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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10年来，中同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给中国经济结构带来了显著变化。改制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企业所发生的任何形式的结构性变化，包括股份的公开发售、内部改组、破产并重组、职工持股，公开出售、出租以及合资。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所实施的大规模的私有化不同，中国政府的企业改制计划是渐进的。但是，中国改革的影响不能被低估。
       我们以在11个城市小的683家企业所进行的调查为基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最近几年，改组越来越趋向于私有化。这里所讲的私有化意味着由私人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日益增加。第二，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是由于在出售国有资产时价格被打折扣而导致的。地方政府答应新的所有者在价格上打折，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使其获得十地使用权，目的是为了换取新所有者同意不解雇大量工人。第三，与纯粹的国有企业相比，实施了重组或改制的企业在改制进行的时期内确实解雇了更多的工人，但是，它们也因此保持了改制后较低的就业缩减率。第四，改制，尤其是涉及私有化因素的重组，使企业与银行间的预算约束变得强硬，但在使企业与政府间的预算约束变得强硬方面却收效甚微。第五，改制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盈利，但是并没有提高投资率和劳动生产率(按照每个工人占有的销售额衡量)。这一结果表明，改制已经使企业放弃了旧式国有企业所特有的那种扩张性的企业经营模式，而采用了一种新的模式，这一模式优先考虑的是节约成本。
       (澳刊《中国研究》2006年1月号罗斯·加尔诺文，陈晓摘译)
       政府危机与大众力量
       三个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的效能、稳定性与代表力。这个因素是社会力量的整体结构：即不同阵营(占主导地位的和从属性的)之间的关系，它们就布迪厄所谓的“政府资源”(即对公共事务的决策产生影响的能力)的重新配置而展开争论。第二是存在一个政治制度和规则的体系，它为属于不同等级的社会力量的并存起到调节作用。实际上，这一制度结构是其合法产生自身的方式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基本关系的一种具体化，而这些力量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国家政权。第三，任何政府都依赖十一种认知方面共有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包括一系列能在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中产生某种社会和道德一致性的动员性信念，它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仪式。
       当国家政治生命中的这二个要素健康发展并运转正常时，我们可以说其国家政权与社会之间存在最佳的对应关系。如果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或者所有因素都被中断或者被分裂，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种国家的危机状态，它一方面表现为政治世界与其制度之间的敌对，另一方面表现为山规模庞大的社会阵营所发起的抗议运动。这恰恰是最近这些年来在坡利维亚所发生的情况。自2000年以来，连续发生的抗改与大众动乱一直冲击着这个国家，对这些情况最恰当的理解就是将其视为复杂的国家危机的各种症状。
       这一危机具有双面特征。从短期来看，它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得以在玻利维亚建立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危机。但它同时又是一种长期危机：它是对共和政府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危机，这一政府自其建立以来就建立在对绝人多数玻利维亚本土居民的殖民关系基础之上。
       (英刊《新左派评论》2006年1／2月号阿尔瓦罗·加西亚·李内拉文，陈晓摘译)
       伊拉克和中东的当前局势
       由于美国民主党坚持认为布什的战争议程和自己的没有大的区别，美同国内的反战运动一度混乱和消沉。但是，今年以来，美军在伊拉克不能有效镇压反抗，这大大打击了共和党，布什的支持率也降到极低水平，反战运动重新高涨，大多数驻伊美军想撤出。正如美国著名杂志《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所表明的，人们的情绪比越南战争时期变化快，当时是几万人的死亡导致对战争的支持串大幅下降，现在只是几千人的死亡就导致同样的结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裂缝正从伊拉克延伸到邻国。最显著的例子是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大选中的胜利，这打乱了美国和欧洲扶植一个接受以色列统治地位的巴勒斯坦领导层的计划。内贾德在伊朗大选中的胜利预示下同样的趋势。在下一步该怎么办上，美国统治阶级分裂了。美国面临从伊拉克撤军的巨大国内外压力，但是撤军将是对美国统治未来世界的声誉的巨人打击。统治阶级应对这样的危机的本能反应是，通过打击别的目标束在国内外建立不可挑战的统治，就像尼克松和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将越南战争扩展到束埔寨一样。因此美国开始指责叙利亚干涉黎巴嫩以动摇叙利亚，以伊朗的核计划为借口准备攻击伊朗。美国这次摆山进攻的姿态不是出于强大而是出于脆弱。这是一种赌徒逻辑，赌徒准备下双倍的赌注，以挽回损失。即使美国不敢入侵伊朗，它也很可能轰炸伊朗。它的算计是，这样做虽然会加大整个中东地区对美国的仇恨，但是也会增加其对美国的恐惧。
       当前在联合国正在就伊朗问题展开激烈的角逐。全世界的地区统治阶级都想利用美国在伊拉克的失利来推进自己的利益。不过，它们把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绝对统治视为当然和不可动摇，也看不到任何推翻这一统治的可能性。但是它们也会抓住任何机会来提高自己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法国、德国以及一些第三世界的大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愿意无条件地和美国合作。但是美国握有打破这些反对意见的王牌，这就是，美国说，如果各国不支持美国的计划，整个地区可能陷入不稳定，那样不仅这些国家需要的石油的供应面临威胁，而且整个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将导致欧洲和世界政治的不稳定。因此全球的很多政府开始和美国一起指责伊朗的核计划，就像2002年针对伊拉克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这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攻山将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攻击铺平道路。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6年夏季号克里斯·哈曼文，刘振摘译)
       切尼的新保守主义团队围堵中国的计划
       切尼的主要中同问题顾问斯蒂芬·耶茨和其他几个人(包括利比)在20世纪90年代为加州参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工作，调查所谓中国支持克林顿竞选一事。他们提交的长篇报告坚持认为，由于中国对中东石油的日渐巨大的需求和对台湾的威胁，它正日益成为美国的威胁和对手。美国前驻华大使——查尔斯·弗里曼说，耶茨和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的新保守主义高官保罗·沃尔福威茨、道格拉斯·菲斯(Douglas FeiLh)都把中国看作解决敌人缺乏综合症的办法，他们认为苏联崩溃后，美国需要小国作为联合盟友的敌人。新保守主义哲学的主要逻辑是，利用想像中的威胁将人们联合在统治者的目标和野心之下，通过恐惧压制异见者和进行控制。他们倾向于将每一个目标看作“新的希特勒”，并把他们的行动看作对大屠杀的回应。
       保罗·沃尔福威茨、道格拉斯·菲斯、利比、理查德·佩勒(Richard Perle)、四查德·伯尔顿和艾略特·
       阿伯拉莫斯(Elliott Abrams)这些新保守主义者都主张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重构中东，以提高以色列的长期安全利益。而最终的决策者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则被人称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转变中东以推进美国大公司的利益。他们更主要的目标是，维护美国的石油地缘政治利益，以及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保护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关心以色列的命运。
       切尼将中同看作对这些利益的最大的长远威胁。如果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么美国在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以及可能在伊朗和叙利亚建立军事基地就是必然的了。由于中国依赖中东的石油，美国就控制中东石油流向中国的通道。美国和印度结盟，加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将北朝鲜和伊朗，伊拉克问题联系起来，并瓦解南朝鲜与北方和解的阳光外交政策，鼓励日本对北朝鲜强硬，促使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宣称台湾海峡安全是日本和美国的共同关注目标，美国以反恐战争的名义在菲律宾重新建立军事基地，等等，都很好理解：它们都是为了围堵中国。切尼的新中东战略远景的设计也是直接和围堵中国有关。
       (美国http：／／WWW．counterpunch，org网站加里·卢普文，楚全摘译)
       欧洲反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
       继去年末法国贫穷郊区起义和去年法国、荷兰否决欧盟宪法草案和德国大选中左翼党的崛起之后，法国又爆发了学生和工人反对临时雇用合同草案的大规模反抗。这进一步证明欧洲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巨大潜力。
       为了在国际市场上和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竞争，欧洲资本主义面临的提高剥削的压力将继续加大。这意味着雇主将无止境地要求工人工作累，时间更长，并且削减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这也意味着政府将不断地以灵活性的名义来采取反改良主义的措施。这样，工人将不断地反抗，以保卫他们几十年中视为天经地父的真实的福利。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看到过去1／4世纪中由于工业重构而产生的新工人群体采取老工人群体的斗争传统，例如欧洲大陆多次爆发公共部门的罢工，英国人学员工罢工。我们也看到老的工人群体重新采取传统的斗争方式。突出的例子是，北爱尔兰邮政工人大罢工，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工人开始放弃隔阂走到一起。
       这些斗争和20世纪60年代末的斗争不同，当时一个部门的斗争引起其他部门的连锁反应。现在的斗争更像烟花，是一系列的小的爆发，但是它预示着未来更大变化的可能性。这些斗争的政治影响是，一小部分千人开始寻求政治替代，这表现在一部分德国工人开始支持德国左翼党，法国的政治力量正在重构以组成一个反新自由主义联盟，好在未来角逐总统大选。
       但是当前欧洲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左翼在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上有很大的分歧。很多左翼人士将新自由主义仅仅看成上层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转变，把它看成一种感染了经济决策人物大脑的病毒，或者是统治阶级中腐败的一部分比如金融资本或跨国资本发起的一场政变，它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的统治阶级。根据这种观点，所有需要做的努力就是，使统治者更理智，然后回到强调国家干预和福利保护的政策上去。
       但是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这些内容。它主要是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表现。它的特点是，资本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资本的运行已经超过民族国家的边界，但是资本继续利用民族国家相互争斗，并利用国家机器把工人阶级在过去取得的福利夺走。因此，当前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新阶段的资奉主义，它不可能仅仅通过知识批判取得成功。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6年夏季号编辑部评论，楚全摘译)
       中国的发展路标
       中同即将实施其“十一五”计划，以促进历史上最让人注目的经济转型的继续。中国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原因一直是其将实用主义与高瞻远瞩独特地结合起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继续遵循“华盛顿共识”，将获取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CDP)作为其狂热追求叫，中国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它所追求的是真实生活水平的可持续增长和更公平的增长。
       中国意识到，它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它对环境施加了巨大而以致无法承受的要求。除非作出改变，否则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人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新的五年计划会对环境极度重视。虽然中国的发展减少了贫困，但不平等也日益增加。中国好几年来一直在探讨建立和谐社会，而新的五年计划描述了达成这一目标的实施纲要。中国还意识到，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别开来的不仅仅是因为资源方面的差距，也是因为知识方面的差距。所以，它安排的计划不仅是要缩小这一差距，而且要为自主创新创造基础。中国在世界以及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已经改变，新的五年计划也反映了这一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主要建立在内需而不是出口的基础上。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它产生了些同样困扰着发达国家的问题：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将其自私的看法掩盖在市场观念之下。一些人会为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Floinlcs)作辩护：不要为穷人担心，最终每个人都会从发展中获利。为发展所作的辩护将会被提出来与强大的社会和环保措施相对抗：例如，高的汽油税将会扼杀我们新生的汽车工业。这样一些被说成是支持发展的政策非但不能带来发展，它们还会威胁到中国的整个未来。要阻止这一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对各种经济政策进行公开讨论以揭示其不足，并为解决中国正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创造性方法的提出创造机会。市场经济不具有自我调节性，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尤其是如果一个政府想要保证利益能够被广泛分享。但是，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它是一种必须对各种经济变化不断作出反应的权衡行为。中国的“十一五”计划提供这种反应的路标。
       (美国www．project-syndicate．org网站约瑟大·斯蒂格里茨文，陈晓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