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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小说空间形式理论是美国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首次提出的新的小说理论范型。福克纳一生都在对小说的形式进行不断的实验和创新，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空间形式小说的特征。本文从时空变异与意识流叙事、多角度叙事与重复叙事、多线索并置与多重故事几个方面论述了福克纳小说的空间形式特征，并探讨了福克纳小说空间形式的审美意义。
       关键词　福克纳　小说　时间　空间形式
       小说空间形式理论是美国文学家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首次提出的新的小说理论范型。因为人们已经无法用传统的小说理论阐释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等人的小说，如果用读巴尔扎克小说的方式去读《尤里西斯》或《墙上的斑点》，读者必定会茫然不知所措。弗兰克认为，“空间形式”(spatial form)就是“与造型艺术里所出现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学补充物。二者都试图克服包含在其结构中的时间因素。”“空间形式”的首要特征是时间的变形，事件的前因后果及逻辑顺序被取消，甚至会出现时间流动的停顿、中断以及对时间顺序的轻视弃绝。与此同时，现代主义小说把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聚集在一个空间里，或者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在同一时间内通过镜头的来回切换展现不同的行动和情节。这种手法在19世纪现实主义中也有典型的例证，如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对农产品展览会的描写。弗兰克指出，现代主义小说通常用“并置”的方法获得空间形式，并置是“词的组合”，是“对意象和短语的空间编织”。并置有两种情形，一是小说中不同事件和人物行动的并列与组合，如果人物与事件密切关联、相辅相成、接近统一，则为“同类并置”，如果人物、事件彼此对照、对立，则为“异类并置”；二是故意中断小说的叙述过程，插入一些与情节发展没有直接系联的插曲，如次要人物的故事、自然风景、场景、人物肖像、服饰、各种意象和暗示、隐喻和象征等。
       弗兰克之后，众多的批评家进一步阐述了小说的空间形式理论。米切尔森在《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一文中详尽阐述了构成小说空间形式的各种因素。戈特弗里德·本在《表象型小说》中用了一个比喻来描绘空间形式小说的结构特征，他说，小说“是像一个桔子一样来建构的。一个桔子由数目众多的瓣、水果的单个的断片、薄片诸如此类的东西组成，它们都相互紧挨着(毗邻——莱辛的术语)，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向外趋向于空间，而是趋向于中间，趋向于白色坚韧的茎……这个坚韧的茎是表型，是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各部分之间是没有任何别的关系的。”米切尔森将此解释为：“空间形式的小说不是萝卜，日积月累，长得绿意流泻；确切地说，它们是由许多相似的瓣组织的桔子，它们并不四处发散，而是集中在唯一的主题(核)上。”空间形式的小说往往轻视故事情节的发展，“在空间形式中，向前的推动力是极小的；读者的任务主要是推想作品如何逆向溯源或旁逸斜出，而不是推想作品如何向前发展。”它通常围绕一个主题或人物安排事件，事件的选择安排是主观随意的，事件之间没有因果、时序、逻辑上的关联，它们只是一个个片断和生活画面。
       米切尔森认为，多重故事、时间参照的丧失、时间的朦胧含混、个人肖像和社会画面、复杂的文体、叙述的碎片化、重复等等都是空间形式小说的特征。
       福克纳一生都在对小说的形式进行不断的实验和创新。他是“20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实验主义者，可以和乔伊斯，甚至更多这类的作家相提并论。他的小说中很少有两部在技巧上是雷同的。看来他仿佛想通过这种连续的更新来增加他的在地理上与主题上有限的世界里难以达到的宽度和广度。”
       福克纳小说复杂的形式与深邃的思想内容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空间形式小说的特征，我们拟从时空变异与意识流叙事、多角度叙事与重复叙事、多线索并置与多重故事等方面论述福克纳小说的空间形式特征，最后我们探讨福克纳小说空间形式的审美意义。
       一、时空变异与意识流叙事
       福克纳在他的大部分小说中对时间的处理都与传统小说大相径庭，他是以心理时间取代自然时间。福克纳说过：“实际上，我十分赞同柏格森关于时间流动性的理论，时间里只有现在，我把过去和将来包括于其中……我以为艺术家在处理时间上大有文章可作。”在他看来，“昨天今天明天都是现在，不能分开，只有一个。”所以他说：“我抛开时间的限制，随意调度书中的人物，结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来效果极好。我觉得，这就证明了我的理论，即时间乃是一种流动状态，除在个人身上有短暂体现外，再无其他形式的存在。所谓‘本来’，其实是没有的——只有‘眼前’，如果真有所谓‘本来’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伤心，没什么悲哀了。”
       时空变异往往与意识流叙事密切联系在一起。意识流的功能主要在于展现人物意识活动的多层次性、复杂性、隐秘性。从叙事的功能上看，它使一个完整的事件零散化和碎片化，破坏了传统小说中的时间顺序、因果关系、逻辑关系，使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线性关系变成了网状的关联，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和立体感。意识流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自由联想把不同时空内发生的事件进行并置组合。这种方法类似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蒙太奇是一种“活生生的对照”，它“没有过渡机制，而是要读者去确定两者之间的联系”。人物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空间保持不动，而他的意识活动却使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场景、事件及思想活动相互叠加，使得两种以上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很远的事物、景象并置排列，在瞬间内消除了时空的差距从而获得一种空间形象。现在的景象、情绪、心理活动与过去的回忆并置排列，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性语言，心理时空突破了客观时空的限制，呈现出人物内在情绪复杂、隐秘的变化。由于省去过渡性机制，使得事件与事件、句子与词语的并置罗列不再具有时间上的因果连接，而呈现出空间状态的剪辑。在这种情形下，小说中的“时间不再像是一道急流那样推动情节向前发展，而只是一潭死水，其深处正在进行着微妙而缓慢的分解活动”。
       福克纳在多部小说中都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喧哗与骚动》则被视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关于《喧哗与骚动》的叙述方式，萨特有过精彩的论述：“福克纳并不是先按有条理叙述构思，然后像洗牌一样把各个部分打乱的；他非这样就写不出小说。”“在经典小说中，故事都有一个焦点，在《喧哗与骚动》中找不到那样的焦点：是班吉的被阄吗?还是凯蒂的不幸的风流事件?还是昆丁的自杀?还是杰生对他外甥女的憎恨?每一个情节，刚被抓住，又引起其他情节——事实上，所有其他的情节都是跟这一个情节相联系的。什么事也不发生，不是故事在发展，而是我们在每一个字背后发现故事的存在，随着情景的不同而以不同的强度使人喘不过气，使人憎恶。”“不是故事在发展，而是我们在每一个字背后发现故事的存
       在。”这句话非常精彩。出现这样的情况与福克纳意识流叙述技巧有直接的关系。在传统小说中，作家往往按一定时空顺序、逻辑顺序安排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即便变换叙述视角或采用倒叙等手法，但读者通过阅读依然能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
       在《喧哗与骚动》中，尤其是前三章，作者以心理时间取代了现实的时钟时间，造成一种强烈的时间错位感，打破了读者传统的欣赏习惯，取得了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喧哗与骚动》的第一章，班吉的意识活动完全没有时空的限制，只有一幅幅拼接组合的画面，画面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叙述也没对画面作任何理性的分析，一个纯粹感性的世界没有任何修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笼罩着一种莫名的忧伤的气氛；叙述者想拼命留住什么、抓住什么，但却无可奈何地什么也没有抓住，只留下无限的空虚、悲凉、哀婉、凄冷。在第二章，昆丁的意识流中，逻辑的成分和叙事的成分明显增强，读者并不像阅读第一部分那样不可捉摸，虽然人物意识流跳跃性很强，但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对容易理清。凯蒂恋爱、失身、结婚、被遗弃几件事在昆丁的意识流中反复出现，他无法摆脱凯蒂的影响，不能接受凯蒂堕落的事实。时间、钟表、影子、忍冬香味、河水、耶稣是他意识活动的中心，只有选择死亡来结束他灵魂的痛苦。昆丁自杀前的一段意识流，完全是自由联想，是不同情景、语言、意象、事件的堆积，不仅没有过渡性说明，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全镇第一辆姑娘拥有的汽车姑娘这正是杰生所不能容忍的汽油味使他感到难受然后就大发脾气因为一个姑娘家没有姐妹只有班吉明班吉明让我操碎了心的孩子如果我有母亲我就可以说母亲啊母亲。”
       二、多角度叙事与重复叙事
       叙述角度是叙事的关键，华莱士·马丁说：“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传送情绪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传统小说大多采用全知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洞察一切，宛如上帝，叙述者对故事里任何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都了如指掌。
       多角度叙事常被称为福克纳最重要艺术技巧之一，实际上福克纳的多角度叙事是与重复叙事融为一体的。重复叙事即热奈特所谓的“几次讲述发生过一次的事”，“同一事件可以讲述好几次”，而且还伴随叙述视角的变化。托多罗夫认为，“重复性叙事由下列几种因素产生：一个人物多次重复同一个故事；几个不同的人物对同一事实作补充叙述(这可产生一种“立体幻象”)；一个或数个人物相矛盾的叙事，使人对事实或一个具体事件的确切内涵产生怀疑。福克纳的多角度叙事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像传统小说那样把故事讲清楚，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是为了展示不同视角下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不同叙说和阐释。不同的叙述者对同一事件或人物进行重复性叙述，而他们的叙述内容、叙述方式、价值判断却互相矛盾冲突，不同的叙述部分往往没有情节上的连贯性，也没有传统小说中的统一性。在这种叙述方式下，时间序列没有任何意义，读者听到不同叙述者发出的不同声音，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场景，构成自由的空间组合形式。肖明翰说：“由于许多在逻辑上、时间上没有联系、甚至相互对立和冲突的成分被直接放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自然会产生许多矛盾和冲突。而空间形式并不试图解决、消除这些矛盾和冲突，而是像现实生活那样把它们统统包容在内，并从中获取作品不断更生的生命力，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为作品产生新的意义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都是多角度叙事与重复叙事结合的典型范例，但又各自呈现出独特的形态。《喧哗与骚动》的四个不同叙述角度各自独立，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的发展，只是叙述者在现实刺激下对过去的回忆，呈现出一种静态的特征。《我弥留之际》是由15个叙述者的59个叙述部分组成，小说有一个叙述的焦点即艾迪的死和送葬行动，围绕这一事件，叙述者的叙述交替进行，叙述者的观点互相补充，也时有矛盾，直至送葬行动结束。由于时间背景的淡化，事件的奇异怪诞以及行为动机的复杂，使得小说具有一种寓言的色彩。因为时间参照的丧失使小说获得了空间形式，“当年代被取消至少被严重淡化时，真的空间形式终于出现了。”《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的叙事具有托多罗夫所谓的“立体幻象”的特征。
       《押沙龙，押沙龙!》虽然也运用了多角度叙事与重复叙事并置对照的手法，其叙事的结果却如托多罗夫所言，“使人对事实或具体事件的确切内涵产生怀疑”。戴维·明特说：“在《标塔》中，福克纳将几个用行动表现自己的人同一个用言语表现自己的人对置并列；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将一个制造行动的人同几个讲述行动的人对置并列。”可以说，萨德本是个创造历史的人，几个叙述者则是企图重构历史、再现历史的人，从中可以看到南方人对历史的迷恋。萨德本与叙述者的并置对照是文本对照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的并置对照则是四个叙述者的对照和四个叙述者的叙述内容的对照。第三层次则是微观的，即每个叙述者叙述内容自身的对照。这是一个重复叙述了多次的故事，四个叙述者以各自的方式，按照各自的理解讲述萨德本家的故事和萨德本家的历史，他们的叙述内容有重复，更多是矛盾和对立。小说完全打破自然时序，在过去和现在往来驰骋，再加上叙述者的想像、推测，使萨德本故事越来越具有传奇色彩。在《喧哗与骚动》中，每个叙述角度自身都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连贯性，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叙述的连贯性被弃绝，每个叙述角度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不断插入他人的叙述或意识流。实际上无论是罗莎的叙述还是康普生、施里夫的叙述或昆丁的意识流，回忆总是不断插入进去，互相揉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极为复杂的叙述结构形态，每一个叙述者的声音背后，都能听到另一个叙述者与之争辩的声音，同时，每一个叙述者的声音本身也可以听到自己的另外一个声音，因为每一个叙述者都表现出没有把握，疑虑和不可靠。戴维·明特说：“叙述者发现自己的生活故事和讲述的故事不可能有意义，但必须有意义，便不断寻找最终的意义，小说却不断地既导向又回避最终意义。”他们的叙述不是为了使故事更加清晰、完整，而是更趋复杂化、多元化，因为缺乏一个权威的居中心地位的叙述者，四个叙述者的叙述就显得不可靠，读者疑窦丛生，整个小说的叙事结构稳定性被破坏，有了很强的离散性，萨德本故事文本意义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也随之消失。这种开放式结构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解读和阐释的空间。正如肖明翰所说：“这部小说不是按时间顺序，而是按空间结构来组织情节。严格地说，它的重心不是情节发展，而是不同的叙述者对斯特潘家族那些既令人恐怖又令人着迷的传说的片段所作的探索和给予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
       三、多线索并置与多重故事
       
       多线索并置和多重故事是空间形式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数条并置的故事线索，“迫使读者应对同时发生的各种行动，因而它们侵蚀了时间的发展，并以一个比较静止的统一体取代了这种发展”。
       《八月之光》的结构形态正是戈特弗里德·本所说的典型的桔子状结构，多个故事、多条线索并置，彼此映衬、对照，交叉发展。米契尔·米尔盖特说：“正是在《八月之光》的创作中，福克纳首次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结构模式：几条本质上彼此区别、各自独立的叙事线索，既能同时展开又能不断相互影响——每一条线索都在以某种方式持续地与另外的线索保持默契，往往造成相得益彰的甚至戏剧性的效果。”
       《八月之光》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是莱娜的故事，二是乔·克里斯默斯的故事，在两条线索之间还有伯顿和海托华的故事。但是这几条线索和几个人物的故事之间是什么关系?批评家一直争论不休，它显然没有《喧哗与骚动》那样严整的结构。表面上看，他们的故事好像是由作者自由组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小说里最重要的人物莱娜和乔从头到尾没见过面，他们在故事中的唯一的关联之处就是莱娜在乔住过的小木屋生下了孩子，孩子的父亲伯奇曾经和乔一起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这几个人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全是这个社会的弃儿、边缘人、局外人。莱娜父母双亡，伯顿小姐在杰弗生是陌生人，海托华被教民遗弃，乔则被整个社会抛弃。然而，这种貌似松散的结构正是它结构的独特之处。福克纳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不想修改，这是一部小说，不是奇闻逸事选，这恐怕就是为什么它显得头重脚轻的缘故。”福克纳说：“除非像惊险故事那样沿着一样直线发展，否则一本小说只能是一系列断片，这多半像是装饰一个展览橱窗，要把各种不同的物件摆放得体，相互映衬，需要相当的眼力和审美情趣。”实际上，福克纳采用了弗兰克所谓并置艺术中的异类并置，从而使人物、事件在相互映衬中形成鲜明的对照。
       小说中有各种各样的对比。莱娜所到之处引起的都是人的关爱，乔所到之处引起的总是暴力、凶杀、仇恨。莱娜首先改变了拜伦·邦奇，邦奇原是海托华的崇拜者、模仿者，像是一个独善其身的隐士，正是对莱娜的爱，使他重新关注社会，同情他人，给人以无私的帮助。海托华与世隔绝，离群索居，迷恋祖上所谓光荣的历史，作为牧师却又被教民遗弃，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失败者。但他逐渐关心乔的命运，甚至自己努力保护乔，他为莱娜的小孩接生，在新生的孩子身上看到生命的希望。莱娜象征未来、希望、生命，乔则代表过去、负担、死亡。
       更主要的是两条线索在小说叙事结构中起到彼此映衬、对照的作用，叙述完全打破了自然顺序，割裂时间，通过叙述过程的突然中断，线索的不断转换、倒叙、多角度叙述、转述等手法使作品获得了空间形式。《八月之光》的叙事方式是几条线索齐头并进，又相互影响交织，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时空的突然转换，在读者急欲了解后边的故事时，它常常突然中断现有的叙事线索，把它悬在那里，转向另一条线索，然后又在关键时刻转向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同时又插入一些次要人物的故事，在不断的穿插之后，在恰当的时候又把中断的故事衔接上去，因为没法找到叙述的连续性与合成性，读者的期待不断受挫。这样，叙述始终处于不连贯、不稳定状态之中。小说的“逻辑或时间序列退居第二线或消失了，各种成分的空间联系构成整个组织”。同时，不同人物的故事和线索彼此独立形成对话，而不同的故事展示的思想内涵也各不相同，它们融汇在一起则表现了福克纳对南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比如乔的悲剧主要表现了作家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展现现代人身份分裂一自我难以确定的悲剧；海托华的故事展示了南方贵族子弟承受的历史负担；伯顿则是种族主义、清教主义的双重受害者；麦克伊琴、海因斯、格雷西姆则是南方种族主义、清教思想狂热的典型范例。这种多线索并置、多主题展现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型结构，使小说获得空间形式的美学效果，充分体现了福克纳在叙事结构安排上的实验性、创新性。
       四、福克纳空间形式小说的审美意义
       空间形式小说的种种复杂形态对读者阅读提出了很强的挑战。“空间形式这种较为开放的想像力把沉重的负担加给了读者，这应该是很明显的，那种被描绘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完成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它需要读者的合作和参与，需要读者的阐释。”用沃尔夫冈·伊塞尔的话来说，空间形式中暗含的读者“比许多传统小说中所暗含的更为积极，或许甚至更为复杂”。阅读空间形式的小说“要求才智与记忆”。
       因为空间形式小说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强的离散性，读者必须在接受过程中把众多似乎散乱的叙述、意象、隐喻、象征逐渐拼接组合在一起，就像在玩一个智力拼图玩具，使分散的片断最终各得其所，置于最恰当的位置，从而获得整体感。这就需要读者的反应参照，它是“把事实和推想拼合在一起的尝试。”∞读者需要有很好的记忆力并充分发挥想像力。
       与反应参照相对应，空间形式小说需要读者的重复阅读，在反复阅读中把各种意象、暗示以及中断的叙述联系起来，从而把握住整体，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小说，进而在整体中理解每个参照的意义。因此，弗兰克提出，“乔伊斯是不能被读的——他只能够被重读”。四这一著名论断是非常精辟的。而福克纳也完全可以说只能被重读。曾有记者问福克纳：“有人说，他们看不懂你的作品，看了两三遍还是不懂。您说，他们该怎么看好呢?”福克纳则回答：“看四遍。”
       读者通过反应参照重复阅读之后，还要把文本当做一个整体来把握。对现代作家而言，他“把他的形象当作一个整体来表现，其对象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时间关系，而是存在于人和空间关系的封闭系统中”。对读者而言，“他必须能够把在这个叙述语境中的任何一个事件都视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理解”。
       空间形式小说的阅读要求读者注意的不仅仅是文本中的某一个细节及其意义，而是细节彼此之间的联系。“读者对一部空间形式作品的理解不是发生在细节的层次上，而是发生在比较抽象的形式本身的层次上。”“当空间形式的聚精会神的读者通过反应参照掌握了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时，他也就开始理解一个样式或整个形式。对空间形式的这种理解要求读者与作品的细节之间保持一个审美距离，这样他才有可能理解整体。”
       由于福克纳小说的空间形式特征，需要读者的积极参与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文本的意义。《押沙龙，押沙龙!》的读者如果真诚地相信某个叙述者的叙述，或沉迷于某个场景、细节，就会丧失对它的整体把握，陷入作者设置的陷阱和迷雾之中。因为“任何一个单位只有通过与其他单位的联系才能取得意义和特性。为了掌握某个形式，读者必须在整体的联系中去理解每一个单位。”读者需要反反复复阅读多遍，也许才能体察到作者的良苦用心。
       阅读福克纳的小说还要特别留意散布作品各处的神话原型参照，因为“福克纳试图在集希腊一罗马、希伯来一基督因素之大成的人类神话和现代历史之间建立一种普遍性的关系”。要理解《喧哗与骚动》就必须把它与耶稣受难周的传说进行对照，看到康普生家的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背叛耶稣的教诲，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冷漠无情；要理解《押沙龙，押沙龙!》，读者必须要熟悉《圣经》中有关大卫王的传说、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传说，把古老的神话传说与萨德本故事平行对照，使《押沙龙，押沙龙!》获得巨大而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使萨德本的悲剧超越美国南方成为人类命运的象征。同时，弥漫在作品各处的基督教原型、意象对作品主题表达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反复出现，构成象征之网，时间的序列被空间的意象所取代，读者要以极大的耐心去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才能理解其深刻的意蕴。
       责任编辑　杨国政　何　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