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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京派作家，置身于新旧冲突趋于缓和、新文化内部开始调整的语境中，他们的文化选择表现出“向传统倾斜”的特征：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重视发掘古典文化艺术精神；同时，移西方现代派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京派的文化选择是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倾向的反思与矫正，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
       关键词：京派；传统；文化选择；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088—05
       京派的文学成就和审美价值，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和深入阐释，但作为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群体，京派在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独特性及其重要意义，还未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仅仅从文学本体或审美自觉的层面来确认其贡献，尚不足以估定京派的分量，除强调文学自身的艺术特性、重视文学的审美品格与艺术技巧外，京派还有更大的抱负。面对社会转型时混乱失序、“礼崩乐坏”的局面，京派怀抱一种类似“重振纲纪”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具有重建文化秩序的宏愿。与五四时期某些片面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主张不同，京派的文化思路不再是离析与破坏，而是更倾向于整合与重构，试图在综合利用中西文化资源的前提下重建与更新中国文化。其中，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成为京派文化重建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本土化，一直是困扰现代中国人的难题，京派的文化心态和策略无疑会带给人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美国学者邦尼·麦克杜哥在一篇研究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文章中认为：从1925年开始，大多数现代中国作家越来越向左移动，他们的作品中搀和着不安、自怜和愤怒，但是，虽然20年代和30年代发生了动摇中国社会基础的一次又一次的剧烈震动，“朱光潜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向左倾斜，而是向古老的传统倾余斗”。
       其实，朱光潜并非特例，“向传统倾斜”也是京派作家的群体姿态。李健吾在《〈以身作则〉后记》中表示：“隔着现代五光十色的变动，我心想捞拾一把那最隐晦也最显明的传统的特征。我回避那不健康的名士的性灵，我害怕那不严肃的个性的发扬。我走上了一条险巇的栈道，一条未尝不是孤独的山道，我或将永远陷于阴暗的角落，星光只有我贫窳的理智和我小小的心。”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在北京苦苦写作的沈从文之所以受到英美派文人的注意和接纳，“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英美派文人觉得，“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所倡导的批判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象，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
       京派的传统情怀，使他们在空间维度的中西问题上，重视中国本土文化、文学的意义，在时间维度的古今问题上，眼光转向希腊和中国的古典思想，对其中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被证明有价值的因素加以发扬光大。
       一、守护民族精神，亲和本土文化
       大多数京派作家从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相继开始文学活动。此时新旧决战的激烈冲突已趋于缓和，清理“旧战场”、对新文化进行内部调整的工作悄然展开，先驱者胡适、周作人等明确发出了“整理国故”和接续中国传统的信息。在这种语境下，京派可以不再像他们的五四前辈那样，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而惶惑，甚至更多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亲和力。
       梁宗岱的感觉应该是有代表性的，1931年，他致信徐志摩：“我五六年来，几乎无日不和欧洲底大诗人和思想家过活，可是每次回到中国诗来，总无异于回到风光明媚的故乡，岂止，简直如发现了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源，一般的新鲜，一般地使你销魂。”林徽因对民族文化的深情不亚于梁宗岱，据卞之琳描述：“林徽因一路人，由于从小得到优越教养，在中西地域之间、文化之间，都是来去自如，也大可以在外边出人头地，但是不管条件如何，云游八方后还是一心早回到祖国，根不离国土，枝叶也在国土上生发。她深通中外文化，却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她早就在《窗子以外》里说过一句‘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她身心萦绕着传统悠久的楼宇台榭，也为之萦绕不绝，仿佛命定如此。”
       在京派那里，对民族精神的“偏爱”不仅是一种人格理想和人生态度，而且也影响和渗透到他们的文学观和美学观之中。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的“编辑后记”、《文学与民众》、《诗的普遍性与历史的连续性》等许多文章中，不断强调要继承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充分运用“过去的丰富的储蓄”，“新诗人可以研究旧诗”，新小说家要注意“吸收中国旧小说的优点”。他认为“中国人一向是一个重视传统的民族——而在现时却变得非常严重”，在新文学运动“打破传统”的口号声中，“新诗显然已放弃中国固有的传统”，致使新诗显得“艰涩”。在朱光潜看来，“本国传统的完全破除亦非历史的连续性所允许”，新文学的倡导者对于外国文学的倾慕，超过对于“土著”文学的了解，造成了民族文学的衰落，这是很“不幸”的。因此，他反对不顾我国的“土壤气候”，一味欧化，“丹橘变枳”，“画虎类犬”，而称道施蛰存的小说走“中国说部的路”，文字“文白交施”，但是看起来比流行语言还更轻快生动；推崇废名的长篇《桥》蕴含着带有“旧文章的气息”的前所未有的“新”和“美”。
       作为京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废名的乡土小说一派田园牧歌景象，满纸诗情画意。它以平淡质朴的笔调，着力表现尚未被现代文明所侵蚀和污染的乡村生活，在远离尘嚣的树阴溪流、竹林桃园、茅舍菜畦中展示平凡翁媪男女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废名在对宗法制农村进行诗化和美化的处理时，也流露出他对故乡、乡间父老以及古老淳朴的民间风俗和民族文化的热爱。在废名笔下，无论是三姑娘、李妈、二老爹、陈聋子、程小林，还是《菱荡》中的陶家村或是《桥》中的史家庄，从人物到环境都带着鲜明的民族化神韵，显得那么熟悉、亲切：“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农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的活到那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地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过来就可以嗅出的。”
       岂止是人物和环境，在表现手法和语言上，废名也自觉追求中国民族特色。他说自己写小说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向，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是用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他承认，《桥》与《莫须有先生传》受到了英国的哈代、艾略特，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影响，也呼吸了
       西班牙伟大的小说《堂吉诃德》的空气，“从外国文学学会了写小说”，但紧接着又补上一句“我爱好美丽的祖国的语言”。这是应该重视的，废名独特的“文章之美”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他“爱好美丽的祖国的语言”。
       沈从文称废名的作品写出了“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他自己的创作也是这样。沈从文用文字精心营造了一个魅力无穷的“湘西世界”，这不是要为现代人构筑“世外桃源”，不是要为精神上的逃避和单纯的审美愉悦而廉价地使用文字，他试图从乡土中寻找个人和民族生命的“本根”，以救治现代文明的庸俗和堕落。《〈长河〉题记》清楚地表达出了这种动机，他讽刺说，“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出现了“所谓时髦青年”。若是个公子哥儿，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若是个普通学生，一面不满现状，一面用求学名分跑到大都市里享受腐烂的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少数有理想有志气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物”。沈从文把这种现象归因为年青人“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人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的理解。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他敏感而尖锐地指出，“依附性”实因主体和“本根”的丧失而生。于是，他要努力找回和重造个人和民族的主体与“本根”，目光盯紧了较少为现代文明所设计和改造的乡土，他不死心地认为《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沈从文的作品给美国学者金介甫留下的印象是：“虽然他写的是当地人和自然的特殊风俗，但沈把自然加以人格化的写法，使得他的作品完全具有中国气派，没有一点西方色彩。”
       二、重视发掘与借鉴西方古典文化艺术精神
       为了尽快缩短东西方文学之间巨大的历史差距，把原本封闭和孤立的中国文学迅速纳入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表现出要与世界文艺新潮并驾齐驱的强烈愿望。在“文学进化论”思想的支配下，他们竭力追逐着一个比一个更新的西方思潮，往往把目光集中在某些当时看来似乎是最先进的思想学说上，即使清醒的茅盾也急切地断言，“今后的新文学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于是，左翼作家热烈拥抱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海派作家忙着赶现代派的“趟”。然而，京派作家却有些不同，他们并不一味赶时髦，追先锋，对遭到忽视和怠慢的西方古典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非常看重。其中，他们对古希腊文明的热情介绍和推崇便是一例。
       “老京派”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一文中指出：“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他在《生活之艺术》一文中又说，“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认为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1931年，周作人在《新学生》杂志“著作家生活之页”栏这样回答编者的提问：“1．我志愿的学术 希腊神话学；2．我今年拟着手的著译　希腊神话；3．我最爱好的著作 文化人类与民俗学的著作。”
       沈从文把建筑“希腊小庙”作为自己的文学理想，表明了他与世界古典艺术的精神联系。他在《水云》中宣称：“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
       朱光潜由审美距离说推导出文学以“静穆”为最高境界，“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他在那篇引起鲁迅批驳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中说：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悲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朱光潜认为，所谓“静穆”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朱光潜还一再引用华兹华斯“诗起于经过沉静中回味过的情绪”的话来阐明自己的文学理想，明显流露出对“日神精神”的向往：“阿波罗是日神，他的光辉普照，一切事物才呈现形象，如明镜摄影，而他自己却寂然不动。”朱光潜心仪的“静穆”之境，颇能代表京派的美学追求。可以看出，它不仅具有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内容，而且也印有浓郁的古希腊审美理想的色彩。
       李长之认为，五四以降的中国新文化“不但对于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没有了解，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没有认识”，它之所以显得清浅，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吸收甚浅”。在李长之看来，“希腊是值得向往的”，他在《西洋哲学史》中写道：“柏拉图可说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哲人了，康德有许多思想不过是柏拉图的思想之重演，往最小处说，柏拉图的哲学也是希腊哲学的顶点。它保有了爱奥尼亚派属于物质界的悬想，多利亚派对于数理的探索，再加上雅典人的‘人本主义’的真精神!柏拉图似孟子；我爱孟子，我亦爱柏拉图尸李长之把希腊古典文化的精髓解释为“人本主义”，“希腊古典文化最内在，最永久的部分，这就是人性之调和，自然与理性合而为一，精神与肉体无所轩轾，善在美之中，每个人应当是各方面的完人，等等”，并热情洋溢地赞美道，它是那么健康，那么和谐，那么完美，那么充实，“不惟值得一个时代的人去向往，恐怕值得人类永远去追求”。他甚至大声疾呼：“柏拉图是历史上所有‘巨人’中最可亲的人，他那《对话集》乃是历史上所有‘巨著’中最可爱的书。”
       三、移西方现代文化之花，接中国传统文化之木
       京派大多数成员学贯中西，不少人又曾负笈欧洲，或是精通数门外语，他们对西方现代文化自然并不隔膜，而且其理论眼光和创作实践事实上还表现出与世界现代文学同步发展的特点。比如，林徽因的
       《九十九度中》就“最富有现代性”；沈从文“和T．S．艾略特相似之处在于，在现代派前提下保持传统”。不过，京派在吸纳西方现代观念时，总能以本土传统文化精神为动因和内在依据，注重择取那些与我国文学传统相契合、与民族文化的土壤气候相宜的“思想”、“原理”，并加以沟通和融化，使之成为既具现代性又有民族性的创造物。反对生硬移植、盲目照搬，力求巧妙嫁接、脱胎换骨，去其“洋面孔”，赋以“中国心”。朱光潜、李长之、梁宗岱等人都是这样做的。
       朱光潜对西方现代文学、美学理论的凭借与吸收，是以传统思想和美学精神为底蕴的。他在介绍克罗齐“直觉即表现”、立普斯“移情说”、布洛“距离说”时，揭示了这些学说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万物静观皆自得”、“宁静致远”、“情景交融”和“天人合一”说的某种相似或相通，从西方文艺心理学的“距离说”看到了中西艺术在审美观照上的共同心理基础。意大利汉学家马利奥·沙巴蒂尼教授认为朱光潜是“折中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彻底的克罗齐主义者”，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传统之木，这个传统之木便是道家”。后来朱光潜辩解说，“沙巴蒂尼批评我还不够‘唯心’是从右的方面来批评我的，他批评我移克罗齐美学之花接中国道家传统之木，我当然接受了一部分道家的影响，不过我接受的中国传统主要的不是道家而是儒家，应该说我是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传统之木”。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已成为朱光潜培育现代美学理论的内在基因，这是无可置疑的。从朱光潜的思想实际看，他移来西方形式派美学之花，所接的乃是兼容儒、道、佛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木。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使李长之认识到，“文化是一种有机物，所以它必须滋长起来才行，倘若硬硬地折来，插入瓶子，不到几天还是会枯萎的”。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未能形成持久强大的力量，“一些前进的思想，后来反而萎缩绝迹了”，没有深入人心，就是因为那时的文化是一种“移植的文化”，就像“插在瓶子里的花朵”，水土不服，自然无法生长繁荣。在《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一文中，针对外国学者把胡适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说法，李长之认为“不能不说是有点张冠李戴了”。与这种批判相对应，李长之所向往的“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文化建设思路是怎样的呢?他引用冯友兰《新理学》绪论中的话“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然后说“接着而不是照着，这话极有意义。接着者，就是的确产生自中国本土营养的根深蒂固的产物了，然而不是照着者，就并不是一时的开倒车和复古。只有接着中国的文化讲，才是真正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跳出移植截取的圈子”。概括地讲，李长之所谓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既要跳出盲目保守的“开倒车和复古”的圈子，又要跳出激进主义的“移植的截取的圈子”，是建立在“民族的自觉和自信”、彻底吸收西洋文化与核心把握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新文化的创造。李长之把这种文化运动表述为“近于中体西用，而又超过中体西用的一种运动”，“其超过之点即在我们是真发现中国文化之体了，在作彻底全盘地吸收西洋文化之中，终不忘掉自己”!在《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一文中，李长之提出的中西文学沟通对接的方法是：先澄清在西洋文学史中许多公认的范畴、概念，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古典，什么是浪漫等等，“把这些成分把握，来看中国文学里是不是有这些东西。这样，我们才仿佛是把许多草药，经过分析提炼之后，就可以随便作为取用之资了。中国文学中无尽藏的宝库，便可以耀然生辉，不致荒芜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抹杀中国人的立场，是抹杀中国文学的研究立场”，认为谈中国文学，“须有对于文学的认识，又须有文学之民族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能忘了是中国的，也只有我们了解中国，敬爱中国，才不致侮蔑了中国文学”。
       梁宗岱的观点与李长之声气相通，互为呼应。他在《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一文中说，中国“自海通以来”，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似乎总摆脱不了“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两种态度，由于军事外交的节节失败，政治的腐窳以及社会的紊乱，“我们的自信心由动摇而丧失，从疑古到非古，变自尊为自卑——这种倾向到了前几年暄腾一时的‘全盘西化’而登峰造极”。梁宗岱认为，自尊和自卑，复古和非古，都是文化上古怪的反应，也就是拒绝思索的全信与全疑，“仿佛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左右一样，除了两极端就找不着出路似的。难道我们祖先几千年来披荆斩棘、惨淡经营所遗下来的，给我们继承，给我们利用，需要我们发扬，同时也需要我们抉择和修改的产业，我们只能抱残守缺，要不然就一笔勾销”?为了打破这种非此即彼的怪圈，梁宗岱提倡以“超利害性”和“无私性”的科学精神来对待自己的文化系统。这可以说是他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总体构想，具体到文学方面，他主张用这种科学精神积极吸收和融会中西文学传统为当下的文学发展服务。梁宗岱认为，我们现代，正处于东西文化大碰撞、大交会之时，“要把两者尽量吸取，贯通，融化而开辟一个新局面——并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非明目张胆去模仿西洋”。这种“新局面”的开创，自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力量的发掘，惟其如此，梁宗岱移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之花，接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之木，创造性地提出了“象征的灵境”这一概念。“象征的灵境”是梁宗岱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梁宗岱对中国古典诗学和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融会与贯通。他并不把象征主义局限为一时一地的文艺运动，而是把象征作为美学原则从象征主义运动中抽离出来，视之为中西诗学共同的、固有的创作美学原则。梁宗岱解释说：“所谓象征是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底瞬间瞥见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正如一个蓓蕾蓄着炫熳芳菲的春信，一张落叶预奏那弥天漫地的秋声一样。所以，它所赋形的，蕴藏的，不是兴味索然的抽象观念，而是丰富，复杂，深邃，真实的灵境。”梁宗岱以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蕴藉”、“兴”、情景交融等经过改造的观念来阐释“象征”，体现出对法国象征主义原旨的创造性置换，属于一种依据中国传统诗学而生成的合理“误读”。
       此外，李健吾把法国印象主义批评和中国直觉感悟式的品鉴批评实现对接，卞之琳沟通了西方的“戏剧化处境”和我国传统的“意境”，使这两个概念互为解释与说明。这足以证明，融西方现代与民族传统为一体的文学建构，是京派群体的一致追求。可以说，与　T．S．艾略特、叶芝等人将现代派文学本土化一样，京派也是那种具有本土意识和民族主体精神的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