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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冷战结束后，美国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全球战略，这种调整对中美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展望未来，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全球战略及对华政策的演变趋向如何?美国会不会将全球战略首要任务由反恐转为对付中国?中美关系的前景怎样?是趋于对抗，还是合作?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刘建飞教授。下面是他与本刊记者的谈话。
       记　者：我们知道您一直在研究美国全球战略与中美关系问题，特别是与许多美国战略专家有交往。您怎样评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及中美关系发展的趋向?
       刘建飞：评估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趋向，重要的是要了解美国战略专家的看法，因为美国的对外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战略专家的影响。专家们经过研究，形成政策建议，政策制定者基本上是综合采纳专家们的建议，最后形成正式的政策，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布于众。
       从2003年10月1日至2004年5月31日，笔者走访了60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同他们就美国全球战略与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其后，笔者一直对这个问题进行跟踪研究，并同美国战略专家有进一步的交流、沟通。虽然美国战略专家们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出发来审视美国全球战略和中美关系，但是不同的人出于其学术理念、思想观点、工作经历、政治背景的不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类：传统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理性现实主义。这里笔者根据对外政策倾向，将现实主义分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理性的现实主义。前者固守现实主义理论，无视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过分强调实力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实力看成是决定对外关系的决定性的、压倒一切的因素，后者虽然也重视实力，但强调在对外关系中与对方合作，通过合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记　者：这很有意思。您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
       刘建飞：传统现实主义者多为专门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大学教授，以米尔斯海默、华尔兹为代表。学界普遍将现实主义分成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有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分。按照这些分法，米尔斯海默与华尔兹分属不同的流派。然而，不管怎样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中国崛起后，必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不管中国将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变化，只要中国的实力强大了，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就必然会引起美国的疑虑。他们认为，在美国看来，真正能挑战其霸权地位、威胁其生存的是大国，而不是恐怖主义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只是美国目前国内安全的威胁，但不会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更不会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是中国。所以美国应该尽力延缓中国崛起进程。他们批评美国现在所从事的反恐战争偏离了战略方向，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必然走向对抗。
       记 者：您能不能谈得具体一点?他们的逻辑是什么?
       刘建飞：就拿米尔斯海默来说，他写过一本书，书名为《大国政治的悲剧》，很畅销。在书中，他系统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在笔者访谈时，他仍然坚持这个理论。米氏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外交政策通常受现实主义逻辑支配，虽然其领导者的公开表态可能让人产生相反的想法。”美国人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米氏批判了自由主义者以及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冷战后大国间的“永久和平”就要降临的乐观看法，用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论证了大国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他认为：大国间的竞争仍然存在，而且竞争的性质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改变。他为世界描述了一幅悲观的图景：国际政治过去是、可能将来永远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虽然大国竞争的力度有时会减弱，但它们总是互相提防并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而且这个过程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大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安全，不仅要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而且其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的惟一大国；如此，国际体系中除了霸主外，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满意，因而总是拥有修正现状的意图，因此，整个世界充斥永久的大国竞争。米氏认为，这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尽管“大国的这种思维和行为令人沮丧”。换句话说，根据现实主义理论，大国竞争是铁的规律。
       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米氏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至今没有全球霸主，只有地区霸主。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达到的另一地区。美国一直是西半球的霸主，而且是现代历史上惟一的地区霸主。取得地区霸主的国家，会极力阻止其他地区大国成为那一地区的霸主，因为地区霸主担心，一个控制本地区的大国对手将是一个特别强大的敌人，它能够在自己的后院自行其是地制造麻烦。美国就曾极力阻止日本、威廉二世统治的德国、纳粹德国和苏联成为地区霸主。如果一个地区霸主面对一个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而两个地区霸主都会受到这一逻辑的驱使，它们之间必然发生激烈的安全竞争。米氏还认为，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的霸主，而东北亚的其他大国无法完成牵制中国的重任，这是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前景，届时，中美冲突难以避免，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悲剧。
       依据米氏的理论，一国的实际权力主要体现在它的陆军和直接支持它的空军及海军力量上，而一国潜在的权力建立在它的人口数量和财富水平上。根据这种观点，米氏分析了未来20年内东北亚力量结构的变化。目前，东北亚还没有潜在的霸权国，但是有三个国家拥有成为大国所需要的足够的人口和财富，这三个国家是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三个国家中，日本和俄罗斯都存在着先天的缺欠，难以成为潜在的霸权国，只有中国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中国的经济在接下来的20年继续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速度增长，中国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富强的国家。而且，如果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有能力比日本更富，甚至超过美国。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它不仅能成为尖端科技的最主要发明者，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国。届时，中国几乎肯定会用经济实力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米氏甚至还认为，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面临的任何一个潜在霸主都更强大、更危险。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放大的香港式的大国，它的潜力很可能是美国的4倍。这样在东北亚，中国对美国就拥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比美国还强大的超级大国。如此，美国将难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与自己相匹敌的
       竞争者。
       针对这种前景和现实主义的逻辑，米氏断定，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大大放慢将对美国很有利。于是他批评自由主义者和部分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对华接触政策，主张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趁中国离成为地区霸主还很遥远之机，扭转这一进程，想办法延缓中国崛起。而同样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国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会尽力抗衡美国的遏制，如此，中美势必成为对手。
       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虽然不完全赞同米氏的理论，但在看待中美关系时，却与米氏有相近的思维，也持比较悲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崛起后，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有相似性。当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大国时，一方总是对另一方心存怀疑和担忧。现在有些美国人开始担心中国，在中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记 者：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是不是太僵化了?它在美国影响很大吗?
       刘建飞：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有明显缺陷，与国际政治的现实不符，没有反映出时代的变化。米氏的理论在美国也遭遇不少批评。但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对美国外交决策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特别是以国防部和军事部门为代表的老保守派，比较欣赏这种理论。
       记 者：在中美关系上，传统现实主义的看法比较负面。好像新保守主义者也不看好中美关系，是这样吗?
       刘建飞：新保守主义目前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影响较大。新保守派目前主要有两股势力，一部分活跃于政界，一部分活跃于学界，二者遥相呼应。在学界，主要以“新美国世纪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尔和执行主任史密特为代表。他们认为，推进民主应该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为了推进民主，美国可以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根据新保守主义的逻辑，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待这一任务完成后，中国如果仍然未实现民主化的话，就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照此推理，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记　者：那么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战略构想最高目标也是维护美国霸权吗?
       刘建飞：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可以用“新帝国”来概括，即运用美国的军事、经济、技术、政治、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来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之所以称为“帝国”，就是因为同自由派所主张的“制度霸权”相比，新保守主义更强调实力，它要建立的是“实力霸权”，而自由派则主张通过国际制度来实现美国的霸权，之所以称为“新帝国”，就是因为，这种“帝国”已经不同于古代历史上靠军事征服所建立的帝国，如罗马帝国，也不同于殖民主义时代的帝国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新帝国”并不寻求领土的扩张和征服，而是经济、政治上的控制和主导。
       记 者：您刚才说，推进民主是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这与“新帝国”有什么关系?还有，自由主义也讲推进民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推进民主对中美关系影响很大吗?
       刘建飞：建立新帝国的主要途径就是在全世界推进民主。在将推进民主作为实现美国全球战略最主要途径这一点上，新保守派与自由派没有多大区别。克里斯托尔认为：“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主国家更能同别的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这与自由派所遵奉的“民主和平论”如出一辙。但是，在推进民主的手段上，新保守派与自由派有明显的区别。新保守派主张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包括使用武力；而自由派则主张通过接触、融合来推进民主，反对使用武力。
       按照新保守主义的主张，目前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在中东。这一方面是推进民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维护美国安全的需要。从安全角度考虑，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反恐，而中东的极端伊斯兰势力则是恐怖主义的温床，所以，美国要想完成反恐任务，就必须对中东的极端伊斯兰势力进行整治，而整治的办法就是推进民主。正如克里斯托尔所说，美国全球战略的“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美国避免恐怖袭击。但是很显然，要赢得反恐战争，就需要改变中东，特别是使之走向民主……推进民主是保卫美国的一部分。布什需要改变中东，使之不接受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很关键的”。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推进民主与反恐是统一的。
       在对华政策上，新保守派强调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虽然美国目前的战略重心是中东，推进民主的主要对象也是中东，但是在中东之后，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主要对象。
       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情况来看，美国非常重视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判定。在判定战略竞争对手时，现实主义强调对手的能力，即只要对手强大，就对美国构成威胁：而理想主义则强调对手的“敌意”，即对手对美国是友好还是敌视更为重要。就后者来讲，判定敌意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即遵奉与自由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更倾向于对美国有敌意。共产主义是与自由民主主义严重对立的意识形态，遵奉共产主义的国家在本质上是美国的敌人。在确立战略竞争对手上，新保守派是理想主义者，强调“敌意”和意识形态因素。克里斯托尔就特别强调：“如果中国是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就不是威胁。美国不担心一个强大而民主的中国。我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成为这样一个国家。”
       在美国对台政策上，新保守派也特别强调民主因素，将捍卫台湾民主作为美国对台政策的最主要目标。克里斯托尔认为：“如果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台湾可能接受统一，台湾可能决定选择力口人中国，就像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但前提是中国实现民主。我认为，现在中国没有能力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中国使用武力，我相信，美国政府一定会干预。”出于捍卫民主的理念，新保守主义者时常批评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比如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时，布什总统公开宣称“反对台独”，并指责陈水扁的台独活动，对此，新保守主义者就强烈地批评布什。
       记 者：您刚才谈到，自由派虽然也强调推进民主，但与新保守派不同，这是不是意味着自由派的对华政策比较积极呢?
       刘建飞：总体来讲，可以这样说。在笔者所交往的美国战略专家中，自由派占较大比重，比如布热津斯基、托尼·雷克、傅高义、约瑟夫·奈、基欧汉、布莱尔、李侃如、谢淑丽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民主党政府中任职，现在从事研究工作，也有些人是纯学者。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如果中国伴随着崛起，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也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就像现在的美欧关系和美日关系那样，虽然双边在经贸等方面有很多矛盾和磨擦，但在战略上是互信的，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
       记 者：那么，自由主义的全球战略构想是什么?自由派怎样看中国和中美关系?
       刘建飞：前面已提到，与其他流派相比，自由派在全球战略上主张美国实行“制度霸权”，即通过影响、主导国际组织、国际机制来实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而不是简单地使用武力。美国
       应更多地运用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在对外战略上，自由派强调通过接触与合作来实现美国的利益。在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和推进民主这一点上，自由派与新保守派很相近，双方都认为：一个“强大而独裁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二者的主要区别在手段上。自由派强调用接触、交往、合作等手段来影响对方，融合对方，反对使用武力。而且，自由派相信，中国能够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政治民主。所以，中国虽然是美国推进民主的对象，但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这被认为是发自官方的带有定调性的声音。演讲反映了自由派的思想。佐利克首先承认中国有实现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要准备好同一个崛起的、强大的中国打交道，而不再是同一个发展中的、虚弱的中国打交道。他进而提出了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基本方针，即与中国进行合作。佐利克提出同中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21世纪初的中国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也不同于19世纪欧洲均势政治中的大国；中国已经融入国际体系，与美国有许多共同利益；美国与这样的中国，应该是合作，“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如果不同中国合作，各种全球性挑战就难以解决。这里，中国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已经融入国际体系。
       记 者：自由派在看中美关系时还有什么特点?
       刘建飞：与其他流派相比，在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中，自由派特别强调全球化的作用。他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共同利益增多，这有利于促进大国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与冲突。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班宁·盖瑞特认为：“不像苏联及其盟国，当今所有主要强国为了它们的繁荣与安全，都依赖于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同它们搞好关系(特别是同像中国这样庞大且在经济上越来越重要的国家搞好关系)，以帮助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美国政要，如鲍威尔和赖斯，也有这样的看法和言论。第一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雷克认为：“现实世界已发生很大变化，比如全球化使人们更关注经济利益，一些欧洲国家之间已无边境。当我们观察变动中的世界时，我们看到，我们至少在同时玩两场不同的球。一个是经典现实主义的球，大国用怀疑的目光互相审视。人们的意愿和人类的本性不会改变。另一场球赛就是全球化。它增大了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性。问题的关键是理解两场球赛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确信中国的学者和美国的一些现实主义者曾经对俄罗斯转向西方的方式感到震惊，按照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它应当转向中国。但是它没有。原因恐怕在于另一场球(全球化)。所以你必须看到两场球之间的关系，只玩一场球将会犯错误。”
       记 者：第四种人是理性现实主义者，从名称看，他们的对华政策应该比较积极，是吗?
       刘建飞：您说得对。在笔者交往的美国战略专家中，理性现实主义者即务实派所占的比重最大，以斯考特罗夫特、施莱辛格、兰普顿、何汉理、沈大伟为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共和党政府中任职，也有很多纯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美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美国目前全球战略的重心是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整治伊斯兰世界，为此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说，美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不会干它不能干的事情。既然阻止中国崛起是不可能的，为何不同中国合作，使自己也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受益呢?根据这种观点，美国应该奉行以合作为主的对华政策。美国一方面可以通过合作来借重中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合作来建构中美关系。
       记 者：务实派的全球战略构想是什么?他们怎样看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以及中美关系的前景?
       刘建飞：在全球战略上，务实派也是要维护美国的世界地位。不过，务实派认为，美国虽然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但并不能在国际舞台上随心所欲；美国在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需要尽量降低成本，为此需要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合作。这是与新保守主义“新帝国”目标有区别的，而与自由派比较接近。与自由派不同的是，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自由派强调利用国际制度，而务实派强调借重大国的力量。在指导思想上，务实派所运用的还是现实主义，看重的还是实力和权力，只不过不像传统现实主义者那样强调实力对抗。
       在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上，务实派虽然也主张接触与合作，但与自由派明显不同的是，自由派强调推进民主和人权，而务实派更重视现实的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自由派强调通过接触与合作来融合中国，而务实派强调通过接触与合作来扩展共同利益，实现双赢。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将中美关系比作“三脚凳”。他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在三个方面同时深入发展，即经济、安全、文化。就像一只“三脚凳’，三只脚的长度差不多。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中美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包括20世纪70-80年代，都要成熟，稳定。而在70-80年代，三只脚是长短不一的，安全这只比较长，而经济这只则很短，文化这只略长一点。”在笔者采访他时，他阐述了中国强大对美国有益的观点：“当中国变得更强大时，美国有可能看到这是更大的威胁，但我同样也认为，当中国更强大时，有两个事情更有可能发生。一个是中国更有能力去帮助别国，更有建设性。比如，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向泰国、印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捐款，一个贫穷的中国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一个强大的中国能这样做。所以一个变得更强大的中国，会变得更有能力去帮助别的国家，会更有建设性。另一个事情是中国更需要国际稳定。现在不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不稳定是市场的敌人，是投资的敌人。中国现在石油进口依赖度达到30％，20年后会达到60％。因此，在产油的中东地区，中国需要稳定。中国可能通过合作并维护世界秩序来保持稳定。”
       记 者：四种人有四种全球战略构想，也有差异很大的对华政策主张。我想，他们对美国决策层的影响肯定是不同的?
       刘建飞：是这样。我这样评价这四种观点。
       第一，美国战略专家关于美国全球战略与中美关系的四种观点，虽然出自不同的学派，但出发点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四个学派在许多问题上互相交叉。在战略目标上，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都试图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或霸权地位，尽管在霸权的具体内容上三者有差异，而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美国只是个地区霸权。在指导思想上，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都信奉理想主义，强调意识形态因素，而两种现实主义则信奉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实力和权力因素。在对外战略上，传统现实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比较强调使用武力和单边主义，而自由派和务实派则强调合作和多边主义。
       第三，在中美关系上，传统现实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比较悲观，其对华政策也比较强硬，而自由派和务实派则比较乐观，其对华政策也比较温和。就目前来看，务实派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影响较大，而新保守派和老保守派对布什政府的总体外交战略影响较大。
       第四，自由派和务实派虽然主张较为积极的对华政策，但是都主张对华实行两手策略，其最新的表述就是“两面下注”，在合作的同时防范中国变成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此外，自由派还比较强调进一步“融合”中国。
       (责任编辑　李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