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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在藏北草原，马丽华交给我一首小诗，让我谈谈感觉。诗写的什么现在大体忘记了，不过还记得写荒原上的地平线，形容大地的焦渴，都是典型的西藏意象。那时，她的《我的太阳》名满天下，到处都在谈论《我的太阳》。我去那曲是一个不速之客，一个陌生的“闯入者”，20年后再见面，马丽华已不记得我，那段谈诗论文的往事似乎也不存在。我提到我们还跳过舞，她也不记得，她说她不会跳舞。怎么可能呢？那是那曲文化局艺术馆，是世界最高的舞会，我记得还有同样美丽的田文，她穿着红蝙蝠衫飘来飘去，像蝴蝶一样。还有诗人吴雨初，或者还有仓央嘉措呢。马丽华说那时到那曲的人太多了，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往那儿跑，快成共产主义了。的确，我就是其中一个。八十年代，现在想想跟“五四”似的，人们为了文学到处乱跑，以至边远的西藏也成为当时的文学重镇之一。
       20年前我们莫须有地谈论过诗，现在谈论她的小说应该是比较确定的，我是这部小说的责编，电话就打了无数次，面也见了几次。《长篇小说选刊》选载《如意高地》，约我写一个评论或阅读随笔。我对诗人写小说既信任又怀疑，通常诗人叙事要么不得要领，要么横空出世，诗人和小说家之间一般没有中间道路。诗人总是飞跃的，一旦飞跃成功，往往就是站在了某个孤立的制高点上，与所有人都不同。《如意高地》可以说又是一例。小说主要有两条走向，一是互文地叙述了一本书中“书”，构成了一段历史空间；一个迷离的现实空间。两种不同的空间关系不断抬升下降，使得这部小说褶皱不断、沟壑纵横，蔚为壮观。马丽华在西藏待了20多年，对山脉的熟悉恐怕超过对任何事物的熟悉，我不知道是否每天的山脉对她有什么启示，或者山脉已构成了她的内心的结构？
       西藏的山不像内地的山，它们在高原之上给人一种立体的、并置的、平行的、交错的观念，这种观念无疑影响了马丽华的小说结构，甚至也鲜明地影响了她塑造人物的观念。小说写了三个刘先生，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的一生，他们立体而又平行，扑溯迷离，但有迹可循，有理可察。在马丽华或在西藏看来，人不仅有一个现实中的人生，还有一个或多个可能性的人生。也可视为概念演绎：同一个人的不同经历及命运，能改变什么，而不能改变的又是什么？……拉萨的刘先生文采文弱，那曲的刘先生精致的一面被掩盖，宽厚的一面被放大张扬了，正像“橘生淮南而为橘，生淮北则为枳。”但最终揭示的是万变不离其宗。
       在我看来，诗人的结构意识绝不亚于小说家，在对人的幻觉认识上甚至有过之，然而在具体的叙事技巧和叙事意识上，诗人往往不是怯步就是失之耐心而不得要领。让我惊讶的是马丽华这方面表现得颇为娴熟，譬如在将现实与历史置换上就有这样的技巧运用：“刘先生说，眼睛困了，就地眯一会儿吧，就躺在卡垫上了。进入睡乡前他嘟哝了一句：可惜了，要是能跟前辈同行……司马阿罗关爱地瞄了他一眼，说，那就试试？这一觉非同小可，刘先生仿佛是穿过一条暗巷进入了稍嫌陈旧的天光山野中，有清朝的军队进入视线，荷枪士兵的长蛇阵渐渐清晰。阵前骑在高头大马上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姿飒爽的前辈，年岁轻轻的刘赞廷！刘先生好一阵心潮澎湃，拔足上前，边跑边喊……”还有：“在时间的一端，盛夏的大太阳下，我看见比较年轻的我自己，驾着自行车从市区返家……当我把目光投向时间的另一端，秋季的夕阳中，我看见已届中年的我自己踽踽独行院中石板路上……”
       如果说我对这部小说还有什么不满足，那就是类似的技巧用得还不是很充分，如果再充分一点我们的诗人就不得了。诗人的这次转型应该说是成功的，而正如我刚才说的，诗人一旦叙事成功就是非同一般的成功。有些人写什么或能写什么几乎是命定，甚至是非他莫属的，他不写，这东西就永远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