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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这几年异军突起的诗人太多了，不可胜数的样子。李小洛是其中的一个。同样，其中的很多人又疏忽湮没，亦不可胜数。李小洛不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我们不去深究其中的纷繁原由，我们只看李小洛的诗，以及她如何看诗。
       于是我们发现，李小洛是刚性的。她的诗歌，的确没有刻意强调一个人的女性身份，而是在强调“人”。在强调人的过程中，她有一种义无反顾的气势，有一种朴实和坚强。这在女性诗人中，已经是难得的了。其实在男诗人中，就不难得吗？
       要想在诗人面前剔除自己对性别的偏见，是何其难啊！
       ——主持人：曹五木
       caowumu@vip.163.com
       李小洛：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陕西安康，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参加第22届青春诗会，被评为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 2006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著有诗合集《我的三姐妹》、《江非李小洛诗选》。
       霍俊明：诗人、诗评家、博士，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新诗界》副主编，“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双年奖”评委。
       霍俊明：小洛你好，你来北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一直在想关于怎么来做你的访谈的事情。应该说，作为一个青年诗人你的“写作年龄”是很短的，但是近两年来你的诗歌写作却迅速的产生了越来越为广泛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在诗界看来很重要的诗歌奖项。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的诗歌受到了如此广泛的青睐，换言之你觉得自己要在诗歌中表述什么，或者你认为自己的诗歌有着怎样的个性？
       李小洛：是的，我是从2003年才刚刚参与到国内的诗歌现场的。这四年之中，我虽然没有过多地去思考自己正在经历着一个什么样的诗歌时期，也不大能从理论上知道自己到底在写下一些什么，但我已深切感受到了诗歌所带给我的诗意和温暖。诗意是来自母语对一颗孤独的心灵的教化。温暖则是来自于大家的，可以说，这四年，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诗歌，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领会了“诗人”这个词语。如果说到自己的诗歌，我想应该是低沉、缓慢、笨拙、自然和真诚，是它们在完成我的叙述需要。我想也可能正是因为我在努力摈弃矫情，所以才被朋友们接受的。
       霍俊明：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很多诗人的写作都或多或少地与地缘文化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比如路也的“郊区”特征。我在私下里看了你的博客和“李小洛茶吧”，发现你的一些在我看来很重要的诗作和随笔都与那座安康小城有关。那么，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和诗歌写作与安康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你怎样理解“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当你来到北京之后，这个城市对你的写作是否有着某种影响？
       李小洛：应该说，密不可分。安康位于陕西南部，是秦岭脚下，汉江边上一座山水秀美的小城，也是“中国最吉祥的地方”。我在这里出生，成长。这里是我诗歌发生的现场。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因为：“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惟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正因如此，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2006年9月，我来到了北京，一下车，看着艳阳高照，晴空万里，道路上堵塞的车辆和人群，一时间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这时候，正好有来自家乡的消息，说安康正是连绵雨季，那一刻思念一下子就将我的心紧紧揪到了一起，眼睛也在瞬间潮湿。关于故乡的点滴讯息都让我魂牵梦绕。所以，北京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一个驿站，我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那么它也就不会构成对我的诗歌的太大改变。但在这里，我很高兴我学会了一种刻苦、努力、勤奋，以及白云一般高远、辽阔、纯白和素净的品质。
       霍俊明：在我的阅读感受中，近年来的女性诗歌与80年代甚或90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转换，那么你认为目前女性诗歌是否与以前有着不同的质素和转变？而你的诗歌写作在我看来更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质，没有像一些极端女性诗人那样有着相当强烈的性别意识和话语权力的色彩。众所周知，在百年的新诗发展进程中，女性诗人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被接受的程度上都引起了聚讼纷纭的话题，不知道你对现当代的女诗人有着怎样的认识，你认为诗人的经验或性别与诗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李小洛：转换是肯定的，而且这个转换大家有目共睹。但转换的表征和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一下子又说不上来，作为个人，我也没有仔细地去分析过自己和其他女诗人之间的差别，我只是用自己习惯的语气和声调去言说。诗歌是一种历史心灵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历史的隐秘，我想女诗人也是一样的，在她们的作品里，我们应该观察到时代所赋予我们“女人”的种种生活和心灵遭遇。当然，这是和男诗人们不同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我想还是在于男诗人们在抵抗，而女诗人们在承受，不论怎么否定，怎么去避免，这种上天所赋予的性别差异和文化驯养还是让“我们”与“你们”的诗歌在发生着区别。从这一点上，性别经验和性别差异还是与诗歌有着必然的关联的，可以说，女人们写的诗男人们写不出来，相反亦然。
       霍俊明：在你的诗歌文本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你的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人称指代，尤其是“我”和“你”出现的频率相当之高。如在《谁造的这个“我”字真好》这首诗6节31行的短诗中，“我”竟然出现了33次之多，那么你如此高强度的人称指代暗含着你怎么的诗歌抒写方式和经验甚至想象的表述方式？
       李小洛：是的。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在我所看到的世界里，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似乎就是一个大“我”。不仅仅是我，我们每一个生存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里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动物，不管你否认与否，终究得承认：私欲是人类的重要品性。自私导致了人的矛盾与虚伪。但我想人能把这种自私说出来会好一些，所以我就用那些“我”字认真仔细地把自己检索了一遍，以期自己能做到这一种语境之下的自我反省。
       霍俊明：你的很多诗作和随笔都写到了你的父亲，你的
       父亲对你的生活、性格乃至诗歌写作存在着怎样的影响？
       李小洛：10岁以前，和父亲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少，那时候，妈妈带着我在一个乡村小学上学，父亲在外地工作，很长时间才回家一次。父亲是个商人，他的青年时代曾对祖国传统医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也喜爱音乐，家里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书，以及二胡，笛子，长箫，手风琴等乐器。没事的时候我经常爬上家里的小阁楼去翻看爸爸那些旧书，虽然里面很多字都不认识，但那些神秘中草药书上画着的植物标本却勾起我及大的兴趣，它们是我练习绘画最早临摹的对象，父亲悠扬的箫笛也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斑斓的梦幻。但2002年早春的一个深夜，62岁的父亲突然去世，这个意外的打击对我非常巨大，我像一个突然失去保护一下子暴露在风雨里的孤鸟，茫然无措，家的重担，责任一下子从父亲轰然倒下的肩膀上倾斜，挪移到了我的肩头。而在这之前，我更像一个懵懂无知尚未渡过断乳期的孩子。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常常失眠，性格变得愈来愈孤独、敏感。常常在夜半大汗淋漓地醒来，想想父亲却在另外一个生死相隔的世界。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对生命，对人生的重新思考，让我慢慢走出这场巨大的伤痛和阴影，开始把精力集中到闲置多年的诗歌上来。不但如此，还因此而构成了我这一时期的诗歌品质，很多人看我的诗歌，都觉得女性的意识已经减到了最低，我想这正是和我对于父亲的这种感情有关。我写诗的时候心里始终有一个正在说话的男人。
       
       霍俊明：很多作家如鲁迅、郭沫若、余华等都有过学医的经历，都知道你曾当过10年之久的妇产科医生，尽管现在你已经不再从事这项工作，但是这种特殊的职业、身份、体验对你的诗歌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你诗歌中的冷静是否与此有关？
       李小洛：我曾在一份简介上写过，在医院十年，我看见女人怎么把女人生出来，女人怎么把男人生出来，有时候她们生着生着就撒手不管了。太多生死的无常，生命的无奈，冷漠、麻木和麻痹的神经，在这里都见惯不惊、习以为常。有人说，如果要把世界上的人再进行分类的话，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健康人，一类为病人。用词语来形容两种人的生活的话，那他们一个是白天，一个就是黑夜了。而这“白天又是不懂那黑夜的黑的”。在医院，太阳星星月亮都失去了他们本身的光芒，疾病、疼痛、生离死别的闹剧，每一天都在这里无序上演，时间在这里彻底慢下来，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冷静、理智、有效、快捷、及时挽救病人的生命是天职也是最基本的业务技能和素质，所以在诗歌写作中自然会不自觉地把这些都带进来。医院的生活对自己还是有很大影响的。虽然当时并不知道，但学医，以及在医院十年的经历让我对人生，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这也是我成为一个比较清醒，理智的诗人的重要元素。
       霍俊明：有时候诗歌和生存之间存在着很复杂的关系，不知道诗歌在你生活中处于什么位置？或者说你的生活和诗歌写作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记得你有一首诗叫《我要这样慢慢地活着》，这是否反映了你基本的生活状态甚至诗歌写作与生活场景之间的关系？注意到你的一些诗歌存在着相当显豁的时间背景，如很多诗作都写到了秋天乃至死亡。作为一个生存个体和诗人，你感觉我们该如何领受时间的馈赠和“索取”？
       李小洛：诗歌永远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10年时间，我先在医院，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后来又到报社做编辑、记者，职业在转换，但惟一没有改变的是我对文字的眷恋和热爱。我想以后也不会随便改了。安康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小城，生活节奏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不像其他的城市那么快。每天清晨，我都在那里的某一处房子里慢慢醒来，慢慢地起床，叠被、刷牙、洗脸、穿鞋、出门、下楼，带好头盔、围上围巾、拨弄出埋在衣领里的头发、拔出钥匙、发动摩托车的引擎，慢慢地把自己投放到大街上穿梭往来的车流人流当中。可以说，在那里，行走，或者停留，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慢、一种混沌。而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慢和混沌里才感觉到了时间的存在，感觉到时间是我的敌人，也是我的朋友，它所给我的和拿走的是一样的，很多时候，馈赠就是索取。
       霍俊明：2006年是诗歌的多事之秋。有很多媒体评出了所谓的2006年的十大诗歌事件，我想知道你如何看待这些诗歌事件乃至其背后的文化乃至社会话语权力的龃龉和冲突。在炒作、恶搞、商业的语境之下，你认为一个诗人最应该坚持的是什么？
       李小洛：网上2006年关于诗歌的一些事情我也看过了，但是没怎么过多地去想。一个人，如果写了诗，我想还是再更多地去写一些诗歌为好，坚持诗人的良知，理想，立场和责任，以及诗歌内在的品质。
       霍俊明：你认为现在的所谓的官方主流诗刊和民间诗刊
       在办刊取向、选稿标准上是否有着差异？在近年或2006年的诗歌阅读中，有哪些诗人给你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或者说什么样的诗歌在你看来是好诗，能打动你也能打动读者？
       李小洛：差异还是有，但我想应该是不像以前那么大了，民刊已经无处不在，官方刊物也在努力调整。在我看来，一首好的诗歌，首先它应该是打动，让人产生阅读的兴趣，其次是感动，作品的内在品质、个性，包括语言魅力，能让人产生震撼，再就是看过之后长久的回忆了。一个诗人的责任感其实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每一首诗歌都有不同的开端，不同的写作方式，但责任都是一样的，而情怀体现在诗歌的能动性上是最重要的。至于说到具体的诗人和作品，就太多了，要好长一串名字和目录，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霍俊明：在你的诗歌写作中，阅读（甚至包括电影）对你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说有哪些作家和诗人对你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读你的一些随笔散文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中似乎有些三毛的影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误读，能不能谈下你对三毛的感受，因为对于70年代人而言，三毛确乎曾经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李小洛：阅读对一个人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读者，很少认真地去看一本书或是研究一个人，所以，现在想起一些作家和诗人的名字也只能是泛泛的，很难说自己迷恋谁、热爱谁。三毛的作品我也看过不少，我觉得那是一个执着、洒脱、飘逸的女人，她的文字清新、自然、细腻，不像很多女作家容易自恋，从她身上看到的是她对世界、对人类的关怀、大爱和责任，但又孩童般灵动而不乏睿智。我很喜欢她背上行囊就可以出发，然后又独孤到死的一生。但要说到影响，我想还是不能，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无法达到她那个活法。
       霍俊明：当我们阅读新诗史和大量的新诗研究文章时，我们会发现文坛对诗人基本上是按照“代际”来划分的，如第三代（新生代）、第四代、中间代、70后、80后等。那么我想反思的是这些以“代际”所命名的诗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和关联？作为一个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你是否觉察到与前代或后代诗人之间的差异，时代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目前诗歌界有一些论争，如有人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尤其是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他们的写作离“现实和时代”越来越远，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李小洛：差异和关联肯定在遵循着某种节奏，但是这应该期待着更为深刻的研究，或者是实践的洗清，现在来说，很难一下子说到底，我不敢肯定什么，也不敢否定什么；但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尤其是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写作离现实和时代越来越远，”这样的鬼话，我可以一下子就否定它，很显然，这是一些没有时间阅读的人的呓病之语，说这样的话的人，他起码有5年没读诗歌了！是在换着方式表明自己的虚弱和无知！
       霍俊明：零零落落地说了这么多，对于今后的诗歌写作
       你有着怎样的打算？
       李小洛：没有太具体的打算。打算还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