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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受业名师
       春天，湖南一师校园内。毛泽东两眼闪出少有的兴奋的光芒，匆匆穿过喜鹊啁啾的树丛，大步流星地向自己的宿舍走去。“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杨昌济先生要到我校来担任修身课啦！”
       “杨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参与黄兴、蔡锷、陈天华的革命活动。回国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多次聘请他担任湖南省的教育厅长，他见到官场的腐败，毅然谢绝了谭延闿的邀请，决心以教育为己任，到四师担任哲学和伦理学教员。能受业于这样一位名师，真是我一师同学之福啊！”站在毛泽东身旁的罗学瓒激动地说。
       伴着清脆的上课铃声，一位中等身材、目光深邃的中年人走进了教室，他将自己腋下的讲义轻轻放在讲台上，望了一眼恭恭敬敬坐在下面的学生，便开始了自己的讲课：
       “同学们，我叫杨昌济。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修身课》……”
       杨昌济在讲台上一字一句沉缓有力地说，毛泽东低着头一字一句地记着。
       教室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窗外挺拔的柏树，在春雨无声的滋润下，默默地成长着……
       二、百分轶事
       淡淡的煤油灯光，照在漆黑色油漆的四方桌上，使书房显得幽深静谧。杨昌济埋着头，在淡淡的灯光下批改着一本一本《伦理学原理》作业。
       “毛泽东，”他拿起一本作业本，轻轻自语了一句，立刻将作业打开，三个遒劲的字——《心之力》——马上跳入他的眼帘。他伏案默默读了起来。读着读着，他的略显苍白的脸上渐渐浮起了红晕。边看，两手边兴奋地搓着，不时，又停下来，提起朱笔，在自己最满意的辞句段落旁，画上一串串密密的红圈，嘴里一面喃喃自语着：“奇文！奇文！”
       “嗬！一百分！”夫人向振熙端来夜宵，见到赫然一个百分，惊奇不已。杨昌济兴奋地搓了一下双手，说：“要是能打一百零五分，我就要给他打一百零五分！”杨昌济指着作业本封面上刚劲的“毛泽东”三个字，对向振熙说，“夫人，一个难得的奇才！一个难得的奇才！明天，我要约他到家里谈谈。”
       第二天是星期天，杨昌济正在书房教自己十四岁的女儿杨开慧学英语。书房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杨开慧站起身来，想去开门。杨昌济微笑着将自己的女儿轻轻按在坐椅上：“霞姑，让我去开门。”女儿惊奇地望着一贯惜时如金的父亲，十分不解。房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眉清目秀的青年。他进门以后，向父亲深深一鞠躬，然后恭敬地说一声：“杨先生好！”杨开慧轻捷地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一杯冒着热气、溢着茉莉花香的热茶端了上来，杨开慧略带怯生和好奇，双手将茶递给了身前这位陌生的青年。
       “哎，”杨昌济望了望身前的青年人，又望了望自己的女儿，微笑着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叫杨开慧，乳名叫霞姑。”
       杨开慧微笑着向青年人有礼貌地微微点了点头。
       “这是我的学生，叫毛泽东。”杨昌济手儿向毛泽东微微一伸。
       “啊，这就是那个作文得了一百分的毛泽东吗？”杨开慧显然已经从母亲的口中听到了毛泽东的名字和“事迹”。
       毛泽东的脸微红了，不自然地用手拢了一下自己的长发。
       “是呀！”杨昌济呵呵一笑，“他就是我平生作文第一次给了一百分的毛泽东，以后，你就叫他润之哥吧！”
       “啊，润之哥，”杨开慧天真地一仄头，“这是我爸爸第一次这样夸奖自己的学生呢！”
       “该夸奖的，就得夸奖嘛！”向振熙接着女儿的声音走了出来，“霞姑，以后你可得要好好向你润之哥学习。”
       “听杨先生说，”毛泽东望了身边的杨开慧一眼，“霞姑聪明好学，只要好好努力，肯定会超过我的。”
       杨开慧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霞姑，你别站着。”杨昌济为了使自己的女儿摆脱僵局，对她说道，“你也去搬条凳子来，坐在我的身边，听听我和润之哥的谈话，这样对你会有好处的。”
       “好，”杨开慧一撩自己的短发，风快地走了出去，搬了一条矮凳来，坐在自己父亲身旁，饶有兴味地听着父亲与毛泽东的谈话。
       “润之同学，”杨昌济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听你的口音，你是湘潭人吧？”
       “是的，杨先生，”毛泽东微微向杨昌济欠了欠身，“我是湘潭韶山冲人。”
       “韶山，这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呀，它距湘乡不远吧？”杨昌济向毛泽东问道。
       “嗯，我的家离湘乡只一山之隔，我外婆家就在湘乡。”毛泽东恭敬地回答道。
       “难怪你的语音带有湘乡口音。”杨昌济微微笑着说。
       “是的。”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我们那儿语音差别很大，当地有句俗语叫做‘隔山不懂话，隔江难辨音’。”
       “那你到长沙来上学，听得懂长沙话吗？”杨开慧插话问道。
       “听得懂，但说不好，以后我还要向你学长沙话呢！霞姑妹。”毛泽东望着杨开慧一笑。
       “好，润之哥，我一定教会你长沙话，你也一定能像你的作文一样，打一百分的！”杨开慧咯咯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
       “润之同学，”杨昌济接着问道，“你们韶山人口稠密吗？”
       “人口并不稠密。”毛泽东回答道，“因为田地都在高山之中，所以人们都聚族居住在一起，大部分都是种田人，有时也做点生意，有的人有了钱，常常到湘乡去买田。”
       “当地民风还好吗？”作为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关切地问。
       “民风十分淳朴，贫苦农民之间，大家都互相关心，相互照顾，很少有人赌博，更少有人抽鸦片烟。”毛泽东如实回答道。
       杨昌济由衷地赞赏道：“一位农家子弟，能够如此刻苦地学习，如此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实在不容易呀！”
       毛泽东歉然一笑说：“杨先生过奖了！”
       杨昌济想了想说：“是啊，在我国历史上，农家子弟出了不少顶天立地的伟人。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我们湖南的曾国藩、广东的梁任公，就都是农家子弟，他们都是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长大，经过自己刻苦的努力，都成了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顿了顿，他接着说，“润之同学，我希望你向这些经过磨砺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学习，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在艰难中摔打自己，使自己成长为我们民族的栋梁。”
       毛泽东望着杨昌济，感动地微微点了点头，说：“谢谢杨先生的鼓励，我一定按杨先生的教导，努力这样去做。”
       杨昌济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啊！忘了问你，润之同学，你今年多大了？”
       毛泽东回答道：“二十一了。”
       杨昌济说：“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那么，除了读书，在这二十一年的人生途中，你一定干了别的事情吧？”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是的，在这中间，我还扎扎实实当过两年农民，耕、耙、锄、犁，我样样都会，村里的农民都夸我是一个好‘庄稼把式’呢！另外，我还当过半年兵，操练射击，都曾学过。”
       杨昌济听后呵呵一笑，说：“有趣！有趣！这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
       杨开慧拍手笑道：“爸爸，润之哥的履历和他的作文一样，同样该打一百分呀！”
       杨昌济指着杨开慧额前的刘海说：“这丫头！”他默默地深情地望了望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我看呀，你润之哥哪方面都应当打一百分！”
       送走毛泽东，他郑重地打开自己的日记本——《达化斋日记》—— 一边回忆，一边用工整的字在日记本上写道：“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两地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淳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他亦务农，其外婆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国藩、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写毕，他掩卷深思。良久，他轻轻地自言自语道：“是的，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应当打一百分的学生。”
       三、千锤百炼
       “你爸爸呢？霞姑。”毛泽东敲开房门，问道。
       “在洗冷水浴。”杨开慧笑着指了指浴室。
       “这么大冷天还洗冷水浴？”毛泽东十分吃惊。
       “爸爸不但自己洗冷水浴，每天还要我和哥哥洗冷水浴呢！”杨开慧指了指站在身旁的哥哥杨开智说。
       “是的，”杨开智点了点头，“再冷的天，他都让我们坚持。”
       正说着，杨昌济穿着浴衣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杨先生，”毛泽东迎了上去，“今天室外温度是零下一度呢！”
       杨昌济笑了：“要不是这两天感冒了，零下一度我还在室外洗冷水浴呢！”
       “啊！”毛泽东十分吃惊，“杨先生这么天天坚持洗冷水浴，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好处有两个，”杨昌济左手插在浴衣袋里，右手伸出两个手指头，“第一，锻炼身体；第二，锻炼意志。一个人，想要为社会做点事情，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坚强的意志，那都是纸上谈兵。”顿了顿，他望着毛泽东说，“润之同学，我建议你从明天起，跟我一样，进行冷水浴。”
       “好！”毛泽东坚定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拿着一条土布浴布，来到学校后面那口井旁，脱掉衣服，只穿上一条短裤，用桶从井里吊上一桶水，猛地从头上往下一浇，他全身打了一个寒颤，脚跟不由自主地往后移了几步，差点摔了一个趔趄。但他一咬牙，又坚定地站住了。他喘了口气，又将那只木桶掷进井里，吊上一桶冷水，猛地从头上往下一浇……
       从此，每天早上，他都这样坚持洗冷水浴。
       几个月后，他邀来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肖子章等几位同他一样十分尊敬杨昌济的好友，兴奋地对他们说：“杨昌济先生建议我们进行冷水浴。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和实践，感到冷水浴确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大大增强身体的抵抗力，更能强筋壮骨；第二，它实实在在可培养果敢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我看，我们几个是不是成立一个冷水浴锻炼小组，到岳麓山、橘子洲去进行冷水浴？”
       “行！”蔡和森一攥拳头，“听杨昌济先生和润之同学的话没有错，我看咱们从明天就开始吧！”
       “好！”相好的朋友们跳了起来。
       明月的清辉，洒在校园绿色的海洋里，洒在校园麻石铺的路面上。毛泽东领着蔡和森等几个青年，披着月光，快步向校门外走去。
       “润之同学，”杨昌济正好带着杨开慧迎面向他们走来，“你们上哪去啊？”
       “杨先生，”毛泽东停了下来，“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几个人决定今晚到对河岳麓山露宿，在白鹤泉进行冷水浴。”
       “很好。”杨昌济点点头，“到岳麓山，我看不但能进行冷水浴，而且可以进行空气浴、大风浴、暴雨浴。”
       “太好了！”毛泽东望着月光里微笑着的杨昌济，重重地点了点头，“我们一定照您的意见去做。”
       杨开慧摇着杨昌济的手说：“爸爸，我也要跟润之哥一块到岳麓山去做冷水浴！”
       “哎呀，霞姑，”杨昌济思想虽然开明，但在这件事却对女儿打了退堂鼓：“一个女孩子到岳麓山做什么冷水浴！”
       杨开慧撅起小嘴：“爸爸，你封建！”
       毛泽东努力装着正经说道：“不是你爸爸封建，你爸爸怕冻坏了你这唯一的娇嫩的千金呢！”说得杨开慧脸儿一红，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带领着自己的朋友，大步跨出了月色朦胧的校园。杨昌济望着一群青年的背影，欣慰地点了点头。杨开慧仍然在月下撅着小嘴。
       大雨倾盆，狂风呼啸，大树被狂风刮成弯弓，在风雨中剧烈地前后摇摆着。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脱掉衣服，穿一条短裤，站在倾盆大雨中，任一条条粗大的雨柱像鞭子一样在自己身上猛烈地抽打。
       “哈哈！”毛泽东仰天一笑，“这叫做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是呀，”蔡和森朝天猛伸双手，“天公暴雨又奈我何？”
       “是的，只有在暴风雨中能立住足的青年，才能成为社会的栋梁！”
       是杨昌济的声音。
       毛泽东放下握拳向上的双手，透过密密的雨帘往前一望：只见杨昌济牵着杨开慧的小手站在他们身前，杨昌济微笑着向他们频点着头。
       “啊，杨先生，开慧小妹，你们怎么来了？”毛泽东连忙走上前去，站在杨昌济和杨开慧身边。
       杨昌济望了望毛泽东，平静而谨慎地回答道：“作为一个教员，让自己的学生进行大雨浴，自己却不能身体力行，这怎么行啊？”
       雨哗哗浇在杨昌济的头上，浇在杨开慧的头上，他们和毛泽东这些青年学生相对一望，笑了。学生们身后的棵棵苍松，在暴雨中显得更加苍翠挺拔……
       四、大木拄天
       一九一五年上学，一师校长张干根据省政府的规定，令秋季始业时每个学生缴十元学杂费。对于大部分来自农村的贫困的一师学生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毛泽东联合同学起来反对学校的这个决定。罢课的同学越来越多。后来，有人拿着传单向张干告密，说：“这张传单是毛泽东写的。”张干大发雷霆，立即召开校务会议，提出要开除毛泽东。杨昌济在校务会议上缓缓从自己的坐椅上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校方竟要开除，这实在是损于我校声誉。”张干毫不退让地说：“毛泽东违反了学校纪律，就应当开除！”杨昌济沉静地说：“学校做法不妥，学生为什么不能提出异议？”张干右手往下猛地一挥，说：“就这样定了！”杨昌济站了起来，正气凛然地说：“如果校长一定坚持要开除毛泽东，我杨昌济宣布辞聘！”说着，将早已带来的聘书掷在会议桌上，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出会议室。
       
       他气愤地走进教室，学生们正睁大着愤怒的眼睛，等待着自己的老师。杨昌济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接着，对学生们说：“我教书的目的，就是为祖国栽‘大木’，毛泽东就是拄天的大木。现在，有人要砍这棵拄天的大木，我们能容忍吗？”
       “不能！”教室里响起了学生们愤怒的吼声。
       杨昌济气愤地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了杨开慧。杨开慧紧紧攥着拳头：“我要到学校去为润之哥伸张正义！”说着，便向门外走去。母亲一把将她拖了回来：“你小小年纪，也要去闹学潮？”
       杨开慧头儿一侧：“去对润之哥表示支持也不行吗？”
       母亲笑了：“你左一个支持润之哥，右一个支持润之哥，我看，将来你的润之哥怎样对你这位勇敢的小妹妹表示感谢啊！”
       五、根深叶茂
       春风吹来，还带着一点寒意。第八班的学生上“静物写生”课。老师刚刚将一个橘子、几个鸡蛋、一个花瓶摆在讲台上，不到两分钟，一个学生便站起来，将自己的作业交到讲台上。老师吃惊地翻开作业本，只见一张白纸上画了半个圆，下面加了一条长长的横线，画旁写了李白的一句诗：“半壁见海日”，作业下却写了三个十分漂亮的兰亭体“毛泽东”。老师抬头一看，毛泽东已拿起一个笔记本和一本书走出教室。
       毛泽东走到安静的自习室，急切地打开带来的书和笔记本，认真阅读和做起笔记来。
       “刚上课，你怎么就到自修室来了啊？”背后响起了杨昌济熟悉的声音。
       “啊！杨先生，”毛泽东慌忙站了起来，“您请坐。这堂课是图画课，我已交了作业。”
       “这么快？”杨昌济望着毛泽东。
       “杨先生，我不喜欢图画课。”毛泽东直率地说。
       “为什么？”杨昌济微笑着问。
       “太枯燥了！”毛泽东摇了摇头。
       “图画课重要着呢！”杨昌济走到毛泽东身旁，慢慢地说，“学师范的，应当什么都懂一点，这样才能应付将来的工作。试想，如果毕业以后，你分到一个贫困、偏远的山区去，整个学校只有你一个教师，那么，这图画课谁来教呢？”
       毛泽东没有作声，只用手不自然地抚弄着自己的书本。
       杨昌济问道：“你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什么书？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可以。”毛泽东连连说着，双手将书递了过去。
       杨昌济接过一看，是他教的《西洋伦理学》，便退了回去，说：“请给你的读书笔记给我看看。”
       毛泽东马上递过自己的笔记本。杨昌济接过毛泽东的笔记本，找一把椅子坐下，认真地看了起来。只见上面用潇洒的“兰亭体”记着自己上课时讲述的主要内容和毛泽东本人的一些学习心得和体会。
       杨昌济慢慢地翻着，只见上面写着和自己观点十分符合的几条：
       学，皆起于实践。
       道德哲学这在开放之时代尤要。
       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
       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车；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闭门才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才不胜今人，不足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为学。
       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贤相不以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长为长。
       要转移世风，当重再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读着毛泽东这些确有见地、独到的学习心得，杨昌济十分感动。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能有这么深刻的见解，实在难能可贵。
       杨昌济抬起头来，望着身前的毛泽东，他也有些为自己这位心爱的学生学习上的偏科担心。他想了想，沉思着对毛泽东说：“润之，我觉得你在学习上是不是偏科现象比较严重，过于偏重文科，对理科和其它学科注重不够？”
       毛泽东想了想，诚恳地说：“杨先生，您说得对。我现在确实在集中较多的精力在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科学。我经过长期反复的思考，觉得在当前的中国，一定要从教育和哲学起步，首先改变国民的民心，然后才能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根本的改变，唯此，别无他途。”
       杨昌济微微点了点头，说：“润之，你讲的道理是正确的。长期以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亦即如何改造我们的社会的问题。但是，你想过没有，现在是什么时代了？”顿了顿，杨昌济接着说，“现在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二十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是飞跃前进的世纪，在这个一日千里的世纪里，要想真正地深入地钻研社会科学，不懂得自然科学，这怎么行啊？我知道，你读过很多达尔文和赫胥黎的书，通过这些书，你可以深切了解到，他们在研究社会问题的同时，是何等深刻地在研究着自然科学——生物的进化。”
       毛泽东听了以后，沉思良久，接着略显为难地说：“杨先生，我觉得您说得完全正确。可是，我从前很少接触和钻研自然科学，现在再起步，年龄恐怕不允许了。”
       “是吗？”杨昌济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学生，“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了。”
       “你看我多大了？”杨昌济微仄着头问。
       “不知道。”毛泽东望着自己尊重的老师，有点不解。
       “我今年四十四了，年岁比你大一倍。”杨昌济伸出了自己的一个大指头，“可是，我现在每天仍然坚持学习自然科学。我感到，这样做，对我所从事的社会科学，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杨昌济掏出怀表看了一下，望着毛泽东，说，“我马上要去上课了。这样吧，这个星期天，你能不能抽空到我家来一趟，咱们好好谈谈。”
       “好。”毛泽东感动地点了点头，“杨先生，我一定来。”
       “行，我等着你。”杨昌济夹起讲义，沉思着向课堂走去。
       晚上，回到宿舍里，毛泽东拿起一本书，坐在窗前读了起来。读着读着，杨昌济先生的话又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是的，杨先生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师范生，知识面是应当宽一点，什么都应当懂一点，也许正因为这样，学校里的课程便十分广杂，什么都讲一点。但是，什么都讲不透。一些教师的教法又十分呆板，学起来如同嚼蜡，学这些功课，和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实在相差得太远。怎么办？他将自己手中的书合了起来，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自己的宝贵青春，难道就白白消耗在这意义不大的繁琐的课程之中？难道要让自己白发苍苍的时候再去投入激烈的改造社会的现实斗争之中？不行！决不能这样！怎么办？退学！只有退学，才能更早地投入改造社会的现实斗争之中去，为中华的崛起更早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对，应当将自己的这个决定告诉自己最尊敬的杨昌济先生，倾听他的意见以后，立即付诸行动！
       星期天，他践约来到杨昌济先生家里，杨开慧和师母向振熙照例热情地接待他。
       杨昌济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立刻将他请到了自己的书房。杨开慧给他端来一杯冒着热气的茶，坐在毛泽东身旁，倾听着父亲和润之哥新鲜而有趣的谈话。
       “润之，请坐。”杨昌济对仍然站着的毛泽东说，“上次我们谈了一次，但谈得不深，不知你对那次谈话的想法怎样？”
       毛泽东想了想，终于鼓起勇气说：“杨先生，我已经想好了，决定从一师退学。”
       “从一师退学？”杨昌济站了起来，吃惊地望着身前这位寄托着自己重望的学生，“为什么要退学？”
       “我想更早一点参加改造社会的斗争，”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说，“同时，一师的课程对我用处实在不大。”
       “润之，”杨昌济镇定了一下自己，冷静下来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做学问和做事情，最要紧的是什么？”
       毛泽东紧锁眉头，思索着，一时没有回答，屋里的闹钟在“嘀答嘀答”地响着。杨开慧睁大眼睛望着陷入沉思的毛泽东，心里十分着急。她努力替毛泽东搜寻着答案。忽然，她走到毛泽东身边，轻声对他说：“润之哥，我想起来了，我爸爸曾经跟我讲过，不管做学问或做事情，最要紧的是，首先要牢牢地打好基础。”“说得对，霞姑。”杨昌济听到了自己女儿对毛泽东悄悄的提示，接着她的话对毛泽东说：“做学问或做事，最要紧的是，先要牢牢地打好基础。这好比盖一栋高楼大厦，首先得打很深很深的地基，楼房才能砌得高，盖得牢。一棵大树，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一棵大树，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毛泽东轻声地激动地重复着杨昌济的话，忽然，他走上前去，紧紧握着杨昌济的双手，恳切地说：“杨先生，您说得太好了！我一定听您的话，在湖南一师的校园里，深深地扎下自己知识的根，努力吸收各种‘营养’，使自己成为一棵根深叶茂、树枝参天、人民需要的大树！”
       杨开慧鼓着小手掌说：“这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润之哥！”
       六、胸怀大志
       星期天，同学们在宿舍里下棋、聊天。毛泽东和周世钊默默地坐在窗前，在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惇元兄，”毛泽东打破了沉默，对周世钊说，“我思想上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今天是星期天，杨先生没有课，我们是不是约几个同学到杨先生家仔细谈谈。”“很好，”周世钊点点头说，“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呢！不知怎的，一遇到难题，我就想起了杨先生。”“是啊！”毛泽东站起身来，伫立在窗前，凝视着窗前一棵苍松和苍松下的一排小松，“杨先生渊博的学识，高尚的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对自己学生深切的关怀和爱护，赢得了我们广大学生的深切爱戴。我们思想上遇到了难题，当然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走，我们到隔壁几个宿舍里看看去。”说着，毛泽东便和周世钊一起来到隔壁几个宿舍，邀着蔡和森、萧子升、陈昌、张昆弟等一起向浏正街李氏芋园走去。走进李氏芋园，花园中一个独立的红漆门框上，钉着一块四寸宽一尺高的铜牌，上面写了“板仓杨”三个工整的隶书字，毛泽东仿佛看到正直无私的杨先生正站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到来。
       他们轻轻走进宁静的小院，透过半开着的窗幔，看见杨昌济正在书房里专心致志地读书。他们实在不忍去打扰老师。但强烈的求知欲望，又令他们不得不去占用老师一些宝贵的时间。他们在书房门前停住了脚步。
       “润之哥，你们来啦！”院子里传来了杨开慧欢快的声音，“我知道你们星期天一定会来的。你看，茶我都给你们烧好啦！”杨开慧将手中的铜壶在他们面前一晃。
       “啊！请进！请进！”杨昌济听到他们的谈话声，立刻迎了出来。
       “实在对不起！”毛泽东歉意地说，“又来打扰您了，杨先生。”
       “怎么这样说啊！”杨昌济露出长者宽厚的微笑，“我同样十分想和你们谈谈，每次交谈，你们也给了我不少教益呀！”
       “是啊！”杨开慧从旁证实道，“爸爸就常常用润之兄说的话教导我，还常常把你们的谈话记在自己的日记上呢！”
       “学生在某些问题上也可以成为老师的老师嘛！”杨昌济摆了摆手，“我觉得有时你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我。”
       杨昌济一边说着，一边将毛泽东一行让进了自己的书房。师生分宾主在小书房里坐了下来。
       “润之，你看，”杨昌济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新杂志，“陈独秀、李大钊先生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最近一期又来了，上面的文章都很有份量，尤其是李大钊先生写的几篇文章，值得你们每一个人认真细读。”
       毛泽东接过《新青年》杂志，认真地看了起来。
       这时，坐在杨昌济身旁的蔡和森问道：“杨先生，在我们同学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没有解决好。您说，这个重大的问题，到底要怎样解决才好？”
       杨昌济喝了一口茶，想了想，慢慢地说：“我个人认为，对一件事，一个问题，知道了以后，就必须付诸行动。否则，便等于没有知道；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以后，便一定要做到。否则，这句话便是空话。博学、深思、力行三者都不可偏废，博学、深思，最终的目的是用来指导实际行动的。实际行动比起博学、深思来更为重要：因为，博学、深思，最后却不付诸行动，这种博学和深思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毛泽东听后，十分激动，他说：“杨先生，您讲得实在太好了。您所讲的，正是我平常在想的。不过没有您讲得这样系统、精辟。”顿了顿，毛泽东有些困惑地问，“不过，杨先生，有一个问题，我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就是，就您看来，这个‘行’字，在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杨昌济望了望目光灼灼的毛泽东，“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个‘行’字的主要内容是：深入中国社会，进行切实、认真的调查研究，然后找出其弊端，接着积极参与改良社会的实际活动。”
       “啊！对了，”毛泽东望着远方，自言自语地说道，“深入调查研究……”
       骄阳似火，毛泽东和同班同学萧子升，背着蓝印花包袱，各打一把益阳雨伞，脚上穿着用麻和碎布打的草鞋，顶着烈日，向前赶着路。
       “润之，”萧子升一边擦额上的汗，一边问道，“咱们这次利用暑假到农村搞社会调查，到底走哪条路线为好？”
       “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掰着自己的手指。
       
       “这有多远啊？”萧子升皱着眉问。
       “一千里。”毛泽东伸出一个指头。
       “是不是远了点？”萧子升仄着头望了下身边的毛泽东。
       “杨先生说，只有不怕苦了脚板子，”毛泽东拍了拍自己的大腿，“才能对中国农村了解得深，了解得透，了解得准。”
       萧子升默默地点了点头，两个人的脚步迈得更快了……
       暑期结束，一本厚厚的《农村调查报告》摆在杨昌济的书桌上。杨昌济阅读着自己心爱的学生毛泽东用熟悉的“兰亭体”字写成的文章，脸上绽开了笑容……
       “你看看，霞姑，”杨昌济将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报告》递给自己的女儿杨开慧，“你润之哥的脚板多硬！一个暑假一连跑了五个县呢！”
       杨开慧欣喜地接过这份厚厚的、还浸着汗水的报告，贪婪地读了起来。读毕，抬起头来，睁大着眼睛：“爸，我长大了，也要像润之哥一样，用自己的铁脚板，跑遍湖南的山山水水，跑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七、情窦初开
       一九一八年六月，杨昌济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伦理学教授，全家迁往北京，住在豆腐池胡同九号一个小四合院里。刚刚住定，杨昌济便想起了自己最关注的学生毛泽东。经过一番考虑，他给毛泽东郑重地写了一封信，劝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学习，同时在信中告诉他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等人提出“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极力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并特地组织了一个“法华教育会”，专门办理这件事。毛泽东接到杨昌济热情洋溢的信，深受感动。他连忙到岳麓山找到蔡和森，对他说：“杨先生对我们青年人实在太关心了，我觉得杨先生的意见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们湖南政局极乱，教育受尽摧残，以至无学可求。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同志，应该敢于奔赴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起。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因此，我们应当遵照杨先生的意见，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出国留学。”
       蔡和森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于是，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决定派蔡和森到北京与杨昌济进行联系。杨昌济见到蔡和森，十分高兴，并再次向他建议，赶快给毛泽东写信，要毛泽东尽快到北大学习，并操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
       毛泽东接信后，立即和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来到北京。
       毛泽东手持杨昌济的信，挨门挨户找到了豆腐池九号。
       九号是一座小巧安静的四合院，黑漆小门上钉着毛泽东如此熟悉的小铜牌“板仓杨”，在晨光中静静地闪着光。
       毛泽东欣喜地走上前去，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来啦！”是开慧的声音，门打开，微笑着的杨开慧出现他的面前。
       “开慧！”毛泽东激动地轻声一喊。
       “润之哥！”开慧的眼睛里溢满了喜悦。
       毛泽东打量了一下杨开慧，只见她穿着墨绿色的绉纱长裙，上着洁白的纺绸短罩衫，大眼睛里透出青春的光芒。
       “几个月不见，你长高了不少呀！”毛泽东故意将“高”字说得很重很重。
       “是么？”杨开慧上下看了一下自己，头一仄，喜盈盈地望着毛泽东说道，“我这位老爸哟，天天在念叨你这位好学生，还催和森哥一连给你写了三封快信，你都收到了么？”
       “都收到了。”毛泽东得知杨昌济先生如此关心自己，十分感动，真心地说，“谢谢昌济先生的关心！”
       “快进屋吧！爸爸正等着你呢！”
       “润之，谈谈长沙的情况吧！”屋内，杨昌济关切地望着毛泽东，微笑着说。
       “长沙的情况，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这就是：军阀混战，派系斗争，人心浮动，大局不稳。”
       杨昌济一边听着，一边沉重地点着头。
       “吃饭啦！”向振熙和杨开慧将一盆盆热气腾腾的菜，向桌上端来。
       “吃菜，润之哥。”杨开慧向毛泽东碗里夹了一块肉。
       “润之，你不知道，”向振熙望了毛泽东一眼，又望了一下正在往毛泽东碗里夹着菜的杨开慧，“这个丫头呀，天天在念叨你呢！问润之哥怎么还不来！”
       “妈……”杨开慧羞红了脸。
       在母女俩的“关照”下，毛泽东碗里的菜，已经堆成一个“小山”了。
       “昌济先生，师母，”毛泽东放下筷子，站起身来，“和森兄还在湘乡会馆等我呢，我要走了！”
       杨开慧站起身来说：“妈，润之哥第一次来北平，路不熟，我去送送润之哥。”
       向振熙望着杨昌济笑了一下，说了声：“去吧！”
       杨开慧像一只小山雀，陪着毛泽东向大街上走去。
       “怎样，”毛泽东望了一下杨开慧，问道：“在北京上学的情况还好吗？”
       “我还没有上学呢！”杨开慧摇了摇头。
       “为什么？”
       “北京的女子学校水平很低，封建习气很浓，”杨开慧深深皱了一下眉头，“在课堂上还讲三从四德，有的大家闺秀还带着老妈子和丫环来上学呢！你看看，这哪像什么学校！”
       这时，两位老太太从他们身旁走过，低声议论起来：“你看看，这姑娘多野！和一个男子靠得这么近，还笑得那么欢！”
       “北京的群众封建着呢！”听着老太太的轻声议论，杨开慧笑得更欢了，“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一起，在街上走走，他们也要指手画脚，点点戳戳，我便偏要与你一起走，同这股恶习气斗一斗！”
       “还是长沙那个霞姑！”毛泽东望着杨开慧，感叹地一笑。
       八、永结同心
       北京。
       漫天的鹅毛大雪。杨开慧打着一把青布洋伞，两颊冻得绯红，在风雪中奋力前行着。她奉父母之命，去接毛泽东。
       杨昌济躺在病床上，不时望望雪花狂舞的窗外，他一边咳嗽，一边低声向开慧的母亲问道：“霞姑去接润之，去了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啊？”
       正说着，满身是雪的杨开慧和毛泽东推门迈了进来。
       “杨先生，”毛泽东顾不得拂去身上的积雪，大步走到杨昌济的床前，“您好点了吗？”
       杨昌济拉着毛泽东厚实的双手，笑着说：“握着你这双大手，我的病就好多啦！”
       过了好一会，杨昌济披起一件长衫，从床上下来。对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道，“润之，霞姑年纪轻，不懂事，你今后要在各方面多帮助这个小妹妹啊！”
       杨开慧凭一个女孩子的直觉，知道爸爸想说什么。但是，出于一个少女的羞涩，她又怕自己的爸爸当着她和她润之哥的面捅破这层早该捅破的“纸”。于是，便有意将话题扯开道：“爸爸，为了给润之哥筹措湖南赴法学生的经费，您不是专门给熊希龄伯伯写了一封信吗……”
       开慧没有想到，这个熊希龄伯伯却成了第一个捅破这层“纸”的人。
       “熊伯伯，这是我爸爸的学生，叫毛泽东。”杨开慧遵照父亲的意思，陪伴毛泽东来到熊希龄的家里。
       “啊！我知道，我知道。”熊希龄微笑着点点头，“昌济先生常在我面前提起你，说你是一位德才兼备、不可多得的经国之才，呃——”熊希龄望望杨开慧，望望毛泽东，“听昌济先生说，你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今天果然成双成对到我这儿来了，霞姑，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啊！”
       “熊伯伯——”杨开慧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心里却像灌了蜜一般甜……
       回来，杨开慧在柔和的灯光下用心写下了当天的日记：
       “今天，熊伯伯终于在我和润之面前捅破了这层‘纸’——问什么时候吃我们的喜糖。我心里暖融融的，像灌满了蜜。我时时盼着这一刻的到来。
       人们常说，一个女孩子有了自己中意的爱人，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运。不料我也有了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1920年1月25日上午，北京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内，响起一阵阵低回的哀乐。毛泽东满含热泪，在恩师杨昌济先生的灵前深深地三鞠躬。杨开慧立在父亲的遗像前，更是悲恸不已。自此以后，她紧紧跟随在毛泽东的身后，同他一起踏上了艰辛的革命旅程。这年冬天，二人终于在长沙结为幸福的革命伴侣，了却了杨昌济先生最后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