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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是一部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本文将阐述它的三个主要特点：从内容上讲，该书跨越三个世纪，丰富博实；在方法上，研究者注重微观突破，理论细读运用得恰倒好处；就创新而言，研究者善于综合，把宏观透视和微观分析有机结合，能成一家之言。同时，论文还将说明，小说的学说，即叙事学，之所以大，是由小说本身的兼容性所决定的。小说融传、剧、诗、文、史于一体，这就是小说后来居上的原因，也是文类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关键词 叙事理论 小说定义 兼容性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值得研究。申丹、韩加明、王丽亚是理想的学术团队，他们学有专长，术又相通，分则各成其美，合则相错如秀。申丹精研20世纪西方小说叙事理论，论文不断，成果厚重，是叙事学界异常活跃的领军人物。韩加明专治18世纪英国文学，又以小说为重点，无论是负笈海外，还是教学国内，都不离本业，经年累月，腹笥颇深。王丽亚善于打硬战，她对19世纪文坛重镇亨利·詹姆斯情有独钟，用力甚勤，同时又多方阅读，大有外围突破的魄力。研究时段的互补是他们三人组合的一大优势。他们三人团队的另一个优势也是得天独厚的。申丹留学英伦的爱丁堡，韩加明深造于美国的康奈尔，王丽亚读博在中国的北大，三国之学养，越界之运思，成就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大书——《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上下三百年，大到理论家的殚精竭虑之作，小到小说家作品里的吉光片羽，林林总总，极为浩繁。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对研究者来说，无异于攀登连绵不断的群峰，训练有素的团队自然必不可少，但也离不开全景在胸的气度。《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内容博富，视野开阔。众所周知，叙事研究向来以驳杂繁多著称，18世纪和19世纪姑且不论，仅以20世纪而言，数其荦荦大者，就有十家左右：以普罗普为中坚的斯拉夫形式主义；巴赫金所独创的对话理论；克莱恩和布斯为首的芝加哥亚里士多德学派；黎科等人所奉行的阐释学和现象学叙事理论；热奈特等力主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卢卡奇和詹明信等人标举的马克思主义叙事学说；弗莱潜心钻研的传奇研究等。对于上述叙事研究的流派，由于研究对象的国别限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深入探讨。可就当代英美小说理论而言，申丹的研究不但详尽，而且前沿。她探讨了被传统的叙事研究所忽略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了在叙事学界日益受到关注的90年代新崛起的认知叙事学，还深入考察了米勒的“反叙事学”。凡此种种，该书内容的宏丰博富可见一斑。
       仅有当代还构不上叙事理论的大全景，真正的大全景是把英美三百年的小说观念史尽收眼底。在这一点上，《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可谓当之无愧。韩加明的研究几乎囊括了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大小作家的叙事思想。从小说发轫期的贝恩和康格里夫，到霍桑的传奇理论和梅尔维尔的深刻叙述，他还研究了笛福、理查逊、菲尔丁、斯摩莱特、斯特恩、司各特、奥斯丁、爱伦·坡的小说叙事言论，把一百五十年间小说观念的嬗变说得脉络清楚。王丽亚虽然也用专章专节讨论了不少作家的小说理论，如斯蒂文森、沃顿、康拉德、威尔斯、福斯特、诺里斯、吴尔夫等人，但在她看来，现代小说叙事理论的万有引力显然来自詹姆斯。对詹姆斯的小说理论和实践，或追随，或默认，或拒斥，态度不同，想法有别，但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詹姆斯的小说理论升华了小说艺术。尽管在威尔斯的眼里，詹姆斯的小说“像一个灯火通明的教堂，但里面没有礼拜集会，教堂里每一束光线都聚焦于圣坛上。而庄严肃穆地摆在圣坛上的是一只死猫崽，一个鸡蛋壳，一节绳索……”可是，我们完全可以对此略作别解。小说已经登“堂”(教堂)人“坛”(圣坛)，成了殿堂文学。对于现代小说，詹姆斯功莫大矣。所以，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中篇处处以詹姆斯为参照系，登泰山而观天下，追求的也是一种大全景。
       搞研究，体大不易，思精亦难。体大而不思精，往往流于大而无当，因此，大全景的宏观气度固然可嘉，但是显微镜的精细功夫也必不可少。阐幽发微，鞭辟入里，《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特点也十分突出。小说显然是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关键词，对于这一关键词的条分缕析，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们洞烛幽微的本领。小说大家菲尔丁给小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一部滑稽的传奇是一部散文的喜剧史诗；它跟喜剧有所区别，正如严肃的史诗跟悲剧不同；它的情节比较广泛绵密；它包含的细节五花八门，介绍的人物形形色色。它跟严肃的传奇不同的地方在于结构和情节；一方面是庄重而严肃，另一方面轻松而可笑；它在人物上的区别是介绍了下层社会的角色，因而也介绍了下层社会的风习，反之，严肃的传奇给我们看到的都是最上等的人物。最后，在情操和措辞方面，它采取的不是高深的，而是戏谑取笑的方式。在措辞上，我认为有时候大可以运用游戏文章。
       乍读之下，菲尔丁的定义颇有点“游戏文章”的味道，让人摸不着头脑，而韩加明却不为所惑。他首先引述索恩伯里的观点，正面说明小说作为“喜剧史诗”概念的历史贡献，即把现代事件与古典史诗有机地嫁接起来。接着，他又插入瓦特强有力的反证。瓦特强调小说的反史诗特征，甚至不惜动用菲尔丁本人的小说实践来印证他的观点，小说与史诗有着天壤之别。
       山穷水尽之际，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赶来突围。他指出，给小说定义，除了题材(高级或低级人物)和体式(叙述体或戏剧体)，还有第二个参数，即形式(散文或韵文)。然后韩加明得出结论，菲尔丁的小说定义“不仅不是个怪胎，反而是周密考虑各种因素之后的严格定义。”最后，他还曲终奏雅，以菲尔丁心仪的小说《堂吉诃德》为例，证明史诗也是可以用散文来写的。整个论述一气呵成，细致入微。
       深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菲尔丁的定义夹在是与不是之间：小说是传奇，又不是传奇；小说是散文，又不是散文；小说是喜剧，又不是喜剧；小说是史诗，又不是史诗。这样的定义意味着什么?菲尔丁试图告诉我们点儿什么，所以他在开头的那句有名的定义之后，就说了许多小说与其他文类的具体区别。可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文类与小说之间的同，菲尔丁为什么把它们与小说划上了等号?实际上，等号的关键在于，菲尔丁在这里触及了小说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在“是”和“不是”之间，“是”的部分分量更重。小说是传奇，小说是散文，小说是喜剧，小说是史诗，这意味着小说包罗万象。小说之所以能在三百年内扶摇直上，坐稳龙头，是因为小说具有融传、文、剧、诗于一身的兼容性，有“容”乃大。因此，关于小说的学说因兼顾各方而蔚为大观。
       菲尔丁是小说大家，他的小说观不容忽略；詹姆斯是19世纪的小说巨星，他的小说论也同样值得深究。《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
       的中篇跟上篇一样，王丽亚仍然没有放过研究对象的内核——小说的定义。时代不同了，詹姆斯的小说定义也转移了聚焦点：
       小说，广而言之，是对生活的印象，个人的、直接的印象。小说的价值，首先是由这一点决定的，而价值的大小，则取决于印象的强度。可是，小说家必须具有感觉和表述的自由，否则，印象就不会深刻，小说也就毫无价值可言。
       实话实说，这不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定义，可是王丽亚凭着满腔的穷理致知之执着，把定义里的每个元素细细展开，一一申发，结果写就了洋洋三千字的小说定义解，可谓用足了“绣花针”的功夫。“个人”跟创作主体有关，与客体能构成辨证关系。“生活”不可等闲视之，生活现实与小说艺术、内容与形式可以经验相渗，互为越界。“印象”?什么是“直接的印象”?它是一种直接展示深度透视的手法，直逼人物的主观真实，也可以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难看出，詹姆斯的“印象”(impression)，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印象，而是不折不扣的“洞见”(insight)。所以，我们不妨把詹姆斯的小说定义改为：“小说是对生活的个人洞见”。
       詹姆斯关于小说的洞见，具有里程碑的价值。在同一节里，王丽亚论述了詹姆斯突破成规，无视传统对小说与传奇之间所划的楚河汉界，并阐释了这一越界行为的积极意义。然而，对我们来说，研究者提到、但没有来得及展开的另一个詹姆斯论题更具有拓展性，即“一部小说就是一段历史”。
       小说是历史，似乎有些类似“小说是史诗”的旧命题，其实不然。历史，在小说家的心目中一向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写《小说的艺术》时，詹姆斯论及的法国小说名家不下五人，甚至还提到了现在不大为人所知的佛丢内·杜·布瓦思高贝，可是他却偏偏没有谈到巴尔扎克，这位19世纪的法国小说大师。原因何在?
       詹姆斯擅长小处发威。他有意避开了福楼拜和屠格涅夫的宏篇伟什，比较了他们各自所写的一个小故事，一个讲女仆和鹦鹉，一个说农奴和哈巴狗，可是两者却同曲异功。在詹姆斯看来，前者大致是败笔，后者可谓是上乘之作。为什么?因为屠格涅夫弹中了“生活的韵律”，而福楼拜没有。詹姆斯不提巴尔扎克，部分道理也在这里，他们所瞄准的是不同的“生活”，属于不同类型的“史家”。巴尔扎克所写的是“风俗史”，而詹姆斯主攻的是另一种历史。对此，康拉德见解独到：
       小说是历史，人的历史，否则，它就一无是处。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历史，它立足于更为坚实的大地上，建基在形式的现实性和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之上。相对而言，历史则来源于文献和对印刷品以及手抄本的阅读，来源于二手印象。因此，小说离真实更近一步。不过，话说回来。史家也可能是艺术家，而小说家是史家，人类经验的司库、看守、阐释家。这正合他的身世和传统，亨利·詹姆斯先生是位刻画天地良心的史家。
       历史也是个无底洞，我们不想沿着康拉德的思路，非要把历史家和小说家强分个高下。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补充一下康拉德。康德有一句名言：历史叙事，而不分析，是空洞的；历史分析，而无叙事，是盲目的。优秀的史家，像司马迁，既有叙事的魔笔，又有分析性论赞。只有这样，史家才能展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正是詹姆斯所看中的。《悲剧的缪斯》序在詹姆斯所有的序言里占有一席要地。在这篇序里，詹姆斯强调艺术家的两大特质：“形象的综合能力”和“神圣的阐释天才”。看得出来，詹姆斯也是两手抓，“叙事”与“分析”并重。实际上，康拉德又何尝没有这个意思呢?他提出的“形式的现实性”和“阐释家”颇有几分暗合康德的“叙事”与“分析”，所以，他能点到穴位：詹姆斯是一位“刻画良心的史家”。可见，在菲尔丁的小说是传奇、小说是散文、小说是喜剧、小说是史诗之外，詹姆斯又给小说的定义加上了新的维度——“小说是历史”，而且是“心史”。
       小说的内涵拓展了，关于小说的学问也开始变得驳杂斑斓。
       正本清源，成一家言，《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这一特色大可圈点。宏观的“大”，微观的“小”，如何有机衔接，困惑着不少的研究者。培根的研究(Novum Scientiarum Organum)，气度恢弘，可是因为内容空泛，而被伏尔泰讥为只不过给现代思想搭建了个“脚手架”。阎若璩博极群书，力倡“精析”“毫芒”，长于“书缝”之功。在空疏不学的今天，他的治学之道尤其值得效仿。然而，他的著作，如《潜邱劄记》，现在几乎无人问津。过于琐细，是不是一个原因呢?因此，“大”“小”合而为一，即“大小成一”，看来不失为做学问的正道。
       申丹的研究，似乎在追求这样一种境界。
       布斯是修辞性叙事理论的先驱，他的“隐含作者”概念影响深远。可是，事隔四十多年之后，当布斯谈及他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时，说了四条理由，却忽略了最关键的原因。不满于当时学者一味追求小说中所谓的“客观性”，担心学生把作者和叙述者混为一谈，有感于批评家对修辞和伦理效果视而不见，针对作者创作中的假面具现象，这四条固然是不错的原因，但在申丹看来，布斯有“避重就轻之嫌”。追根溯源，他忘记了还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即新批评一统天下、作品自主性思想左右格局的大背景。最后，申丹还敏锐地指出布斯使用“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时的小破绽，说明“隐含作者”的作者并非吾道一以贯之。无论是大背景的分析，还小破绽的解剖，申丹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认知叙事学出道不久，就崭露头角，引人注目。申丹阐发了这一流派的特点，也注意到不同研究模式的小问题，如自然叙事的结构模式在代表性上的局限性等。但她好像更看重“大环境”，特别是面对学术“大环境”所做的一己之见：
       认知叙事学论著一般都以批判经典叙事学仅关注文本、不关注语境作为铺垫。但我们认为，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语境与西方学术大环境所强调的语境实际上有本质不同。就叙事阐释而言，我们不妨将“语境”分为两大类：一是“叙事语境”，二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这样的阐释，说出了新意，发人之未发，给人印象深刻。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两大类“语境”，我们也不妨把它们叫做“大语境”和“小语境”。大小“语境”合而为一，则可以看到叙事理论的全貌；一分为二，则可以窥见各个叙事理论的侧重点，如女性主义叙事学关心的是社会历史这样的“大语境”，而认知叙事学看重的则是文类规约的“小语境”。它们同属于“语境主义叙事学”，但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只有明了大小“语境”之别，问题才容易说得清楚，读者才容易见木又见林。
       细读《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一书，我们不难发现，申丹比较喜欢用的词有两个：一个是“混乱”；另一个是“廓清”。看到混乱，于不疑处生疑，是研究的第一步。正本清源，把问题弄明白，研究已经步入佳境。成一家言，有独立的裁断，才算得上真正的学术成果。
       申丹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本质关联”，即两者之间的“兼容性”。她首先指出了当代叙事理论繁荣背后的“混乱”，继而投入了大量心力对“混乱”进行有效的“廓清”，最后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面对西方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经典叙事学已经“死亡”或“过时”的论调，申丹敏锐地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在她看来，之所以出现上述观点，是因为当代西方叙事学者“没有廓清两种关系：(1)叙事诗学(叙事语法)与叙事批评之间的关系；(2)‘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最后，她得出结论，透过表面现象，后经典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并不存在本质上的断裂，后经典叙事学的论著不但吸纳了经典叙事学的成分，而且有些后经典叙事学者还对经典叙事理论做出了新发展。由此可见，小说因其兼容性而大，小说叙事理论也因其兼容性而广。
       综上所述，申丹、韩加明、王丽亚各擅所长，对小说叙事理论的研究多有创获。可以说，《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是近期叙事学领域为数不多的力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