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易代之后，朝鲜王国内各阶层人士中充满了“遗民”情怀，思念、效忠明王朝而排斥、鄙夷清王朝。朝鲜人的“遗民”情怀主要表现在尊明图报、攘清斥夷和黍离之悲等三个方面。朝鲜人产生“遗民”情怀的原因，除了儒家尊攘观念之外，主要还在于明朝对朝鲜的“大造”、“再造”、“东援”等“三大恩”情。朝鲜人尊明反清的“遗民”情怀直接导致了17世纪以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瓦解。
关键词：明清易代；朝鲜人；遗民情怀；《热河日记》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5－0106－07
一、导论
明清易代，舆图换稿，对于华夏汉民族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清初遗民之忠烈为世所罕见，乃至于形成了引人注目的“遗民现象”。事实上，明清易代之后，朝鲜王国从君臣到士人，同样普遍存在思念、效忠明朝的“遗民”情怀。
明清易代之初，朝鲜人根本不能接受中国改朝换代的事实。有明一代，朝鲜人始终称中华为“天朝”。可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朝鲜君臣在国内却以“清国”、“北国”称之，有时甚至用“胡皇”、“清虏”称呼清朝君臣，不少朝鲜官员以与清朝使节交往为耻。1649年，左议政金尚宪为了“义不与(清朝使节)同堂揖让”，向孝宗提出辞呈：“伏乞职亟赐镌免，俾得退守桑榆，保全晚节。”清初来华的许多朝鲜使节通过诗歌表达对明王朝的怀念和对清廷的排斥，如李学濬《辽野》：“野旷天无际，尘腥地不华。”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为污秽之地；李溶《晓渡滦河》：“极目中原氛祲满，未知何日净乾坤。”认为中原在清朝统治之下已经是妖雾弥漫，希望乾坤早日复归到明朝时的清朗。李宜显《还到辽东次东岳韵》：“辽东往事感我怀，鸿迹谁能问牧童。朔氛漫空催早寒，风力驱沙雪蒙蒙。……北陆凝冱河水冻，顽云郁郁塞苍穹。此地从古称名胜，可恨如今畀强戎。”。直言“自古称名胜”的辽东在“强戎”统治之下已成为朔风刺骨、乌云密布的寒凉之地、压抑之所。朝鲜君王与官员、使节相同。孝宗1649年即位后，起用反清斥和派担任朝中要职，1657年先后有宋时烈和宋浚吉向孝宗进册，提议派人与代表正朔所在的南明政权共议反清复明大计；孝宗本人也以光复明朝为己任，曾亲自筹划反清复明的斗争。
时过境迁，当清代的汉人渐已习惯异族的新政权时，朝鲜人虽不得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把原来对大明帝国的朝贡原封不动地输予清朝，但他们对明王朝的怀念和忠诚甚至比汉人还要固执和持久。康熙二十五年，朝鲜肃宗说：“自古匈奴之人中华者，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指清王朝)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构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明确表达了对大明的怀念、对清王朝的排斥和被迫事清的屈辱不忿。康熙四十三年是明亡六十载后的“甲子重回”之年，三月十九日即“帝室沦亡之日”，肃宗亲率世子百官，在后苑设坛以太牢祭崇祯皇帝，“上呜咽不自胜，侍臣莫不感怆”。肃宗还表示，对神宗皇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并说：“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只自呜咽，流涕无从也。”十月，肃宗命筑大报坛于禁苑，专以祭祀神宗皇帝，以报神宗皇帝之恩，并尽诸侯祭天子之义。
除了怀念明朝、排斥清王朝之外，朝鲜人还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其重要行动之一就是君臣一道长期努力为中国编修史书。有学者统计，自明朝灭亡之后，尤其是英祖以后，朝鲜编撰中国史达40余种，其中明朝断代史(含南明)15种，以特殊的方式表示尊明的思想。李玄锡所编、完稿于1703年的《明史纲目》把明代的下限定为崇祯十七年(1644)，将南明史置于补编，似乎承认了清王朝的合法性。可是康熙五十三年，即朝鲜肃宗四十年(1714)九月，李玄锡之子李汉谦在进呈《明史纲目》时，却在稿末申明其父编撰明史的目的是“大复仇重讨贼，严尊王黜夷之法，而素律无施，藉空文以见其志概”，是“伤皇朝遗泽之既泯，痛今日大义之莫伸”。不仅朝鲜史学界不承认清朝合法性的历史观长期存在，朝鲜王朝在与清朝往来的正式公文中虽不得不使用清朝皇帝的年号，而国内官民则依然长期沿用明崇祯年号，以至出现了“崇祯百五十六年”之类的纪年。
综上所述，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人有着与中原汉人相类似的“遗民”情怀，这种情怀甚至比中原遗民还要固执与持久。本文在充分借鉴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热河日记》为主要依据，系统分析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人的“遗民”情怀及其产生原因。
二、《热河日记》中的“遗民”情怀
曷为后三庚子?记行程阴晴，将年以月日也。曷称后?崇祯纪元后也。曷三庚子?崇祯纪元后三周庚子也。曷不称崇祯?将渡江，故讳之也。曷讳之?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称崇祯也。曷私称崇祯?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三十余年。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划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这是《热河日记》卷首《渡江录》序言中开宗明义的记述。《热河日记》，朝鲜朴趾源著，记录了作者作为朝鲜使节团成员赴热河为清高宗乾隆皇帝贺寿时沿途游历的见闻和感想，是研究清代中国社会以及中朝关系的重要著作。身为属国使臣前往清廷朝贺，朴趾源却在日记的开头斥清为胡，既不犹豫，更无转圜的余地。文中不无伤感地解释了自己过江之后便不得“称崇祯”的原因，并表示朝鲜虽然无力“攘除夷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但举国仍能尊大明正朔，在海东守护明室的尊严。序后落款署“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洌上外史题”，此时距明亡已130多年，连最后延续明祚的南明永历政权，也已是百余年前的故事了。
朴趾源，字仲美，号燕岩，英祖十三年(1737)生，纯祖五年(1802)殁，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正祖四年(1780)，朴趾源的堂兄朴明源被任命为赴清使节团正使，朴趾源受邀以观光客身份随行。与朝鲜国内时动北伐之议的激进派不同，他主张理性看待明朝的灭亡，承认清廷入主中原的事实，从清朝学习利物厚生的学问以富民强国，属于温和的“北学派”。尽管如此，在他的《热河日记》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找到明季以降朝鲜士大夫无奈事清、挚诚思明的痕迹，这样的情绪与清初的汉族遗民不谋而合。具体说来，《热河日记》中的“遗民”情怀表现为对明朝的尊崇图报、对清的贬抑排斥及对故明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
1 尊明图报。《热河日记》中尊明笔迹甚繁，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凡提到明朝，几乎必称“皇明”，而全书唯有引述作者与清人笔谈时偶尔出现“皇清”，其余大
多称“清”。《热河日记》中凡提及与明中央政权有关的词语，如“皇明”、“明宗室”、“毅宗烈皇帝”，词前几乎必空一格以示尊敬，而对清中央政权有关词语不作此种处理。书中对尊明情绪最直接、最典型的抒发，莫如《行在杂录》中作者的一段感慨：
呜呼!皇明，吾上国也。上国之于属邦，其锡赍之物虽微如丝毫，若陨自天，荣动一域，庆流万世；而其奉温谕，虽数行之礼，高若云汉，惊若雷霆．感若时雨。何也?上国也。何为上国?日中华也，吾先王列朝之所受命也。故其所都燕京日京师，其巡幸之所日行在，我效土物之仪日职贡，其语当宁曰天子，其朝廷日天朝，陪臣之在庭日朝天，行人之出我疆场日天使。属邦之妇人孺子语上国，莫不称天而尊之者，四百年犹一日，盖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
朝鲜士人四百年间对明朝所怀有的特殊感情，于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作者对朝鲜数百年间能够持节守正、以诚事大，颇感欣慰，书中如“我朝忠顺皇明且将三百年，一心慕华”之语，即出现多次。
实际上，在《热河日记》中不仅能读到朴趾源对明朝的感激崇奉，还能读到他对中朝间宗藩关系的看法。《忘羊录》记述北宋苏轼认为高丽入贡对中国“无丝发利而有五害”，甚至认为高丽使者可能是金国派遣的间谍，怀疑高丽慕华的诚意。朴趾源对此十分不满，极力辩驳，体现了他对尊奉中原正统政权的态度：
东方慕华，即其天性也。……我东三国时，新罗最先慕唐，以水路通中国，衣冠文物悉效华制，可谓变夷为华矣。……高丽继新罗，延历五百年间，不无六七之作。虽其继体时有秕否，然不替慕华之诚，至发于梦寐。得中州好文，必盥手而读之。……凡此数款，史不绝书，其乃心中华、诚切尊攘，足可表见矣。当时士大夫不谅高丽之本心，反疑强邻之间谍，不亦冤乎?至于宋人质疑高丽使者为利而来，朴趾源辩白道：
王氏(高丽王室)本为契丹所隔断，通贡无路，虽不来庭，亦非汴京声教所能坐致。然而梯航万里，不惮险远，寻新罗之旧迹，履不测之鲸鳄，前樯摧覆，后棹继至，达其忱诚于万死之余。此乃陪臣之常职，岂敢规利于大邦哉?不腆之土物，不足以备天子之庭实。然以今想古，侯度不愆，何黄何纁，篚之包之，拜送于庭，悃幅无华。此乃慕华之诚，岂为要宠于上国哉?高丽虽国小民贫，其红稻香粳足以供粢盛，其丝麻足以备祭服；鼓山煮海，不藉他邦，安敢饕冒上国之饩廪，渎扰天子之有司哉?
以此力证高丽入贡的挚诚。在《铜兰涉笔》一篇中，他又再次提到此事：
子瞻以当时招徕高丽为失计，观其所记述，俱为国家深长之虑。然当时士大夫，殊不知高丽慕华之诚，出于赤心，为辽、金所牵制，不能一心事宋，此高丽列朝至恨。每得宋之士大夫文字，则焚香敬读。如此悃幅，未能见暴，徒为中土士大夫所鄙外，足为寒心。余与王鹄汀极言辨之。
可见作者对苏轼的观点耿耿于怀、难以接受。在作者看来。高丽事宋如同朝鲜事明，是尊周大义的体现，其中并无半分不诚，容不得一丝亵渎；当时虽同时存在辽、金等大国，但只有一心事宋才是尊攘正途。这与清朝虽兴，而朝鲜私下仍奉明朔为正朔的情形如出一辙。
正因为朝鲜举国上下感恩图报、诚心事明，当皇太极起初以武力胁迫朝鲜断绝与明朝来往、改奉清朝正朔，甚至要求朝鲜协同清军攻明时，朝鲜国内无论君臣还是百姓都无法接受，舍生取义之士所在多有。《热河日记》中也多有关于朝鲜人因义不背明而遭清人杀戮的记载，如《口外异闻》载“崇德二年三月甲辰，杀朝鲜臣洪翼汉等，以正败盟构兵、倡议袒明之罪”。《铜兰涉笔》载：“皇明崇祯十一年，我国将李时英率兵五千入建州。清人劫时英为前行，与明都督祖大寿战于松山……士兵李士龙，星州人也。独炮义不入丸，凡三发，无伤，欲以明本国之心也。清人觉之，遂斩士龙以徇，祖军望见者皆大哭。大寿乃大书旗上曰‘朝鲜义士李士龙’……今星州玉川上有忠烈祠，即士龙俎豆之所。”
2 攘清斥夷。与对明朝的诚心尊奉不同，尽管清王朝已建立，但信奉春秋大义的朝鲜人始终不能承认清朝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他们虽迫于形势表面上向清朝行君臣之礼，但内心深处却始终视其为夷狄，认为清朝的建立颠倒了传统的华夷秩序。《热河日记》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朝鲜使者从北京回到本国，邻人纷纷询问此行所见有何壮观，而使者“愀然变色，易容而言曰：‘都无可观。”’并解释道：“皇帝也薤发，将相、大臣、百执事也薤发，士、庶人也薤发。虽功德侔殷、周，富强迈秦、汉，自生民以来未有薙发之天子也。虽有陆陇其、李光地之学问，魏禧、汪琬、王士祯之文章，顾炎武、朱彝尊之博识，一薤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也何观焉?此乃第一等义理也。”于是“谈者默然，四座肃穆”。
《孝经》中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的说法，汉人因此蓄发束冠。清朝建立后强令天下人剃发，朝鲜尽管身为属国而得幸免，却对满人令汉人剃发的耻辱感同身受。剃发成了夷狄的象征，所谓“清兴百四十余年，我东士大夫夷中国而耻之”。依照朝鲜士人的观点，除非“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
清朝皇帝对自身的异族身份(相对于汉民族而言)也十分在意。为了淡化华夷之别、聚拢天下人心，清朝皇帝做出了不少努力。据《热河日记》记述，清朝皇帝意识到天下学者以朱子为宗师，“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日：‘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此外，“朱子尊中国而攘夷狄，则皇帝尝著论而斥宋高宗不识《
春秋》之义，讨秦桧主和之罪；朱子集注群书，则皇帝集天下之士、征海内之书，为《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然而，作者对此予以严厉抨击：“呜呼!彼岂真识朱子之学而得其正也?抑以天子之尊，阳浮慕之?此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认为清朝皇帝做出认同中华文化的姿态并非出自本心，是企图“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
不仅对清廷施之于汉人的文化笼络政策不以为然，即使是清朝给予朝鲜的礼遇和优待，朝鲜人也并不领情，甚至颇为此忧心。《行在杂录》载：
今清按明之旧，臣一四海，所以加惠我国者亦累叶矣。金非土产则蠲之，彩马衰小则免之，米芋纸席之弊，世减其数。而比年以来，凡可以出敕者，必令顺付以除迎送之弊。今我使之入热河也，特遣军机近臣道迎之；其在庭也，命班于大臣之列；其听戏，得比廷臣而宴赍之，又诏永蠲正贡外别使方物。此实旷世盛典而固所来得于皇明之世也，然而我以惠而不以恩，以忧而不以荣者，何也?非上国也。我今称皇帝所在之处日行在而录其事，然而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我力屈而服，彼则大国也。大国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今其赐赍之宠、蠲免之谕，在大国不过为恤小柔远之政，则虽代蠲一贡，岁免一币，是惠也，非吾所谓恩也。
他公开表明朝鲜顺于清朝是为强力所屈，绝非心悦诚服；清朝虽强，之于朝鲜也只是大国，而非上国。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尽管清廷当前待朝鲜以殊礼，甚至主动体察朝鲜困难而减免贡物，但这一切仅是提供好处的“惠”而非出自义理的“恩”。同时，他还对清廷的意图予以推测：
噫!戎狄之性如溪壑，不可厌也。皮币之不足而犬马焉，犬马之不足而珠玉焉。今乃不然，慈谅而款至，体恕而委曲，不施烦苛，无所违拒。虽吾事大之诚足以感彼而驯其性，然彼其意亦未尝一日而忘吾也。何则?彼寄居中国百有余年，未尝不视中土为逆旅也。未尝不视吾东为邻比也。及今四海升平之日，所以阴狃我人者多矣。遇之厚"欲其市德也；结之固，欲其弛备也。他日归巢，压境而坐，责之以旧君臣之礼，饥瘵焉求其周，军旅焉望其助，安知今日区区纸席之蠲，不为异时犬马、殊玉之需乎?故日可以忧而不荣者，此也。今皇帝之意未必专出于此，而吾东之为大国所私厚者有年，则人心之所晏然而易忽者也。
朴趾源质疑清廷额外礼遇朝鲜的目的不纯，可能是为了今后覆亡东归时，以之为由向朝鲜加倍索还。这样，不但怀疑清朝统治者的品格以警醒国人，还公然预言其败亡有期。与前文中《行在杂录》对明朝的记叙相比，两种态度判若云泥。
3 黍离之悲。《诗经·黍离》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亡国之悲的原型。其诗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毛诗序》对此解释道：“《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西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周幽王乱后，平王东迁，昔日繁华的西周都城镐京已变为一片禾黍，后世故以“黍离之悲”作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代名词。在《热河日记》的纪行之中，朝鲜使节团一行从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国境到抵达北京。所经恰恰是一百多年前清兵的南下路线。因此，朴趾源沿途也多有机会寻访明清易代之际的遗迹，而每到一处，往往勾起他对明朝的思念和追忆。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使节团出发的第一天，当晚露宿于九连城：“举目四望，山明水清，开局平远。树木连天。……皇明时为镇江府。今清陷辽，则镇江民人不肯剃头，或投毛文龙，或投我国，其后投我者尽为清人所刷还，投文龙者多死于刘海之乱矣。其为空地且将百余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者是也。”叹此地民人多已死难，徒留山水无言。
六月二十六日，使节团从九连城出发途经金石山时，“上判事马头得龙与刷马驱人辈谈说康世爵事，雾中遥指金石山曰：‘此荆州人康世爵所隐处。”’《热河日记》写道：“是年，清人连陷开原、铁岭……及沈阳陷，世爵昼伏夜行，抵凤凰城，与广宁人刘光汉收辽阳散卒共守之。未几，光汉战死，世爵亦被十余枪。自念中原路绝，不如东出朝鲜，犹得免蘼发左衽。”可见使节团成员平日对明清战史掌故颇为熟悉，虽一人、一山亦知其来历。同时，言语间对明清之际朝鲜为明朝遗民提供庇身之所的做法多有肯定之意。
七月十八日过松山堡、杏山堡、高桥堡：“松、杏、高、塔(塔山)之间百余里，岁有村阊市铺，贫俭凋残，顿无乐业之意。呜呼!此崇祯庚辰、辛巳之际鱼肉之场也，至今百余年间尚未苏息，足想当时龙争虎斗之迹矣。……觉罗，关外之自成；自成，关内之觉罗。明虽欲不亡，得乎?当时以十三万之众为觉罗数千所围，指顾之间如摧枯拉朽。如洪承畴、吴三桂智略雄猛，天下无敌，而一得当觉罗则魂飞魄散，所将十三万如草菅沤泡。到此地头，不得不归之气数而已。”作者身处当年明清恶战的古战场，想象当时战斗之惨烈，叹息明朝内既有忧，外复有患，亡国实属难免。
七月二十三日，使节团过山海关，正式进入关内。百余年前清兵入关是清朝得以建立的基础。作者在《山海关记》一篇中有感而发：“呜呼!蒙恬筑长城以防胡，而亡秦之胡养于萧墙之内；中山设此关以备胡，而吴三桂开关迎入之不暇也。”斥责吴三桂引狼入室，使得“天下第一关”形同虚设。
进入北京之后，前明遗迹更比比皆是。万寿山上“有三檐殿阁，立四法轮竿，皇明毅宗烈皇帝殉社之地也”；武英殿中，“是时明亡仅阅月，而我国从人见武英殿龙墀祗有蝙蝠矢，相视流涕”；至京城的象房，朴趾源想起“崇祯末，流寇破京城，过象房，群象皆垂泪不食”。象犹如此，人何以堪!在象征国家社稷所在的宗庙里。作者痛惜地说：“曾见《绥寇记略》：崇祯十六年五月，京师雨血，通夕雷霆。太室神主颠倒，宝鼎彝器皆融。又六月二十三日夜，霹雳起奉先殿，庙门金铺皆为龙爪所熔化，庙前石上有龙卧痕。呜呼!甲申流寇之变，千古所未有也。天崩地坼，九庙震荡，而因为觉罗氏观德之所，则恶能无似此大变怪哉!”明亡带来的悲痛无以言表，与《诗经·黍离》篇中周大夫的亡国之痛何其相似乃尔!
除了前明遗迹，沿途所见中国人的穿着也屡屡引起作者对明王朝的追思。清代明后，改换衣冠制度，汉服绝迹而满洲服饰盛行，这些在朝鲜人眼里是和剃发一样以夷变夏的无稽之举。使节团途经石桥河时，朴趾源看到“前屯卫市中设场戏……演剧者蟒袍、象笏、皮笠、棕笠、藤笠、鬃笠、丝笠、纱帽、幞头之属，宛然我国风俗。道袍或有紫色而方领黑缘，此似古唐制也”。虽然明亡之后汉人衣冠在日常穿着中已不复存在，但居然在戏台上得以保留，朴趾源为此感慨：“呜呼!神州之陆沉百有余年，而衣冠之制犹存，仿佛于俳优戏剧之间，天若有意于斯焉。戏台皆书‘如是观’三字，亦可以见其微意所寓耳。”对保留于戏台之上的华夏衣冠，作者寄予厚望。
对待清朝礼制所规定的服装，朴趾源的态度甚为不屑。他在《避暑录》一篇说：“李绂《穆堂集·庚寅元朝早朝》诗：‘朝鲜内属来王久，肯怪衣冠太俗生。纱帽版袍春入贡，海隅日出最升平。’朝日山庄门外，见千官退朝，茜帽蹄袖，使人大惭，而我使衣冠可谓灿如仙人。然街儿见怪，反谓场戏一样。悲夫!”
以上根据《热河日记》，从尊明图报、攘清斥夷、黍离之悲三个方面，总结分析了以朴趾源为代表的朝鲜士人对亡明的“遗民”情怀。接下来，再进一步分析朝鲜人产生“遗民”情怀的原因。
三、朝鲜人“遗民”情怀产生的原因
朝鲜王朝在明季诚心事大，明亡后上至君臣、下至妇孺，举国思明。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宗藩关系史中都极为罕见，以致《明史·朝鲜传》中有“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的说法。朝鲜对明朝的忠诚，自然有儒家尊攘、朝鲜慕华的因素在内，但真正令“大明”二字在朝鲜被赋予超越宗主国意义的原因，还应归结到明朝施于朝鲜的三桩大恩，即明太祖亲赐国号的“大造之恩”、明神宗匡复宗庙的“再造之恩”及崇祯帝危难之中发兵思救的“东援之恩”。正是明朝于朝鲜的大恩，使朝鲜人自然而然地生出“有此三大恩而不思崇奉，则岂可日礼义之邦也哉”的感叹，因此在明亡之
后久久陷于“遗民”情怀之中。关于朝鲜信奉儒家尊攘思想及慕华的历史渊源，学界已多有论述。这里只对明朝于朝鲜的“三大恩”加以申述。
朝鲜王朝脱胎于王氏高丽王朝。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明，称明太祖，改元洪武。同年十二月，朱元璋遣使赴高丽告知消息：“……元非我类，人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荷天地眷佑，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养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日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次年，高丽国王遣礼部尚书亲至南京恭贺登极，并请封爵。明太祖随即颁布诏书：“尔高丽天造东夷，地设险远，朕意不司，简生衅隙，使各安生。何数请隶而辞意益坚，群臣皆言当纳所请，是以一视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虔恳，命承前爵，仪从本俗，法守旧章。”接受高丽为明藩属。同时颁布册封诰书：“咨尔高丽国王王颛世守朝鲜……今遣使赍印仍封为高丽国王，仪制服用许从本俗。”从此高丽奉大明正朔，行洪武年号，明室与高丽的宗藩关系宣告成立。
1 大造之恩。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废高丽宗室自立，嗣后以“权知高丽国事”的身份向明太祖遣使上表，称高丽宗室王瑶昏庸，“群臣国人以社稷生灵为虑，谓瑶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七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瑶于私第。择于宗亲无可以当舆望者，惟门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归附，于是臣等与国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国事，伏望圣裁，俯从舆意，以安小国之民”。面对李成桂已废高丽宗室而自立的事实，明太宗答复，“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默认了李成桂的政权。随后不久，李成桂“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如京师，以朝鲜、和宁，请更国号”。同年闰十二月初九，明太宗答复，“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允许李成桂更改国号，相当于承认了其政权的合法性。于是李成桂“下教境内：……诚宜播告中外，与之更始。可自今除高丽国名，遵用朝鲜之号”。绵延五百余年的朝鲜王朝就此奠基，正式继承了明室与高丽间的宗藩关系。
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建立在“以小事大”的儒家伦理之上。《诗经·小雅》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即天下百姓都是中国天子的子民，而外邦国主应该以臣节事中国天子，奉中国正朔，谨守君臣之礼。随着儒学在朝鲜的植根，儒家理论很自然地常常被朝鲜用做处理本国与中国关系的准绳。在接受事大理论、强调君臣伦理的朝鲜士人眼中，本国是否事大以诚、事大以敬，都必须放在道德标准上加以审视。李成桂仕于高丽时，便曾以此为由，反对出兵与明朝争夺辽东。在给高丽国王的上书中，李成桂直言：“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我国家统三以来，事大以勤。玄陵于洪武二年，服事大明，其表云：‘子孙万世，永为臣妾。’其诚至矣。殿下继志，岁贡之物，一依诏旨，于是特降诰命，赐玄陵之谥，册殿下之爵。此宗社之福，而殿下之盛德也。……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建国之后，李成桂遂将朱子性理学奉为官学，并理所当然地将事大原则确立为日后朝鲜王朝对明外交的基本准则。
2 再造之恩。16世纪末，日本武将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分裂已久的日本，出任关白，旋即开始筹划侵略朝鲜，企图进而争夺中原。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明神宗二十年，即朝鲜宣祖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倭寇至”，日本分三路直逼汉城。此时的朝鲜王朝，已“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使得“郡县望风奔溃”。随着战线逼近，宣祖不得不放弃汉城，先至开城，后至平壤，又至义州，“旦暮且渡鸭绿江”，向明廷派出的“请援之使络绎于道”。明廷应宣祖之请，发辽东精兵二支赴援，却不料惨败于平壤，明廷震动。是年九月，宣祖见到了明神宗的敕使。神宗皇帝在敕令中劝慰朝鲜君臣：“尔祖宗世传基业，何忍一朝轻弃，亟宜雪耻除凶，力图匡复。更当传谕该国文武臣民，各坚报主之心，大奋复仇之义。”并告知“朕今专遣文武大臣二员，统率辽阳各镇精兵十万，往助讨贼”。十二月，明军渡江进入朝鲜，次年一月，一战而收复平壤，再战而收复开城，将盘踞各道的日军逼回汉城。丰臣秀吉知道，在明军的干预之下，短时间内无望占领朝鲜。于是他放弃汉城，将军队撤回南部釜山一带，同时遣使与明议和[9](P292—293)。
这场旷日持久的议和终以失败告终。议和失败之后，战端重开。这次双方都早有准备，日军无法像先前那样长驱直入；明、朝联军尽管组织了数次进攻，在战略上渐居优势，却始终未能予日军以致命打击，战争于是陷入僵局，以致明朝朝中出现了“以东征师久无功，汹汹谓当撤兵”的声音，但神宗皇帝不为所动，“还着一意进剿，务收荡平之功”。终于，明、朝联军水军乘丰臣秀吉病亡、日军撤退之机，在露梁海面阻截围歼其舰队，此役日军几乎全军覆没。至此，明朝帮助朝鲜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将日军全部逐出了朝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自倭乱朝鲜七载，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确实可称得上是倾国相助，使朝鲜国境得复，国祚得延。朝鲜举国上下对此感激涕零，对明朝的尊崇从此达到了极致。国内局势既定，朝鲜遂为明朝将士逐一建立祠宇，以感念明朝相救于危亡的恩德。不仅当时人人感恩于明，其后朝鲜的历朝君臣士人论及明朝时，也无不极言神宗皇帝的恩泽之厚。翻阅《朝鲜王朝实录》，如“此兴灭继绝、雪耻除凶之恩，千百世所不能忘者”、“其兴灭扶颠之德，与天无极，此古今属国之未始有得于天朝也”之语，俯拾皆是。尽管朝鲜后来被迫臣事于清，朝鲜人却仍然以“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自居。朴趾源也在《热河日记》中写道：
昔倭人覆我疆域，我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师东援之，竭帑银以供师旅，复我三都，还我八路，我祖宗无国而有国，我百姓得免雕题卉服之俗，恩在肌髓，万世永赖，皆吾上国之恩也。
这种对神宗皇帝匡复朝鲜宗庙之恩的体认与感怀，成为朝鲜士人日后不忍负明的最直接的情感基础。
3 东援之恩。1636年，明朝衰亡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而后金皇太极率军攻入朝鲜，签下“江都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已经十年。十年来，尽管“为弟”的朝鲜年年需向“为兄”的后金贡献方物，但从当初订盟时商定的“不禁朝鲜与明朝来往”、“朝鲜致后金文书纪年只用干支”两点尚能得到执行。不料这一年二月，皇太极遣使通报朝鲜，自己将由汗改称皇帝，希望朝鲜参与劝进，顿时朝鲜举国哗然。士大夫纷纷上疏，痛批此事：“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我国素以礼义闻天下，称之以小中华，而列圣相承，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今乃服事胡虏，偷安仅存，纵延晷刻，其于祖宗何，其于天下何，其于后世何!”“岂忍以堂堂
礼义之邦，俯首犬羊之虏，竟遭不测之辱，重为祖宗之羞乎!……虽以国毙，可以有辞天下后世也!”宁肯死节亦不愿失节。此外尚有一百三十八名太学生联名上疏，请斩使焚书。在举国激忿的情势下，仁祖乃不见其使，不受其书。四月，皇太极称帝建清，改年号崇德，是为清太宗。当时恰有朝鲜使臣在清廷，遂被要求跪拜朝贺，亦为朝鲜使臣慨然拒绝。这两桩事由表明清、朝关系已公然决裂，为皇太极再次征伐朝鲜提供了借口。
是年十二月，皇太极领兵亲征朝鲜，一路望风披靡，仅十余日便已迫近汉城。情势紧迫，仁祖将王子和妃嫔全部送往江华岛，岛上驻军严密戒护；仁祖自己也撤出汉城，檄令国中各道勤王，与世子百官避往南汉山城固守待援。朝鲜告急的消息也传人中国，崇祯帝随即“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三月，洪范奏官兵出海”。崇祯帝不知道的是，早在一月二十二日，多尔衮所部清兵已经攻陷江华岛，俘虏了岛上的朝鲜宗室，押至南汉山城下逼迫仁祖输诚。一月三十日，仁祖被迫率世子百官出城，与清人签订了城下之盟。因此，当官兵出海后“越数日，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世子被擒，国王出降’”时，崇祯帝仍“以继祖不能协图匡救，切责之”。
实际上，此时的明王朝内有寇乱，关外有虎狼之敌，社稷已岌岌可危。尽管崇祯帝有心施以援手，但此时明朝已无力再助朝鲜脱于危难，不久自身亦遭覆灭。北京城破之时，崇祯皇帝殉社稷而死。噩耗传入朝鲜，“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在沈阳的右议政李敬舆也密疏回国，疏中只道“天下事一至于此，雪涕痛哭不知所达”。崇祯皇帝之死，在朝鲜君臣的眼中，意味着三百年来诚心事奉的皇明上国的沦亡，因此成为朝鲜人集体记忆中长期无法抹去的悲痛。
另外，因为消息阻隔，崇祯皇帝曾发兵相救之事直到明亡百年之后才为朝鲜君臣所知。1749年，即乾隆十四年、朝鲜英宗二十五年，“三月朔己酉，应教黄景源日：‘臣见皇明史朝鲜传，崇祯十年正月，朝鲜告急，帝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出师之恩，毅宗、神宗何间。况毅宗不责我不能守城，反责继祖之不能救，其悯念属国之恩，未有如我毅宗者也。”’英宗闻奏，也感慨万端：“毅皇之时，天下何如，而命将出师，以救外藩。及闻朝鲜下城，只责其将帅之不能协图，其为感泣．当如何也。此实与壬辰之恩无异同。”“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毅宗德意，无异神皇。”将崇祯皇帝危难之中发兵施救的恩义与神宗皇帝的再造之恩相提并论。从此，朝鲜人念念不忘于明朝的，除了“大造”、“再造”之恩，又多了崇祯帝发兵思救的东援之恩。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即写道：
我东服事皇明二百余年，忠诚剀挚，虽称属国，无异内服。……崇祯丙子清兵之来也，烈皇帝闻我东被兵，急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以赴援。洪范奏官兵出海。而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帝以继祖不能协图匡救，下诏切责之。当是时，天子内不能救福、楚、襄、唐之急，而外切属国之忧，其救焚拯溺之意，有加于骨肉之邦也。及四海值天崩地坼之运，薙天下之发而尽胡之，一隅海东虽免是耻，其为中国复仇刷耻之心，岂可一日而忘之哉!
对“大造”、“再造”、“东援”这三桩大恩，英宗曾经这样描述：“呜呼!我国受高皇莫大之恩，特许封典，锡以国号，以外藩小邦，礼遇之隆，复绝千古。复蒙神皇再造罔极之恩。丙子之乱，毅皇命将东援。追惟皇恩，涕泗霑襟，欲报其德，昊天罔极。”从获知崇祯皇帝东援事迹的英宗二十五年起，设于朝鲜王宫禁苑的大报坛由专祀神宗皇帝改为并祀明太祖、明神宗和明毅宗崇祯帝，以使“皇朝之日月”，“复照于朝宗之邦”。寄托着朝鲜君臣感怀故明的大报坛，成为朝鲜人“遗民”情怀最富有代表性的具象化体现。
四、余论
尽管朝鲜一直对明朝念念不忘并在情感上强烈排斥清朝统治者，清王朝却仍沿明制，直到乾隆、嘉庆时期，还把朝鲜当做在文化血脉和政治关系上最亲近的藩属之国，将其置于琉球、安南、缅甸之前。可是，随着明王朝历史背影的远去，朝鲜与中国也渐行渐远。如上所说。朝鲜人在怀念明王朝的同时，对屈身朝觐清朝皇帝充满了无奈、怨怼和屈辱。一个叫金钟厚的人曾经给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直言“所思者在于明朝后无中国耳”，因此他们“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中国)之贵”。相反，他们却骄傲地宣称：“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此消彼长，当朝鲜人以儒家正统自居、为风俗端正骄傲的时候，他们曾经顶礼膜拜的华夏“天朝”自然也就一落千丈，成为鄙夷轻视的对象。无独有偶，曾经对泱泱中华心悦诚服的日本早在1587已由丰臣秀吉宣布为“神国”，不再以中国为尊；明清易代之后，日本更是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以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以自己为“华”，以中国为“夷”。随着明清易代之后日本和朝鲜对中国态度的巨大转变，17世纪中叶之前的东亚文化共同体渐渐趋于解体。对此，葛兆光先生在其长文《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已有深入的分析。本文只想强调，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人普遍存在着怀念明朝、排斥清朝的“遗民”情怀；这种“遗民”情怀带来的是对现实“中国”(即清王朝)的不认同，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我们今日呼唤建构新的东亚共同体的时候，也许应该拂去尘埃，让历史呈现出客观清晰的面容，给现实以启示和借鉴。
责任编辑 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