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儒家的“成人之道”希望人们做“全人”，并提供了范式。曹植生于王侯之家，儒家文化熏染使然，“成人之道”范式伴其终生。随着曹操的逝世，曹植的人生陷入囚徒般的泥潭，人生态度发生较大变化，但其辞赋中却彰显了儒家的“成人之道”，其作品内容体现着他一直恪守着“君子”的价值目标，恪守着价值能力上的“仁”，价值取向上的“义”，价值规范上的“礼”。
关键词：曹植；后期辞赋；儒家；成人之道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1—8204(2008)04—0122—03
收稿日期：2007—12—01
作者简介：李焕有(1962—)，男，河南偃师人，洛阳理工学院副教授，河南省教育厅2006年度学术技术带头人，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论语·宪问》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可见，所谓“成人”就是“全人”。成人、全人是儒家贤哲们的理想人格，并且给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人”模式，即成人的价值目标、价值能力、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等几个方面。作家的作品既是社会生活投映心灵的产物，又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积淀[1]。曹植生于王侯之家，从小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青年时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受宠有加，追求“成人之道”自然而然。但随着曹操的逝世，曹植的地位急转直下，降到“屡欲加害”的地步。此时的曹植身心交瘁，精神备受折磨，思想一步步向庄子思想靠近，常用庄子哲学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以求暂时的解脱。但曹值本性仁厚淳朴，其儒学正统观念依然存在。本文以研读其后期赋作，尝试探讨曹植如何在困境下恪守儒家的“成人之道”。
一、恪守之价值目标——“君子”
孔子的成人价值目标是君子。据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词典》统计，“君子”在《
论语》中共出现107次，孔子弟子就曾多次向他请教君子之道。如其弟子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由孔子对两个弟子的不同回答，可以揭示出其君子的两个不同的致力路向：向内强调“内省”、“反己”，强调个体生命自身的德性内充；向外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孟子也讲“君子”，他对君子的追求已经系统化为“大丈夫”[2](P141)。荀子对君子的称谓是“圣人”，要“立言”、“立德”和“立功”[3](P19)。
由此看出，儒家心目中的君子就是“道德人”和“政治人”的综合体[4]，推行的是“内圣外王”之道。
曹植在后期的生活中，虽然处境险恶，但仍然把做“道德人”放在第一位。
在他的一些咏物赋里，作者总爱以清丽高雅的白鹤(《白鹤赋》)、高风亮节的蝉(《蝉赋》)等作为正面歌颂的对象，因为它们正象征着高洁的道德情操。
白鹤一直是众人赞美的鸟儿，它仪态优美，从不炫耀，只是隐居在靠近幽深树林的地方。白鹤的形象寄托了作者对那些品质美好的人们的肯定和赞扬。这样品行高洁的白鹤，本来可以任意驰骋，大展鸿图，却“遘严灾而逢殃”。在突如其来的挫折面前，白鹤只能“太息而抵惧”、“吞声而不扬”，只能“恒窜伏以穷栖，独哀鸣而戢羽”。那处于悲苦之中，东奔西走，孤独寂寞而不自暴自弃的白鹤应该是作者虽过着“号则六易，居实三迁”，“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囚徒般的生活而不避世的写照。他“冀大纲之解结”，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使自己能够像白鹤一样，“得奋翅而远游”，在广阔的天地里做出一番事业。
在《九愁赋》中，他表白“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自己决心保持清素的操守，宁愿忍受痛苦和打击，也不愿与宵小之人同流合污，表现了自己高洁的德行。
做“道德人”仅仅是曹植做人的基础，做“政治人”才是他的最大追求。做“政治人”主要表现在“建功立业”上。综观曹植一生，“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不仅是他春风得意青年时代的追求，而且在命运多舛的壮年时期也是矢志不渝。
其一是建功立业之志向。《玄畅赋》序中写道：“夫富者非财也，贵者非宝也。或有轻爵禄而重荣声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异情，杨、墨殊义。聊作斯赋，名曰玄畅。”可以说，曹植没有把财宝作为富贵的标准，而是把“重荣声”、“徇功名”作为自己的志向。而面对自己所处之境，只能“嗟所图之莫合，怅蕴结而延伫”。但他并不甘心，而是“希鹏举以抟天，蹶青云而奋羽”。以期实现自己的理想：建“道德”房，筑“无怨”墙，播“慈惠”圃，耕“柔顺”田，达到“超凡脱俗、留名千载”。故而坚定不移地表示：“臣闻士之羡永生者，非徒以甘食丽服、宰割万物而已；将有补益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5](P506)。
曹植的《骷髅说》仿张衡《骷髅赋》，虽以“说”名，实为赋体。与骷髅对话阐明哲理源于《庄子·至乐》。庄子到了楚国，在路边看见一个空骷髅，就停下猜测它为何而亡，到夜间梦见骷髅对他说话。后张衡《骷髅赋》首次铺而演之，曹植次之。期间都有问话一节，从中可以体会作者志趣之异同。曹植先问骷髅是为救国君之难而献身的吗?还是身披铠甲手持利剑而命丧战场呢?可见他一生想着建功立业，无时无刻不忘表白自己的志向[6]!
其二是“建功立业”志向无法实现后的哀叹。《感节赋》透露了曹植这样的思绪：春日出游看见春天景物的美丽，想到的却是“唯人生之忽过，若凿石之未耀”。人生倏忽而过，像凿石头摩擦出的短暂火花，这个比喻恰切地表露出了作者感叹自己不能实现理想的哀痛。其中“欲纵体而从之，哀余身之无翼”与《临观赋》中“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有异曲同工的伤感。曹植在封地名为藩王，实为囚徒，事事受到监国使者的监视，终日“禽息鸟视”，如“圈牢之养物”，没有行动自由。想插翅高飞以展鸿图，无奈行且不能自专，何以实现理想抱负?其中“惧天河之一回，没我身乎长流”，“匪荣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几句集中描写了作者面对春光明媚却担心“吾志之不从”的深沉忧患意识，充满了对生命不永、令名不立的感叹。
二、恪守之价值能力——“仁”
《论语·雍也》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以看出，“仁”乃视人如己，净除私累之境界。劳思光先生认为此种境界是一“自觉境界，不假外求，不受约制”，为“自我之
主宰性”[7](P88)。梁漱溟先生认为“此敏感的知觉，就是孔子所谓仁”[8](P131)。显然，儒家把“仁”的核心框限为“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自觉”。
据《魏略》记载：曹操去世前召曹彰(曹植之同母兄)，曹彰未到，曹操即崩。“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曹植在此时提到了袁氏兄弟，足见其行事能念及骨肉之情，不忍心也不愿意与手足曹丕互相残杀，仁心、善性在此昭然。
在听到曹丕代汉献帝自立的消息时，曹植误以为刘协已死，情不自禁地“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曹丕此后说：“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者!”曹植因此而得到的惩罚就不言而喻了。而在曹丕即帝位既成事实之后，他不但从未有过任何愤激之语，反而表白自己忠心耿耿的章表呈奉不停，其言辞恳切卑恭，有时甚而近于谀奉。在《九愁赋》中，作者反复表白自己“虽危亡之不豫，亮无远君之心”，对君王的忠诚决不会因为自身境遇的穷困而改变。由此可以看出，曹植对汉献帝表示的是“忠”，对魏文帝表示的也是“忠”。这正如其在《求自试表》中写的：“臣闻士之生也，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这是儒家思想“仁”表现，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自觉能力”。
这种“自觉”还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太和六年，曹植到京参加朝会，面对繁华京都，交流各方诸侯，反观自己困兽之境，心绪难平，《临观赋》顺手而出：“登高墉兮望四泽，临长流兮送远客……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叹《东山》之溯勤，歌《式微》以咏归。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在此，曹植咏《东山》，可以体会到他对国事的关心以及对贫民痛苦的理解和悲哀；唱《式微》，可以体会到他希望回到皇帝身边，为“君之故”，甘愿晚归且滞留在露水、泥浆中。所以，有感而发：进无路，退无隐，游无鳞，飞无翼，表白自己甘愿为国出力献策而无能为力的无奈。这种无奈是情不自禁的心声，是感觉自己作为一臣民不该不如此，但又不能如此，故而悲“予志长违”。
在《九咏》中，作者担心奸佞小人将国家倾覆：“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国之未静。任椒兰其望治，犹倒裳而求领。”明确表示，任用佞臣还希望大治，简直就像颠倒衣裳而寻找衣领一样的无用。一般地讲，作为不受重用之臣，对待皇上的做法，或者视而不见，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像他这样的劝谏，没有委婉迂回之法，而是直抒胸臆，明显表示了不以自己荣辱得失为重，这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好诠释。
三、恪守之价值取向——“义”
“仁”是自觉，是达致“君子”境界的能力，然而，依此进行价值判断时须有价值取向——“义”，即在“义”的规制下进行价值判断。
从“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等可知《
论语》中“义”的主旨是说明一种“正当性”或“道理性”[7](P83)。
孟子充分发挥了孔子对“义”的解析，主张“重义轻利”。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重义轻利”思想，他说：“……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仪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荀子·非十二子》)总之，事物的存在和事情的发生皆有依据，提醒人们去做事和认识事物时就必须从其“依据”这一“正当性”出发，充分思考它、体验它，才不会使其行为变得无意义。
曹植深谙“义”的精髓，故而在其行为上首先表现为亲情友情上。据《陈思王植传》载：“四年，徙封雍丘王。”是年做《怀亲赋》。关于此赋的创作，朱绪曾《曹集考异》曰：“此封雍丘时过济阳县作。济阳与雍丘俱属陈留郡。”综合这些信息及赋序中“济阳南泽有先帝故营，遂停马住驾，造斯赋焉”的叙述，可以揣摩其创作缘由：父亲曹操曾在此安营扎寨，作为儿子，经过亡父的故营，思绪飘回了随父从军的日子，睹物恩情，赋作跃然纸上：“猎平原而南骛，睹先帝之旧营。步壁垒之常制，识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仿佛于平生。回骥首而永游，赴修途以寻远。情眷恋而顾怀，魂须臾而九反。”“睹旧营”“情眷恋”，透出的是对亲人有加的忆恋，“骥首永游”“修途寻远”，以反思自己昔日的过错，缅怀父亲的伟业，而希望自己的修养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
对长辈是这样，对晚辈也是如此。作为父亲，曹植两女相继夭折。其《慰子赋》写断肠人面对空房孤帏，从日落到月出，从星空看到朝阳，衣含霜而湿，可谓句句泪，声声悲。
在曹植的创作中，友情诗赋占有相当分量。其中《野田黄雀行》一诗运用象征手法，以黄雀投罗喻知己落难，以少年喻能拯救知己的侠义之士。此时的曹植以待罪之身，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虽有心救助被己连累的友人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期望并祈祷能有一位侠义之士伸出援助之手，像拔剑削网的少年救出落难的黄雀一样，去拯救自己的友人。而此时，他自己还是“泥菩萨过河”，但对友情却丝毫没有打折。正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所作的评价：“对友情如此强烈的赞美，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性质”[9](V130)。
其次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如果曹植仅仅是在家族、朋友之间表现出“义”的风范，那与常人无异，最多算是“小义”。只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能彰显“大义”。《感婚赋》描写了一位怀春少女因“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而“慨仰首而太息，风飘飘以动缨”。民间女子那种愁绪和渴望跃然纸上。《愍志赋》用女子口吻和第一人称的写法，描写了男女相爱却不能终身相守的悲哀，心中有爱但现实中却是真情壅隔，世上没有比此更让人痛苦的了。“哀莫哀于永绝”四句真切地表现出痴情女子为爱守候、日渐憔悴的状貌，让所有有情人不禁为之叹息生哀!
程章灿对建安赋家关注妇女(如对弃妇、寡妇的同情)和儿童(如对不幸夭折的幼童的伤悼)归结为觉醒的生命意识，谈及曹植赋时总结：“这些与其说是对妇女儿童的不幸的同情，不如说是对人类共同不幸的同情，对脆弱而短暂的生命和生与死的忧思。”
四、恪守之价值规范——“礼”
“仁”是价值自觉，“义”是价值取向，那么具体生活实践就要循“礼”，“不成规矩，无以成方圆”，有规范之“礼”，发仁施义，方“有法可依”。
儒家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以“悌”为原则。这种观念的产生始自家庭私有制的出现。孔子在《论语·学而》里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朱熹释“悌”为“善事兄长”。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意思是说人如果能够做到家庭、氏族成员内部之间的和睦，就可以将之扩展到整个社会，从而取得社会的安定。而要想实现这种理想的局面，个人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从兄弟之间的关系考虑，儒家更多的时候是在强调弟对兄的顺从。后期由
于身份地位的改变，曹植“变弟悌而为臣忠”(钱钟书《管锥编》)，从儒家要求出发，尽一个作为臣子的责任。作为臣当然不能怨君，但自己的委曲又实在需要发泄，也只能发在确实恼人的小人身上。黄初年间，他为了遵循君臣之礼，不断地请罪，并作《九愁赋》以表自己仍然不忘恪守臣君之礼，“虽危亡之不豫，亮无远君之心”，表白自己心系君王；“以忠言而见黜，信毋负于时王”，表白自己尽忠言，不负王；“履先王之正路，岂淫径之可遵”，表白自己遵循先王之礼法，不会走乱礼之道。对“愁”的消弭是以“言志”方式解决的。这里的“言志”，并不是思想的任意驰骋，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自持的礼法和向往。曹植对曹丕说道：“将恐简易之尤出于细微；脱尔之愆，一朝复露也，故欲修吾经业，守吾初志。”又深恐力行不躬，“故为此令，著于宫门，欲使左右共观志焉”，甚至在曹丕死时，明白表示了“袖锋抽刃，欲自僵毙。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暖微躯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的殉烈陪葬志愿。曹植这样做，简单地看，好像是为了解决生命之虞，如果按照儒家“礼”的内涵去评判，就会认为是遵循“悌”的原则。
虽然曹植后期思想呈现出多元性，但儒家文化在其后期的生活中还是占居主导地位的。钟优民先生的《曹植新探》即认为曹植是“恪守儒家道德规范，身体力行，死而后已”的。陈良运《三曹三辩》也指出，曹植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与政治功利观念的左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曹植已经把“君子”人格深入骨髓，真正实践着“贫贱不能移”道德规范；二是做到了“君子坦荡荡”，正如《
大学》所说“人之视已，如见其肺肝然”。
参考文献
[1]张瑞涛．论先秦儒家“成人之道”[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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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张耀南．“大人”论一中国传统中的理想人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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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则丽．曹植辞赋与散文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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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党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