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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与阐释]《阿米莉亚》中贵族与平民形象分析
作者:韩加明

《国外文学》 2007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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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阿米莉亚》中有三个贵族形象,都是腐败堕落的化身。小说中最接近完美的是出身社会底层的奶妈之子阿特金森。通过这两种人物的不同刻画,菲尔丁表现了他对贵族阶级的失望和对下层人民的寄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思想意识的变化。
       关键词 菲尔丁 《阿米莉亚》 贵族 阿特金森
       《阿米莉亚》是亨利·菲尔丁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受到英美评论家注意比较少的作品。中国批评界对《阿米莉亚》也较少关注,最值得注意的批评是前辈学者范存忠先生50年代中期发表的《菲尔丁的(阿米莉亚)》。范存忠先生的论文有八个部分,先论述了《阿米莉亚》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版的,“有哪些基本内容,提出了哪些社会问题,存在着哪些缺陷或局限”,最后分析了小说的艺术形式,认为是“宽阔宏大的史诗格调与质朴无华的散文史传相结合”。过了将近50年,黄梅在2003年出版的《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第六章第四节讨论“《阿米莉亚》和写作的‘断裂’”,从喜剧风格到悲剧风格的变化、介入性叙述者形象的改变、对复杂女性人物的刻画等方面探讨《阿米莉亚》对《汤姆·琼斯》的发展。范存忠先生对于《阿米莉亚》的结尾给予批评,认为阿米莉亚突然得到遗产、布思突然皈依宗教难以置信;黄梅则从另一方面论述了这种结局的意义:“而作者甚至不屑少许填平横亘在阿米莉亚的困苦状况和骤然来临的好运之间的深沟,几乎是在有意提醒人们这体现‘诗意的公正’的喜剧结尾是多么不现实。小说最后四章里出现的那些巧合显得单薄而牵强,表现了作者的一种首鼠两端、徘徊不定的心态。”《阿米莉亚》的中译本直到2004年才出现。译者吴辉在译序中写道,“菲尔丁的四部长篇小说,前三部在我国都已出版,而且每一部都不止一种译本,只有这部《阿米莉亚》还未见有译本;在译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很高兴能填补上这个重要的空白。”该译本的出现必将推动我国菲尔丁研究的发展。本文主要从《阿米莉亚》对贵族和下层人物的刻画入手探讨菲尔丁意识观点方面的转变。
       《阿米莉亚》以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为中心:一是阿米莉亚必须处处提防某高贵勋爵(Noble Lord)和詹姆斯上校等人对其贞洁美德的引诱侵害;二是布思为了使家庭摆脱困境而千方百计地寻求新的任职。勋爵和詹姆斯这两个有权有势的人都许诺要为布思谋得任职令,但他们真正追求的却是引诱阿米莉亚,满足自己的情欲。小说着力描写的是一心想引诱阿米莉亚的勋爵,埃利森太太是他行使诡计的助手。他先是在听音乐会时以陌生人身份出现,考察自己的猎物。然后又通过给阿米莉亚的孩子送礼物来博得母亲的欢心。“这位勋爵虽然不在任何政府部门里任职,但他由于财产富有,因而能对那些在政府部门里任职的人施加很大影响。于是埃利森太太就找了个机会直率地向他推荐布思,请他考虑。”不久,布思前去拜访勋爵,后者表示很乐意为布思尽力,并说不久就能有好消息。仅仅过了两天,勋爵就突然来到布思夫妇居住的埃利森太太家,告诉他们说,自己已经为布思到政府部门走动过了。布思深表感谢,在此叙述者有这么一段评论:“这种许诺的技巧是大人物摆弄高傲架子的精明门道,是他们赐予恩惠时善于打算的表现;采用这种办法,他们赐予每一个恩惠,都接受到十倍的感谢;我这里是指那些真正有意帮助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骗取可怜人们的感谢,却根本从来不打算做出一点受之无愧的事情。”这段评论可以说是屡遭大人物许诺愚弄的人发出的肺腑之言。等到勋爵告辞之后,布思和阿米莉亚都为他的彬彬有礼而倾倒。后来,这位勋爵再次来到布思夫妇的住所:“勋爵好像跟那位大人物见了第二次面;由于布思的事情更有希望获得成功(我想,还没有得到绝对的许诺),他出于良好的心意就立刻来告诉布思。”这段叙述很有菲尔丁所擅长的反讽意味。“好像”暗示实际上可能没有第二次会面;没有“绝对许诺”的“更有希望”等于空话。
       后来勋爵通过埃利森太太给阿米莉亚送来假面舞会的票邀她赴会。由于布思已经从詹姆斯口中知道了勋爵惯于勾引女性,他坚决反对阿米莉亚参加假面舞会,夫妇俩为此还大吵了一架。但是,第二天一早听说军职有空缺,他们又后悔头一天拒绝了舞会的票,向埃利森太太表示那只是个玩笑。幸亏贝内特太太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阿米莉亚识破了勋爵的诡计。后来在一个社交聚会上,勋爵仍然试图引诱阿米莉亚:“他直接走到阿米莉亚跟前,信心十足地对她说话,仿佛他丝毫不知道他曾经以任何方式使她不高兴过;但读者并不会认为,埃利森太太曾向他隐瞒过任何秘密。”也就在这次聚会上,布思遇到了他以前的熟人特伦特上尉。这个特伦特在后来的故事中取代埃利森太太成了为勋爵拉皮条的人,而且直截了当地劝说布思利用阿米莉亚的美色为自己谋利:“我真但愿勋爵爱我的妻子就像爱您的妻子一样;我敢向您保证,我将会信赖她的贞洁;如果万一他战胜了它,那么上流社会也有足够多的人不会使我感到难堪。”这几乎就是大言不惭地贩卖妻子美色。菲尔丁在这一章的结尾写道:“特伦特断定,布思是个很傻的家伙;布思则开始觉得,特伦特比无赖好不了多少。”布思第三次被捕就是特伦特所策划的,目的仍然是为勋爵引诱阿米莉亚创造条件。
       除了这位勋爵,小说中还有两位不具名的勋爵。为了使布思得到任职令,牧师哈里森博士向一位曾经和自己做邻居的勋爵求助。他指出布思经验丰富,并有军功,理应得到为祖国服务的职位;另外他的家庭现在处于困境,急需得到帮助。但是,勋爵却说他帮助布思完全是看哈里森的面子,而且要以哈里森在市长竞选中支持特朗平顿上校为条件。由于哈里森知道另一个候选人更加称职,因此不能违背良心支持特朗平顿上校,于是勋爵答道:“如果您决定反对我们,那么我必须不客气地对待您,并坦率地告诉您,您所提出的那件事情,我不能为您效劳。”针对这种任人唯亲的官场腐败,哈里森博士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现在不提升一个该提升的人,但却提升了
       另一个不该提升的人,这显然是一个不公
       正的行为,因而不符合道义和正直的原
       则。这不仅对那个人是不公正的,而且对
       公众也是不公正的,因为所有的公共机构
       主要是或应当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才设立
       的。只有根据人们的能力来任用所有的
       人,否则就决不能取得这种利益或者取得
       的利益决不能完满。
       茂娜·舒尔曼在评论这一段故事时指出,“通过哈里森博士,菲尔丁强调不管是从个人还是从社会的健康方面来看,德行都必须得到报赏。而勋爵则认为博士的观点太理想化,在现实社会中德行与报赏没有必然联系。”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仍然大量存在。
       《阿米莉亚》中还有一个勋爵是贝内特的大学同学。贝内特夫妇婚后来到伦敦,生活困难,本来希望得到勋爵同学的帮助,但是却遭
       到冷遇。下面是贝内特太太的叙述:
       他走到近旁去向他行礼,因为他们过去的
       关系很亲密,所以他虽然表示出尊敬的态
       度,但却又显露出亲近的样子;这时勋爵
       停下脚步,十分严肃地对他说,他未能有
       幸认识他。“我的勋爵,”他说,“难道您
       这么快就把您的老朋友汤姆·贝内特给忘
       记了吗?”“啊,贝内特先生,”勋爵十分
       冷淡地大声说道,“是您吗?请原谅我的
       记性不好。贝内特先生,我很高兴见到
       您;但是现在务必请您原谅我,因为我有
       十分紧急的事情。”然后他没有更多的礼
       貌,也没有进一步提出什么邀请,就突然
       离开他,直接走进了马车。
       这场冷遇使贝内特受到极大打击。贝内特太太对阿米莉亚这样说道:“您是一位很有鉴别力的妇女,对于这样的一个举止,我用不着进行任何评论,虽然我相信它十分司空见惯,然而它却是冷酷无情和卑鄙下贱的,简直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而且和真正的道义和仁爱也是背道而驰的。”乔治·谢尔朋在他的论文中仔细探讨了菲尔丁对这些贵族人物的描写,然后指出,《阿米莉亚》对“贵族的麻木不仁和无视美德等方面的指责当然并不新鲜”,并引了约翰逊和斯摩莱特等人的作品为佐证。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结合菲尔丁自己此前的小说来看,却可以发现值得深思的变化。
       菲尔丁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与贵族上层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丁·白特斯廷在《亨利·菲尔丁传》中有详细介绍。把菲尔丁的小说同笛福和理查逊等中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加以比较,可以清楚看到其中的阶级差别,这也是伊恩·瓦特的名著《小说的兴起》的基本观点。瓦特认为:“与笛福和理查逊不同,菲尔丁却沉湎于古典文学传统之中,尽管他不是一个法则的盲从的支持者,但他强烈地感到,文学趣味日益增长的混乱状态需要采取严厉措施。”对古典形式的尊崇与对贵族(上层社会)意识的肯定在某种意义上是相联系的。《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的托马斯·鲍培爵士虽然出面不多,而且早早过世,但他绝不是个反面角色;对鲍培夫人的讽刺也主要指向她对男仆约瑟夫的情欲。小说虽然讽刺帕梅拉与鲍培先生的婚姻,但鲍培先生最后慷慨解囊,成全了约瑟夫与范妮的美满婚姻。菲尔丁把他的代表作《汤姆·琼斯》题献给他的贵族朋友利特尔顿,小说中出现的贵族人物费拉玛虽然曾经试图强暴苏菲娅,但他后来却自己认错,并为解救汤姆·琼斯出了力。而且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费拉玛欲强暴苏菲娅是受到白乐丝屯夫人的挑唆,而后者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要除掉苏菲娅,以便完全占有汤姆,同样是情欲作怪。与弗兹派崔克太太有苟且关系的爱尔兰勋爵虽然难说是个贵族典范,但也不能简单地划进反面人物的行列。这两部小说中对贵族人物的刻画和批评基本上局限于情欲方面,并没有过多涉及贵族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阿米莉亚》则不同。小说中没有给出名字的某高贵勋爵是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另外两个短暂出场的勋爵同样没有名字,这三个贵族人物都是反面形象。虽然贯穿全书的勋爵可以说是情欲的化身,但他同样在行使贵族握有的社会权力方面是腐败的代表,而对另外两个贵族人物菲尔丁则主要表现了他们的冷漠或腐败。菲尔丁有意识地刻画三个贵族形象,且都不给名字,意在表明《阿米莉亚》这部小说中所有的贵族人物都腐败堕落,完全忘记了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这些贵族人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说中起重要作用的阿特金森,这位出身社会底层的奶妈之子却被证明是最为诚实而高尚的人物,是正直善良、急公好义的典范。这种正反对比手法十分引人注目。
       阿特金森是《阿米莉亚》中一个突出的人物。威尔伯·L·克洛斯早在1918年出版的《亨利·菲尔丁传》中就指出,“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菲尔丁的第一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被转化为一个中士——约瑟夫·阿特金森,阿米莉亚的奶兄弟。”阿特金森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三卷第五章布思的叙述中:“我也不由得要提到阿特金森(这是我仆人的名字)对我忠心耿耿的态度,那几乎是无法比拟的;他不仅兢兢业业地服侍我,始终如一,而且在我处境危险的时候也对我十分关心,我实在无法说明他为什么会这样关心的理由……”实际上在这之前我们已经间接地认识了阿特金森。在第二卷第六章,阿米莉亚同布思逃婚途中曾到奶妈家避雨:“我回到房间去的时候,阿米莉亚一定要我把我的外衣脱下,换上那位老太婆儿子的外衣。”“那位老太婆儿子”就是阿特金森。布思启程前往直布罗陀时,阿特金森甘愿去做他的仆人。布思向马修斯太太介绍说:“他是我的阿米莉亚的奶兄弟。这位年轻人心血来潮,决定参军;他想要在我的指挥下服务。”布思说阿特金森是“英国最英俊的年轻人之一”,又说“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布思离开阿米莉亚以后,发现没有带阿米莉亚为他准备的装有各种药品的小盒子,便派阿特金森回去取。阿特金森回来时“流着泪水,眼睛都哭肿了”,布思因此指责他是个胆小鬼,看到敌人会吓得流泪:“‘先生您用不着担心这一点,’他回答道,‘那里不会有任何人,我会对他喜欢得让我哭泣的。”’布思虽然很喜欢这个答复,但并没有弄明白阿特金森到底是为谁而哭泣,反而认为“他当时流泪,是由于他离开我的时候心中感到痛苦,除此之外我从没有找到过其他任何原因”。
       在他们一起度过的军旅生涯中阿特金森对布思忠心耿耿。他们奔赴直布罗陀途中在海上遇险,阿特金森本来已经上了救生艇,但是看到布思没有上去,就又返回来了;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救生艇沉没,而遇险的大船却获救脱险。布思受伤以后,是阿特金森对把他背下火线,后来又对他精心照料。第一次受伤痊愈之后不久,布思又被炸伤,“我跌倒在地上,躺在那里气都喘不过来,直到诚实的阿特金森前来帮助我,把我护送到我的房间里为止”。后来他们在英国重逢。阿特金森第一次来拜访布思夫妇时,正赶上他们夫妇和埃利森太太、贝内特太太在一起:“大自然把他造得英俊美好,但由于他从来没有学过跳舞,因此他在埃利森太太的客厅里表现出一副尴尬的样子,那位邀请他进来的善良女士看到他的举止表现,起初差一点也忍不住要哈哈大笑起来。”虽然他举止不够文雅,但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在第二天他们的闲谈中,布思说道,“世界上没有比他更文静的人儿了。虽然他像狮子一样勇敢,但他又像羊羔一样温顺。”阿特金森了解到布思一家现在的困境,便主动提出要为布思站岗放哨,并表示愿意把自己的一点积蓄拿出来给布思用:“布思站了一会儿,仿佛他刚才遭到雷劈似的,然后泪水簌簌地从他的眼睛中流了出来,他说:“阿特金森,我以心灵发誓,你让我太感动了。我过去几乎从没有听到过这样善心好意的话语,我也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听到后的思想感情。”虽然布思婉言谢绝了阿特金森的金钱帮助,但是接受了他提供保护的建议,“阿特金森极为高兴地立即担负起看门人
       的职责。”
       后来阿特金森“告诉布思先生,布思所认识的一位女士已向他求婚,那位女士是布思介绍他认识的,他请求布思允许他接受她的求婚。”按照18世纪英国习俗,都是男性向女性求婚,女性只能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反应,因此女方的举动是十分大胆的。布思听说以后立即认为女方一定是寡居的房东埃利森太太,阿米莉亚也这样认为。但是,当阿米莉亚向埃利森太太提到她与阿特金森中士的婚事时,却得到这样的答复:
       “难道您对我的评价居然会这样差,”埃利
       森太太说,“竟以为我能如此降低自己的
       身价吗?亲爱的布思太太,我做了什么
       啦,在您眼里我竟居然只配得到这样低微
       的地位……我哪里想到,我过去谈话稍稍
       不加注意,竟会让别人相信,我真正打算
       让我的门第出丑丢脸了!夫人,请您相
       信,虽然我现在出租房屋,但我却出身于
       高贵的门第。我相信,我的房客当中很少
       有人比我出身更好的。”
       在埃利森太太看来,同出身低微的阿特金森中士结婚无异于亵渎自己的出身门第,而实际上阿特金森是小说中最近于没有污点的人物。贝内特太太在同阿米莉亚的谈话中就曾一针见血地反问:“让我们现在来把您的中士跟我们所谈论的勋爵比较一下吧,一位公正无私的法官应当判断天平倾斜到哪一边呢?”虽然此时读者已经知道原来与阿特金森相爱并结婚的是贝内特太太,但任何公正的读者都会同意她的判断:与堕落腐朽的勋爵相比,平凡而清白的阿特金森中士才是真正高尚的人。
       布思在第二次入狱期间,詹姆斯上校开始表示积极援救布思出狱,后来发现了阿米莉亚的美貌,便想利用这个机会实行引诱阿米莉亚的阴谋,并用阿特金森做帮手。他觉得凭借自己的高位,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阿特金森中士为自己服务。在《汤姆·琼斯》中经常出现的介入性叙述者在《阿米莉亚》中很少出面,但此时叙述者却发表了这样的议论:“事实上,他开始打主意,希望在实现他对阿米莉亚的不良企图中,中士能成为一个工具;换句话说,他想让他当一个拉皮条的人;过去身份比阿特金森更高的一些人就曾经为上校提供过这样的服务;上校知道,他有能力好好酬谢他;他不担心中士会拒绝他的要求。”但是,上校打错了算盘,阿特金森并不是詹姆斯上校希望的那种人。中士回到家里就把詹姆斯的阴谋告诉了他的妻子,后者又转告给阿米莉亚,使她认清了詹姆斯的面目;后来他见到哈里森博士,向他讲述了布思的真实情况,使博士改变了原来的错误看法,立即同阿特金森一起到拘留所把布思保释出来。布思获释以后,詹姆斯又想给布思谋取到西印度群岛的任职令,把阿米莉亚留在国内,以实现自己的阴谋。这一切使阿特金森十分担忧,夜里竟做了恶梦:“在梦中,他看到上校站在阿米莉亚的床边,手里拿着一把从鞘中拔出的剑,扬言除非她依从他的要求,否则他就要立刻刺死她。于是,中士就在床上跳了起来,抓住他妻子的喉咙,喊道:‘该死的东西,立刻收起你的剑,离开这房间,否则我向天主发誓,要把我的剑刺进你的心里,让它流出血来。’”
       后来,因为阿特金森太太在顶替阿米莉亚参加假面舞会过程中的行为,两家发生争执,布思一家搬到了另外的住处。阿特金森痛心疾首,一病不起,甚至担心性命难保,便让妻子去请阿米莉亚,要在临死之前再见上她一面。见面之后,阿特金森让妻子取来一个锁着的小匣子,然后在单独与阿米莉亚一起时打开了匣子,里面装着阿米莉亚的肖像画:“我18岁的时候偷了它,从那时起一直保留着它。它是用金框镶嵌的,上面还有三粒小钻石;但是我可以真心诚意地说,我偷的不是金子,也不是钻石,……而是那张脸,如果我是世界上的皇帝……”原来阿米莉亚丢失的肖像是阿特金森出于爱而“偷”走的。最后他恳求阿米莉亚允许他吻一下她的手,“‘好吧,不,’她说,‘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好吧,这就是……’然后她就漫不经心地把手给了他;他把它轻轻地放到嘴唇上,然后不一会儿放下它,躺回到床上去。”对于阿米莉亚此时的心情,菲尔丁写道,“她的心曾经像岩石般坚贞不屈地抵抗过各种诱惑的袭击……然而这位可怜的、地位低下的乡下年轻人对她怀着一片朴素、诚实、谦逊、细致、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和境界崇高的感情,它确实使她的心稍稍软化下来了。”到这时候,我们才真正理解阿特金森的崇高品质。他跟随布思上战场主要不是因为他爱布思,而是因为他爱阿米莉亚,愿意通过服侍布思来为自己钟爱的阿米莉亚尽一份力。在这部以描写中上层社会为主的小说中,阿特金森的地位几乎是最低的,他在上等人面前的举止也常常显得笨拙可笑,但是他的心灵是崇高的,他的形象是感人的。克劳德·劳森在他论菲尔丁的专著中指出阿特金森具有约瑟夫·安德鲁斯和汤姆·琼斯的一些鲜明特点。但是阿特金森却没有像约瑟夫·安德鲁斯和汤姆·琼斯在小说结尾改变身份。
       阿特金森诚实纯朴的形象是一贯的,可信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中士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却很不容易。约瑟夫·安德鲁斯和汤姆·琼斯在最后突然发现自己比较高贵的出身是作者菲尔丁解决人格与地位矛盾的一种策略,阿特金森的结局则迥然不同。或许由于菲尔丁写作《阿米莉亚》时对贵族认识的转变,他已经不把上等出身看得那么重要了。有意思的是菲尔丁恰恰利用了一心想害人的所谓高贵勋爵,来完成了阿特金森社会地位的转变。布思第二次出狱后,为了避免引起麻烦,阿米莉亚千方百计掩饰詹姆斯的邪恶企图。这时候詹姆斯送来假面舞会的票,邀请布思夫妇参加。阿米莉亚不想去,又无法向丈夫说明原因,向哈里森博士求助也没有好办法。恰好这时阿特金森太太进来,她宽慰阿米莉亚说:“亲爱的阿米莉亚,什么也不用害怕;两个女人肯定是一个男人难以对付的。”在布思不知晓的情况下,阿特金森太太顶替阿米莉亚同布思一起参加假面舞会。由于容貌声音相像,她在假面舞会的开始骗过了布思,又在后来骗过了勋爵。当詹姆斯上校来纠缠她时,她又很机智地把他打发掉了,使后者像个没有头苍蝇一样在假面舞会上搜寻,却始终没有找到阿米莉亚。几天之后,阿米莉亚突然收到一封充满强烈爱情的信。她以为是詹姆斯上校写来的,感到极为气愤,又不知如何应付,便向阿特金森太太求助。阿特金森太太看到与信一起寄来的是给自己丈夫的任职令,于是向阿米莉亚说明自己在假面舞会上用她的名义求勋爵给自己的丈夫谋得军阶。阿米莉亚虽然对阿特金森得到任职令感到高兴,却更关注自己的名声,她说道:“说实在的,阿特金森太太,您走得太远了。难怪他狂妄地用他那种方式来给我写信了。他把我看成个什么样的人,这太明显了;谁知道他对其他人又会说些什么呢?您这一来可能就把我的声誉给毁掉了。”阿特金森太太气愤地反驳阿米莉亚的指责,两个人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突显出阿特金森太太的倔
       强性格。布思进来看到阿米莉亚哭泣而发怒,阿特金森极力要息事宁人,而阿特金森太太对着丈夫大喊:
       “现在你已经是个有身份的先生,跟
       他具有同样的地位,难道你就驯服地看着
       我受这样的侮辱吗?”
       “他不是一个比得上我的人,”布思答
       道,“这也许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件幸运的事。”
       “先生,您说得不对,”阿特金森太太
       说,“他各个方面都比得上您;他跟您一
       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绅士,而且是同样
       等级的军官。”
       由于这次争吵,布思夫妇搬到距哈里森博士更近的地方住。而“阿特金森太太在跟阿米莉亚争吵以后的第二天早上,开始认真地想到,她把事情做得有点过头了,可能真正会损害阿米莉亚的声誉”,于是她直接找到勋爵说明真相,而她通过欺骗勋爵为自己的丈夫谋得的任职令则改变了丈夫的军阶地位和社会身份。阿特金森太太所做的,正是她曾经说过的:“在某些时候利用坏人是很明智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小说中一共提到三次假面舞会。第一次假面舞会导致了贝内特太太遭强暴的悲剧;第二次针对阿米莉亚的假面舞会由于贝内特太太(实际上已经成为阿特金森太太)的帮助而被挫败;第三次由詹姆斯计划、勋爵想利用的假面舞会则因阿特金森太太的掉包计不仅解救了阿米莉亚,而且成就了阿特金森!虽然从阿米莉亚自身来看声誉略有损失,但从总体上却可以说是两个正直女人对两个邪恶男人的完全胜利。关于贝内特/阿特金森太太实际参加的两次假面舞会,特里·凯瑟尔指出,“如果说她的第一次假面舞会经历是某种‘强烈的震撼’——产生了矛盾修饰法的所谓利益和痛苦——她的第二次却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其喜剧可能性。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一次的改写……是喜剧性报复。”
       小说接近尾声,布思已经从监狱放出,只是阿米莉亚尚不知道自己的好运来临。这时候,他们收到阿特金森太太的来信,说她的丈夫已经康复,并说如果20个基尼对他们有用,她乐意给他们送来。阿米莉亚知道他们并不富裕,不愿意麻烦他们,最后对丈夫说,“‘只拿5个基尼。如果我们今后永远不能偿还它,它压在我的心头会轻一些。我最不愿意从穷苦而又慷慨的人们那里接受这一类恩惠。’‘你只能从慷慨的人们那里接受恩惠,’布思说道,‘坦率地对你说,不是贫穷的人很少是慷慨的’。”布思的话似乎可以作为我们探讨《阿米莉亚》对上等人与下等人、或贵族与穷人描写的一个结论。关于贵族与穷人在慷慨助人方面的区别,我们还注意到当阿米莉亚最早接受勋爵的帮助时曾情不自禁地赞美他的慷慨,“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十分可惜,很少有人拥有巨大的财富而同时又有这样慷慨厚道的心胸。”布思对勋爵的用心颇有疑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恩惠:“我承认,我害怕接受恩惠,认为这是最坏的一种债务;因为我看到那些赐予恩惠的人们通常总是指望得到一万倍的偿还。”后来的事实证明布思的怀疑是正确的,勋爵的帮助的确居心叵测。真正慷慨助人的事只有穷人之间才能发生。在这种大环境下,阿特金森太太“明智”地“利用坏人”或许不失为一种不得已的出路。
       小说中哈里森博士曾经对假面舞会给予激烈抨击:“有些人把那种地方描述得如同罪恶与淫荡的妓院一样,每一位贞洁的妇女在那里被人看到,人们对她的品格就会引起怀疑。虽然情况可能并不糟糕到这种程度,但它们确实是喧嚣、杂乱和放纵的场所,一位信奉基督教、贞洁和庄重的已婚妇女,时常到那里去是很不合适的。”菲尔丁的文学创作是以讽刺诗《假面舞会》开始的,而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又以假面舞会为中心意像。可以说《阿米莉亚》中的许多人物如勋爵、詹姆斯、埃利森太太、特伦特上尉自始至终都是戴着假面具的人物,甚至布思本人千方百计地隐瞒与马修斯的关系,阿米莉亚尽力避免布思与詹姆斯发生决斗,阿特金森把自己对阿米莉亚的崇拜和挚爱埋在心里,也可以说是戴着假面具,但是两种假面具的目的和意义却截然不同。本来应该充当社会道德价值典范的贵族毫无道德良知,贵族的身份在此也就成了假面具;受到上等人鄙视的平民百姓却表现出高风亮节和赤子真情。菲尔丁在《阿米莉亚》中对于不同阶级人物的刻画似乎表明他已对贵族阶级丧失了信心,而把社会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诚实的平民身上,这可以说是他的保守意识观向自由意识观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责任编辑 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