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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作者在稿件中用了真实的人名地名和公司名，很让人震惊。考虑到实际问题，征得作者同意，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都作了虚化处理。
       四年前，我和十几个老乡一起，在北京的一家拆迁队干了两年。我们拆迁队的工作，就是等拆迁办把拆迁款给了拆迁户，人搬走了，旧房腾空了，我们开着大铲车，抡着大锤去拆房。纯粹的体力活。虽然辛苦，却也单纯。
       有时候，遇上了钉子户，需要强行拆迁，也简单。不管是不是商业开发，都以市政工程的名义拆迁，拆迁办就是政府的办事机构。所以，往往是拆迁办把警察法院都招呼上场压阵。就算有钉子户躺在铲车前挡道，也有警察给他套上手铐拖上警车，我们拆迁队，除了流汗辛苦，还是单纯。
       后来，报纸上对政府的强行拆迁有批评，拆迁办就很少用警察和法院对付钉子户了。他们直接把难题交给我们，让我们自己拔钉子。我们不敢不拔，旁边有的是拆迁队虎视眈眈，就等着一拥而上。
       第一次拔钉子前，我们大家就着馒头和花生米喝了几大箱啤酒。我们不是拆迁办，手上没有拆迁费，不可能满足钉子户的要求。我们不是政府，不是法院，不是警察，没有强制拆迁的权力。钉子户要躺倒在铲车前，我们只有干瞪眼。要我们拔钉子，摆明了是要我们用非法的黑道手段。
       “什么非法的黑道手段？是灰色手段。”
       听队长老王说出“灰色手段”，我们都笑。老王小学没毕业，平常说不出“灰色手段”这样水平的词。显然，这是别人教的。
       那回的钉子户，不是一颗钉子，是一群。一个大杂院，住着二十几户人家。走了几户，还剩十几户。我们先把电掐断了，整个大院的冰箱彩电就都没了动静，晚上都点起了蜡烛。在灯火辉煌的城市中心区，倍感凄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之后，我们全体都到大院去溜墙根，去学夜猫子叫，怎么恐怖怎么叫。冷不丁还会学鬼敲门。还有人用塑料口袋包了粪便，摔在门上。总之，怎么流氓怎么来。
       说实话，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好，很有快感。大家进城打工，都看城里人脸色，大街上走路挤公共车地铁，都要躲闪着城里人，怕挨着他们弄脏了他们的衣服。什么时候这么痛快过？拆迁这活儿，把我们心头的郁闷和人性阴暗的一面释放了出来。
       但是，我读过高中，又喜欢文学，时不时还写些日记。在写日记的时候，我的心就不安起来。这么下去，我们不就成香港黑帮片里的小混混了吗？发展下去，会不会成为黑社会？
       想一想，也就罢了，不敢说出来扫了大家的兴。再说，还有饭碗问题，民以食为天。
       几天下来，吓走了几户，剩下的立场更坚定，我们的手段也得进步了。
       顶西头的一户家有高三学生，马上面临高考。我们就把大铲车开到墙外，不分白天黑夜，像坦克一样咆哮。那当妈的是个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一看就知道度数很深。她冲出屋指着我们叫骂，见她两片嘴皮哆嗦，开大铲车的小李脚下一松，熄了火，等着听她的叫骂，却什么也没听见。想必她这一辈子都教书育人，骂人的话还不会。于是，大铲车又咆哮了起来。
       这时候，出现了情况，女教师浑身颤抖，突然倒地，口吐白沫。她的老公冲出屋，给她掐人中。左邻右舍也都冲出来，指着我们质问，是不是非要把人往死里逼？真出了人命，谁担当得起！七嘴八舌，群情激愤，声音居然压过了大铲车。
       大铲车熄了火，大家灰溜溜撤离现场，回到工棚，闷了一个中午。检讨失败的原因，老王说，不怪天，不怪地，只怪我们心太软。老王说，我们今天要不顶住，明天别的拆迁队就上马了。我们没了项目，没了工钱不说，从今以后，就别想在工地上混了。而且，我们心软有球鸡巴用，别人拆迁照样心狠，钉子户照样钉不住。
       老王又说，我知道大家想什么，我也一样心思。不过，想什么都没用，干活挣钱才是真的。没钱寄回家，想什么都没用。要想就想我们进城受的委屈，就想我们遭的白眼，就想这些城里人，凭啥过着比我们好的日子？就说这钉子户，住的本来就是政府的公房，政府给钱搬家还嫌少，我们在乡下，八辈子也捞不上啊！
       老王不愧是队长，会做思想工作，一席话，把大家心说硬了。那时候，我就想起我家那个穷山沟，想起我背太阳过山的爹妈，想起我小时候翻山越岭去村小上学，交不出学费，被校长揪着耳朵赶出教室，然后独自哭着翻山越岭回家的往事。还想起我在乡上煤窑挖煤，遇上冒顶，眼看着同伴被沙石掩埋，自己死里逃生的往事。当然，我还想起进城以后，在公共车上逃票，被售票员羞辱，被乘客义正词严谴责的往事。总之，心说硬就硬了，感觉就像外面北风中的水泥柱子。
       下午，顶着寒流，我们又去了现场。小李爬上铲车，发现玻璃上写了两个大大的粉笔字：流氓。还打了惊叹号。小李一愣，骂了声，流氓就流氓。就要发动铲车，却见那家门开了，一家三口相互搀扶着出了门。那高三学生是个瘦小的姑娘，她对我们说，把她妈送去医院回来就搬家，求我们等她一会儿。说着，眼泪就流了一脸。说实话，那时候，我们都傻眼了，原本很硬的心都软了。
       那天下午，我们开了货车帮那家人搬了家。搬家的车前脚走，我们就上房揭瓦砸墙。我在屋顶上撬椽子的时候，看见隔壁的屋顶上瓦片直往下掉，早已是千疮百孔。从瓦洞里往下看，就看见两位老人坐在床上，紧裹着棉衣，贴着墙，相互依偎着，惊恐地仰望着我们。那哪是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城里人的目光，我爷爷奶奶面对收费的乡村干部的时候，目光也一样可怜。我心头一软。我想，我这是在造孽啊！
       我下了房，对老王说，吓坏了老人赔不起。老王抽了支烟，对我说，你怕什么？他们的儿女都不怕，我们怕什么？说完，他自己就上了房，趴在房顶，冲下面喊叫。老王说，老人家，搬了吧，你们熬不过去的。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收不了手，不赶走你们，我们交不了差的。老人家，听我的话，你们搬了吧！
       说话时，那墙突然倒了一半，老王哎哟一声摔了下去。烟尘散去之后，床上两位老人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大家都看见了他们惊恐的眼睛。还看见老王坐在地上的破砖烂瓦上，揉着眼睛对老人说，老人家，不走真不行了！
       就听见那老大爷张了嘴说，我们倒想走，拆迁价要不下来，走哪里都遭人嫌啊！
       说着，眼泪鼻涕一起流。
       老人是第二天由儿女搬走的。儿女都是有身份的人，开着豪华轿车来接老人，除了老人，什么东西都不带走。为了要到拆迁高价，他们把老人留在破屋里当钉子，也真够心狠的。临走时，开车的儿子站在车头前高声叫道，你们跟人当马仔，有好下场吗？弄出人命还不你们蹲牢房！穷狠穷狠还不受穷的命！
       这以后，陆续走了几家，没走的，也都把有用的家具用品搬空，留下做钉子的人。走一户，我们就上房揭瓦。整个大院七零八落，留下的钉子户几乎没有四面完整的墙，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还能够坚持当钉子，真是视死如归了。
       这以后的拆迁故事，真是千奇百怪。我们轮班，一天二十四小时监视钉子户，其他人严阵以待，只要他们离开家门半步，我们火速出击，在三两分钟之内把门砸破，把墙推倒，把顶掀开，让他们有去无回。有一位拉三轮的大汉，半夜出恭，不舍得把粪便排在自家门口，多走了几步，回来时家就没了，只剩下一张床孤零零半埋在破砖烂瓦之中。
       那大汉气血攻心，一头撞墙，幸好那半截墙太不结实，不然就真出人命了。
       还有一户，留守的是小伙子，原本就无业，有时间跟我们耗。多耗一天，开发商就晚开工一天，就可能损失好几十万。小伙子连续一星期不出门，吃饭由他的姐姐送。大小便都在房间里解决，隔三岔五扔出一个塑料口袋，除了垃圾，还有粪便。一个星期之后，小伙子太疲倦了，一觉睡死了，我们把门撬开了都不醒，连人带床抬到了露天，还没醒。等他醒来，房间已经人间蒸发了。
       
       拆迁到紧张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来了很多记者，扛着相机和摄像机四处拍摄。钉子户们突然都汇集在现场，控诉野蛮拆迁的罪过，一个个声泪俱下。那时候，我们都傻眼了，整整一天没动手脚。全城的报纸都会有我们新闻了，电视台也会有我们的镜头了，事情闹大了，我们将臭名昭著了。
       我们的惶恐，只持续了一天，老王就从外边带回来定心丸，斩钉截铁告诉我们，没事，天塌不下来，该干啥还干啥！果然，没有一张报纸发消息，没有一个电视出镜头，那群风风火火义愤填膺的记者，就跟没来过似的。
       最顽固的钉子，是一个退休老人，据说是修过地铁的，会爆破。他在自己身上绑了一些装备，声称是炸药，要是强行拆迁，他就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老王去了一趟派出所，告他私藏炸药，但还是没请来警察。警察说，没有证据证明是真炸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我们耍流氓的时候，居民就不停报警，警察也没出警。警察摆明了是不趟浑水。但警察反复警告老王，真出了人命，老王就得进去，就得有人偿命，天王老子也兜不住。所以，不管是真炸药假炸药，我们拆迁受阻，整个工程都停止下来。
       这一回，老王下令，出了损招。
       以老王的为人和水平，应该想不出这么阴损的招，老王要去绑架钉子户家的小孙子。
       那小孙子早就不在拆迁现场住了，跟着他爹妈在别处。老王有地址，还有那小孙子的照片。我就知道，这一阴招，是别人教唆的。
       大家都喝闷酒，不表态。我们背井离乡到城里来，是要靠自己的勤劳自己的血汗挣钱回去脱贫，不是来干坏事的。谁想辛辛苦苦往黑道上走哇！但是，丢了这个饭碗，又上哪里去找这一份比较安稳的工作！
       老王写了一堆纸条，让我们抓阄。该我倒霉，一抓就中。
       失眠了一晚上，早上醒来，我对老王说，无论如何，我不会下手。做疑似黑帮还凑合，做真黑帮，打死我也不敢。到底是社会主义，不可能真的无法无天。我得对我自己负责，对我爹妈负责。
       老王说，绑架小孙子，也就做样子，不会真的撕票，把钉子户吓住就收手。
       我说，既然这样，我不绑架，把人吓住不就行了？
       我说服了老王，先不绑架，我跟在那小孙子身后来去学校。上学时跟踪，放学时还要跟踪。而且戴遮檐帽，一脸阴森，打扮得像黑社会杀手。小保姆看我的目光，先是奇怪，后是不安，最后的恐惧。说实话，我这人平常就心软，那三天更是于心不忍。但工友们都说我样子很凶，看来真是很凶，不然不会把小保姆吓成那样。
       三天后，老王说，不用跟踪了，钉子户投降了。
       那退休老人走出房间的时候，朝天骂了一句，像刀子，在我心中割了一刀。老人骂道：老天爷，黑社会了！
       最后一家钉子户被拔掉那天，老王请客，大家兄弟去包间大吃了一通，还唱了一晚上的卡拉OK。大家心情又好又不好。好的是总算完工，而且提前两天工期，上头给了一笔奖励，除了吃喝，每人还能奖励三百块。不好的是，身上有了污点，做人不再理直气壮了。
       吃饭的时候，老王给大家敬酒。敬着敬着就流眼泪，哭开了。老王说，自己把大家带上了斜路，良心上很不安。大家都说，不怪你老王，要怪就怪我们人穷志短，要怪就怪有钱人心黑。
       那一年，报上对野蛮拆迁的批评越来越多，中央开始讨论拆迁管理条例，舆论强烈要求政府把市政开发和商业开发区分开，政府不好意思再出面替开发商拆迁，拆迁办开始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部门。这样，拆迁户当钉子户更理直气壮了。不想多花钱的开发商想要拔钉子，就只有用非法手段了。我们拆迁队的生意非常红火，我的黑道生涯就一天天沿袭下来。
       虽然用的是下三烂的黑道手段，说实话，还没出人命。那是因为钉子户都是普通老百姓，一辈子安分守己惯了，跟政府和正经商人讲讲道理还行，哪敢和黑道斗争！见有黑社会的影子，早忍气吞声软下来，根本用不着真刀真枪。真要用真刀真枪，我们也不行，他们就该请真的黑社会出面了。
       但在拆迁户眼中，我们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而且，走上这条“灰色”的路，不可能永远“灰色”下去。去年夏天，曾经请我们拆迁过的开发商和业主代表过不去，请我们去教训业主代表。他们给我们发了一套迷彩服，一副墨镜，一根电棍，还有一百块钱（一人一百）。要我们冲进业主委员会办公室，大打出手，打完就走，只要不打死人就行。
       这一次，我犹豫了。真要见血了，真要成黑社会了，起码有了黑社会性质。我借口肚子疼去医院，临阵脱逃了。我正正经经清清白白一个农民工，靠卖劳力发不了财，也饿不死，我没必要帮人做打手。虽然已经失足，总算陷得不深，悬崖勒马还来得及。老王知道我的心思，也不说破，只叹气说，他要不管着几十人的生计，肚子也早疼了。几天后，我离开拆迁队，去了另外一家装修公司一直到现在。项目不多，挣钱更少，但有了空闲我就读书，我要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挣钱的能力。
       我走后没多久，传来消息说，老王出事了。河北有开发商和农民发生土地纠纷，来请老王率队去把农民摆平。那一回，浩浩荡荡开了十辆大轿车，几百人围剿一个村子的老弱病残。那性质，就跟震惊中外的正定事件一样，出了几条人命，方方面面受到中央严厉惩处。老王还没等到中央查处，脑袋被打破了，没跑快，当场就被农民抓了送了公安局。
       想这老王，在我见过的包工头中，算最有良心的，对工友们很好，家中一儿一女，可爱得很。照片揣身上，有空就自我欣赏陶醉，时不时还让我们分享。落到受伤被抓的地步，也不知道该怨谁。我想去看望他，却找不到看守所，就耽误下来了。
       这就是我的所谓黑道生涯，不长，七个月，二百一十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