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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北大研究诗歌的教授和诗人们交往很多。1980年代末，我就与谢冕先生有通信联系，之后又认识了孙玉石、洪子诚两位先生，在他们那里受益颇多。经常交往的诗人，有西川、臧棣、西渡、姜涛、胡续东、周瓒、陈均等，还不时到勺园北大参加“未名诗歌节”的活动。前几年，北大成立“诗歌研究中心”，我受聘为兼职研究员，担任《新诗研究》的编委，所以，“合法”进入北大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我接触的国内著名大学中，像北大这样经年累月地出现诗人，而且研究诗歌的风气之浓的学校委实不多，一方面来自它“五四”以后形成的“新诗传统”，同时也是那里浓厚的诗歌创作空气使然。虽然近年我写诗歌评论日渐稀少，但每每想到来往于北大，与许多师友开会、谈诗的那些岁月，仍然感到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温暖，这当然是我个人非常宝贵的记忆之一。
       我与诗人陈陟云先生结识，是在朋友陈晓明先生的一次家宴上，记得那天出席的还有谢冕先生和师母陈老师、温儒敏先生以及诗人臧棣等人。主人介绍陟云是广东某中级法院的常务副院长，早年是北大法律系80级的学生，在校时创办过晨钟文学社，还主编过社刊《钟亭》。陟云个子高挑，面貌温文尔雅，与当年的诗歌才子倒是名副其实，反而与他多年从事的职业缺乏某种内在的关联。正好那天他带来了与郭巍、陆波合出的诗集《燕园三叶集》，才知原来20多年前三人就是“诗友”。因为有海子的缘故，北大法律系在当年可谓是“大名鼎鼎”，没想到这个讲究理性思维的专业，居然有这么多层出不穷的爱诗者，而我面前的“三叶”，就是其中之一。看来北大诗歌的“传奇”故事还在不断上演，只不过我们每天耳闻目睹，已经见怪不怪罢了。至于我这个年龄，现在已经把一切事情看淡，但仍有一些无法理解的东西萦于心怀，诗就是其中之一。看到陟云和他的“三叶”朋友们在这么“成功”的个人事业之余，谈到诗歌依然如此兴奋、痴迷，而且那天整个家宴的主题都与诗歌有关，我真觉得岁月可以改变我们的一切，但惟有诗歌永存在人们心底，是改变不了的。这真是一种令人惊奇、同时也是不可思议的经验。
       再到系统读陟云先生的诗，已是2007年初春。从作品后面的落款看，他从1982年开始写诗，距今已25年，他一生中这20余年最好的岁月，除了工作，大概就是写诗了。他的诗里，带有八十年代的文化气息，一种看待人生和世界的特有方式。例如《寄给远方的三片枫叶》：“我的嗓音是那样低沉沙哑/请你把一切都忘记/可在我岩石般的心底下/还埋藏着滚烫的记忆”。在一个容易忘却惦记、或是即使惦记也容易被其它事情所轻易覆盖和复制的年代，这样近乎愚倔、执拗的“等待”是令人无法理解的，然而在当时，这种极其普通和朴素的情愫却有着让人颤栗的艺术效果。又例如《饯别——送查海生同学》：“日光灯也扑打着眩目的翅膀/你就要走了/我们仿佛是两条不同座标轴上的/两个不确定的数/相遇，一切都还是零……”1980年代的“时间”、“空间”与1990年代后是不一样的，前者因为路途阻塞而变成了永无会合的绝望之想，而后者则是多变的、可能的、然而往往被稀释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今天重读这些作品，它们的幼稚是不容讳言的，但其中某些珍贵的东西，似乎是难以再用语言来表达了，因为我们的“今天”，充塞了太多丰富而复杂的诱惑，它足以瓦解人们的单纯和对事物的任何执着。再例如《给J》：
       不，不要再说了
       我只想默默地站在你身旁
       抚摸着你乌云一样散落的柔发
       让闪亮的憧憬在夜空中醒来
       星星般地涌上我的指掌
       可你为什么还要颤抖着
       推开我的手
       推开力量、诗和温暖
       像当时许多诗人一样，陟云写于那个时期的作品多半涉及爱情、友谊、离别等等题材，但基于1980年代特殊的时代原因，这些题材的价值指向并不一定都是与其题材紧密相关的东西，而更多包含着对人生、家国的思索，是人的情感在突破了社会禁区后的极其丰沛而自由的表现，它们很难仅仅从文学的层面上来理解。如果这样看，对于今天来说，1980年代的确可以在诗歌的意义上称之为“河流消失的地方”，那是类似沈从文的“湘西”、废名的“黄梅”一样永不再来的一个文化年代。陟云写这些诗的时候，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和精神的成长期，从广东到北京、再从北京返回广东，京华的浪漫和广东的现实，犹如万花筒一般一一闪过他对生活和诗歌的所有想象。个人生活的一次次阵痛，伴随着时代的浪漫和迷茫，化成了这些时断时续的诗句，同时深深积留着八十年代的精神痕迹。我们翻检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差不多都会产生这种近于失落和怀想相交杂的感受。
       陟云的诗中带有他鲜明的个人气质，我称之为“痴情”。他对过去、友人、记忆，可能都有一种总是难以割舍的感情，他总是沉溺于生命的历史中而不能自拔，这种极像中国传统文人的心理特征，在他的作品中每每展现，从1980年代一直延伸到21世纪初。即使是他写作风格发生很大变化之后，这一潜在的生命态度，也一直成为结构他的作品的基本元素。只不过，它们可能由浓郁而化成了平淡，由挚情化作了对记忆持续不断地含蓄的默然记录罢了。我想，一个人，一个诗人，总是应该有自己的情感寄托和方向的，在过去，这叫“感情表达”，而在今天，这又叫深深的“乡愁”。在陟云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经常读到这类情态：
       难懂月黑风高
       难懂千百万年的荒原是我的背景
       难懂此刻你看画中之我的心情
       是怎样的随风起伏
       此刻我们隔岸相望
       总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召唤
       使我不能逃避无法把握
       仅是一个无踪可寻的梦境
       让你难以自拔无从选择
       ——《隔岸相望》
       明知永无一个结果，一个实在而可靠的承诺，却偏偏以心相望，绝不弃离。在中国的古诗中，类似题材和表现是非常常见的，它表达了处在农业文明的社会里的人们对个人、自然的一种极其固执的理解。这种情感系统，曾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选择和生命态度，也构成了一种中国式的特殊美学形态。因此我可以说，与其这是作者在两个世纪之交所表达的人生困惑，也可以理解为他是在现代的语境中重新理解、诠释中国人那种古老的情愫传统，是在自觉地表示对历史的承担。因此，“痴情”也许并不只是个人意义上的，那乃是一种大而高远的文化怀乡。“痴情”也许不应该仅仅作个人作品来读解，而是中国诗歌史在一位作者写作历程中所留下的一份温婉的美的记忆。
       始终坚持诗歌的“抒情性”，是陟云写作的另一个特点。在一个时期里，抒情曾被理解为诗歌得以存在的惟一因素和理由，这样的观念当然是与社会的发展状态联系在一起的。而当时代走向了混杂、多变，抒情又被理解成为对叙事的一种障碍，类似某种“落后”的东西。其实，如果仅仅从诗歌本身的素质来看，上述判断都暴露了它急功近利的艺术态度。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技术”上先进还是落后的诗歌作品，只有什么是好诗和坏诗的区别，自然，站在不同角度，这样的判断也会发生种种分歧和差别。这么些年，也许是他总是在“诗歌圈子”之外的缘故，类似的“争吵”和由此产生的对写作的暗示，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诗歌本身的理解。
       打开网络的第九十九只门
       是午后阳光直泻的院子
       你沐浴着阳光
       通体洁白
       我想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晶体
       什么时候会折射出令我昏眩的七彩
       ——《网络之中的玄想》
       事物的真相我们根本就不可叙述
       我总感觉语言就是一把生锈的钥匙
       永远开启不了握在手中的那些锁
       因而门也就更不可能打开
       这是我或者我们的悲哀
       ——《事物的真相我们根本就不可叙述》
       在现代诗歌中，“抒情”被隐蔽在对现象的陈述中，它表面上被剥去了修辞的色彩和夸张。但在一种诗歌感觉里，它却以客观、中性的姿态，暗示着诗人对生活、世界的另一种“诗性”的惊讶。在陟云写于21世纪初的许多作品中，这种艺术处理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说，他年轻时代的诗，依靠的更多是与乡村、自然相联系的事物，如天空、大地、星星、大海等等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则多半是一种“物质化”的方式出现，反映着作者看待人生和艺术的方式上的变化。这种“冷抒情”的表现手段，曾在1980年代诗歌中风行一时，但它在陟云的理解中其实有着较大的差别。如果说前者还可以理解为一种诗歌姿态的话，那么，在后者这里则更多包含了一种人生态度的暗自转移，它是那种只有有了更为豁达、宽容和理解的心境之后才会产生的一种对人和世界的同情之心，暗含着更为深透的对于现实存在的悟知。
       我所说的诗歌写作的尊严，显然指的就是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它首先是一种生命态度，其次是一种抒情的气质，再就是综合在一起的对于个人历史、友情、生活和同龄人精神史的理解和同情之心。它存在于这个混乱的年代，但始终保持着自己朴素、执着的方向，在种种艰难、疑惑的生活中，一直是以一种诗歌的态度而向人们传达着对于生活世界的某种理解。这样的诗歌品质，正是陟云的作品所坚持并一直保持到今天的。
       2007年3月22日于北京森林大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