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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几年来，在编辑学研究领域，围绕编辑学理论框架和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论争比较引人注意。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编辑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编辑主客体的界定等问题上。争论有利于编辑学的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
       关键词：编辑学研究；理论框架；论争；基本规律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2—0031—07
       一、关于编辑学理论框架的论争
       理论“框架”问题，当时称理论体系，是中国编辑学会1995年提出的，此后，经过多次讨论，不少同志就如何构建“框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2001年4月，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对研究编辑学理论框架的目的、意义、基本内容、涵盖的范围，以及有利条件等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自此许多研究者以文章或著作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编辑学理论体系。从1995—2000年，出版各种编辑学著作约40种，如王振铎、赵运通著的《编辑学原理论》，^[1]任定华、胡爱玲、郭西山著的《编辑学导论》^[2](以下简称《导论》)，李海崑、刘光裕主编的《现代编辑学》^[3]和阙道隆撰写的《编辑学理论纲要》^[4](以下简称《纲要》)等，都是有见解的论著。这些著作的问世，都是在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比如，王振铎教授在《编辑学原理论》以前，曾出版过《编辑学通论》，任定华教授在《导论》以前，也曾出版过《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这都是作者不断深入探索的表现。《纲要》也是这样，作者在1998年和1999年，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进行了不少研究。到2001年，才发表了长文《编辑学理论纲要》，全文5万余字，除“导言”外，分为12章，包括编辑概念，编辑活动，编辑过程，编辑工作者，编辑与作者、读者(受众)，编辑与传播媒介，编辑与社会，编辑规律，编辑价值，编辑模式，编辑规范，编辑风格等内容。《纲要》发表以后，肯定的意见不少，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江苏科技出版社副编审、编辑学研究积极分子蔡克难先生的《璧有瑕、请为君示——对(编辑学理论纲要>的推敲》。^[5]他的意见主要是这样几点：
       (1)《纲要》中说到，有两种编辑学理论框架(一种是普通编辑学的理论框架，适于古今编辑活动和各种媒介编辑活动的编辑理论。另一种是以编辑劳动为核心概念建立的理论框架)，他认为这两种框架“不易区分”，也“看不出”这种区分的“实际意义”。说后者“着重研究书籍、期刊、报纸、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理论，不涉及广播影视活动”，在实际研究中是否可能。因为两种框架“都以‘编辑活动’为研究对象”，即使第二种框架不研究历史，它也得“涉及古今”；又认为第二种框架着重研究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虽然不是各种媒介，实际上已涉及各种媒介，但又分为两种框架，其实两者“不存在本质差异”。
       (2)认为《纲要》着重研究的第二种框架，人为地排除了古代编辑活动和广播、影视领域的编辑活动，削弱了这种理论的代表性和限制了运用的适应性，只能说明这种理论的局限性，没有真正抓住各种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
       (3)对《纲要》以编辑活动为研究对象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如说是以编辑活动中的本质规律为研究对象”更为妥帖。
       (4)对《纲要》把编辑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提出了意见：《纲要》说“广义的编辑指以传播信息、知识为目的，设计、组织、选择、加工整理作品和资料的再创造性智力活动”；“狭义的编辑指媒介组织中的一种专业工作，其任务和内容是，按照一定的方针、计划、策划、组织作品和资料，经过选择、加工，形成可供复制、传播的定稿或文本文件……”又说“广义的编辑包括古代作为成书方式的编辑活动、各种传媒组织中的专业编辑活动和社会上的非专业编辑活动。狭义的编辑指各媒介组织中的专业编辑活动”。认为这样界定两种编辑概念，其区分并不泾渭分明。蔡文说，如社外编辑，一般不是“专业工作”的编辑，可他们也做加工工作，与狭义编辑活动并无本质差异；又如地方志办公室或各地教育部门教材编辑室的工作人员，专业工作是收集材料，整理成书，难道他们倒是狭义编辑?但他们是作品的作者，是作品的版权所有人。用《纲要》的两种编辑定义很难分清。
       笔者认为，编辑概念，现在众说纷纭，有的宽一点，有的窄一点，但宽和窄是相对的，都有一个临界线，而这个线往往很难划分。所以，应该有一个基本概念，它应该具有编辑工作最一般的特点，应该是普遍适用的。人为地去划分只适用于这些人，不适用于那些人，反而使问题复杂化。如果一定要划分，可以分为古代编辑、现代编辑，因为时代不同，编辑的形态和职能可能不同。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除一个基本概念以外，就直接从特定的媒体出发来界定编辑概念，如图书编辑、报纸编辑、音像编辑……总之，概念必须有特定对象，这种对象应该有共同的特性，应该客观地自然形成，不宜人为地主观划分。把不同特点的对象搞在一起，界限不清，容易引起歧义。
       至于框架，当然可以有大一些的和小一些的，这要看作者的认知程度。但要“框”在一起，总要有一些共同点，如都是出版物，或者都是印刷媒体，或者是网络出版物，等等。当然小一点的，可能有局限性，而大一点的，则要考虑更多方面，适用范围会大一点，但构建的难度也会更大。这和一本书以哪些人为对象一样，要看作者的条件与可能。如《纲要》就是以《出版条例》规定的几种出版物为对象的。社会在前进，事物在发展，一切法规也会不断修正，但科学研究与制定法规不同，不是根据需要作出某种规定，而要获得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
       另一篇文章，是任定华、杨忠民两位先生写的《编辑学理论的构建应具有科学的、严密的知识体系——评阙道隆先生的<编辑学理论纲要>》^[6]文章主要认为“《纲要》对编辑学诸多理论问题未能涉及或轻描而过，而非编辑学理论问题却涉及过多”；对自己“提出的众多新概念，未给出科学界定，因而在知识结构上缺乏科学的完整性”。具体的意见是这样几个方面：
       (1)关于未涉及的理论问题，任、杨两位谈到了3点：即“编辑语言符号的基础内容”、“编辑美学的内容”、基本规律、邻近学科和“编辑史的内容”。笔者认为关于编辑史的问题，这里可能有一个误会。即阙先生和一些研究者赞成编辑学要研究编辑理论、编辑业务和编辑史等方面的内容。所以，作为编辑学的“理论”这部分框架，未涉及历史，而把历史作为与理论相并列的一个方面，没有作为“理论框架”的内容来写；至于语言符号、美学……是否不可或缺，本来就是有不同意见的。
       (2)认为有的章节不够学科的理论层次，就是说
       不属于理论性的问题。其中，包括“编辑工作者”(认为是人才学的命题)、“编辑规范”(认为是工艺操作、业务层面的问题)、“编辑与作者、读者”、“编辑过程”、“编辑模式”等，认为很难提到编辑学理论层次上来论述。这些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笔者认为，有些问题，如“编辑工作者”，即编辑主体、“编辑与作者、读者”等都是重要问题，是应该包括的。
       (3)认为《纲要》关于编辑和编辑学的定义是不统一的，缺乏内在的联系性。笔者认为“编辑”和“编辑学”应该是两个概念，应该有联系，但不一定要求统一。
       (4)关于学科性质问题。对《纲要》认为编辑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提出质疑。主要有两点：认为“在学科体系的严格分类中，没有‘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学科”。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组成的。学术理论和实践应用是学科内的层次概念，哪一门学科都有应用问题。就是最为抽象的数学，它不仅应用于自然科学，也应用于哲学、逻辑学等”。“应用学科反映不了编辑学的本质属性和学科特征，应用对每门学科具有普遍意义，决不是编辑学特殊的性质”。认为“编辑学所反映的内容，已跨越、涵盖、渗透、交叉到各个科学领域……它是当今学科内容最庞大、范围最广阔的一门横断学科”。过去一般的看法是：编辑学是一门应用学科，但应用学科也有理论。现在任、杨的观点，重新提出了编辑学学科性质的问题。
       (5)不同意《纲要》关于编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论述。《纲要》认为：“编辑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各种编辑活动都是社会文化活动”。任、杨认为“编辑与文化的关系是非直接的外部间接联系”，“编辑化了的信息、知识社会化后，才进入文化范畴，信息、知识是个具体小概念，文化是属于意识形态大概念，爷爷辈与孙子辈是不能混淆的”。认为“编辑与文化的研究对象不同：编辑研究对象是文、图、声、数据稿中的信息、知识，是具体鲜活生动的事物；而文化研究对象则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又认为“编辑与文化的科学含义不同：编辑是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的业务；而文化是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精神、物质财富的总和”。“编导者面对的是文、图、声、像、数据稿中不同学科和不同层次信息、知识的质量状态，内在结构、表达形式，及其内容的真、善、美，不能说是文化；编导者传播于社会的是具体的信息、知识，不能说什么文化”。“无论何种编辑传播媒体，它给予读、观、听者的是具体实在的、生动鲜活的、千姿百态的信息、知识”。
       (6)关于编辑学研究对象的争论。《纲要》认为“编辑活动是编辑学独有的研究对象”。任、杨认为活动和运动是同义语。而恩格斯说过：“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思议的”。认为“哪一门学科都有学科自身的活动”，物理学、历史学都有自己活动的方式与活动范围，“怎能把编辑活动当作编辑学‘独有’的活动呢”?
       综观任、杨提出的意见，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的。如《纲要》未讲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这一点在《纲要》发表后不久，在北京召开的少数专家的专题座谈会上，就有人提出，阙先生也接受了这个意见，在2002年5月又写了《试论编辑基本规律》的文章，而且说明是对《纲要》的补充。第二类，是有争议的。如编辑定义、编辑学是否属于应用学科、编辑活动能不能作编辑学的研究对象，等等。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
       就任、杨两位的批评，阙道隆发表了《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编辑学》的文章，^[7]进行了回答，讲了3个问题。
       (1)关于以编辑活动作为编辑学研究对象的问题。阙文认为“编辑活动又称为编辑劳动、编辑工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是个别的，偶然发生的而普遍存在于它产生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传播媒介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发展变化的历史性、规律性，是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编辑学就是研究编辑活动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同时，对任定华教授的“知识有序化”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有悖于事理”。他反问“难道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能成为知识吗”?阙文认为“有序化的工作首先是作者做的，上面的说法抹杀了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同时提出“以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社会化为研究对象，把研究对象无限扩大了，编辑学丧失了自己的立足点和根基”。因为编辑活动只是“在精神文化产品生产、传播、消费的总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而不是整体”，“编辑学的任务就是研究文化传播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能无限扩大。如果“将信息、知识传播过程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视为信息、知识传播过程的整体，把信息、知识、语言符号、物质媒体、传播和编者一起，都作为编辑要素(惟独没有作者和读者)。这样，编辑学就与信息科学、语言学、传播学、印刷学、营销学、管理学等许多学科混同起来，编辑自身的学问反而被湮灭了”。
       (2)关于编辑学是否属于应用学科的问题。阙文为了让读者了解批评者的全部意见，还引用了任定华教授在《导论》中的一节“编辑学是应用学科吗”来说明任定华教授本来就不赞成把编辑学定位为应用学科。因为他在书上说“把编辑学的学科性质局限于应用学科的说法，在理论上是不通的，对编辑学研究实践是有害的”，“在考察、研究、探索编辑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时，往往把编辑实践中的方针、政策、任务当作学科学术内容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注重学科构建科学原则的探讨”。阙文则认为应用学科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他也引用《导论》总论的话，“从一门科学与专业结构整体上考察，大体上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三大类别”。“应用科学是社会、生产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的研究方向具体而明确，与社会及生产比较接近”。阙文认为，“我们说编辑学是应用学科，也是因为它与编辑实践联系紧密，有明确而具体的应用目标，这与《导论》说的没有什么原则区别”。然后反问：现在许多科研机构不是仍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吗?
       至于说把编辑学归属于应用学科，“对编辑学研究实践是有害的”说法，阙文认为“研究编辑学不为指导编辑实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岂不成了无对象、无目的研究”；他认为学科构建的原则，“首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否则，只能是“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
       (3)关于编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阙文表示《纲要》说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即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文化。至于“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价值”等的概念界定问题，阙文认为这些都“是通行概念，不是《纲要》的发明创造……无需在《纲要》中给予界定”。同时，他不赞成任、杨两位认为“编辑与义化的关系是非直接的外部间接联系”的观点，认为编辑“除了传承文化功能的关系以外，还有部分与整体的内在
       联系”。“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文化环境，对编辑活动的发展方向、发展规模、发展水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编辑的策划组织、选择优化、调控导向工作，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社会文化体系的建设、整合与重构，产生能动的反作用。编辑与文化的这种内在联系是无法割断的”。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组合概念。阙文认为现在并无统一说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过“人文社会科学丛书”，作者都是知名学者，所以说“人文社会科学”这个名词不是《纲要》生编硬造出来的。
       阙文最后提出：质疑编辑与文化的关系，“是要抹杀编辑活动的文化属性，只能谈信息、知识，不能谈文化，所谓‘编导者传播于社会的是具体的信息、知识，不能说什么文化’。其实，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和文化是同义语，文化也泛指一切知识”。认为不能抹杀编辑活动的文化属性，“抹杀编辑活动的文化属性，必然抹杀编辑活动的意识形态属性”。
       二、关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论争
       对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探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成立后不久，在1987年就已开始，那时在乌鲁木齐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编辑学学术研讨会，规律问题是会议的主题之一，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会议以后也不断有文章发表，但没有形成热点。学会成立以后，也曾多次组织过这方面的讨论，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在编辑学崛起近20年以后，才陆续形成了几种看法，具体表述如下：
       刘杲先生对编辑基本规律的提法有个发展过程。1998年7月，他提出“编辑活动基本的客观规律是对科学文化成果的选择和加工”。1999年，他的提法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到2006年1月，他又明确提出：“编辑基本规律是编辑人员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8]
       浙江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杨晓鸣的意见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是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举凡有编辑活动的地方，就有编辑主体通过编辑活动能动地参与社会文化大厦的构建，并同时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作者、读者、社会制度、出版体制、自然条件状况等)的制约、影响的现象。”^[9]简言之，就是编辑为了构建社会文化大厦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又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所以把能动性和环境制约的可能性统一起来，就是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
       青岛远洋船员学院学报孙宸先生认为，“编辑行为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变现行为，文化变现规律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什么是文化变现，他认为“个体生产的精神产品在传播前属于私人精神产品，是潜在文化，传播后成为社会精神产品，成为现实的文化”。“潜在文化转化为现实文化就是文化变现活动”。^[10]
       阙道隆先生在总结了编辑与社会关系的几种看法以后，提出“在文化创造和传播过程中编辑与社会相互作用规律，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11]
       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向新阳认为，“编辑劳动规律有三条：一、编辑劳动实践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统一的规律；二、编辑劳动实践与社会文化需求相统一的规律；三、编辑劳动实践与精神文化产品内在要求相统一的规律”。^[12]
       河南大学教授王振铎认为，“编辑活动基本规律有内外之分，其内部规律就是：讯息传播规律、符号建模规律、文化缔构规律”。王振铎教授这个看法在《编辑学通论》一书中已部分提出，在《编辑学原理论》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种意见的特点是把基本规律分为外部和内部，同时又着重从内部来观察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
       西安科技大学教授任定华认为，信息、知识有序律，信息、知识与载体结合律，信息、知识传播律，是编辑的三条基本规律。归纳起来，就是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规律。
       百花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徐柏容提出的编辑活动三规律是：一、求同、求异、求和与求同、异、和互济规律；二、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三、主体、客体矛盾统一规律。^[13]
       复旦大学教授王华良先生认为，“编者、作者、读者之间反映作品供需矛盾的关系，得到什么样的调节和整合，最终决定着编辑活动的得失盛衰”。^[14]
       笔者认为，编辑和视听者的关系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矛盾是编辑活动的主要矛盾，它规定了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即编辑以已有的精神成果为基础，通过优选、优化，生产出新的精神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视听者的需要，顺应社会文明发展的规律。^[15]
       以上各种表述，尽管层次不同，视角各异，繁简有别，虚实有差，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编辑活动客观性的哲学思考，特别在选择和优化方面，已经表现出思路上的趋同倾向，这是一种重要的进展，它为今后的继续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以上10种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表述，大体上可以分为5类：
       第一类：徐柏容先生的编辑三规律和向新阳教授表述的三条规律，他们都是作为一般性规律提出的，并未作为基本规律来表述，所以把它们列为一类。要说明的是：关于徐柏容先生的“求同、求异、求和与求同、异、和互济规律”，一些同志觉得不好理解，这里试着进行解释，理解也未必准确，不当处由笔者负责。徐先生所谓求同，他有3层意思：从宏观讲，是编辑工作要顺应时代，顺应社会的需要；从中观讲，编辑工作要与当前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条件相适应，根据这些实际条件来进行编辑工作；从微观讲，各项编辑工作，都应符合本社、本刊的方针、任务和总体的编辑构思，书籍和期刊都要求体例、风格之协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等。所谓求异，作者指出两点：一、异于其他事物，二、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简言之，就是要有自己的特点。不仅要不同于他社、他刊，更要有自己的特色、专长。要追求创造性，首先是内容之新，包括作品思想、编辑思想之新。也要求结构、表现方法、语言风格之新等。所谓求和，就是要求烹饪中的五味调和，演奏中的五音和谐。如编刊，这一期和其他各期，虽文章不同，又要相互和谐，成为“连续出版物”；一期刊物之内，各文内容不同，又要尽可能编排统一，宫商角徵羽调和成乐。作者认为：求同、求异、求和是互相联系的，不是孤立的，他们互相矛盾而又统一于编辑工作的同一体中，不仅要求求同、求异、求和，更要求同、异、和互济，达到矛盾的统一。这就是求同、求异、求和与求同、异、和互济规律。徐柏容先生的这一规律，是涉及内部和外部的，但在行文中他强调的是编辑工作内部的本质联系。并且对三规律的排列，作了专门的调整，把它由原来的第二规律改为第一规律，可见他对这个规律的重视。
       第二类：孙宸先生关于文化变现的表述，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作者的个人创作的作品(或者说是稿
       件)变现。但用文化两字，概念很宽，作者的书稿和已出版的图书，演出的戏剧、歌咏，从大范围讲，都可以说是属于文化范畴，界限很难清晰；更重要的是文化变现，把作家私人的稿件变成传播物，实际上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事，说它是“出版”也未尝不可，不能仅限于编辑活动这个环节。笔者的意思是说，文化变现，说它是编辑行为，不如说它是出版行为。特别是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私人创作成为传播物，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可见“变现”不是编辑活动所独有的。
       第三类：杨晓鸣先生和阙道隆先生的表述，集中在编辑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编辑活动与外部条件的关系上，由于外部关系不决定事物的本质属性，因而它不能成为反映事物内部本质联系的客观规律。
       孙宸先生针对阙道隆先生“将编辑与社会关系规律视为编辑活动最基本的规律”时说，“外部性规律固然是编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原理性基本规律应是编辑活动内部的本质规律，不同事物间原理不同主要是因为其内部的本质规律不同，而外部规律在属性相近的事物中可能相同或相似”。也有人认为阙文的概括，虽然全面，但显得过于宏观和抽象，先说他的前提是“在文化创造和传播过程中”，文化创造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诸如文学创作、演艺，绘画……都属于文化创作；如说“传播过程”，阙先生在批评任、杨两先生时说，尽管“现代编辑活动已向前后延伸……但编辑活动仍然是这一总过程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而不是整体”。可见，按阙先生前面的说法，这个“文化创造和传播过程中”，还是显得宽泛。同时，“编辑活动与社会相互作用”，这里的“社会”就成为无所不包、笼统抽象的专指了。因为一切人、事、物都发生在社会中，谁能说与社会没有关系呢?但不同的人、事、物和社会的关系，总应该有不同的特点吧!不概括出这些特点，纵论与社会的关系，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很难捉摸了。
       第四类：王振铎教授认为基本规律有三条，任定华教授也归结为三条，但他们最后都归结为一条，都认为这是编辑活动内部本质联系的反映。
       第五类：认为编辑活动基本规律存在于编辑、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中，包括笔者和王华良先生的概括，但两者又有不同。如对笔者提出的基本规律，曾听到两点质疑：
       质疑之一，是拙作发表后约两年，有一次几位同好坐在一起聊天。有一位同志问我，“你提出的基本规律中有‘通过优选、优化，产生新的精神产品……’之语，‘优先’、‘优化’(包括加工、组合)，这些都是手段，而手段都是主观的，主观的东西能说是客观规律吗?”当时另一位同志表示异议，他说，“原文说‘以众多的精神成果为基础，通过优选、优化……最大限度地满足视听者的需要，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规律’。这里的优选、优化是有基础、有目的的，应该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可以认为是客观的”。“社会上任何人的活动都是主观的，而他认识了客观实际，反过来又改造了客观实际。如果取得了成功，应该说人的活动就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客观的”。笔者当时表示，希望他们把这种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可是又是两年过去了，并未见到这方面的文章。由于他们没有写文章，我也不便公布他们的尊姓大名。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笔者既然听到了，提出来请大家讨论，目的是追求真理，笔者想应该是无碍的。
       质疑之二，有人认为编者与读者的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本质关系，是编辑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读者有不同层次，要引导读者，不能一味迁就迎合读者，编者要同时考虑读者需要和社会需要，不能只顾其一。认为“编辑与文化的关系，编辑与读者的关系，都不是编辑活动中全面的最深层次的本质关系，它们只是这种本质关系的一个部分，一个层面。这种本质关系就是编辑与社会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承认读者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群体，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但社会本来就是复杂多样的。整个社会需求就是所有人的需求，编辑是无法考虑的，编辑考虑的只是人作为读者提出的需求。所以，考虑读者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考虑社会的需求，社会对编辑的需求是通过不同的读者来反映的，不能把反映社会的需求和读者的需求对立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是外部因素，它应该通过内因来起作用，也就是通过读者、作者和编者表现出来，并发生作用的。编辑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用出版物来吸引和引导读者，满足读者。因此，编辑和读者的关系，是编辑活动最本质的关系，是编辑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
       2005年8月23日刘永凌先生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编辑基本规律认识的误区》，他提出编辑基本规律讨论中存在的三种现象，即所谓文化泛化现象、社会泛化现象和信息泛化现象。但对为什么说是“泛化”，没有做进一步的论述，所以，不便置喙。又由于涉及到好几位先生的观点，被批评者是怎么想的，他们是不是已经走入了“对编辑基本规律认识的误区”，可以商榷，可以讨论，这里先不说。但对他表述的“编辑活动就是编辑主体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和规定，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规约下，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基于自身的综合素质，对编辑客体进行认识、选择和重构的过程”，可以进一步探讨。因为，这个表述的主要意思如果在于对编辑客体的“认识、选择和重构”，与目前某些编辑概念的界定多少有相似之处，或者有同有异，至于文章作者提出的“编辑活动基本规律就是编辑活动主体与编辑活动客体相互作用的规律”，印象中和徐柏容先生的编辑三规律中的第三条规律，即“主体、客体矛盾统一规律”，也有相似之处。其实把主体、客体矛盾作为规律性问题来研究，最早还不是徐柏容先生。正如徐先生在他的《编辑创意论》中所说，“也有同志提出编辑主体客体矛盾运动规律，论述编辑矛盾的客观性，编辑矛盾的结构关系，编辑矛盾的特点和形式以及编辑主体在矛盾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等”。^[13]89徐先生这里说的“也有同志”，大概就是指现任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光清先生，他在1985年连续发表《编辑学研究范围探论》、《论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论编辑客体》、《论编辑主体》和《编辑学研究方法辩论》、《关于编辑实践的若干规律性问题》等一系列文章，^[16]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很有见解。徐、刘两位对主体、客体的解释，即主体就是编辑者、编辑人员；客体就是编辑的对象——文稿、书稿，或日进入编辑状态的文稿，也较类似。笔者觉得可以商量的地方是，这样解释编辑客体是否太窄，编辑活动不是一种静止的孤立的活动，不是一个编辑者对一本文稿或几本文稿的选择、加工的活动，而是要把文本的阅读、视听对象的需要、他们可能的接受程度，创作者的世界观、学识底蕴、文字能力、表达方式等都考虑在内的一种综合性活动。但是，笔者不认为读者、作者在这里是编辑活动的外部关系，而是编辑活动不可缺少的内部关系，编辑如果不了解读者需求，就好像医生不知病人的病情就乱开处方。这不就是大笑话吗?这就充分说明了读者和作者都是编辑客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两者中读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在这个前提下，在这样的认识范围内，有人把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表述为：编辑活动基本规律就是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对立统一的规律，笔者认为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到这里似乎还没有完结，因为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也就是主客观的对立统一，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因而同样显得宽泛。比如，对编辑客体的理解，就可以大到整个社会环境，小到文稿文本，可以有不同的包容。因此，似有需要根据编辑活动的特殊需要，明确应该包括的哪些方面，例如社会责任、读者认知(对视听对象的明确定位和了解)、内容质量、审美追求等(也许还有别的)。总之，只有把这些影响编辑主客体之间的关键问题解决了，也就是编辑主体和客体之间具体的带有根本性的矛盾统一了，才是生动具体而且有实际意义的。笔者想从这个认识出发作进一步设想：如果说编辑活动基本规律是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对社会责任、读者认知、内容质量和审美追求等的对立统一规律，也许可以更贴近编辑和编辑工作的实际。这种设想，是否有些道理，特求教于方家，也请同好们予以讨论。
       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研究和讨论，是编辑学研究中的一场重头戏，讨论还在继续中，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为它付出劳动和心血。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