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洪子诚、程光炜先生编选的《朦胧诗新编》（下称《新编》）的出版，几乎刚好是在阎月君、高岩等编选的《朦胧诗选》（下称《诗选》）出版的20年之后。20年的距离对于诗歌来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它有足够的空间，使得历史形成它可资辨别的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编》是对《诗选》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历史的再确认，而这确认则是由更新式的挑选与排斥性的遗忘所完成的。
       一、《朦胧诗新编》所体现出来的变化
       从数量上看，《诗选》收录了北岛、舒婷等25位诗人的190首诗作，而《新编》中入选的诗人只有16位，诗作则多达249首。从诗人的构成看，《新编》与《诗选》均入选的诗人只有北岛、芒克、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王小妮和梁小斌。其中，北岛在《诗选》中作品有27首，而在《新编》中则扩展为50首；芒克此前被收录的仅3首，而现在则有25首；舒婷也由原来的29首增为38首、江河由9首增为22首、杨炼由5首增至12首，顾城由此前的33首略为增多至39首。同他们的数量增多相比，梁小斌的诗作有较大的减少，由此前的25首减为5首。相比之下，王小妮被保留下来了，并且变更得不大，原来她入选的诗作有8首，现在则是5首。
       《新编》中增加的诗人主要有食指（7首）、黄翔（2首）、岳重（3首，长诗）、多多（28首）、方含（4首）、齐云（3首）、田晓青（4首）和林莽（2首）。在新列入的诗人中，食指是文革时便开始广为流传的地下诗人，一向被认为是新时期诗歌的先拓者；黄翔作为贵州“启蒙社”的诗人，在朦胧诗之前便开始来到北京，采用大字报的形式张贴自己的诗作，在这个意义上，称他为朦胧诗人也有一定的追认意味。此外入选的多多、岳重等人，或同白洋淀诗群、或同《今天》杂志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与此同时，《诗选》中收录而在《新编》中被摈弃的诗人为：傅天琳、李钢、徐敬亚、吕贵品、骆耕野、邵璞、王家新、孙武军、叶卫平、程刚、谢烨、路辉、岛子、车前子、林雪、曹安娜和孙晓刚。其中，车前子、王家新被同为洪子诚、程光炜所编辑的《第三代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所收录。
       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新编》同《诗选》有着如此巨大的面目差异，却并非因为《诗选》是《新编》的编选者所刻意超越的对象。在《新编》的编选者看来，朦胧诗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概念，它在历史中形成并且将继续在历史中调整（“序”，第11页）。尽管如此，编者至少在这一个版本中还是毫不迟疑地强调了文革以来地下诗歌及紧跟其后的今天杂志为中心的写作群体的写作。换言之，在《新编》的编者看来，朦胧诗有一个相对严格的范围。
       编者自称“本诗选在朦胧诗概念上，取较宽泛的理解”，但这种“宽泛”仅仅是在如下意义才成立：“除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朦胧诗时期的相关诗人、诗作外，也包括与朦胧诗有关联的‘文革’期间‘白洋淀诗群’的作品。收入的朦胧诗诗人的作品，时间基本上以80年代中期为下限。”（“序”，第16页）。正是这种编选构想导致了目前这个版本面目的形成。一方面，它约定俗成般地保持了以往对于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北岛、舒婷等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将朦胧诗同文革地下诗歌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突出了朦胧诗的诗歌流派的色彩，而这一流派又明显地同它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相互依附着。
       因此，这种编选构想的核心在于，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将朦胧诗看作是对于文革及其所代表的极端政治状况的反驳，这就等于从反面承认了文学同政治的关系、朦胧诗同当时的政治状况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的朦胧诗，由此而获得了它的历史位置及文学位置。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将《新编》的编撰看成是对当时关于朦胧诗争论的一种历史性的评判。当时关于朦胧诗的论争的各方中，在以部分老一辈诗人为代表的那一方，无论臧克家关于朦胧诗脱离了人民的要求的指责（臧克家：“关于‘朦胧诗’”，参见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75—77页），还是艾青闪烁其辞不鲜明做结论、但又斩钉截铁地指称朦胧诗的青年诗人：“他们为抗议而选择语言”（ 艾青：“从‘朦胧诗’谈起”，参见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第167页），实际上都明确地指出了朦胧诗同政治的关系。他们的指责并不是针对朦胧诗人们不反映政治和生活，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年轻一辈所反映的政治和生活，不是老一辈诗人们所期待的和信仰的政治和生活。与此相反，朦胧诗的辩护者则从两个方面展开防御，一是强调青年诗人们对于政治和生活的这种反映自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他们更愿意从艺术的角度来论证朦胧诗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反而是在朦胧诗的辩护者那里，朦胧诗同政治的关系是一桩不怎么愿意热烈讨论的话题。在这一点的分歧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深刻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在历史的距离中我们返观，可以发现，在当时参战的各方，在争论着的大多数人那里，朦胧诗的“朦胧”不在于人们无法把握它们说出了什么，而在于它们说出了一套与信仰不太一致的东西。不管这种认识是非常清晰，还是比较模糊，但人们都一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不一样的气息，不一致的仅仅是，如何对待这不一样的气息，在不同的人群中，产生了立场上的剧烈分差。朦胧诗的表达方式仅仅是表层的原因，朦胧诗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实质在于它同政治与生活的隐秘关系。可以说，臧克家、艾青等人作为老资格的诗人，在理解“朦胧诗”上毫无困难，而且正因为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急切地对之作出批驳。也是因为理解了这一点，朦胧诗的辩护者们才选择了从艺术合理性的侧面，支持了朦胧诗对于它所发生的历史语境的反思态度。
       《新编》正是秉承了后一种立场，通过由时间获得的距离，确认了这一点。一句话，《新编》所界定的朦胧诗人，不过是已被广泛承认为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北岛等人，加上白洋淀诗群、加上今天杂志。因此，它确认的不但是朦胧诗，而且在深层次上，确认的是朦胧诗同地下诗歌的关系，确认的是朦胧诗同它所生长的历史环境的关系。在历史语境发生变化的2004年，朦胧诗的辩护者终于可以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来突出这种确认了。它代表的是一种历史；这种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同时它还是一部关于文学在历史中的历史。
       因此，《新编》所确认的朦胧诗，获得了其较为严格的历史定位。这一历史定位就在于朦胧诗产生于当时大的历史语境，并用自己的方式见证、记述乃至于参与了这一历史语境发生变化。当变化了的历史语境再回过头看朦胧诗时，它显示出新的面目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二、被忘却的历史：《朦胧诗选》分析
       与《新编》所代表的历史确认不同，《诗选》代表的仅仅是朦胧诗潮在论争开始明确、但却未最终定论之际，代表的是当下的历史对于自身的建构的一步。这同《新编》所代表的有距离的历史书写不同。作为一种当下的记忆与铭刻，《诗选》也分享了它所铭写的历史的荣光：从1985年11月到1986年6月的半年时间里，它就重印了第三次，印数总量达85500册。尽管“朦胧诗”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尽管《诗选》仅仅是众多书写与记忆中的一种，但它所分享的荣光足以值得再次去看看它的哪些记忆被忘却了。
       在被《新编》所剔出（或减少数量）的诗人中，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出于后来诗歌流变的状况，对诗人所属的位置重新进行归置，被 《第三代诗新编》收录的王家新、车前子即是其例。二是对于某些诗人在此种诗歌叙述下，并不能够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诗人李钢、孙武军、傅天琳、吕贵品、岛子等大概属于这个范畴。这类诗人如果按照《新编》编选者的眼光来看，一方面，他们的诗歌中确实回应了朦胧诗主要诗人们所代表的同时下的政治、历史的环境关系，但这种回应仅仅作为时下的回应才有意义，在拥有了历史的距离之后，它们显得仅仅是一种次要的表述，因而在记忆和叙述中可以被剔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后来的写作形成了自己风格的诗人，比如傅天琳，当她的诗歌更多地被看成一种母性色彩较浓的写作的时候，她就等于将自己从那种被较为严格限定的朦胧诗中剥离了出去。因为在朦胧诗越来越明确化地同当时的历史情境相联系的情况下，任何与此拉开了距离的写作的被剔除就是情理之中了。
       
       需要着重分析的，是《诗选》中如邵璞、林雪、曹安娜等所代表的第三类情况。第三类诗人的被剔除、被忘却，出发点与此相同，但具体的理由却刚好相反。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类诗歌写作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非常鲜明的特色，此后这些个体的写作也未见得有属于某个群体或个人的延续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诗歌史对他们的遗忘注定了是迟早的。但是，这类转瞬即逝的个体诗人的作品，在当初又是什么原因而被看作是“朦胧诗”呢？
       大体上看，这类诗歌所传达出来的朦胧情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情绪，徘徊在个人的伤感与对于广大未来的希望之间。在这一点上，它们获得了同朦胧诗主流所面对的、相同的历史情境，但由于写作的持续性及深广性不够，它们同这一历史情境没有来得及发生更加密切的对话关系，因而不能看成对大的历史语境的变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而只能说它们由于生长于当时大的历史语境，而使自己带上了与朦胧诗相近的色彩，获得了大的历史语境的意味，但这意味最终没有有效地继续扩展与深入从而成为大的历史语境的一部分。因此，当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之后，它们的被遗忘就是命中注定的事。
       邵璞的《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诗选》第325—327页），在我看来，就是这类文本的典型代表。这首诗整体的节奏是舒缓的，带有强烈的抒情气息。但它的起源却在于一个日常生活事件，正如它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是因为周末去了一次女同学宿舍，引起了作者的诸多感慨，才有了这首诗歌。这个事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日常事件，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样的日常事件却具有强烈的历史背景，因而它超越了个体的生活，同历史语境纠结在一起。男女同学之间的宿舍谈话竟是以下内容：
       开始议论黑格尔
       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后来扯到“飞碟”一般的世界
       最后终于谈到
       一种种别扭又时时都有的感觉
       紧张严肃，却不团结活泼的
       学习和工作
       底菜一样的周末
       形形色色的人的性格
       萨特和弗洛伊德
       如果联想到中国80年代初期中期的思潮涌动，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当时的青年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本身就自觉而广泛地同大的社会语境发生联系，因此，黑格尔、马克思和萨特和弗洛伊德这些名字出现在日常的讨论中、进而以词的面目出现在诗歌中，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描述，谈不上对历史向度的刻意追求。但也正因如此，这首被越来越严格的朦胧诗歌史所排斥的普通诗歌的存在，更有效地说明了朦胧诗作为一个时代的声音是多么真切。
       这首诗歌所体现出的历史意味还在于，它同样真切地叙述了在一个社会更替的年代，即使在大学校园里，性别界限也仍然是如此明显，它阻碍了充满活力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从而也阻碍了思想和情感的交往：
       不是吗
       我们常常一样夜不能寐
       一样常常躲进潮乎乎的盥洗室
       把烦恼发泄到脏衣服上
       一样忘不了对照巴掌大的小镜子
       和路旁的一块块窗户玻璃
       不放过自己一根被风吹乱的头发
       也常常一样散步到深夜
       希望和等着……
       可一天又一天，一瞬又一瞬
       碰到的一刻
       不是目光回避
       就是擦肩而过
       在这一段诗行中，叙述者强调的是男性与女性的“一样”，一样的迷茫，一样的希望，但是这些“一样”却得不到沟通、释放。寂寞是次要的，比这核心的问题是，寂寞其实可以被排遣、但却偏偏无法得到排遣。这一段诗行或者说这一段历史在今天已经以彻底倒转的形式得到了改变，读起来甚至有惊讶、荒谬、隔世之感。在诗歌的结尾，叙述者以充满期待的语气，表明了“第一次”去女生宿舍后，还将有第二次，这预示了那个封闭时代的行将结束：
       我们开始珍惜每一分钟
       热爱这五彩缤纷的集体生活
       因为它不再是一、两本书
       二十几节课
       朦朦胧胧地跟着读
       背诵和默写
       在《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一诗中，能够完整地感到一个时代的脉搏。这首诗歌写作于1982年，不但见之于这本《诗选》，同时还被收录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复旦诗社编的《海星星——大学生抒情诗集》一书中。它显然引起了当时多数同龄人共鸣，并且多年后都在被记忆。（相关记叙见于网络博客“爱老”的文章《20年后重读“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
       换句话说，邵璞的这首诗歌有着多种解读的可能。一方面，它是属于历史的，另一方面，它又至多是一个年龄层的、是青春的；它的产生同与政治紧密联系着的历史语境相关，同时它又有可能消弭在个体的情绪中。个体的情绪也可以是历史的情绪，在这一点上，邵璞的这首诗乃至于他的其他诗歌，从总的意义上看，仅仅完成了一半。在另一首《距离在他和他们中间》叙述的则是“一个青年”在社会生活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天天在微薄的饭菜票中节攒/天天熬到深夜一点/天天规规矩矩排队/天天在每双朦胧的眼睛寻找/烤烈的太阳和纯洁的海水/天天在日记里思考和设计联系手与手/心与心、今天和明天的桥梁……”（第330页）明显地表现出了广泛的生活气息。但是，《诗选》中邵的其他诗歌更多地将笔触缩小到个体的情感之中。《在一个无名小站》写的是叙述者同一个姑娘“等了五年的车，天天一起挤却没说过一句话”，直到他眼睁睁地看着女孩谈恋爱、抱着小孩；《傍晚，在海边……》、《偶遇》的主题和这首是一样的。此外，《今天，我们》是一首没有叙述因素的抒情诗，赞美青年节，欢呼“我们有无边无际的希望的原野”，但却没有说明这希望来自哪里；《在昨天和今天》一诗与此相仿，通过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诗人之口称“年轻不能以年龄计算/应该以心灵……”。
       邵璞的诗歌在《诗选》中作为一个类别的代表，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同主流政治话语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他的写作实际上更多地同80年代初复出的老诗人们有着精神上的联系，这也是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二是它们在传达出一种普遍性的精神迷茫的同时，最终却将这种迷茫转化成一种个人对于异性情感的迷茫。邵璞在《诗选》中所体现出的写作倾向决定了他的写作道路必然地同《诗选》中一些主要诗人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当历史语境发生变化，他的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困难不再是历史的核心困难，而是一个注定了能够被解决或遗忘的困难。
       三、《新编》所提出的当代诗歌艰难命题
       综上所述，《新编》所体现出的历史的确认，是通过对朦胧诗群体的限制性选择来完成的。这种限制体现在对某一诗歌流变的历史性建构，以及对与此不太一致的写作的剔出与遗忘。对于白洋淀诗群及“今天”杂志的强调，可能在较广的范围内会得到认同，关于这种选择的意义还将有更具体的讨论；与此不可分离的问题是，它的遗忘本身又说明了什么？在它的编选立场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样的诗歌标准、体现了对当代诗歌怎样的期待？
       在《新编》的构图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诗歌同历史语境的关系的重视甚至于渴求，和对过于沉陷于普通化的情感的诗歌的剔除。至少，在评判朦胧诗一词所指称的诗歌时代时，编者秉承的就是这样的态度。在这里，编者将历史与日常生活作了区分；这不等于说，日常生活不是历史的一部分，而是说，严格意义上的当代诗歌，从朦胧诗之后必须承担直面生活和历史的责任，而对于生活和历史的沉醉式的抒情和未经反思的赞同，则被分流为其他的艺术形式，其中包括流行歌曲式的流行诗歌。通过这种方式，《新编》悄悄地重申了当代诗歌的标尺。在朦胧诗之后，即使对日常生活进行直接的、无保留的地赞同的描写和叙述，都是不合法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新编》的这种对于当代诗歌的期望，无疑给当代诗歌的写作及批评出了一道艰难的命题。第一，从诗歌的实际写作状况来看，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解释和对待流行于21世纪最初几年的极端题材的口语诗及其80年代的诗歌先辈？第二，如果当代诗歌真的必须直面历史和它所依赖的普通日常生活，那么它同普通的日常生活必将保持着一种自始至终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它必须超越这普通的日常生活而进入到对大的历史语境的参与性对话中，同时它的这种历史感及立场必定需要从对普通的日常生活的体验和反思中来。因此，这种紧张关系在带给当代诗歌以它自身的尊严的同时，也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作为个体的诗人，如何描述自己个体化的日常生活，而又能够使得自己的诗歌（不是指他自己）不至于沦陷为毫无反思和批判性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当代诗歌的整体，它又如何扩展自身的领地，同广泛的、不写作的普通读者发生关系？因为无论如何，怀抱大的历史抱负的当代诗歌，不可能永远地、无限期地局限在自己的角落里，眼睁睁地看着历史被它所反思的普通日常生活及其中的男男女女，一路狂欢着裹挟而去。
       谈到这一点时，我们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两部诗选的编者的身份差异。洪、程二先生均是学院中人，他们的编选显然是试图在代表专业性的诗歌史说话；而《诗选》的编者阎月君、高岩等当时还是处于大学学生阶段，因此，他们既有诗歌专业色彩，同时又可以说是普通爱好者的代言人。所以，《新编》对《诗选》所实行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专业性的诗歌圈对普通诗歌读者的期望的超越与偏离。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2006年所发生的赵丽华诗歌遭遇到的普通读者的网络“恶搞”批评，不管有多么复杂的原因，不管是否仅仅是赵丽华诗歌本身的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普通读者同专业性诗歌圈子的隔阂。这种隔阂也许不是单方面的距离，而是双方共同必须负担起的责任。它今天不发生在赵丽华身上，明天也会落到一个“网友”们的理解能力和破坏能力所能触及到的任何一个当代中国诗人身上。《新编》的出现，从这个角度看，显然不是终极性的评判。
       参考文献
       洪子诚、程光炜编选：《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阎月君、高岩等编选：《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
       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