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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就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三种基本的理论立场：一种是从马克思主义看毛泽东，即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发展历史上研究毛泽东；一种是从毛泽东看马克思主义，即注重毛泽东思想的自身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参照系；还有一种是从另类视角透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即借鉴和嫁接一种或几种理论资源，对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分别解读，然后概括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三种研究立场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绘制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的复杂图景。
       [关键词]国外；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2-0114-05
       毛泽东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20世纪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语调，存在着五彩纷呈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体现在21世纪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延续的同时，还能作为世界范围内左派运动的一种象征性资源。进一步讲，“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含义；不仅对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影响，而且也体现出中国历史和思想传承的连续性。”就国内毛泽东研究来看，由于我们拥有更多的历史感受和经验资源，所以我们的研究成果往往都带有“社会记忆”和“情感认知”的色彩。透视和借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对拓展和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纵观国外毛泽东研究整个领域，笔者以为，主要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和把握，即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立场和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观点，这三个层次辩证统一地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就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来看，主要存在着两种研究方法，即历史性方法和结构性方法，尤其是结构性方法更具有显著特色。就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立场而言，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的立场概念不属于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它主要指一种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关注点，不直接表现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表层，往往体现在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具体观点中。为清楚地了解和把握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立场，本文选取国外毛泽东研究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研究观点，具体分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立场特点，本文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外毛泽东研究存在着三种研究立场：
       一、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毛泽东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是国外学者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集中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些理论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理解，需要强调的是，国外学者那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不是指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它存在着多元化的解释空间，是以马克思本人为代表包含着各种“规则”的有机系统。
       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国外学者存在着一种很具代表性的观点，“毛主义”概念的提出就是标志，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不应该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教徒，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叛逆者，一个不根据马克思主义最初设想或预想进行政治革命和实践的异教徒，一个满足和依靠于政治实践经验的理论家，一个严重扭曲马克思主义精神本质的实践家。在有些国外学者看来，中国学者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上存在着简单化、机械化和单一化的特征，没有真正地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没有真正地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仅仅停留于从中国社会环境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限制于一国特殊环境之中，没有真正地突破民族国家的狭小视域，把马克思主义放人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进行理解，真正领悟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质。而这些问题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似乎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中国毛氏研究的学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们的西方同行们基本上不分担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承诺，而这一事实一直影响着西方毛氏研究的内容和途径”。不难看出，国外学者充满着对自己学术研究方法和思路的沾沾自喜。
       这样一种学术姿态的形成是同国外学者毛泽东研究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国外大多数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并没有由此止住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且还加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的著作包含着或者可以引申出几条马克思主义明确而严格的教条，脱离这些教条，不仅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实质不能掌握，而且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判断也会被质疑，这些“原教旨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要有两条被毛泽东篡改了，一是一切革命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二是农民不能被当作一种真正的革命的力量。正是由于篡改这些教条，所以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缺乏正当的合法性，如果毛泽东始终遵守马克思包括上述教条的策略预想，不以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毛泽东就可以被称为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学者以韦克曼、柯享、史华慈为代表，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种理论上和行动上的预想，毛泽东如果遵循了这种预想，那么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使徒就很好理解；反之，不仅毛泽东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异教徒，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会遭到人们的攻击，因为它包含的规范和禁律都是不可运用的。不难看出，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把握存在着“误解”的地方。他们试图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态度研究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式的解读，概括和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所谓“教条真理”和“清规禁律”，表面上是西方学者阿尔都塞“症候式”阅读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空白”的科学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严重扭曲，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概括出适用于一切社会情况的普遍观点，它追求的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整体逻辑的基础上概括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
       应该说，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展开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研究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教条化的倾向，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所以他们的观点常常因参照系本身解释不准确而无法让人们所普遍接受。笔者以为，上述问题的产生不在学术研究立场的选择上，而在学术研究立场本身的判断、定位和把握上。历史观和唯物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历史是一个涌动和正在展开的过程，包含着各种不确定因素，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就可以对历史观进行正确的把握，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科学体系。脱离历史观解释出的僵硬不变的教条是不能概括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要避免主观唯心主义地解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之所以是唯物主义就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社会物质生产实践，这也是马克思实现对以往形而上学哲学革命性变革的重要原因，从马克思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马克思在1845年就意识到要对以往的形而上学哲学实现革命，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实现这样一种革命性变革在马克思看来，离不开一种科学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
       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展开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实事求是。根据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客观实际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还是根据解释者所处的社会客观实践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两种不同的路向。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出场”问题可以被看作这两种路向的结合。问题在于，国外学者并没有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问题，他们概括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观点是根本不成立的。笔者以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存在着普遍性的观点和个别性的观点，毫无疑问，个别性的观点同普遍性的观点是存在着差别的，在适用的范围上，在满足的条件上，个别性的观点都不及普遍性的观点。如何区分普遍性的观点和个别性的观点呢?笔者以为，区分的关键在于这两类观点是依据什么方法得来的，普遍性的观点的产生往往离不开一种普遍性方法在超越时空范围内的运用，而个别性的观点的产生往往是一种暂时性方法在特定狭小领域中的运用。实事求是地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普遍性的观点和个别性的观点，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似乎极度缺乏，甚至有些西方学者根本就没有分清这两类观点，由马克思根据当时社会客观实际概括出的个别性的观点被当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禁律”称谓之，因此，国外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成果是值得商榷的，不能认为毛泽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毛泽东就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异教徒，毛泽东的观点就是一种“异质邪说”。
       二、从毛泽东看马克思主义
       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看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派国外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行动的指南，不存在所谓马克思留下来的有关策略行动的规范性和禁律性范畴，不存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也不存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预想，存在的只是一种分析具体形势的方法。毛泽东抓住这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具体形势提出独树一帜的机变战略，并按照具体的历史环境重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不是模仿和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有点创造。这派学者由于从政治革命行动策略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关系，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一种“创造”。由于这样一种特征，诺曼·莱文把这个学派的学者称为“再创造主义者”。
       仔细考察这个学派的学者，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从毛泽东看马克思主义”时，坚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思考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例如，诺曼·莱文就说：“在理论与实践的层次上，对于毛泽东与马克思的关系的正统性问题的正当探讨，不是要问他是不是背离了马克思，或者问为什么他背离了马克思，而是假定背离马克思的必然性。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所面对的条件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就要求他通过运用(凡在适用的地方)一种普通的方法论，去发现不同的回答。毛泽东创造了一种符合20世纪中国历史环境的策略，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国外学者戴维·麦克莱伦也认为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传统，“他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卢卡奇、葛兰西和晚期列宁身上都有所体现。就马克思而言，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强调是最为根本的一点，而这在考茨基、早期列宁和斯大林身上却是缺乏的。”国外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时也认为毛泽东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维特征，“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中得以发展，到长征时期成为一种特有的政治观点。更直截了当地说，我的主张是，这种以有效的革命行动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毛泽东自身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政治范式对于中国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创新，只有当它在1936年到1945年期间进行权威而全面地详细阐述时，才变得容易理解。”在有些国外学者看来，实践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毛泽东本人十分重视实践，强调通过实践来学习，魏斐德就认为：“从1920年起，毛不断地受到几种影响，但是没有一种影响是理论上的。”“毛泽东养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去创造和阐述不同革命阶段的任务的习惯。”
       不难看出，上述学派的国外学者从一个更加全面的领域审视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们的分析透彻而合理，论说周密而严谨，是国外毛泽东研究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流派。他们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审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效地避免了把毛泽东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异教徒，但这两个层面在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那里所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他们往往更愿意从实践层面来审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一位适合中国独特国情、能够导向实践成功的人物，实践性是毛泽东思维的重要特征，实践上的成功是毛泽东理论上具有说服力和折服力的根据，也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布兰特利·沃马克在比较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时指出：“但毛泽东对实践的首要性的强调应当成为一种警告，即不要从它的系统表述开始研究他的政治思想。”同样，魏斐德也认为，毛泽东真正理论系统化的时间与实践层面的时间相比十分短暂。“事实上，从1935年后期到1937年9月这两年时间，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伟大的阶段，即抽象或理论阶段。”
       由于毛泽东很好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所以他能很好地结合中国社会的情况处理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发展的关系。美国学者格列认为，毛也有许多地方与马克思的结论不一样，但这并非体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发行为，而是体现了历史条件所允许的、在严格的范围内根据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而得出的反映，如果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来解释，这些不一致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日本学者宇野重昭也指出，毛泽东思想与其说是毛泽东个人的东西，不如说是中国民众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理论与实践本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毛泽东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十分强调这两者的统一，割裂理论与实践会导致理论丧失生命力、实践寸步难行。这派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理解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立场，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没有简单敷衍了事，体现出了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精神实质，理论研究能够关注到这个方面体现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深厚的“中国情结”和细致入微的科学研究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似乎并没有能够完全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把握上存在着相形见绌的地方，例如，把毛泽东晚年实践错误归因于毛泽东晚年教条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早
       期革命实践阶段取得的成功经验被不恰当地运用，为什么本质上冲突的这两种观点能够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同时存在呢?一个很好的解释理由就是，他们没有真正地处理好毛泽东研究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毛泽东晚年实践错误而言，把它归因于上述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域，必须合理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维度进行思考。而这派国外学者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过分地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特征，结果往往把毛泽东解释为经验盲动主义者。对毛泽东理论性思维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也许是这派国外学者的不足。
       三、另类视角透视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关系
       从这一视角出发的学者往往具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多元化理论视角，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各种理论资源。典型代表人物有莫里斯·迈斯纳和阿瑞夫·德里克。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在于毛泽东主义中具有民粹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于中国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实际上，民粹主义的影响将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国外学者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同纯粹的民粹主义是存在冲突的，中国社会从1919年之后更像是天才统治，本杰明·史华慈就说：“在中国早已出现过与民粹主义相类似的观点，不过，它很快就被俄国革命的影响压倒了。”1919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阻止了“一种成熟的民粹主义的出现”，在中国继续存留下来的“是天才人物统治论者，而不是信奉民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毛泽东主义中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呢?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1)毛泽东没有完全坚信列宁主义关于天才统治论的观点，他的思想带有一种民粹主义信仰。“这种信仰认为，‘人民’本身(特别是农民)具有一种潜在的‘普遍愿望’和一种天生的‘社会主义意识’。”(2)在毛泽东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就看到中国人民作为统一的实体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对人民固有的潜力的特殊信赖，使毛泽东更像民粹主义，而不像典型的列宁主义，因为后者对群众自发性表示怀疑。(3)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高度肯定和赞美作为有组织整体的“人民”，因为他们有自发的革命行动和集体潜力。(4)革命结束后，毛泽东仍然倾向于农民，认为农村和农民群众是革命创造力的源泉，而城市地区是社会和思想的污浊之源，这同俄国的民粹主义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俄国的民粹主义者认为，现代城市是有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风俗和传统基础的危险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5)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如果要有未来，就必须建立在村社的基础上，避免西方社会错误，借用现代西方技术加速其经济发展能力，要对落后本身的纯洁性保持高度浪漫和动情的赞美。毛泽东也有与上述主题相似的论调，这种论调到1958年达到顶点。“当时，毛将‘一穷二白’说成中国人民特有的革命优势。自然，所有这一切之中，最‘空白’的是青年，因而青年是最纯洁、最革命的。”(6)民粹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绝非历史不可避免的产物，相反，它是完全依赖于人的愿望、能力和觉悟的。毛泽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但他还是对历史的客观力量缺乏信任，对未来的观念也模糊不清。“毛一般不信任中央集权；他强调地方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极端厌恶专业化(和一切有分裂‘人民’危险的事)；他长期对知识分子心怀敌意；以及他‘思想’中浸透的和他大半生所特有的英勇革命、自我牺牲的浪漫色彩。”这些使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更像是民粹主义者。(7)毛泽东晚年提出的用以实现预想的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那些手段，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包含着强大的平均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冲动，这是俄国民粹主义的特色，不是俄国列宁主义的特色。正是基于上述几个方面，国外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主义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毛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中，大多数有特色的东西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民粹主义式的信仰和冲动；毛主义里的民粹主义成分，在中国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被轻易地假定为纯粹的‘列宁主义’性质的东西，是具有深刻的重要含义的。”
       如果说莫里斯·迈斯纳正确地看到了毛泽东与民粹主义者共同的表现特征，大家一定不会有所怀疑，但如果说莫里斯·迈斯纳也看到了毛泽东与民粹主义者不同的表现特征，大家就有所疑问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因为民粹主义视角的介入而变得淡化和模糊，我们传统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肖像因为民粹主义视角的介入而动摇。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种理论视角透视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否真是毛泽东思想肖像“原图”，这一种比较结论是否真的可以成立，这样一种比较研究是否是坚持了一种正确的立场，是否具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合理性，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外学者力图从一个更加新颖的理论视角为我们阐述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的学者基于上述观点认为，国外学者的研究不值得一提，因为，他们的研究仅仅看到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别，没有研究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例如，莫里斯·迈斯纳的研究就仅仅关注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认为这是毛泽东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
       实际情况与这些学者的想法是存在出入的，国外学者是看到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点的，如果说在西方学者眼中民粹主义倾向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区别，那么乌托邦主义则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迈斯纳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设计了一个据说蕴含在当时历史中的共产主义未来的乌托邦幻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把许多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幻想谴责为‘乌托邦的’，他把这些思想同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前工业社会落后条件的不成熟的思想反映，并认为它们是与现代历史‘实际活动’相脱离的。”“毛泽东主义(在西方世界‘毛泽东主义’为人们所知，中国官方经典的说法则叫‘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并在某些方面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积极的幻想，同时又是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蔑地称之为‘乌托邦’的许多特征的一种学说。”由此可见，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乌托邦主义。在莫里斯·迈斯纳看来，毛泽东的未来观中具有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这种成分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和发展来的，在革命年代结束后建设未来社会时表现得最充分。“在革命年代，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或毛泽东的未来观中几乎没有什么可称之为乌托邦的东西。”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那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年代的未来观中没有乌托邦的东西，而革命结束后的年代里又猛然出现乌托邦的东西。至于毛泽东未来观中的非理想化成分，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它同乌托邦的东西具有相同的社会作用，毛泽东具有一种把变化看成永恒并值得追求的哲学世界观，这似乎确保了毛泽东乌托邦未来观比普通的乌托邦未来观更富有历史现实性，毛泽东未来观中的这些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一起鼓励着人们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他那从长远考虑的非理想化观点和思辨就起到了支持那种鼓动人们为改革而拼搏的政治和道德要求的作用。他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都起着一种使人们行动起来，
       改造世界并改造他们自身的作用。”
       同莫里斯·迈斯纳一样，阿瑞夫·德里克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进行了仔细考察，他是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视野来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重新构建一个现代社会，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现代性和现代化语言的，马克思的思想给毛泽东进行现代性的选择提供了很大帮助，毛泽东在中国背景下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求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这使他很自觉地把自己与中国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一种结构要素而把一种对现代性的极为模棱两可的态度嵌入了现代主义之中。”在此立场上，阿瑞夫·德里克提出了他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一种语式，毛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推论结构中刻上了层次多样的历史处境的印记，毛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从这一历史处境中产生出它的问题的。毛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视野出发对中国社会的反思，而且是从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和民族出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这两个共存的过程也是对立的。它们充满矛盾地建构了一种语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由上述两个典型代表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学派的国外学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含量，在毛泽东研究过程中，他们展示出的不仅是新颖的观点，而且有多元的理论视角。他们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一个更具理论内涵的毛泽东形象，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变得清晰可见，没有必要纠缠于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可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平台上探讨毛泽东与马克思的关系。我们在肯定这样一种理论研究立场的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牵强附会的色彩。比较研究是值得提倡和肯定的，有时也是必须的，因为它能帮助人们认识事物，加深对事物的印象。但比较研究是有前提的，理论上的比较研究有时需要考虑实践因素，有时需要合理的立场。没有十分合理的理论研究立场，作出的比较研究成果就值得怀疑了，一般而言，比较研究必须坚持辩证法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脱离客观历史实际进行“虚假”比较。带着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认为，西方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比较毛泽东与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关系时，强调民粹主义倾向是毛泽东区别于马克思的重要特征，是值得怀疑的。仅仅从毛泽东思想表面看它与民粹主义有某种相似性，就断言毛泽东主义中具有民粹主义倾向，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思潮，毛泽东在实践中强调和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从实践角度展开的理论创造，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毛泽东已经充分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因此，毛泽东主义同民粹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该草率地断言毛泽东主义中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但也必须指出，莫里斯·迈斯纳看到毛泽东主义与民粹主义具有表面的相似性，这是具有合理性的，不能否定他作出的研究努力。
       与莫里斯·迈斯纳相较，阿瑞夫·德里克的比较研究就更需要商榷了。应该肯定的是，阿瑞夫·德里克的比较研究带有一种辩证法的色彩，虽然不是在主要的层次上。他在展开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时，不是从现代主义一种理论研究立场出发，而是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两种理论研究立场出发，坚持矛盾统一的理论研究原则，比那些坚持一元化立场的研究更具深度。有疑问的是，他的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是否能把毛泽东放入这种视野中进行透视?笔者认为，毛泽东所追求的“现代性”，与国外学者所概括的现代性的经验是有区别的，从本质上讲，它体现毛泽东追求“美好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虽然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表现出现代性的经验特征，即打破一切固定结构的东西，创造出一个新社会。但仅仅从这种表面上的相似性出发，用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立场来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存在风险了。正如阿瑞夫·德里克自己所预料的那样，这样做是存在着很大风险的。“说它冒风险是因为就我所知，毛本人并没有使用过这些术语或者借助这些术语来思考问题。在他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曾明确提到过有关这些术语所意指的问题；危险就在于当人们用概念来解读与这些概念不相同的思想体系时可能发生歪曲甚或导致无中生有。然而冒这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谓风险也是含混不清或带有矛盾的东西。”
       总之，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从国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来看，我们国内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国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让我们国内的研究耳目一新，在这个问题上展示出的理论研究立场和理论研究成果，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责任编辑：杨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