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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敞开30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挥的重大影响使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总体上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因而有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西方需要调整自己，拓宽理论视野，以适应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徐觉哉研究员，请他就国外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民主政治、中国模式及“北京共识”等问题的争论，给大家介绍一些信息。下面是他与本刊记者的谈话。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挥的重大影响使之成为西方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我们知道您很关注这方面的情况，请您介绍一些有关信息。
       徐觉哉：好的。中国的崛起受到世界的关注，我们的快速发展，他们也都感受到了。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最近，由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主办的一家致力于将中国视角带入华盛顿决策圈的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安全》推出了“争论中国未来”的专刊。有22位国际著名学者分别用不超过500个单词的篇幅，表达自己对中国未来最重要的问题的关切。正像该刊主编所说：“这就好比盲人摸象，中国现状在各类盲人摸象中得到拼凑，也就是说，大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只看到了中国的一个局部，如果把这些局部拼凑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全貌。”值得关注的是布鲁金斯学会一位高级研究员的一篇题为《速度与方向》的文章。他认为现在国际上说中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因为大家都在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但这种声音还是有。去年，我在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作主题发言，有两位越南科学院的学者提问说：“你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还说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估计，他们碰到了与我们同样的问题，而希望从我们的回答中找到答案。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越南的同志是摸着中国的石头过河，想从中国学者的答案中寻找理论出路。问题的实质在于，现实存在的有些现象实际上是跨越后的社会形态在自然历史进程中的“返祖现象”，那些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两个“决不会”原理，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完成发展和占有资本文明这一前提性历史任务。这也就意味着，尚未实现资本历史普遍性的现实社会主义，仍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资本的运动，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这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完全是两码事。
       记者：那么，国外学者是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
       徐觉哉：现在国际学术界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日本有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真正“原始积累”的本质是资本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的消解”。原始积累过程是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分化大大加快的过程。而反观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对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收入的掠夺，而是相反。为防止失业问题的恶化，中国对自由职业者和个体经营者进行保护与鼓励；为消除社会两极分化，中国还促进新中间阶层的形成，使社会阶层呈橄榄球状扩大等。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全体走向共同富裕。因此，他认为这种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杠杆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尝试与本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我看到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长不破哲三也有一种评价，说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您怎么看？
       徐觉哉：不破哲三确实有这种看法。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是通过克服历史错误而确定的新的努力方向，而“新经济政策”能为今天中国倡导的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提供借鉴。在他看来，列宁挑战市场经济的历史与中国1949年之后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的发展进程也类似于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进程，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由于这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所以不破哲三认为，“中国的实践确实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但他所关注的是中国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不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经济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来与资本主义展开竞争。他承认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他还是认为，各国建立社会主义虽有不同的形式，而这个“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一般途径将会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因此，他预言“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将具有全球意义”。
       记者：我听说，国外也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作“第三条道路”，他们所指的内涵是什么？
       徐觉哉：英国有些学者把工党推行的“第三条道路”概念中国化了。在他们看来，“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指出，如果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国2000年以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他们认为，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时，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因此，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记者：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可能会更客观一点。那么在他们眼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哪些特征？
       徐觉哉：国外不少学者都看到，中国在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中遵循了一句格言，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认为，实质上这是“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这一原则的另一种表述。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而邓小平在领导这场改革时，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而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最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改革的问题，贯穿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种精神。日本学者渡边利夫认为，邓小平改革最显著的特征是实验性的实用主义。他对“摸着石头过河”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与那些有庞大理论体系的领导人犯大错误相比，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理论，才真正是减少错误的比较理想的理论。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体制的特征是意识形态逐渐为务实所取代，即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上，已经从一个阶级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他认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这些归纳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记者：我看到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的一篇文章，他提出，中国开创的这条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与文化之上的。文章认为，中国道路“不以现有的经典理论为指标，不以各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完全是依据中国近30年的各种发展现实为实证分析的基点，价值中立地分析中国的客观现实对世界常识的挑战和对经典理论的证伪”。您以为如何？
       
       徐觉哉：我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具体讲，他指的是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结合的混合经济。西方的教科书对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的论述几乎是空白，它与西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都不同。它是看得见的手（权力）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互相结合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受到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响，所以在洪教授看来，它有可能不是过渡的和暂时的，而可能是一种相对独立和持久的体制。这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见解。
       记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谈到中国特色时，提出了另一种理解的新视角，那就是将“中国形象”表述为“淡色”。这是为什么？
       徐觉哉：根据他的解释，所谓“淡”，即是融合“水”与“火”的矛盾结合体，在汉语中，“淡”将“水”与“火”两种不相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对立的东西成为一种和谐，而和谐既是中国传统的价值，也是中国眼前追求的目标。他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淡色”的国家形象，将相反的东西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淡色中国”意味着中国是一块白板，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美好理想，既可以包括“水”，也可以包括“火”，它是“和而不同”这一传统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同时，这还可以解释当前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即为何中国充满着相互对立的东西，却能安然无恙。
       国外学者还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欧洲时报》的社论说，自从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后，“和谐”成了当今中国最时髦的一个词汇。中国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在国际上把建设和谐世界作为外交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中国的亮点。《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认为，在发展问题上，西欧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没有很好地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中国正在探索的发展模式矢志要建立“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记者：某些西方人几乎从不把中国当作民主国家来看待，并且质疑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未进入民主化的进程，您是怎么看的？
       徐觉哉：在讲这一问题之前，我先与你谈一个情况。去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演讲中，一位欧洲学者问道：“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当时，主讲的瑞士学者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地答道：“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他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主讲人随即问他：“请你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美国黑人到1965年才获得投票权。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西方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实际上西方大部分民主理论家，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
       也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表现出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去年在《印度信息网》上就有人指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一种模式，只要坚持民主的本质，即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种有效的民主。与西方民主中强调竞争、参与不同，中国民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他们大胆地提出，“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不久前，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也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基于英国两千年的历史，他仍坚信议会民主模式，但他乐于承认，历史比英国悠久一倍、有着独特丰富文化底蕴的中国，可能建立一种新的模式，适用于这个占全球人口1/5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认为，这种新模式更有可能脱胎于中国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政治哲学，而非简单模仿西方历史发展的模式。可见，西方一些明智的政要和学者正在打破传统的、狭隘的偏见，回到现实中来。
       记者：这很有见地。那么，中国这种新政治模式在他们看来有些什么特点呢？
       徐觉哉：关于这种新政治模式的特点，美国卫斯理大学哲学系教授史蒂芬·C安格尔认为，中国改革了的民主集中制能够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而简单地引入一种竞争性民主反而会导致极其不公正的结果。因此，他提出，“至少在目前，这种改革了的民主集中制可能是中国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
       前不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也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不喜欢像西方那样给人们太多的言论、新闻或集会自由，而赞成有条不紊地扩大人们的这些权利，更注意社会和谐。他认为，中国在地方选举、司法系统改革和加强监督机制方面进行的尝试都是在向一种更加基于规则的政治体制转变；中国社会也继续向开放和多元化的方向转变；中国领导人也在努力加强党内的民主选举。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可能会选择自己的民主道路。在国外不少学者中，现已取得了一种共识，即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目前不宜采取扩大竞争性的路子，以免加剧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新德意志报》载文指出：“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记者：听说国外不少学者很关心我们的村民直接选举，他们总的评价如何？
       徐觉哉：近20年以来，村民直接选举与自治成了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他们的印象中，比城市落后的中国乡村仿佛成了民主的发祥地，被边缘化的农民似乎成了民主的“先锋队”。综观这些研究，始终隐含着这样一个主题，即中国的民主化有没有可能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有所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民直接选举会不会导致中国特色政治的根本转型?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最近，我又看到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哲学教授汉斯·格奥尔格·默勒对记者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选举就是健康的，反之就是不健康的。比如1933年德国实行了自由选举，但并没有给德国带来福祉；印度实行了几十年的民主，但我想很多印度人更愿意在中国生活。”他的结论是，如果认为一个社会幸福与否的标准是那里是否存在自由选举，这是一种非现实主义的评价。可以说，国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脱离特定的时空条件，就很难对自由和民主作出准确的定位。
       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但是当他们用西方的学术规范、概念来看待中国现实问题时，就会发现用西方经典难以解释中国的现实。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徐觉哉：据我所知，美国普渡大学洪朝辉教授也有这方面的发现，他曾列举了7个事例来证明，近30年来中国超常的发展，导致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如：1根据达尔等政治学家的理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准的提高是民主选举的必要条件，但中国的村民选举却在经济贫困、教育落后的100多万个乡村有序地进行；2西方一般认为，政治强人的存在有助于社会稳定，而强人的消失则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但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中国不仅没有出现大乱，而且启动了改革开放，经济呈现史无前例的发展势头；3许多现代化理论家认为，中产阶级和私有财产集团是自由、民主的重要动力，并能对现政权产生巨大的威胁和反叛，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却不是民主政治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更不是现有政权的麻烦制造者；4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如果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超过04，社会的动荡就进入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却没有出现“陈胜、吴广”，更不见“改朝换代”，相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基尼系数还不到02，但全国却陷入10年动乱；5“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的警句已被众多政治学家证明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理论，而毛泽东时代的权力绝对化远远大于目前的中国，但后者的腐败程度却远远大于前者；6美国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内部的种种危机既是内生的，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些危机不断累积必然压垮中国，但中国却没有按照西方预言家们的设想，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工农暴动、国家分裂和政权垮台，相反，经济超常发展、社会相对稳定、政权依然巩固；7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伴随着战争与扩张，如19世纪的普鲁士、20世纪的日本帝国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仍然在走一条和平的发展道路。
       
       以上这些不断证伪西方理论的事实说明，中国用以指导实践的是另一套理论，这一点已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同。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是“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体现了其宏大的全球化视野，而且正是这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颠覆着西方经久不衰的传统理论。
       记者：据我的印象，新加坡《联合早报》早在2004年就赞赏中国已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同年，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也发表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的文章，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从此，引发了不少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中国模式”作出各种界定。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徐觉哉：好的。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它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中国探索的道路已取得了举世的公认，进而升华为“北京共识”。根据乔舒亚·库珀·雷默的说法，这种新的“动力物理学”可以被概括为三个“定理”：其一，重新定位“创新”的价值；其二，建立一种具有可持续性和平等性的发展模式；其三，坚持自主理论。“北京共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多边主义建立全球新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经济往来和承认经济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全球的框架内承认地区和民族间的差异。
       至于中国模式有哪些特点，在他们看来，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时，始终把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并在此基础之上，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中国把消除贫困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口的70%。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第四，采用了比较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可能地利用这种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和转化这个体制，为现代化服务。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改革顺序，即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现在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难题，一个是贫困与发展问题，一个是和平与战争问题。迄今为止的经验证明，西方模式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而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则导致了世界动荡不安。中国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在解决这两个难题方面已经证明了自己独特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譬如发展中国家是否能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是否能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是否能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区分轻重缓急？是否能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他们认为，中国经验不仅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且从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甚至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更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模式。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中许多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循序渐进”、“和而不同”、强调政府的作用等，可能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并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已被他们所意识。美国学者A德里克指出，这一模式中被大力称道的“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等这些主题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悠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而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则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回答“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时指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这就道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记者：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现存的国际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请您谈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徐觉哉：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最近一期《外交》杂志上撰文讨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其中涉及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她从西方学术界借用“权威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进了经济的发展。她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模式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背道而驰。可以说，持赖斯这种观点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并不少见，对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感到担忧在西方也相当普遍。正是这种担忧，会经常促成西方各国有意或无意地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思想家F福山最近主编了一本新书《出乎意料》，书中预测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七大“战略意外”之一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另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今年初也对记者说过：“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这是西方有识之士可贵的远见，我相信，历史的发展也必将证实这一点。■
       （责任编辑李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