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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晶　译
       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第18卷第3期（2006年6月）发表了弗兰切斯卡•卡德尔（Francesca Cadel）对安东尼奥•内格里所作的访谈文章，这次访谈的中心主题是探讨内格里提出的关于放逐状态、流浪的后现代感以及世界主义等观念。以对斯宾诺莎“生产性想像”概念的阐释为基础，内格里把放逐（放逐状态：置身于此地之外）看作是一个解放的过程，它暗示着将要来临的非场所（nonplace）、伦理行动的可能性以及达致乌托邦的条件。传统，特别是与20世纪意大利思想和运动相关的传统也是本次访谈的主题之一。
       卡德尔：我们要讨论的中心主题是放逐的条件：这里所说的放逐，不是指19和20世纪意义上的政治流亡，而是从空隙中所理解的放逐状态、流浪的后现代感以及世界主义。
       内格里：我认为脱离19及20世纪政治流亡的术语来考虑放逐这个词是正确的。实际上，放逐是这样一个问题：移身别处，但在他停下的地方，他总感觉到自己格格不入。也就是说，置身其外是为了回来，最好的情形是为了精心勾划革命蓝图。回顾19世纪的伟大革命，举两个典型例子，从马克思到马志尼（Mazzini），二人不约而同地都经历了离去—革命的道路，并因此创造了国际性的革命事业。这种国际性仍保留了不同国家的革命的特殊性，从而他们关于剥削和非正义的革命话语才能与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相结合。另一方面，在18和19世纪，民族主义的发生导致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民族的中心的出现。所以，置身其外和处于放逐之中，不仅意味着置身于民族的“圣殿”之外，而且所有参与其中、成为“圣殿”内部成员之一的可能性也被切断了。
       1968年之后，放逐开始被构造为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这出于两个重要原因：其一与生产有关。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中心，因而也就不再是文化及身份认同的中心。生产、劳动以及一切概念的建构不再是民族中心的。要成为有批判性的公民，流浪已经成为一种必要的仪式。很难想像要建立一个新的欧洲概念可以忽略人口的迁移。因此，对于每一生命的轨迹而言，流浪正是这种空间相对性和边界的消除。
       所有这一切在1968年之后显得尤为重要。我曾经参与过，甚至可以说预感过这种范式的转变。但是，蓄势待发期发生的范式转变和那种在业已改变的形势下发生的范式转变是不同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范式转变还只是一个结果，但是我相信对于1968年以后的几代人来说，它变成了一种先决条件，一种事物本来的状态。事实上这种转变进展得很快，已经从流浪发展到了混种，即杂交、置身其外的要求、摧毁边界和限制。这样的要求正变得日益迫切和带有强制性。
       卡德尔：在一个英美的世界中，从军事的角度怎么看世界主义？
       内格里：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必须把它放置到其他的一系列思考中来理解。谈到世界主义，我们就不能将它与全球一体化剥离。我想起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一本书，由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写于1970年的《世界主义和民族》。在书中，迈内克赋予了民族国家一种积极的判断和评价，认为国家的建构强大有力，而世界主义则缺乏力量。对于这一点我十分不同意，我认为，随着讨论的展开，无力的世界主义也会体现出迷人的丰富性，以致使国家权力都变得微不足道。在今天的帝国局势中，为反对世界主义，我们拥有一种第二性的民族主义，因此拥有的是一个被英美同质化的概念、文化和政治领域。我相信对于今天的帝国局势，我们必须通过重申世界主义的丰富性来回应。另一方面，从对重回历史场景（也就是说，回到历史发生时的场景中）客观考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必须被视作对等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定数可言，就我而言，我会更多地关注频繁出现的各种解体、危机以及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
       卡德尔：我担心的是理性的悲观主义。在无穷多的恐怖事件中，我想起了2003年巴格达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被摧毁的事件。它们使我想起里尔克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谈到了世界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托莱多、伏尔加河和沙漠，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在对世界最严苛的否认中就范？为了所有的记忆在突然之间都变得失效？”您怎么认为？
       内格里：对我来说，自1968年后所发生的一切是一个关键的过程，它具有从内部摧毁自身的深刻的可能性，然而它同时也蕴含着很强的创造性潜能。我觉得需要确定一个基本事实，即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也没有任何力量持久稳定，无往不胜。也就是说，不能按照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或相反的样子来接受它。你提到了里尔克，但是在里尔克之后，伏尔加河成了阻挡纳粹的防线！里尔克曾说过安达卢西亚的城市绝不会昨日重现，但在1936年后，杜鲁提（Durruti）领导的无政府主义武装力量在安达卢西亚的城市打赢了许多漂亮的战役。也就是在这些城市中，他们早于切•格瓦拉将政治工作、起义精神和军事训练结合起来。刚提到的这些事情都为解读20世纪提供了重要的钥匙！里尔克是伟大的，但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诗人。从地理角度来看，《杜伊诺哀歌》与我们俩很接近，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它却是旧欧洲终结的显现，“旧欧洲的终结”对我们的讨论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欧洲的终结当然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开端，但却是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开端。它是帝国的开端，是一种普世性的开端，在其中，自由、民主和平等都可以得到发展，人民的激情也得以传播。我认为，帝国的概念是以一种形式架构的方式来组织的，就是为了使这些开端、这些可能性得以浮出水面。帝国的概念建立在法西斯主义、苏维埃主义和某种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失败的基础上。这种失败是由斗争决定的，即工人、农民以及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斗争。我们这里谈的是身体，因遭受痛苦而要反抗的身体，而不仅仅是思想。这是构成历史的基本现实！回到我们的主题，放逐因此就是要建构出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主义的身体。可以将这身体比作多彩多姿的俄耳浦斯，绿发，红眼，黄皮肤，梦想着不断地求新求变。
       卡德尔：对于美语中的“熔炉”这个旧概念，您怎么看？
       内格里：熔炉是一个关于民族融合的概念，它包括：（1）依照移民开放政策来实施引导，这与发展生产的需要相关；（2)依照确保社会群体顺从的需要来组织；（3)服从于主导意识形态、权力机构以及自身再生产的精英阶层的霸权和控制。这种观念是美国文化的一个典型的组成部分，并且一向被认为是正面的，它如今已完全为新的帝国形势所赶超。在全球局势中，不同文化、不同生产世界之间的互相融合和补充，使得旧的、一元的、内部极权主义的权力模式（例如关于“熔炉”模式）都已过时。我们可以求助于阿伦特或托克维尔所描绘的多样性社会的图景，但我们深知这些图景已不再真实。我们发现，在当今社会中，某种极端强大的机制正在把自己假扮为自由的理想，比如，由以前单纯的商业同质化所滋生出来的文化上的同质化。美国的民主正在变成一种“极权主义的民主”。
       理论视野如今这些旧的范式已被超越，世界态势体现为全球范围内合作的巨大延伸。这证实了我们提出了关于“非场所”的概念，并首先证实了美国是一个“非场所”。美国怀着统治全球的寄生性的愿望，把自身强加于全球。如今的美国有着数不清的外债，巨大的内部文化缺陷，还有通过宗教狂热表达出的价值和信仰的危机。我们必须记住，除了美国的生活方式还存在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更富有、更愉快的生活方式，享受更大的自由——这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美国不得不借助于没完没了的战争来维持它的势力，世界已拒绝屈服于这种强迫行为，甚至连跨国公司也不希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舰队无处不在。由于拒不接受1989年后世界的新现实，美国体系已经深深地腐坏了。美国拒绝顺应、丰富这种已经一体化的新现实。
       
       卡德尔：还有一点，我很有兴趣跟您谈谈，那就是作为一个解放历程的放逐（放逐状态：置身于此地之外）的思想：关于即将到来的非场所、伦理行动的可能性以及乌托邦的条件。
       内格里：当我们把放逐看成是非场所，看成是伦理行动的可能性，甚至是乌托邦的条件时，实际上是指一种全新的、超验的条件。在康德的分析中，存在于所有人大脑中的超验直觉决定了时间和空间。我们不能决定时间和空间，除非从康德的辩证法角度来看，也就是从改变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界定非场所——它是一个给定的概念，除非是能把一个建构性的愿望加诸其上。没有什么乌托邦，只有伦理行动。伦理行动并不总是能产生预想的效果。伦理行动能使你具有沟通的可能性，具有建立复杂的、集体的、合作的现实的可能性。通过伦理行动你会成功创造一个新世界，当然也可能失败。当说到新世界是可能的时，意味着把赌注押到这个新世界上——这个在我们面前的虚拟世界，我们生活于其中，不必去颂扬任何事物（美国、欧洲或是其他），这个世界就是非场所。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它象一个火车站或机场，我们带着意愿和激情穿越这个空间：追求平等、自由、知识、富有。1968年后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即工作变成了智力性的，财富由机器生产。这意味着投入到工作中的能量永远不会耗尽！因为脑子用得越多，它生产的也越多。这是个过剩的世界，人们用脑用得越来越多。非场所是个物质过剩的地方，流浪成了转变和杂交的地方。这个新世界是个革新的世界。资本及其持有者想阻挠这个进程，但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卡德尔：让我们回到我所担心的理性的悲观主义，我想思考放逐中身体的死亡问题：船在地中海沉没，尸体的分界标明了贫穷和富有。
       内格里：我当然不怀疑这一点，死亡是压制的一部分，但不要搞混了被谋杀者和谋杀者！想想意大利海军在地中海的所有责任吧！工厂中工人的死和企图进入某国的移民的死有什么不同吗？有的话就是后者中包含着一种特别的意愿和责任，即不顾一切想重建一种空间感。因此，关于帝国我的基本的哲学问题是：我们如何着手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非场所转变成一个积极的现实？我们如何将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非场所——显然是通过使一切能源匮乏的方式——转变成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我们如何着手去组织这个非场所？在欧洲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就是在那些缓慢走向解放的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的力量从历史上来看已经胜利了，他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成功地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尤其困难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帝国主义镇压已经波及到各个地区和时段，包括这种镇压的杰作——冷战。冷战期间，在资本管理方面存在两种实践上势均力敌的体系，一边是按照自由主义原则来管理，另一边则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来管理。在美国和苏联，除了表现出不同并获得很高的文化发展水平的个别重要时刻外，这两种体系在消耗全球能量上是接近的。现在我们置身于真正制止这种破坏性过程的形势中，这也是反全球化运动直觉到的东西。反全球化运动并不是一个反对全球化本身的运动，它是最深刻意义上的全球化。它是建立在否定意义上、建立在非场所意义上、旨在建立一个真正有效民主的运动。
       卡德尔：在这一点上，我想谈谈生产性想像这个概念，它被理解为一种构建解放的伦理潜能。
       内格里：谈生产性想像得先想想这个问题：不管喜欢与否，我们活着——这是本体论的要素——我们被置入到一个存在中，存在物质性地要产生一定的结果，比如，人们开始不满，拒绝再顺从。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评价自由权利的真实水平，它与文化接受水平、现代性的追求或内部精神自由的寻求（行动的自由、娱乐的自由、愉悦的自由）联系在一起。达到丰富和愉悦对人来说是基本的。将自由权利写入宪法，并确保它不被警察或边境巡逻部队、不被所有的日常镇压机构和世界警察所阻碍，这一点很重要。当今，我们感兴趣的是必须确定普遍化的抵抗的水平，抵抗比默许来得重要和有力得多。没有一个世界秩序不给贫穷国家以发展的机会——至少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因为迄今为止欲望的开端——生产性想像，已经作为真实的、本体论的现象在大众间弥漫。解放自身的行为已成为一种基本的伦理行为，它赋予个体独特性。就由个体凝聚为大众、在合作与反抗中创造自身而言，个人的考虑显得不足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形势中，它不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新的1968年，而是迈向一个对全球资本主义关系和全球生产关系进行全面颠覆的时代。我不能确定何时一种新的民主制度将会接管美国，但我知道它的来临必然伴随着对美国政治传统不可思议的破坏性力量。我们早已知道美国一向以具有巨大的内部变化能力著称：只要想想罗斯福的新政或肯尼迪就可以知道。民主的复兴不仅在美国完全可能，而且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
       卡德尔：在这一点上，我试图界定一下“活动事迹”和哲学概念“标准之外”、“标准之上”之间的关系，就像它们在《帝国》中被运用的那样。
       内格里：要想界定这些概念，我们就得回过头去看：我们看到一个由作用于大众的持续的主体性生产所支配的形势。我们处于这个失衡的形势中，权力已不再能像19世纪那样利用规训方式施加影响，不再使用传统的、线性的控制方式，而是通过交流和控制手段来起作用。遵从不是事实，而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在此意义上这种通过交流链的控制过程也被中断了。权力是通过共识和以受欢迎的姿态发挥作用的，命令是在某些指导方针下来发布的，比如：（1）薪水：为了使人顺从而给的钱；（2）意识形态：为了使人顺从而提供的意识形态幻像；（3）一般的社会措施，例如福利。
       美国有四到五个地区很富有，但也有一些地区几乎像非洲一样贫穷。同样的情形在印度、中国和欧洲也可见到。于是产生了一个威权的问题——一个依据均衡与权衡标准而提出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标准之外？它是所有被排除在内部之外的人群所施加的压力。什么是人类的解放？那就是索取人的权利——自由、平等、团结的能力。因此需要最低的工资以维持生存和再生产，需要一定的文化和精神的弹性。参与社会——当一个人成为公民时就是解放。这就是标准之外，它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秩序施加于世界上的那些界线。标准之外意味着能够决定公民权利的可能性，能够建立一个外在标准。重新进入这些界线是一个创造新的界线的行为。另一方面，超越标准也是一个革命的过程——通过杂交和新的文化共同体，创造出一种新的人性，也就是如何达到普遍自决的可能性的过程。什么是民主？即民治、民有的政府。也就是消除中介、代表权从而建立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政体，人人都能参与其中并各抒己见，不存在所谓的精英层和业主。它超越了解放的边界。它为最平凡事物——全民自由的可能创造了条件。自卢梭以降的最伟大的民主思想家，虽然都经常谈及一个普遍愿望，却与全民即大众的愿望无关。大众是全民伦理、道德和生产性的表达。我们必须理解，知识劳动和合作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已经为实现人类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性。这便是虚拟性：它把生产发展的趋势和有关单一性、欲望的人类学革命结合了起来。
       卡德尔：从伦理存在的角度，存在的潜能（及其革命性施展）如何能够切割真实世界的重量？人如何在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意义上追求今天的自由体验？
       内格里：这里我们需要就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概念达成一致。它是根据几何学法则来解释的伦理规范：单一命题自然是明晰的、显然的，没有一个单一命题会跟另一个产生矛盾，因此几何级的进步成为可能。斯宾诺莎式的过程整个都是几何学的，并将这种几何学式的理解应用于本体论实践，揭开了存在的生产机制，以及参与到这个生产中的元素的神秘面纱。在批判性地揭开真实面纱的领域，主体就参与到生产真实中。如果我们将其带入当前的现实，我们就会有一种几何学法则式的革命潜力：揭示和生产新事物的潜力。这种法则来源于三个基本因素，即贫穷、爱和合作的愿望。
       
       （1）贫穷绝对是最基本的存在的生产要素，因为它代表了存在的潜力。贫穷代表着两手空空，它也代表了一切皆有可能，代表了生产的可能性。穷人也是惟一懂得如何去爱的人，因为只有在生产一切的可能性中，人才能建立爱和联系。
       （2）联系——这是百分之百的斯宾诺莎理论——是人懂得自身绝不能是孤立的这一事实。没有个体，只有单一性。单一性是集体和团结精神的一个方面。
       （3）最后是合作的愿望，以创造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一个从贫穷、从这个生产力的可能性起步，通过爱，经由联合之路，建立起来的社会。它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一个所有人的社会，而不是一人发号施令、其他人遵从的社会。这是一个通过丰足、富余、勿需强取豪夺建立起来的社会。
       这就是斯宾诺莎的几何学。也就是说，通过感受到爱的可能性，通过决定团结起来，构建起完美社会。那么在帝国的层面，在全球状态下，我们如何将其实现？要明白所有的组织体系——生产的、税收的、共同生活的、货币流通的——都必须服从于这种几何学。在全球范围内、在美国、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中国等等的共同参与下，建立一个普遍的福利体系可能吗？当然可能。这个帝国须以民主的方式构建：不是倒退到民族国家的形态。民族国家已不存在，永远也不会存在了。在全球化方面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但是我们必须找到生产的激励形式，超越薪酬制的工作形式，和贫穷—爱—社会的关系相关的多样化形式。
       卡德尔：我想在这一点上结束我们的谈话，让我们谈谈您在《放逐》一书里提及的为记忆或遗产的缺失所唱的挽歌。这里您指的是您回到意大利，在流亡法国14年之后，您必须面对一个改变了的现实，并试着去了解它。如果记忆的缺失意味着对某些思想传统的绝对拒绝，您如何设想您自己的工作跟未来的联系？您如何界定今天的传统——至少是那种您以哲学家的身份介入其中的传统？
       内格里：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关于记忆缺失的第一篇文章写于狱中。我确信关于记忆缺失的论述不会使我推卸责任，反过来，它有助于我理解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的很多同志，他们一直在坚持他们是工人运动的一部分，是共产主义传统连续性的一部分。当我谈到记忆的缺失时，正是与这种幻觉作战，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子孙。我们是在世界上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的人，而并不是在党内或在经典共产主义传统中遵循着党的路线生活的人。当然我们尊重这个传统：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它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从反抗、内战、起义和变革中获得的经验。但我们并不认同这个传统，它所体现出的价值和我们在发扬的价值毫无关系。我们是并将继续是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说，是个人主义者的对头，但是我们不再是阶级、而是贫穷大众的颂扬者。因此我们是在回到理论的起点以更新它，但不是依照记忆回到起点。记忆在我们看来令人敬而远之并带有准法西斯主义的性质。真正困扰我们的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个传统已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传统结合了起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传统，像我们在意大利所了解到的，一方面是重要的唯心主义传统——从克罗齐到秦梯利（Gentile），中经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是犬儒主义的、悲观厌世传统，它们对净化现实是重要的，但对革新却毫无用处。这两种文化都着眼于民粹主义，特别是天主教信条，都是理想主义思想类型，都有更悲观或愤世的变种。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是完全处于这个传统之外的。我们有属于自己的可以复兴的传统，但不是从知识的角度：作为替代，我们正在构建一种新的记忆。我们的传统是斗争的传统，是意大利工人阶级人类学上的大变革：从贫苦的农民变为贫苦的工人。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家庭、孩子和沟通体系经过系统的和渐进的知识化。
       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这种记忆的缺失。首先它说明了连续性缺失这一基本事实，即对非连续性、时机（Kairos）的确信。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不再依赖连续性，不再依赖于过去的正当化和合法化。我们正处在一个真空期，我们需要去创造一个未来。全球化的出现给这个设想带来了新生、新的希望和新的虚拟空间。
       对那些指责我是乐观主义者的人，我要说我是快乐的。快乐意味着置身于存在和自我表达潜能的虚拟性之中。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我所感兴趣的确切地是指：对广阔的现实抱持续的欣赏态度，创造性地生活。我们所要的是一个广阔的民主，一个令人愉快的民主。人类是以此为生的：起义才是真理。
       卡德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日期和循环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4月25号代表什么：一个象征？抑或一个事件？什么可以保留下来？什么可以重现？
       内格里：日期是很有趣的。我很欣赏历史修正主义，因为它颠覆了日期的重要性。4月25日，意大利的解放日——修正主义者会告诉你：它也是数千名法西斯分子被意大利人民处决的日子：墨索里尼，这一天在米兰被吊死。历史修正主义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颠覆了记忆的意义；它使意义不再关键，反而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哪些日期好？我一直在创造它们。4月25号是我结束差不多24年的监狱和流亡生活，重获自由的日子，这是极其多产的24年。我设法赋予了放逐一种建设性的和流浪的意义，设法将监狱变成了一个我可以研究哲学的地方。在狱中我完成了关于斯宾诺莎和时机的著作。根本上牢狱经历更像是在修道院中的静修和反思。我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我以我能做到的最自由的方式生活着，自然是在考虑到现实的情况下，因为死亡存在于生命中，正如资本存在于社会中一样长久。笛卡尔说过，在知识和理解力的基础上，我们有将生命从死亡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生活不会比目前更好或更糟，但是对于权力的畏惧当然会消失，因为权力的概念和死亡的概念是一回事。
       ［张晶：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
       （责任编辑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