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编辑出版学”，是国家教育部门在1998年修订《授予学士学位和培养本科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时确定的一个新兴学科的名称。它是把我国传统的图书创造三环节“编辑——印刷——发行”一条龙整合起来，并把当前高校已开设的编辑学、图书发行学与印刷出版专业合并而创建的独立学科。但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却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只列了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编辑出版学属于三级学科，既可列在新闻学下面，又可列在传播学下面，由各高校自己决定。但这个“目录”又将“编辑出版学”割开，把编辑学隶属于它的分支“新闻编辑学”，把出版学隶属于传播学下面的又一个分支。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同名重复，抹掉了级别之差。三级学科编辑出版学则又被切分支解，造成学科体系混乱。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设的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尚未来及结合中国的编辑传统和出版现实进行认真研究和科学分析，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概念。作为一门学科，新闻学传人中国还不到100年，传播学传人中国还不到30年。我们重视这些西来的新学当然应该，但把编辑学简单地视作以新闻学为母体，把出版学简单地视作以传播学为母体，这种认知心态未免浮躁了点。其实，世界上第一本命名为《编辑学》的书，与第一本命名为《传播学》的书，都是1949年分别在中国和美国诞生的。编辑学就是以创构媒介传播文化为己任的中国式的传播学，只不过美国是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创建传播学，中国是在人文主义基础上创建编辑学，都是研究怎样通过各种媒介传播多种信息的学问。
       “学科专业目录”是高校办学、招生、设置专业、开设课程以及培养师资进行学科建设的体制性根据。如果“学科专业目录”定得不好，高校很难自主地、顺利地进行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甚至连课程体系、师资培养都难以搞好，教学质量自然也难以提高。
       编辑出版学是由中国人首创的，又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首创、传统特色、新兴学科这三个特点，现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新闻界、编辑出版界、教育界的许多专业人士表示认可，并在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与我国学者讨论编辑学与出版学问题。作为编辑学的一个分支，我国新闻编辑学也已提出要在媒体建构过程中改变过去的“记者中心制”，建立“编辑中心制”，强化“编辑主体角色”，使编辑在新闻媒体中“处于指挥、决策地位”；因而要求培养新时代能够主导记者策划报道，从大局着眼，统一组构版面的高级编辑人才。书刊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网络编辑学也都提出了各自媒体对策划编辑人才的需求。但在我们目前能够体现高端教育的“博士、硕士学科专业目录”中编辑出版学反而没有相应的学术地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这种自家限制自家发展的“目录”，不仅阻碍了编辑出版学的理论创新、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而且连科研项目的申报、学术成果的评奖、甚至科研与教学人员的职称评定都受到某种体制偏见的冷遇，妨碍了我们社会的学术公正。
       在我们高等教育界，似乎还深深潜隐着一种“编辑无学，出版为商”的旧观念。认为编辑无非是对文稿剪剪裁裁，缝缝补补，为他人作嫁衣的文字加工匠，似乎没有多大学问，不准它独立自主地生存，不准它攀登学术大雅之堂。其实，这种观念既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历史实际，更不符合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媒介如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载体的创构与各种信息如知识、科技、新闻等大容量、快速度、多渠道传播的实践。须知，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媒介就是信息”，“载体就是出版”，“传播就是文化”。文化是人的精神力量和价值需求，是可以开发成为产业，产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作为专门研究这种文化事业的编辑学与专门研究这种文化产业的出版学，怎么就不配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学术名分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当前的专业教育面太窄，教学需要综合化，教给学生的知识应该全面，要进行宽口径教学，培养多面手的复合型人才。这对中学生、专科生乃至大学本科生的教学来说，我们完全赞成，要尽可能打好深厚的文化基础，甚至打好深厚的专业基础，提高学生继续深造或就业工作的多种适应能力和基本素质。但是，教学实践的综合性与学科建设的先进性、专门性以及专业发展的精尖性、攻关性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培养硕士、博士的教学中，我们认为：专门性、精尖性课题是指导学生攻读的主要目标。我们的编辑出版业当前迫切需要的是高级专门人才，是不久即可成长起来的编辑家、出版家，是媒介文化大师，是产业大军的领军之将，而不仅是某种剪刀加糨糊的小工匠。当然，我不是说，编辑不需要进行文字与版面加工的技师或能工巧匠，也不是轻视这种编辑加工等技能性工作。而是说，编辑工作除此之外，还应当有更高级、更重要的开发、策划、组织、构成先进的文化媒介，多、快、好、准地传播人民所需要的各种信息的高端人才，能够从整体上推进和掌握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因此，编辑出版学专业仅仅有基础性的培养中级人才的本科生教学是不够的。教学实践的综合性、各种专业知识的互补、互动、渗透与结合，是教育的战术性需要，而学科研究的专业性、专门性、先进性、尖端性，则是高等教育的战略性需要。我们在重视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全面性与综合性的同时，还要重视高等教育的先进性、尖端性与专门性。否则，我们的高等教育就很难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高等教育要全面协调发展，就不能偏执一端，也应抓好高端的硕、博研究生教育。
       有一种说法，编辑自古不是称为“杂家”吗?是的，“杂家”也是“百家”中的一家。“杂家”有高级的“杂”，有中级、低级的“杂”。高级的“杂”而堪称为“家”者，则是博通众多学术而又能专精于一二的大家，是能综合运用多种智能，干成大事的一种专门家。这种杂学也就是基础宽厚之学，是善治“通力协作之学”，而又专门攻治编辑学、出版学的学科。博士、硕士，就是知识多而广，能力大而强的专业之士。高等学校对于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不能说是脱离专业基础、脱离业务实践的教育，而是在深厚专业基础与创新性实践上的高端教育。当然，我们不能够说，硕博教育就能直接培育出大师、大家。编辑学出版学的硕、博教育，也不可能直接培养出编辑大师、出版大师，或编辑出版学大家。任何高等学校对研究生的教育，都只能“止于至善”，送他们走上通过自己的实践成为大家、大师的道路。“博硕学科专业目录”的问题，主要是编辑出版学专业要不要培养编辑学出版学的博士、硕士，送他们走上编辑家、出版家、编辑出版学家或编辑出版大师的“至善”之路，这是我们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与提升专业教学层次，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水平的关键性标志。西方的传播学包括编辑出版传播专业，已经培养出不少硕士、博士，有的已走上大师名家之路。最富中国特色的编辑
       出版学为什么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培养我们东方的编辑学博士、出版学博士，把他们送上“至善”的名家、大师的道路上去呢?是到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调整，再不修订，就把我们的学科建设、专业发展的创新精神扼杀掉了。那将会严重制约我国文化传播与编辑出版的产业进程。中国要实现走向世界出版强国之梦，没有运筹帷幄的有谋略、善创业的大师，没有领军统兵的大将人物，没有攻城破阵、建功立业的英雄，在世界性的文化传媒大战中怎么能立于不败之地呢?
       10年前，我国仅书、报、刊三种传统媒体的出版业产值和利润，曾一度排在国民经济各业总收人中的第7位，而到2002年，又退回到了第10位以下。这说明中国出版产业在各业竞相发展中迫切需要频频推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高端人才，意味着该产业或事业中具备有高超的文化智能和精尖的技术力量。其产品的研究开发与市场的经营运作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编辑出版业高端人才的培养，恰恰是我们高等教育特别是编辑出版学专业博士、硕士教育所缺失的。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体制的创新，在“学科专业目录”设置方面是滞后的，结构是不合理的，亟须以改革开放的精神，特别是以自主创新的精神，修订、补充、提升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层级，放开专业学术禁区，推进教育发展。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我国的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20年来在国家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得到了稳步的、长足的发展，巨大的成绩是不言而喻的。主攻编辑学与出版学已经毕业的硕士已有300多名，博士已有20多名，现在正奋斗在编辑出版产业部门与编辑出版学的教育或科研部门。但是，他们获得的学位呢?除了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授予我国一位出版学博士学位以外，国内授予的没有一个是编辑学、出版学学位。全部都是相关的如政治学、法学、新闻学、传播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哲学或自然科学某学科的博士、硕士。学位名称与专业实际严重不相符合。因而，一些学者发问：我们的编辑出版学硕士、博士在哪里?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的编辑出版历史传统的大国，我们的编辑家、出版家、编辑出版学大师，难道也要从外国进口吗?一百多年来，中西方出版文化结构的失衡现象，乃至整个传媒文化结构的不平衡现象还要中国人坐视多久呢?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