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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主编《文艺阵地》是茅盾期刊编辑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茅盾与生活书店合作，于战乱的艰难环境中创办这份文艺半月刊，并使之发展成为影响最深、最广泛的抗战文艺刊物之一。《文艺阵地》的成功编辑经验突出表现在作者队伍建设方面。茅盾在期刊初创之时，就着手建立作者队伍，并以富有人文色彩的方法巩固作者队伍，编刊过程中尊重作者，珍视作品，从而为刊物赢得信任和良好声誉。在实践中，茅盾也阐发了成熟的编辑思想，他强调建立强大的作者队伍、强调利用编创结合的手段。
       关键词：茅盾；《文艺阵地》；抗战文艺；编辑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5-0160-03
       茅盾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我国现代期刊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编辑家。茅盾的期刊编辑生涯始于1916年，他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不久即被指派助编商务社所办的期刊《学生杂志》，自此以后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茅盾从事或参与了15种期刊的编辑活动。其中主编《文艺阵地》是其编辑生涯中较为重要的一段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却留下了丰富的期刊编辑思想和较有价值的编辑经验。
       一
       《文艺阵地》于1938年4月16日在广州创刊，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从创刊至1938年底的共18期刊物(至第3卷第6期)由茅盾独立主编。茅盾为《文艺阵地》建立了强大的作家队伍，使其成为抗战时期影响最深、最广泛的抗战刊物之一。
       1937年8月之后，上海的抗战局势越来越严峻，当时家在上海的茅盾将一双儿女送往长沙，归途中路过汉口，恰逢生活书店的经理徐伯昕办理生活书店总店迁移事宜。二人在汉口会面，徐诚恳地代表当时引领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请茅盾主编一本中型文艺刊物。茅盾答应先回上海，处理好那边的事务后返回汉口再做商议。1938年2月7日，茅盾到达武汉，很快和徐伯昕、邹韬奋会面，双方着手讨论办刊方案。最后确定刊名为《文艺阵地》，半月刊，每期约5万字；体裁包括创作、论文、短评、书报述评和国内外文艺动态等；编辑出版地点在广州。把编辑部设在广州是茅盾提出来的，他考虑到广州相对于汉口的印刷条件好一些，而且，战事的发展也对汉口不利。
       1938年2月24日，茅盾偕夫人与孩子到达广州，准备在那里创办《文艺阵地》。第二天晚上，上海《立报》总经理也是茅盾的老友萨空了拜访茅盾，请他去香港编《立报》的《言林》副刊。《立报》原是一张有进步色彩的很有影响的报纸，因为上海沦陷而停刊，萨空了准备把《立报》移到香港继续出版。经过萨空了的劝说，也出于经济、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茅盾同意到香港，在那里同时主编《文艺阵地》和《立报》的《言林》副刊。但《文艺阵地》对外公开的编辑出版地点仍称是广州，寄给《文艺阵地》的稿件、信件由生活书店广州分店及时送到香港，茅盾也要把编好的《文艺阵地》稿件及时托生活书店香港分店带回广州，他自己则每月回广州两次处理编辑事务并看校样。
       1938年4月16日，第一期《文艺阵地》如期出版并获成功。第二期由于有些生僻的字需要调换，而且广州不断遭日机轰炸，致使印刷所难以正常工作，以至于迟迟不能出版。经过磋商和奔波，茅盾将印刷地点秘密地移至当时印刷条件最好的上海。身在香港的茅盾不能每月前往上海发稿和看校样，只好将看校样的工作委托给他在上海的内弟孔另境。于是，从六月底出版的第四期开始，茅盾编《文艺阵地》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组稿、选稿、编稿，编好后就送到上海，第二步是写信指导孔另境编排版面。虽然有种种不便，但自此《文艺阵地》仍得以不断与读者和作者见面，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8年10月底，广州失守，香港形势严峻。1938年年底，茅盾受邀决定带领全家去新疆。离开香港前，他将《文艺阵地》的编辑工作交给了楼适夷，但接下来的《文艺阵地》主编之名仍署茅盾，直至第五卷才开始署“茅盾·适夷”主编。到了1940年8月，《文艺阵地》出至第5卷第2期时被查禁停刊。1941年1月，《文艺阵地》在重庆复刊，出第六卷第一号，新出的《文艺阵地》仍署茅盾主编，但实际编辑工作由叶以群和罗荪来做，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文艺阵地》于1942年1月出第七卷第四期后停刊。
       二
       茅盾主编《文艺阵地》不足一年，然而他周密的工作使这份刊物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以至于后来的接编者楼适夷在《茅公和(文艺阵地)》一文中坦言，自己接编《文艺阵地》时，“茅公已经把一切基础都奠定好了”，自己很顺利地就工作起来。
       相对于茅盾参编的其他刊物，《文艺阵地》的成功经验突出表现在作者队伍建设方面。《文艺阵地》在作者队伍建设方面的经验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将实现编辑意图的前提立在稿源上，通过长期地自觉地编辑准备，及早着手建立作者队伍，培养中坚力量。
       《文艺阵地》创办于中国时局多变、战乱纷扰的时期，当时，多数文化工作者不断迁移、居无定所、且难以安心写作，这就给编辑组稿带来很大困难，但是，在其他文艺刊物稿源捉襟见肘之时，《文艺阵地》却能独受青睐、稿源不断，这不得不令人佩服茅盾成功的作者组织工作。
       实际上，早在《文艺阵地》还只是个意向时，茅盾就开始着手挖掘作者和培养作者队伍了，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1938年1月，也就是徐伯昕和茅盾在汉口初次谈到办刊的第3个月，当时刊物名称尚未确定，茅盾在长沙暂住时偶然见到了小说家张天翼，他立刻邀张为自己将办的文艺刊物写一篇短篇小说。他说，当时报告文学多，小说少，而文艺刊物应当多载小说。张天翼在茅盾的鼓励和“催逼”中写就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后来登载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不仅小说一炮打响，而且使《文艺阵地》得到了热切关注，茅盾后来在《我走过的道路》(下)中说：“创刊号费尽了心力终于出版了，各方面反应都很强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炮打响了’。尤其引起热烈反应的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华威先生》也使张天翼视茅盾为知己和伯乐，此后又不断地给杂志投稿。
       茅盾作为编辑人，在刊物的出版酝酿阶段就能够抓住各种机会，向合适的作者提出合乎办刊宗旨的写作请求，足以证明他有着长期的自觉的编辑准备，正是因为他把稿源当作实现编辑意图的前提，才可能了解和熟悉文艺工作者和文坛的情况，惟其如此，才能保证成功地约稿、约到成功的稿。
       办刊事宜确定下来之后，茅盾的约稿范围就更为紧锣密鼓了。他的约稿以熟人为核心：身在汉口的，他就登门拜访；不在汉口但是知道行踪的，就去信约稿，像老舍、楼适夷这样既是老朋友又能妙笔生花者，就是这样被盯住并如约交稿的；同时，他又力图纳入一批新生力量：请交际广的朋友代为向不熟悉、不认识的作家们约稿，当时在《新华口报》工作的楼适夷就曾受托在武汉为《文艺阵地》联络组稿。此外，他还利用一切大大小小的聚会向文艺界同仁阐明这份刊物的宗
       旨，恳请大家支持。这种种努力为刊物做了极其有力的宣传，使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因而，茅盾在到达香港筹备第一期时，投到《文艺阵地》的稿件就源源不断地由广州生活书店转来。
       第二，以富有人文色彩的方法积极巩固作者队伍。
       为了形成牢固的作者群体，茅盾采用的方法格外人性化。《文艺阵地》上有一个登载短消息的栏目叫做《文阵广播》，堪称是《文艺阵地》的一个特色栏目，其宗旨在于传递文化信息。每一期的《文阵广播》一般登出1-10则信息，短则三四十字，多则二三百字。其中最多的是文艺工作者的来信摘录，内容包括作家生活、战斗和创作近况、新文艺团体成立、新报刊创办，以及新的文艺活动等等。这些信或写给茅盾本人，或写给《文艺阵地》，摘录中还常常夹以编者茅盾的补叙或插叙。比如第一卷第三期中摘录了文艺工作者黑丁的来信，谈到其近况，茅盾还补充说黑丁随信寄来的文章《行进在太行山》将在《文艺阵地》的第四期刊登。第一卷第六号《文阵广播》中，摘录了了另一位作者张天虚的信：“此次随军突围，在生活上及意义上，都有相当价值，如有功夫，想把它写出来……”茅盾进而补充说，天虚安全地突围出来了，他写了《突围》实录随信寄来，其中一部分就在本期的《文艺阵地》刊出。
       显然，作为一位有伟大成就的文学家，即使不编刊物，茅盾和其他作家也常常会有书信来往，但是，根据《文艺阵地》的办刊宗旨，设立一个专门的栏目，将这些书信像选稿那样加以选择刊登出来，所选内容又围绕着受读者和作者群体关注的作家生活与创作近况、文艺界最新情况等，这就反映出编辑家茅盾实现编辑意图的自觉。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栏目，却反映了茅盾在编辑工作上的独具匠心。它让作者与编者或刊物的来往书信获得了成倍的信息价值，整个作者群体借此得以互通声气，读者借以了解所关心的作家和文艺界新的动向，而作为《文艺阵地》主编的茅盾也因此有了更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能够长期紧密地团结一大批作者，也使《文艺阵地》以其人文关怀而更受读者喜爱。
       第三，尊重作者，珍视任何一部作品，为刊物赢得信任和良好声誉。
       茅盾深深了解并理解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感情，所以，对于任何作者(包括名不见经传者)的作品，茅盾都非常珍视。他从不任意改动作者的作品，若必须改动的，也要尽量征求作者意见和尽快通知作者。在主编《文艺阵地》第二期时，开始出现排印不出某些生僻字的情形，由于来不及与作者商量，茅盾只好擅自换字，为此，他专门在第一卷第二号的《文艺阵地》的《编后记》中诚恳地做了解释，并请求作者原谅。
       虽然时局不稳，邮寄既费资又常不能顺利到达，但对所有不予采用的稿件，茅盾依然要寄还并复信说明；如作品刊登了，也一定会向作者寄赠刊物。但是正如《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十二期《编后记》中所说，“各地的交通时时在变动中”，复信、退稿、样刊并不一定都能到达作者手中，茅盾为此在《文艺阵地》第1卷第12期《编后记》中郑重地向作者们道歉。在《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二期的《编后记》中，茅盾还进一步叮嘱：“我们收到的稿件中凡附有邮票嘱咐不用时寄还的，都已一一照办；但因交通时受阻梗，远道的退稿能否寄到，实在没有把握，所以请求朋友们，凡是短稿(尤其是诗)最好能够自留一个底子……至于万字左右的长稿，即使不附邮票，我们倘若不用时，仍当寄还，但通讯地址至少是两个月内适用的……”
       由于收稿较晚不及付排等原因，有时会出现已经通告要在某期刊登的文章未能如期刊出的现象，尽管其根本原因在于受当时的印刷条件和交通状况所限，但只要未如期刊登，茅盾必然在当期刊物《编后记》中说明原因，向作者和读者真诚致歉，并通告预备刊出的期号，还会专门写信向作者说明情况。茅盾曾在创刊号《编后记》中预告第二期将发表戈宝权的论文《苏联戏坛近况》，但因故改在第三期发表。第二期《编后记》中茅盾解释了此事，并于当月23日给戈宝权写了一封信，信中恳切地说推迟发表是因为稿件“虽已排来，然洋文无一字不误……因此弟权宜办理，将尊稿移到三期，不胜抱歉”。
       作者队伍的建设是《文艺阵地》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不足一年的《文艺阵地》编辑生涯中，茅盾正是通过勤恳细致的作者队伍建设工作，从而为刊物建立起一个既稳定又开放的作者群。
       三
       作为卓有成就的编辑家，在期刊编辑实践过程中，茅盾阐发了深刻而成熟的编辑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编辑的首要工作是建立强大的作者队伍，而强大的作者队伍应该是开放的和动态的。
       茅盾认为，期刊能否办成功，关键就在于编辑对作者队伍的建设工作做得如何。在《我走过的道路》(下)中，茅盾回忆：“《文艺阵地》的编辑工作是一帆风顺的——与各方面的关系建立了，稿件源源而来。”《文艺阵地》之所以成为抗战后期声望较大的文艺刊物，“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得到了广大作家的支持，在我亲自编辑的十八期《文阵》中，经常撰稿的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或者后来成名的作家，就可以列出七十多位”。因此，“《文艺阵地》是靠广大作家的乳汁滋养成长的”。这说明在茅盾眼里，正是《文艺阵地》团结了高质量的作者队伍，并和作者建立了长久的友好合作关系，才获得了很大成功。
       同时，茅盾十分重视建立开放的作者队伍，在他看来，作家队伍的创作风格和政治成分应该在不违背刊物政治立场的情况下具有多样性，这样可以保障作家队伍的广泛性，保障体裁与题材的丰富性，从而使刊物更为丰满，能够满足不同层面读者的需求。正是出于这种思想，他曾对左翼文艺刊物《北斗》的作者工作表示赞赏，因为《北斗》的作者除了左联的作家外，也有当时不少左翼刊物排斥的“自由主义”的中间作家。《文艺阵地》发刊词中说：“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各类的‘文艺兵’，为了抗战，在献出他们的心血。”也表明了他反对关门主义、力争广取博撷的编辑意图。由此可知，茅盾力图以期刊编辑活动缔构的是“一种全面的、民主的、爱国的文学结构，这种文学结构总的方向是革命的，但不是纯粹左翼的”。
       茅盾还强调强大的作者队伍必须是动态的。期刊的作者队伍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去调整和补充，对此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培养新的创作力量。茅盾主张将刊物当作发布新作的窗口和培养新人的沃土，在增强文坛创作力量的同时，也使刊物本身不断汇入新的作者力量，保证刊物旺盛的生命力，得以带给读者不断的新鲜感，获得长久发展的源泉。
       第二，编辑工作应充分发挥编创相结合的有效手段。
       完整的编辑活动涉及三种文化角色：精神文化产品的原创者即作者，作品的二次创造者即编辑，文化信息的接受者即读者(受众)。在文化产品的建构中，作者侧重单个产品的创造，而编辑侧重构成媒介的创造。然而身为期刊编辑者的茅盾，却以编创结合的方式，把作者和编者两种角色很好地集于一身，阐发了编创结合是编好期刊的有效手段的编辑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期刊编辑生涯中，茅盾的编辑活动始终是与他的创作活动相伴的，他曾在多家报刊上发表过大量作品，包括小说、杂感、游记等等。他主编《文艺阵地》时辟有《书报述评》和《短评》栏，其中《短评》栏刊登一些结合当时文坛现象的评论短文，代表了刊物的态度。在他编辑的18期《文艺阵地》中，《书报述评》共登文33篇，其中30篇出自茅盾；《短评》栏共登文21篇，其中19篇出自茅盾。仅在第一期《文艺阵地》上，茅盾就写了短评2则，书报述评3则。
       茅盾的这些文章，不是简单的编辑搞创作，而是茅盾在自觉地实践编辑意图。茅盾认为，编创结合的实质是期刊编辑以创作者的身份为他的编辑目的服务。在编创结合形态下，编辑虽然同时具有作者的身份，但他创造作品是一种在编辑宗旨的指导下自觉地实现编辑意图的行为，是亲手制造“文化产品的零部件”来完善文化产品的“整合组装”的行为。作为编辑的茅盾写文章，是建立在维护刊物宗旨的前提下的，实践编辑意图需要哪类文章，他就积极撰写哪类文章，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行为，而体现了编辑主体对编辑意图的实现。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