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冷战后中日关系转变的特点
作者：［日］国分良成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 第05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崔存明 摘译
日本庆应大学政治系教授国分良成撰写的《冷战后中日关系转变的特点》一文收录在《日本对华关系：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Facing a Rising Power，edited by Lam Peng Er，London：Routledge，2006）一书中。文章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在研究中日关系自1972年以来的演变特点及其内在原因的基础上，从国际秩序的结构变化、中日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中日关系参与者的更新换代等几个方面对当前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总结，认为在20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并不成熟。在此基础上，作者在“走向合作”的思路下对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提出了四点详细的建议，其目标是在这四点建议的指导下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体制来代替“1972年模式”。现将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一、导言：中日关系分歧的加大
最近以来，有关“中国的兴起”和相比之下“日本的衰落”的话题成为大家探讨的主题。当中国持续发展的时候，日本仍在挣扎着摆脱“泡沫经济”破裂后所带来的萧条，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10年。中日两国之间的这种对比成为全球观察东亚发展的焦点。
或许由于构成彼此关系的内部要素的变化，以及竞争意识的作用，中日两国对彼此的好感开始下降，也发生了许多摩擦。根据日本政府在1980年进行的民意调查，当时有786％的日本人对中国持友好态度。但是，到了2004年，类似的调查显示，只有376％的日本人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而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中国进行的调查表明，只有63％的中国人对日本是友好的。
是什么把中日关系带入了这样的怪圈？“中国兴起，日本衰落”的印象可能是影响多数日本人对华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显然也不能否认这一方面的因素。然而，为了理解当前的中日关系，我们应该从历史关系演变的角度，去研究其内在的原因。从这一立场出发，中日关系框架的改变反映了两国关系正在发生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从1972年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模式后开始，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持续到冷战时代结束之后。本文从三个角度回顾中日关系“1972年模式”的演变过程，包括：（1）中国与国际秩序的结构变化；（2）中日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3）中日关系参与者的更新换代。
二、国际秩序的结构变化与中国
冷战时期，中国、日本和美国在对抗苏联的共同目标下，形成了实际上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为什么中国、日本和美国直到冷战末期苏联解体，都保持了长期稳定的三方关系的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两国在关于加入“反对霸权”条款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该条款对中国而言意味着要反对苏联，尽管1972年在两国的联合公报中，应中国的要求已经加入了这一条款。
在“后1972年模式”下，中国的现代化被认为对中日双方都是有益的。然而，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政治斗争仍在继续，经济没有被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一特征所导致的结果是，中国被遗留在国际竞争市场之外。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逐渐回归国际社会。开始于1978年的邓小平时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寻求同国际社会的合作。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这一态度非常欢迎，全力支持中国加入国际社会。
然而，把中国、美国和日本三方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联在冷战结束后已经不复存在。其结果是，三国之间的粘合剂不存在了。因此，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和美国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不断地发生冲突。而且，某些美国观念的塑造者开始强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寻求扩大日本在全球包括在安全事务中的作用，美国和日本开始了重新界定《日美安全条约》的过程。由于《日美安全条约》是针对苏联而发起和存在的，苏联的解体就使美日之间有必要赋予这一条约新的意义，以便继续保持联盟关系。这一新的意义在1996年发表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中得到了表述，相关的指导方针法案于1999年5月在日本议会通过。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日本和美国的态度没有改变，都鼓励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政策，支持中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随着小布什的上台，中美关系开始紧张。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中国是美国的一个“战略伙伴”，而布什政府开始把中国描述成一个“竞争对手”。但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开始集中精力追捕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关注中亚和中东问题。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中美加强了合作关系。同样，中国也对日本保持了相对的低调。日美的联盟关系可能是中国保持克制态度的一个原因。
两个因素导致了日本和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兴起。同时，直到现在，美国和日本依旧认为把中国带回国际社会将为双方都带来好处，而这一任务随着中国加入WTO，似乎已经完成。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焦点开始转向中国未来在国际秩序中将充当的角色上来。无论如何，支持“1972年模式”的国际秩序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然而适应这种转变的中日关系的转型还没有完成。
三、中日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政府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此后中日经济关系的基础框架。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材料如石油和煤，日本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和设备。由于中国的石油生产发展缓慢，这一计划未能得到充分落实。然而，中日之间用原材料换取先进技术的交易，作为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交易的典型方式却得以确立下来。换言之，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垂直的。
由于1985年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公司开始考虑向中国大陆寻求廉价劳动力，这导致中日经济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对于进入中国的态度是谨慎的，但是在90年代它们开始加快步伐，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之后。
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一形势的发展加快。这也与日本严重的经济衰退有一定的关系。为了避开日本国内的高生产成本，许多厂商开始把生产设备转移到海外，特别是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非常低。日本出现的“产业空洞化”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对于生产厂商来说，中国的市场是惟一的出路。日本的经济从2003年开始明显复苏。然而，这一次的经济复苏与其说是结构改革的结果，不如说部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需求所带动的。这一趋势是无可置疑的。中日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在未来将会进一步加深和扩大范围。
相互依赖性的加深有双方面的影响：积极的一面是加强了两国的联系，消极的一面是也制造了两国之间的摩擦。中日关系是在“友好”的旗帜下开始的，然而这是建立在有限的人数基础上的“友好”。这种相互依赖性明显地体现在人员之间的交流上。“友好”可以通过相互交流战胜“差异”，而产生有益的成果。但是，在中日关系中也有相反的倾向，虽然“友好”是前提，“不协调感”和“差异感”在当前的中日关系中也广为流行。
四、中日关系参与者的更新换代
在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日本明确地表示对过去的战争给中国所造成的严重破坏负有责任。作为回应，中国宣布在友好的前提下，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通过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两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超越了彼此在社会体制上的不同。
两国决定不再重提过去的侵略战争悲剧是一个果断的决策，其象征就是“中日友好”。显然，在参加过战争的一代人中，对过去的战争与侵略问题是有不同观点的；但是，在这一代人中可以达成的共识是拒绝战争。解决的方法是在“中日友好”的口号下，认识到“小的差异可以通过更为重要的共同利益得以解决”。
经历过中日关系正常化全过程的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不在其位了。1997年，中国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去世。参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两国领导人都不在其位了。他们的继任者开始走上舞台。
中国放弃对战争赔款的要求，是实现同日本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点使来自不同领域的日本领导者负有一种道德责任感和赎罪感，这一点成为后来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一种隐秘的动机。
许多商界的领袖人物也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提倡者。1978年《中日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日本公司开始涌入中国市场。全部由新日本制铁公司提供技术的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就是这种友谊的象征。
20世纪90年代后，那些支持原有的中日关系的人开始让位给新一代，到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支持中日友好关系的人员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新一代取代了老一辈，历史的因素并未消除。不论如何强调历史意识和教育，新一代人都不能体会到同上一代人一样的感受。在中国也可以这样说。
当代中国在中小学教育中密切注意党史的教育，而日本却对这一时期并不特别强调。这样中日两国在历史教育方面形成了不同立场。由这种立场不同导致的摩擦首先在1982年关于历史教科书的争论中发生。这一问题在“细小的观念差异要在更大的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解决”的思路下得以解决。1995年“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中国加强了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旨在加强共产党的凝聚力。同时，一些与历史问题相关的事件，如首相和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以及由内阁成员发表的无理的声明，导致了中日关系的紧张。
1998年秋，江泽民访日期间，历史问题再次激化。其后，中国也为了考虑日本人的情绪，对历史问题的表达作了一定的限制。然而，2001年，由日本持有强烈国家主义观点的“新教科书协会”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和小泉首相在8月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再次使中日关系受到了影响。
稍后，从2002年后期到2003年春，中国出现了一个对日新思维运动。这一事实说明了中国公众的态度开始寻求变化。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实际上还不能接受这种新思维。
随着这一代人的思想发生变化，“中日友好”的口号在各种场合和地点被使用的频率降低。“中日友好”曾经是解决摩擦的万能药；然而新的一代更倾向于用现实的和逻辑的眼光互相看待对方。问题是，在商界和政界是否有人能够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同过去岁月中人们设法在友好的旗帜下解决所有问题相比，现实主义者加强中日关系的努力似乎刚刚开始。而且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人们可以达到友好目标的联络体系，使人们在面临冲突时可以加以利用。由于缺乏足够的准备，现阶段在中日关系中仍然存在着某些风险因素。
五、结论：走向合作之路
正如我们在中国的对日“新思维”中所看到的，中国对于日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以胡锦涛为中心的中国领导层不再抓住历史问题不放，同时对日本自卫队派兵伊拉克保持了克制态度，这表明在新一代的领导下，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然而，中国的公众在观念上还没有接受这一点。日本还没有坦然接受中国力量的增长，也不愿意接受这一点。虽然中日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加深，但两国对于缓和彼此关系，以及构筑一个两国关系的新基础仍然缺乏心理上的和情感上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替代“1972年模式”的新体制的原因。
此后的问题是“中国的兴起”和“日本的衰落”是否会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产生影响，使其稳定或者不稳定。从逻辑上看，只要中国的兴起离不开日本，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是扭转日本衰落的因素之一，那两国都不能采取彼此对抗的态度。然而，国际事务并不总是建立在逻辑要素的基础上。感情因素和一个国家的面子也常常是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当这些因素受到国内公众支持的时候，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通过对一些变量的思考，我们可能会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作出某种程度的预测；但是，由于在两国关系中不可预见的和偶然因素的存在，预测未来就有一定的限度。为了发展建设性的中日关系，我们必须要想到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体制来代替“1972年模式”。因此，最后我愿意对建设一个新的中日关系体制需要考虑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中美日之间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共同对抗苏联的方案在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中不可能重现。建立这一区域的秩序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政策方向。外部变化，比如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曾经影响了中日关系；然而，在21世纪，中日关系本身就会影响这一区域新秩序的形成。与这些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由两国来解决。同时，中日两国在区域合作方面要共同努力，比如作为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经验的结果，东南亚国家联盟加上中、日、韩（十加三）模式开始走向实质性运作。通过区域合作，两国都可能间接地为稳定的关系奠定基础。
第二，关于中日相互依赖关系加深的问题，从其自身来看，这在建立合作关系过程中不会是一个消极因素。然而，这取决于两国如何处理摩擦，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面对的问题。我们需要尽力不引起摩擦；或者形成一个机制，使摩擦在不可避免的时候被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内。我们必须对权力、关税、方法和实际的经济、法律和政治体制有一个正确的相互认识。中国和日本都需要在建立彼此关系的标准之前先按照国际标准对自己进行定位。
第三，就两国行为主体更新换代而言，应对这一问题从逻辑上说比较容易。换言之，一个由有能力的人组成的合作体系必须在不同的层面上得以发展和建立。此时，三个层面的交流是必需的。第一是政府渠道，要在政治领导人之间进行交流，包括高峰会谈。由于某种原因，《日美安全条约》的问题以及经济问题是可能引起摩擦的原因，领导人之间在这一领域的相互交流必须得到良好的维护。第二是能够为国际关系打下基础的民间层面上的交流，包括人员之间的交流、区域交流、商贸以及留学生的交流。第三是在可能影响政治决策的知识分子层面的交流。当前知识分子对两国关系具有“双轨”影响，即将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联系起来，并分别对二者产生影响。由于其影响力，知识分子这一层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两国都应该拓展知识界的交流渠道。
第四，关于台湾问题。日本对台湾的印象在近年发生了转变；但是情感和同情并不能改变国际政治。日本以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为代价，恢复同台湾的官方关系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关键，因此需要继续对话，然而其限度是不要引起关系紧张。
20世纪的中日关系没有充分成熟，两国的合作之路也没有完成。邻国面对困难，应该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争执。这只是一个常理。两国都不应该犹豫，应该全力以赴通过合作而使两国关系与时俱进。
［崔存明：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