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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学通过东方主义话语重构东方的过程即是西方通过凝视东方折射或再现东方的过程。西方凝视东方的目光充满西方道德价值和文化传统观念，以此目光凝视、审视或再现东方的结果是：东方被扭曲、被歪曲、被整形。所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不仅意味着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重构，而且还意味着西方对东方的凝视折射。
       关键词 凝视折射后殖民主义文学
       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赛义德通过对西方文学作品(多为小说)的分析，论述了东方主义话语理论，奠定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石。东方主义的中心思想是：西方按照西方道德价值标准再现、重构、创造东方。赛义德以许多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学文本为例，深入广泛地论述了西方再现、重构东方的实际过程，并将此概括为东方主义话语。在赛义德看来，东方是在东方主义话语实践中再现出来的。实际上，西方再现、重构东方的过程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现象，它不仅仅是话语现象，而且还是凝视(gaze)现象。本文同样以赛义德《东方主义》中最主要的文学作品为例，以拉康的“镜子阶段”和“像片”、笛卡尔的“视觉”和“我思”、尼采的“道德谱系学”等概念为主要理论依据，论证西方再现东方的过程是西方凝视东方的过程，是西方凝视目光折射东方的过程。
       说到“凝视”，我们大都会联想到范农在法国的那个典型遭遇：当时一个白人小孩用手指着范农让妈妈看，并大声喊道：“看呀!妈妈，黑鬼。”紧接着，小孩又大声喊起来，“妈妈，看见了吧，黑鬼!我害怕!”面对白人小孩的喊叫，范农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带着苦笑凝视那个白人小孩，随后迈着大步走开了。但是白人小孩冲他喊出的“黑鬼”无疑触动了范农的心灵，激起他一连串的回想，使其陷入久久的沉思和自问之中。白人小孩喊出的“我害怕!”，使范农凝视小孩，似乎从小孩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映像，似乎那一连串后殖民主义话语中惯用的能指符号(signifiers)黑鬼、野蛮、低能、丑陋、食人肉等一下子指向自己。通过白人小孩的目光，或者说，通过范农对小孩的凝视，范农，一个黑种人，在白人种族主义的眼光中被再现、被重构。在此，白人小孩的眼睛和范农的眼睛如同镜子分别折射出范农的身体形象和心里感受(feeling)。从范农的角度看，他从小孩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映像，一个让白人小孩受到惊吓的黑种人的身体形象。同时，他自己的眼睛又折射出他当时的心里感受，那个使他憋出一脸苦笑(a tight smile)的心里感受。所以，他的凝视过程是通过他的眼睛折射其内心感受的行为。类似的例子很多，如著名美国黑人作家W．E．B．狄博埃斯(Dubois)在校时与一位白人女孩交换卡片，但遭到女孩的鄙视和拒绝。从白人女孩歧视的目光中，狄博埃斯看到了自己的映像，一个“黑鬼”的映像。这种歧视与拒绝在狄博埃斯心中产生了类似于范农的苦涩感受。
       拉康关于“镜子阶段” (mirror stage)和“像片”的论述为我们在理论层面上把握“凝视”行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据拉康分析，从六个月开始，婴儿可以在镜子面前，通过凝视镜中的自我映像，辨认、区分出镜中的“我”和镜外的“我”。而这种辨认能力和区分能力的产生意味着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产生和自我身份的建构。我们知道，镜中“我”与镜外“我”是互为相似的(看似相似的)。其实，在一个主体(subject)的形成过程中，镜子仅是一个象征物或一个想像物，婴儿根据镜中的映像(image)来想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换言之，婴儿凝视镜子中的自我映像好似凝视自己在别人眼(不是镜子)中的形象。就范农的遭遇而言，从白人小孩的惊叫声和眼神中，范农完全能够想像得到在小孩的眼中自己那副黑种人的模样。
       拉康在另一篇文章《什么是像片?》(Whatis a Picture?)中对“凝视”做了专门的分析。他认为，“决定我的东西……是外人对我的凝视。正是通过凝视，我进入了别人的目光；正是从外人凝视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凝视的结果。所以，事情就是，凝视就是一件仪器，光线在其中传播；我在其中……变成了影像。”在此，拉康强调，凝视来自外面，是外人对自己的凝视。用他自己的话说，“凝视在外，我被别人凝视，也就是说，我是一张像片。”拉康的“像片”理论与其“镜子阶段”理论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由外向里凝视，而后者侧重自我凝视。虽然有此差别，但在两个理论中，“凝视”行为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镜子”和“他人眼睛”是两个相互替代物。我们可以从他人的眼中看到自己映像，就像从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映像一样。
       人们可以通过声音(听或说)来传递信息，也可以通过视觉来进行交流(看)。凝视属于后一种交流方式。具体一点说，人们用自己的眼睛与他人交流，相互传递信息(如收取信息、发出信息、暗示或明示某种极其复杂的情感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凝视可以说是一种语言交流方式。有趣的是，大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对光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写出《视觉》(Optics)一文专门解释光线是如何进入眼睛的，又是如何在碰到各类物体时偏离原来的方向而运动的。笛卡尔在文中说，“人们总是想像光线在穿过某个透明体时始终呈直线状态。但实际上，当光线碰到其他物体时，这些物体就肯定使光线偏离原来的运动方向，或使其变弱。”笛卡尔在此所说的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光学原理，即光的折射原理。笛卡尔自己也表明，他所说的光的运动方向的偏离(deflection)就是光的折射(refraction)。在今天看来，这个原理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笛卡尔当时谈论这个光学原理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向人们传授什么光学知识，而是以此强调其“我思故我在”(I think，therefore I am)的思想。在笛卡尔看来，“自我”的存在是意义和行为的本能来源。笛卡尔怀疑一切，包括怀疑人的感官经验(sensory experience，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经验)。他唯一不怀疑的就是“我在怀疑”。所谓的“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考”，“我在思考”中的“我”是一个精神主体，笛卡尔对这个精神主体“我”的存在深信不疑。
       但是，笛卡尔的“我思”遭到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Locke)和休谟(Hume)的批判。洛克认为，人的头脑就像一张白纸，是一片空白，本身没有思想和知识。所以，人的思想和知识并不是来自人的头脑本身，并不能通过“我思”而获得，而是来自人的经验(experience)，主要通过人对事物的观察(observation)而获得。由此可见，洛克强调人的经验和观察是人的思想和知识的两个主要来源，其中的“观察”实际上就是人的“视觉”经验。同洛克一样，休谟也强调人的知识主要
       来源于人的经验和观察。休谟的“印象束”理论(bundle theory)直接批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说。在休谟看来，自我(theself)并不是“我思”的产物，而是通过人的感官直接观察或通过记忆回想到的一束感官印象(abundle of sense impressions)。如休谟所言，“无论何时，只要离开感官经验(perception)，我就永远不能捕捉到自我(myself)。除感官经验以外，我从未察觉到任何别的东西。……除开一些玄学家们，我敢冒昧地向人类其余的所有人肯定：他们(其余人)只不过是一束或一集不同的感官经验而已……”休谟还强调，“我冒昧地肯定一个普通性的命题，那就是这一关系(指因果关系——笔者注)的知识毫无例外地完全来自于经验，而不是通过先验的推理而获得……”不难看出，休谟反对把“自我”看成是“我思”的存在，或是“先验知识”里固有的存在。休谟强调的是，自我是人的感官所能感知到的印象或意象。
       在了解经验主义对笛卡尔“我思”的批评之后，我们不难看出笛卡尔写《视觉》一文解说光学知识的真正用意：为他自己的“我思故我在”进行辩护。他解说光线折射现象的目的就是要表明人通过“视觉”(如直接观察)获得的知识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因为进入人眼的光线在穿过眼球进入人脑的过程中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光线进入人眼时改变方向这一事实意味着，人通过视觉直接观察到的事物已被扭曲、变形。所以，笛卡尔通过描写光线折射现象向人们暗示：通过视觉直接观察到的知识是可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只有“我思”是可信的。笛卡尔深信不疑的是“我思”本身，即“我在思考、我在怀疑”的行为本身。
       现在，让我们将拉康、笛卡尔的理论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联系起来进一步分析“凝视”这个重要的理论概念。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认为，东方几乎就是西方根据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再现或建构的东方。此处的“再现”和“建构”实际上是西方“我思”的行为过程，“东方”是“我思”的对象。如上所述，笛卡尔只对“我思”本身深信不疑，而对其他的一切都深疑不信。据此，西方人“再现”或“建构”东方这一行为本身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应该相信西方正在“建构”或“再现”东方。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所谓西方“再现”或“建构”东方的过程就是西方按西方道德价值标准“审视”或“凝视”东方的过程。根据笛卡尔的“视觉”理论，光线碰到不同物体时会改变方向，发生折射，由此而产生的映像是一个被扭曲的映像，因而是不可信的。故此，拉康的“镜子阶段”和“像片”理论所涉及的从镜子中看到的自我镜像以及从他人眼光中反射出的影像都是被扭曲的视觉幻影。经此分析，我们可以说，西方在扭曲东方，东方是被西方扭曲的东方。这一重要理论思想在赛义德东方主义中被突出地体现出来。
       但是，由于深受福柯(Foucault)话语(discourse)理论的影响，赛义德过于强调东方主义话语形式，从而忽略了东方主义凝视现象。此外，赛义德主要通过分析后殖民主义文学文本(特别是小说)来论述东方主义话语理论。我们不妨通过分析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中所涉及的最主要的几部文学作品来阐述东方主义凝视现象。本文中的后殖民主义文学主要指西方宗主国作家创作的涉及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活动的文学作品，它包含殖民主义文学，但为论述上的方便，本文统称“后殖民主义文学”。依据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话语理论，可以说，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学就是东方主义文学。与葛兰西(Gramsci)和福柯不同，赛义德主要通过解读西方文学作品来分析东方主义，即西方再现、重构甚至发明东方的过程。赛义德所说的重构或发明实际上是指，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学所反射出的东方是一个被扭曲(distorted)的东方，而不是自然存在的本来的东方，而所谓的“扭曲”就是西方帝国凝视东方过程中发生的折射现象。
       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列举了大量的涉及到西方建构东方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福楼拜(Flaubert)的游记、康拉德(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Darkness)、但丁(Dante)的《神曲》(DivineComedy)、福斯特(Forster)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f0 India)、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的《简爱》(Jane Eyre)、笛福(Defoe)的《鲁滨逊飘流记》 (RobinsonCrusoe)等等。在赛义德看来，西方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再现(represent)、重构(reconstruct)、甚至发明(invent)了东方(包括东方人)。例如，上列东方主义文学作品再现的有福楼拜的埃及名妓库楚克·韩妮媚(Kuchuk Hanem)、康拉德的刚果河(CongoRiver)沿岸的本土人、但丁《地狱篇》里的穆罕默德(Mohammed)、福斯特的阿齐兹(Aziz)、夏洛蒂的疯女人伯莎、笛福的星期五等等。这些东方主义文学作品再现出来或创造出来的东方是被扭曲了的东方，不能代表本真的东方。这种“扭曲”可以看作是凝视过程中的折射现象。正是由于光线的折射，笛卡尔对视觉映像深疑不信，而仅仅相信“我思”。
       由于受福柯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0fknowledge)的影响，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过于强调“话语”(discourse)在西方创造、扭曲东方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忽略了“凝视”在东方主义中所产生的作用。赛义德对“凝视”的忽略并不等于说“凝视”在东方主义中的作用不重要。事实正相反，凝视在东方主义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无意否定东方主义话语的作用。本文所强调的是，西方对东方的再现、建构、重构、扭曲、创造不仅是在东方主义话语实践(diseursive practice)中完成的，而且是通过西方对东方的凝视而折射出来的。其实，赛义德自己在《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不自觉地描述了很多西方凝视东方的情景，但他没有自觉地认识到凝视的重要性，所以也没有专门讨论或分析凝视。下面笔者以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提到的主要文学作品为例，对凝视做专门分析。
       在《东方主义》中，福楼拜是通过他的视觉折射出埃及这个前殖民地国家的。赛义德在书中不自觉地使用了很多“视觉”词语来描述福楼拜对埃及的凝视和扭曲，如“视觉选择”(visionary ahemative)、“东方透视”(Orientalperspective)、“观察” (observation)、 “注视”(watching)等等。0突出的例子是福楼拜对埃及妓女韩妮媚的凝视。不妨看看赛义德转引福楼
       拜自己的描述：“至于我吗，睁着双眼，几乎一眨不眨地凝视着这个漂亮女人熟睡的样子(她发出鼾声，把头枕在我的手臂上：我的食指在她的项链节面滑动着)，我在无尽的、富有情调的梦幻中度过那个漫长的夜晚，正是为了这个，我才留下的。”@在此，我们看到的是福楼拜对埃及妓女的凝视过程，他这里所描写的韩妮媚实际上是经过他的凝视而折射出来的一个埃及女人。从他一眨不眨的目光中我们看到漂亮的埃及舞女的映像。“折射”这个词表明，这个舞女的映像是一个被扭曲的形象。所谓的“扭曲”就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所强调的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再现和创造。福楼拜的埃及妓女的例子说明，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创造、扭曲不仅产生于话语实践，而且产生于凝视行为。既然是“扭曲”或“折射”，福楼拜凝视目光中的埃及女郎与原本存在的埃及女郎之间肯定存在差异，正如西方再现的东方与原本存在的东方之间存在着差异一样。比如说，福楼拜凝视目光中的韩妮媚与埃及本土人眼中的韩妮媚之间肯定存在差别。
       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中特别提到但丁《神曲》的《地狱篇》(Inferno或Hell)。在赛义德看来，但丁通过《神曲》建构了一个在地狱中遭受惩罚的穆罕默德。在原文中我们看到，“我目不转睛地、热切地凝视着他，同时他把手放在赤裸的胸前，凝视着我。”如果像赛义德所认为的那样，但丁通过《神曲》建构了穆罕默德，那么这种建构是在但丁凝视穆罕默德的目光中完成的。但丁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他凝视的目光闪现出西方道德价值观念，而经过他的目光折射出来的穆罕默德的映像自然是一个扭曲的映像。所以，但丁凝视穆罕默德的过程就是前者建构后者的过程。又如，从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我们看到，英国人主要通过阿黛拉(Adela)的眼睛来确定印度医生阿齐兹的形象。在小说的第15章，阿齐兹拉着阿黛拉的手在岩洞里游览。当时，阿黛拉突然停住脚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凝视着洞里放出光彩的岩石。之后，阿齐兹牵着阿黛拉的手继续往前走，游览岩洞景观。这时，阿黛拉的视觉变成了幻觉(hallucination)，她眼前的景物和人变成了幻影。在她的幻觉中，她似乎感到阿齐兹侮辱了她。阿齐兹因此被捕，受到审判。在这个故事中，福斯特超越凝视概念的一般意义，将阿黛拉的视觉转换成幻觉。在她的眼中，阿齐兹变成了虚幻的人物，对她无礼，而她甚至摘下眼镜，掷向阿齐兹。在此，福斯特用“幻觉”替代“视觉”，直接指出东方几乎就是西方的虚构的、扭曲的幻影，而这一点正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特别强调的。这里的“幻觉”的寓意就是西方根据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念对东方的创造、虚构、歪曲、再现。后来当阿黛拉从幻觉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又还原了清白无辜的阿齐兹这个东方人的本真形象。这更有力地说明，西方所“了解”的东方并不是本真的东方，而是扭曲的、虚构的东方。
       其他例子包括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马洛(Marlow)通过视觉观察周围世界(如刚果河沿岸的本土人)而获得的非洲人的映像。但在马洛眼中，沿河的本土人并非像欧洲人所说的那样野蛮。他甚至认为，这些非洲野蛮人就像早期被罗马殖民的野蛮英国人。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里，牙买加克里奥耳人伯莎的面容是简爱恶梦醒后在黑暗中从镜子里看到的：“那是张没有血色的脸——那是张野蛮的脸。我但愿能忘掉那双红眼睛的转动和那张脸上可怕的又黑又肿的样子!”显然，这是从黑暗的镜中反观到的一个东方他者的映像。根据拉康的“镜子阶段”理论，伯莎仅仅是简爱和罗切斯特凝视镜子的目光折射出来的一个野蛮可怕的映像。在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里，土著人星期五也是通过鲁滨逊的目光折射出来的映像。当星期五第一次在用稻草铺垫而成的床上入睡后，鲁滨逊在一旁凝视着他，其目光折射出星期五的映像：“他的头发又长又黑，但不像羊毛那样卷曲；他的前额又高又大，他的眼睛充满生机，敏锐明亮。他的肤色不完全黑，更多的是黄褐色，但不是美洲的巴西人(Brasilians)、维珍人(Virginians)和别的美洲土著人那种丑陋的、恶心的黄褐色，而是发亮的深橄榄色……他的脸看上去圆而丰满；他的鼻子小，但不如黑鬼那样扁平，他有一张漂亮的嘴巴，唇薄，牙齐，白如象牙。”在当时鲁滨逊生活的极特殊的环境里，除了野蛮的土著人外，没人与他交流，更无话语可言。鲁滨逊只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观察那里的土地、植物、动物、土著人。他的观察实际上就是他的凝视。通过鲁滨逊所了解到的土著人其实是从他的凝视目光里折射出来的土著人。
       实际上，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主体包含三个部分：西方人、东方人和扭曲的东方人。这三个部分由西方对东方凝视的视线联成一体。其中西方人是凝视行为主体，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中，福楼拜、但丁、阿黛拉、马洛、简爱、鲁滨逊等扮演了西方凝视主体的角色，而韩妮媚、穆罕默德、阿齐兹、刚果河沿岸土著人、伯莎、星期五等是扭曲的东方人，是西方人凝视目光折射出来的映像。真正的东方人是东方本土居民。但是，像福楼拜、但丁、阿黛拉、马洛、简爱、鲁滨逊这样的西方人在凝视东方人之前，并非像经验主义者(如洛克、休谟)所认为的那样：他们的头脑是一张白纸、是一片空白。他们早已从前人(如哥伦布)那儿获得有关野蛮的东方人的知识。东方人野蛮意味着西方人文明。当时一切有关西方文明先进、东方野蛮落后的成见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可以说，他们是带着这种成见凝视东方人的，用赛义德的话说，就是按照西方道德价值观念来再现东方。
       在西方道德价值观念中，摩尼教(Manicheanism)的善恶对立说在理论方面助长了西方善、东方恶这一二元对立关系(binarism)的建构。如约默哈莫德(JanMohamed)所言，“殖民主义文学是在‘文明’的交界面上考察和再现一个世界(指第三世界)，这个世界仍未被欧洲文明所驯化，仍．未被欧洲意识详细编码。这个世界因此而被视为桀骜不驯、浑浑噩噩、力不能及、罪大恶极的世界。”此外，种族主义是二元对立关系的理论基础。就连黑格尔也认为，“黑鬼以他的野蛮和不可驯服的本性代表未开化的蒙昧人(natural man)。”说到种族主义，不得不提到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Origin of Species)及《人类遗传》(The Descentof Man)先后问世，并风靡全欧，盛极一时，为当时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建构开辟了新领域。如莎剧《暴风雨》(The Tempest)中的人物普洛斯彼罗(Prospero)和凯列班(Caliban)分别被当作高度文明的西方民族和低级野蛮的东方民族而加以区分和建构。特别是凯列班，当时被普遍看成是达尔文学说所描述的进化链条中猿与人之间的过渡性生物(the missing link)，
       因此往往被描写或扮演成生性野蛮、相貌丑陋、心态畸形的尚未完全开化的人物或动物，与举止文明、相貌堂堂、充满智慧的普洛斯彼罗形成鲜明的反差。
       尼采(Nietzsche)的《道德谱系学》(Genealogy of Morals)对西方道德价值体系作了本质性的论述。尼采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并非建立在科学真理标准的基础上，而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道德价值体系相互斗争的结果。这两个对立价值体系就是：贵族道德价值和奴隶道德价值。从人类历史看，前者是积极的、主动的、施动的、自我肯定的强势道德价值体系，后者则是消极的、被动的、响应的、自我保护的弱势道德价值体系。而且，由于受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驱使，西方贵族往往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将道德价值标准的决定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结果，好与坏、是与非、优与劣、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白与黑、男与女、西与东等道德价值标准是完全按照西方贵族的意志(特别是权力意志)，而不是根据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建立起来的。如尼采所言：“对于‘好’的判断并非来自那些表现出‘好’的人!而所谓的‘好人’自身——即贵族、权门、上层、睿智——其实就是那些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好人的行为的人们即第一流的人物。他们因此断定他们是‘好人’，与一切低下、弱智、普通、卑贱的事物形成对照。”尼采还强调说，“如我所言，这种表现高贵和地位身份的人为因素(pathos of nobility anddistance)就是，高层统治者们在与低下人们所形成的反差关系中所体味到的持久的、强势的、根本的总体感觉才是‘好’与‘坏’之间对立关系的起源。”尼采用辞源学对人类道德价值标准及其起源所作的分析，特别是对贵族道德价值体系和奴隶道德价值体系所作的区分，使我们从不同的维度看到，孰好孰坏、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真孰假、孰善孰恶、孰美孰丑等道德价值标准完全是由那些高居统治地位的贵族们为维护自身利益、为表现他们与那些“低下”民族形成反差的显赫身份、为保持他们对那些“弱势”民族的支配地位而人为确定的，凭感觉确定的。
       受西方道德价值观影响，福楼拜、但丁、阿黛拉、马洛、简爱、鲁滨逊等凝视东方人(韩妮媚、穆罕默德、阿齐兹、刚果河土著人、伯莎、星期五等)的目光带有强烈的西方道德价值的色彩。福楼拜以西方高贵男人的目光凝视一个东方低贱女人(韩妮媚)；但丁凝视穆罕默德的目光带有浓重的摩尼教(西方善、东方恶)色彩；阿黛拉的幻觉隐现了沉淀于西方人心底的道德成见：东方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所以她的幻觉(她的视觉产生的幻影)告诉她阿齐兹侮辱了她。在马洛、简爱、鲁滨逊凝视东方人的目光中呈现出西方道德价值观念。例如，简爱带着西方人文明、睿智、美貌的观念凝视黑暗中镜子里生性野蛮、相貌丑陋、心态畸形、桀骜不驯、浑浑噩噩、如动物般爬行的伯莎。再如，鲁滨逊凝视星期五的“小”鼻子，并将其与黑鬼的“扁平”鼻子加以比较。鲁滨逊并不是凭空凝视星期五的“小”鼻子，想像黑鬼的“扁平”鼻子，而是西方种族主义思想使他特别注意观看星期五的“小”鼻子。西方种族主义认为，西方白人的“大”鼻子，或“尖凸”鼻子是高度进化种族的特征。与此相反，“小”或“扁平”的鼻子是未开化种族的特征。此类种族主义思想普遍存在于西方人头脑中。皮特斯(Pieterse)描写道：“黑人种族……的标志是黑肤色、干巴或卷曲的头发、压缩的脑壳和扁平的鼻子。”所以，西方人凝视东方人的目光并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满了西方对东方的偏见，正是在这种充满西方道德偏见的凝视中，东方的形象受到扭曲、折射。这就要求我们在审视后殖民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时，不但要注重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而且还要注重西方对东方的凝视。
       综上所述，后殖民主义文学不仅是东方主义的话语建构，而且是东方主义的凝视折射。后殖民主义文学作品中西方人物凝视东方人物的目光不仅闪现出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念，而且扭曲了原本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