凡补廪增，俱由府县申详批发，不许本生具呈及改学冒籍贯等项。”肃清了当地的科考流弊。
       (5)调动民力，保家卫国——恃民
       明嘉靖中年以来，福建沿海倭患不断。至崇祯初年，倭寇更加猖獗。曹学俭开始从战略全局高度，谋划如何充分发挥民众在卫邦中的战略作用，他相信“民心可用，民力可恃”，并以民心民力为依据，积极建议朝廷在闽江口的梅花、双龟屯兵，在要处建造烟墩堡垒，并组织当地居民自相防守。又条陈九项建议，“一驱妖术，倡乱军心；一严责有司查阅城堡；一严会哨，令首尾联络；一审要害，远近分守；一稽船艘，不许通贼；一习卓战，载石孢而伏于险害；一行卫所与官兵一体训练；一搜人才以俾缓急。”当局采纳其海防建议，加强了卫所训练和防备力量，使倭寇无可乘之机，百姓从此安居乐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学俭能如此重视下层民众，恃民卫邦，足见其民本思想在实践中较往者的发展升华。
       2．文学实践
       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真正的“悲剧性的冲突”。曹学俭一生正处于这样的悲剧冲突之中。在那黑暗混乱，奸佞盈朝的晚明，曹学俭因生不逢时，纵有横溢才华却无从施展。在南京任闲职的十年，他并没有机会在实际工作中展现其民本思想，即便后来任职蜀地和粤西，他那“泽加于民”的虔诚愿望在实践中也没能彻底地实现。他用赤诚理念应对疏玩官风，靠勤勉务实挑战官场积弊，其结果是屡招怨谤，几起几落。但政治上的失意，换取了文学上的成功，曹学佺这些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在他的笔墨中找到了寄托和皈依。曹学俭通过结交一些谪官、迁官以及农夫、渔夫，不仅深刻地了解到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而且对民生之艰难窘况又有了切身的体验，心头和笔下对他们充满了真挚的关怀和同情。中年之后的曹学俭，在文学上自觉不自觉地突破和超越了以往积淀深厚的审美情结，开拓了“发愤抒情”的新路向，把体恤民情，关心民瘼，针砭时政，反映现实作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则，体现出浓厚的民本思想。试读其中几首：
       《送陈廷评归省》：“官冷易思归，君先我尚违。清秋辞法署，千里省慈闱。边戌烽烟接，中涓符传飞。新亭一掬泪，宁但酒征衣。”
       《辽事》：“辽事闻方棘，林间痛痒均。害成应有以，遥度讵能真。法必烦司寇，谋谁及野人。丁钱催应募，不敢齿乡绅。”诗中反映出时弊民疾，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感。
       《久阴》：“昔闻蜀犬能吠日，九月天阴万事毕。市桥米价复何如，比屋炊烟不肯出。”诗人看到天气久阴不晴，想到田稻歉收，米价上涨，百姓断炊，忧民之心如焚，真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片片真情融诗中。
       《喜晴》：“久雨获晴霁，寓目皆殊观。日月有怕照，亦觉日云旋。三冬既暄煦，人民少饥寒。苟无终岁计，予何乐为官。蜀方与外异，旦夕烟雾攒。始疑恐阴晦，后乃为晴天。事稀稍晏起，闲行始晨餐。竹影在壁上，以写中心欢。”久雨获晴，粮食有望收成，百姓免于饥寒，诗人心中又充满了喜悦。
       《苦雨》：“雷电愤交作，九月匪所宜。农夫恰收割，亦非望雨时。昔固乐沾濡，兹且为淋漓。连宵竟更漏，平陆皆污池。蛰藏既不周，泛滥相因依。”看到洪涝给农夫的收成造成的危害，想到风雨飘摇、百姓饥号的凄惨景象，曹学俭再也坐不住了，他发出“不知造物者，何意困斯民”的呐喊。他苦苦地思索着：“岁荒仍苦疫，何术救斯民?”他多么希望：“苗槁欣仍遂，民饥免再侵。钟催新涧白，池濯旧苔深。朝政清明甚，应同此快心。”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曹学俭，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生当明季，曹学俭目睹时政的种种弊端，他认为造成晚明社会满目蒿荑，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是官府的横征暴敛和赋税加重所致。因此，他的诗既表达了对贫苦百姓深深的同情和对黑暗现实的控诉，又隐含着对清明政治的向往。
       曹学俭作为一个诗人，在现实生活中见闻所及，并没有以自己的阶级偏见而忽略真实的世间人生，而是敢于把自己的亲身见闻诉之笔端，这足以称道了；更可敬的是他对时事弊政大胆予以指点评说，对穷民百姓的苦难，则时时记在心间，反复咏叹，表达无限深情。这一切，正是曹学俭惹人注目的思想光辉之处。正是这种民本思想，赋予了曹学俭诗歌创作以充实的内涵、切实的见解和独特的风貌；也正是这种民本思想，使其作品可以穿过历史时空的藩篱而向后世传递出永恒的人文光辉。应该说，文学创作为曹学佺民本思想的实践，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领域，并使他的民本思想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一种美学升华。
       三、曹学俭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
       曹学俭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闪烁着“以民为本”思想的一生。不论是为政还是问学，他都始终以民本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并终生为之努力奋斗。通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曹学俭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在早期，曹学俭先是对“民”表现出的强烈关注，继而由知民、忧民发展到爱民、为民。到了后期，曹学俭在现实社会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于是对“民”的认识也上升到新的高度，由爱民、救民再发展为信民、靠民。从对百姓生命的怜悯和珍爱到对人民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肯定，从体恤民生到恃民卫邦，曹学俭大大拓展了其民本思想的视野。
       当然，曹学俭作为一个比较开明的统治阶级政治家，他的民本思想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要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保持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但当我们剔除了这些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之后，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一，曹学俭的民本思想直接影响了王夫之、黄宗羲等一代启蒙思想家，为明清之际民主启蒙思潮的的萌生提供了温床。第二，曹学俭的民本思想对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理解、发展、实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曹学俭关心民瘼，扶危济困的良好官德对新形势下为政者的思想建设有教育意义；曹学俭体察民情，清政减负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维系国计民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现实的借鉴价值；曹学俭整顿吏治，耿直不阿的高贵品格为我国的廉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重温先贤是为了鞭策今人，借鉴历史是为了启示未来。尽管曹学俭的民本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关心民生疾苦，为民排忧解难，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正面的、可贵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曹学俭的民本思想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认真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