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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条
       1
       小的时候吃面条算是改善生活，那是多么甜蜜的事情啊。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却很少吃到老妈手擀的面条，主要原因是家里的人口太多了，八口人当中有六个是“饭桶”，当八分之六。而且，那个时代之人，一个人的饭量顶现在三个人的饭量。当然手擀面好吃啦，可是谁擀得起哟。所以，到了改善生活的日子——多么好的说法啊，“改善生活”。需要间或地改善一下的生活的生活，肯定是不尽如人意的苦日子喽——
       到了改善生活的日子，一家人都想吃面条，怎么办呢?基本上都是到压面条的地方去换面条。用一个搪瓷盆装上足量的面粉，到街道上的面条加工点去换刚压出来的切面。这种事大都发生在星期天，星期天去换切面的人比较多，因为大家都需要“改善生活”，所以得排队。每人手里抱一个盆排在那里。
       我记得有一个外国人还给我们的队伍拍了照片。队伍中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与羞涩的表情。
       这种换切面的差事通常会落到我的头上。家里一共六个孩子，其他的人基本没有去换过切面。他们的任务就是吃。怎么个吃法呢?有两种，一种比较奢侈，即炸酱面，干糊糊的面条，拌上炸的豆瓣酱——但绝不是重庆人吃的那种辣酱。另一种就是浑汤面，即连汤带面一大碗。比如你一共吃了三碗浑汤面，其实，纯面条你只吃了一碗，其余两碗是汤。换言之，一碗干糊糊的炸酱面，相当于三碗浑汤面。一位重庆女出租车司机见我抱怨重庆的菜太辣，她听了之后完全晕掉了，非常困惑地问，没有辣子那怎么吃噢?比如炸酱面。我说，就是拌鸡蛋酱嘛，一点辣椒也不放，顶多放一点葱花。她那颗美丽的头颅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东北人太不可思议了。
       那么，为什么换切面的这种事总落在我的头上呢?至今我也不解其故。
       我对压面条的整个过程(工艺)非常熟悉，很原始的，不值得一说，不过，从机器里出细细的面条的那一刻，却非常神奇，有点像小提琴协奏曲，或者像从云隙间瀑泻下来的阳光，让人的心情极为灿烂。但是无论怎么说，无论怎么形容，即便是为改善生活吃的压面条，我也没觉得那时候的压面条怎么好吃，所谓的好吃也仅仅是概念上的——当代的人喜欢常说那句“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即细粮一定比粗粮好吃。因为在那个年代，细粮每月每人是限量供应的，平时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极少能吃到大米和白面的，可能那时候重庆的情况要好一些，细粮的供应会多一些。因为在我的感觉里，巴渝者，没有大米和白面会造反的。东北人的胃很粗放，包米呀，高粱啊，小米呀，大麦米呀，黏米呀，及其产品，大饼子、窝窝头、菜团子、高粱米饭、大米查子粥、黏豆包之类，都能吃。东北人非常有趣，也非常乐观，身体也很好的。
       但是，我很尊重切面，每每从切面摊路过，整个的表情是很庄重的。那是我生命流程当中的一个铁的见证——而今，没人再安排我去压面条了，父母均过世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没有父母的人……
       没有父母的人不再是一个幸福的人了。
       2
       我正式参加工作以后(因为之前还打过一些零工，比如做酱油、醋、当售货员之类)，在工厂的工棚里看力工们自己擀面条吃，很感动，也很惊讶。他们把面条的制作过程搞得非常神圣，类似宗教仪式，类似欢乐的节日。力工当中身体贼好的一位，他负责擀面条，这个壮汉使尽全身的力气，把大面团儿反复地揉来揉去，要是用这种方法揉一个活人，那肯定揉完蛋了，死掉了。这个壮汉气喘吁吁地跟我说，这叫“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
       这些力工大部分是来自山东的农民(现在叫，打工者)，在工厂里干些体力活儿。他们个个都特别的有力气。可以想见，这面被揉到怎样的一种程度。
       但无论怎么说，我也觉得这个力工揉得有点过，有点匪夷所思。于是，我悄悄地问旁边的一位老力工，大叔，需要这么下死力气地揉面吗?
       老力工瞅了一眼那个正在揉面的大汗淋漓的力工，用那种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他山东老家的媳妇跟别人跑了。
       …………
       面，终于痛痛快快地揉得了。然后，那个老力工，操起利刀切成面条。切出来的面条，四棱四方的，非常的硬，特别的抗煮，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感觉应当不错。
       可惜，没好意思吃。
       走了。
       3
       在工厂住独身宿舍的时候，我和一个大龄同学同住一个宿舍(后来我们变成了同事)。住独身宿舍的时候，我们经常用宿舍的电炉子煮挂面吃。独身宿舍里的那个所谓的电炉子，是高压电660伏的，是我们两个联手自制的，它本来是无轨电车上的一组电阻棒，经过我们简单地改造、改装之后，成了一台效果极好霸气十足的电炉子，水壶放上去，一两分钟就哗哗地开了。我们两个人的表情非常甜蜜。
       过去，对于做饭，我是个外行，笨极了，而且非常可笑。所以，这个活儿只好由他来做，他似乎也很有兴趣来做。他还是我们工人学习小组的先进个人呢。
       他煮挂面的方式是这样子的：从市场里买来一个牛骨棒拿回到宿舍。然后，用我们平时锻炼身体的哑铃，将粗壮的骨棒敲碎，放到锅里开始煮，煮成香喷喷的油水之后，放上盐，再放上挂面(这个秩序对吗)。煮哇煮，煮熟之后，用粗瓷大碗盛出来，一人捧一大碗，热热地吃，吃得我们两个像在桑拿室里一样，浑身是汗，样子非常粗鲁。平均一个人要吃掉一捆挂面。那时候的一捆，就是一市斤。毕竟是年轻人嘛，毕竟是饭量大嘛，两个人都没觉得吃得有点多，都觉得正好，而且吃得很愉快，很满足。共产主义的生活大概也就是这种样子的，即一人一顿可以吃一捆挂面。那是多么好的精神面貌啊。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吃那么一点点，小麻雀一样。可惜年轻人的称号了。
       年轻人就得能吃，吃得虎虎生风，不然，太小丑了。
       后来，我们的电炉子被突然来查房的那个宿舍管理员没收了。我也被莫名其妙地分到另外的一个宿舍，把我们两个好朋友分开了。这样，用牛骨棒煮面条的事，也就因此告一段落。
       而今，这个大龄同学已经老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见我面，就有点不好意思。我认真地回忆过多次，没觉得他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啊。那他为什么竟是这种样子呢?
       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4
       非常有意思的是，面条本来是一种平常的大众化的食品，但是，如何把这一大众化的面品吃出别一种滋味，吃出一种水平，吃出一种档次，甚至吃出一种审美来，这就要动脑筋了。坦率地说，我对上述的这种“组合拳”式的境界，真的很茫然，我认为我根本达不到。想想看，一个只是知道面条的做法，或者是混汤的，或者是清汤的，或者是打卤面，或者是炸酱面的人，怎么能上档次，进审美呢?不可能的。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一次，作为大卡车司机的我，给工厂的副厂长拉煤——那是个家家都烧煤的年代，令人同情的是，副厂长也不例外，也得烧煤。拉完煤，恰好到了中午，副厂长便留我吃午饭。我知道，如果不是恰好到了中午，厂长怎么可以请一个工人吃饭呢?这种古怪的事在中国是稀罕的，近乎于没有。
       他请我吃的是面条。
       副厂长做的面条比较特别，即便是到了现在，我偶尔也沿袭他的这种面条的方法，即清水煮面条。具体做法是，将挂面煮熟之后，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过水这个程序是非常重要，一定要掌握好时间，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长之一分则太软，短之一分则太硬。待面条彻底变凉之后，再盛到碗中。然后，加那种由蒜末泡的黄醋，加味之素(为什么叫味之素呢?太奇怪了)，再撒上一些黄瓜丝儿、翠绿的香菜叶、稀稀的芝麻酱。这样吃，吃到嘴里，上帝哟，非常爽口。
       副厂长慈祥地告诉我说，小同志，这叫凉拌面，盛夏的时候吃最好了，开胃。我便不住地使劲儿地点头，心里头觉得，厂长就是厂长，就是吃面条也能高出普通人一筹。
       
       吃凉拌面的时候，副厂长的老父亲也在一边，他跟我讲，他的儿子对他非常好，吃饭的时候净往他碗里夹肉，但是，他的儿媳妇不行，心术不正，舍不得让他吃，老用白眼球挖他，还阴阳怪气地说，小的呢，吃的机会在后头呢，老的呢，已经吃过了。
       老人家问我，你说，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傻笑着说，我可不知道。
       他说，那意思就是她吃最合适了。
       我听了之后便有些尴尬，不知道怎样附和副厂长的老父亲的话题。
       副厂长却在一边笑呵呵地对我说，老年人就这样，老小孩儿嘛。
       但是，他的老父亲却仍然不依不挠，说，我这个儿子都让他老婆的枕边风把耳朵吹软了。
       副厂长说，爸，能吗?我大小也是一个厂长，耳根子就那么软吗?
       他的老父亲说，厂长的耳朵就不是肉做的啦?
       说完，老人家又问我，你说，他的耳朵是不是肉做的?
       我瞅了一眼副厂长，副厂长就那么笑，并不言语。我知道，厂长是在考验我，看我是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我说，凉拌面真好吃……
       5
       近些年来，我的行为有点怪，长毛病了，经常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的早晨，打车到阿什河边上的小摊上吃拉面。
       那可是打车呀，同志们，要花钱的。
       我知道这种行为是很奢侈的，但我尽量不去想，我不想一味地苛求自己，人在精神上不要活得太苦啦，太傻啦，要设法满足一下自己平民化的渴求，要学会尊重自己的想法。
       阿什河早市上的小吃摊儿是很多的，像一条热热闹闹的集会街。在这条街上，豆浆、油条、油炸糕、包子、油饼，等等，花样很多，做法也略显夸张，人头攒动，眼神机警，你拥我挤，但气氛很好。又一幅活生生的当代《清明上河图》的样子。
       我喜欢吃的是兰州拉面。
       其实，河边小吃摊上的兰州拉面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兰州拉面了，它已经按照东北人的口味进行了改造。就像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被北京改造了一样，外地味里多少有一点儿京腔了。经过改造后的兰州拉面有一点点咸，没有白萝卜片了，加了香椿、牛肉渣、麻椒。我很喜欢吃。吃的时候还高声地向那个当服务员的老爷子，嚷着要就大蒜，以壮声色。
       在我看来，“兰州拉面”就大蒜瓣吃最好，开胃。有的拉面爱好者，他们不要大蒜，不动声色地在拉面里加很多辣酱，或者胡椒粉、麻椒，加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不行。为此，自己多少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英雄，是个伪汉子。
       小吃摊上的兰州拉面分好几种，有宽条的，有被称之为“韭菜叶”的中细条的，还有细条的，以满足不同审美层次之人的需求。如此看来，即便是普普通通的人，没啥地位的人，一辈子始终坐在听众席上的人，抽劣质烟卷儿的人，嘴也很刁啊。
       我喜欢吃细条的。但是，无论是宽条的还是细条的，一律是：小碗两块，大碗两块五，很便宜。如果到飞机场的候机大楼里的餐厅去吃拉面，一碗要五十到七十元。
       这个做兰州拉面的是一家人，有老太太、老爷子，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四个人各有分工。开始是老爷子负责招呼客人，特客气，特实在，作风老派，态度诚恳，能让人想起许多老电影里的此类场面。后来人多了，忙不过来了，也客气不过来了，于是，又雇了一个年轻的男帮工。即便多了一个手脚麻利、行走如风的年轻帮手，拉面摊的生意仍旧很忙。
       我是熟客，往那儿一坐，对方就知道我吃什么拉面，很特殊的样子。那种感觉真好。
       请不要鄙视这种感觉，普通人是很在意这种感觉的。
       一次，我去河边吃拉面，发现那个负责招呼客人的老爷子不在了，换成了他老伴儿。
       我就满脸堆笑地问(因为不该我问)，老爷子怎么没来呀?
       老太太说，病了。
       噢。人一上岁数，这个那个，就容易这个那个什么……
       老太太说，可不是。啧、啧。
       很快就秋天了。听说，老爷子一上秋，天儿一煞凉，人瘦成了一小截儿，跟着就去世了。之后，隔过一个寒冷的冬天，拉面摊上的那个老太太也不见了。这一次我却没敢再问。吃完了，付了钱就走了。但是，总觉得心里有一件撂不下的事情。
       我这个老百姓是不是活得太琐碎了?
       等到再去拉面摊见到老太太的时候，发现，老人家的脸色很不好，也瘦多了，虚弱多了。估计，老人家在严酷的冬季里得了一种很重的病。她说话的声音也变了，中间像隔着什么东西似的。
       吃过拉面，去交钱的时候，老太太用她那种怪怪的声音说，不用交了，那个人替你交了。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见一个大个子男人站在远处正冲着我挥手，并且一边挥手一边走，恐怕我追过去似的。我只好无奈地冲他挥手致意。
       这两块五，我恐怕要欠他一辈子的情了。
       这个替我付账的大个子已经五十多岁了，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近些日子，在河边散步遛弯儿的时候，我们是见过几次面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也喜欢吃拉面。有一次，见了面我们还聊了几句，知道他的儿子正在国外读书呢。他好像为他儿子在外国读书的事很恼火，因为他实在没有那么多的钱供他的儿子在国外读那种扯淡的大学。
       他说，阿成，咱不能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啊。
       可是，他的女人却不顾一切地坚持让儿子出国留学。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搞得他五十岁的生活一塌糊涂、焦头烂额。
       我非常理解同情他。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像他这样困难的人居然还替我付账。
       油 饼
       1
       为什么小的时候馋的一些东西，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觉得好吃，不能舍弃，仍然耿耿于怀呢?这其中的道理到今天我也说不清。看来，人脑子里的历史记忆不仅很简单，也很顽固：之于我，就四个字，油饼好吃。
       单是(这两个字是从鲁迅先生那里学来的)，在我的记忆当中，过去家里是很少烙油饼的。有一次，我的状态非常古怪，馋疯了，趁着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带领着两个妹妹，偷着烙油饼。
       令人恼火的是，我不仅不会烙饼，而且也不会和面。和面需要加水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加多少水。结果，水加多了，成了面糊糊了，黏黏的直粘手，摆脱不净。于是，又加了许多“干面”进去，最后，总算搞成了型，可以烙了。既然是烙油饼，油是一定要放的。但是，油如果用多了，就会被父母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避免暴露，所以，烙饼的时候我放的油极少。结果，全都烙糊了，烙黑了。更糟糕的是，饼外面已经糊了，可里面还生着呢，黏着呢。但是不可能再烙了，就这么吃吧。我们就分着吃。虽然这油饼又黏、又硬、又糊，但是，我和妹妹却吃得津津有味。
       而今，小妹妹都四十多岁了，只要我们见了面，还经常提起偷着烙油饼的事。小妹妹严肃地说，哥烙的油饼真好吃。
       小妹妹已经是一个成熟、干练的小企业家了。
       2
       我成了家以后，仍然喜欢烙油饼。不过，成家以后的我已经知道油饼怎么做了。不仅如此，我还有一套自己独到的做法，和面啊，加各种调料啊，放多少油啊，掌握在怎样的一个火候啊，一切都干得有板有眼，非常讲究。尽管市面上的饭店里有各种各样的饼，草帽饼啊，抛饼啊，肉馅饼，酥饼啊，发面饼啊，等等，但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自己烙的家常饼。
       所以，饭店想取代家庭，那是永远也不可能的。那种常年泡在饭店里的人，基本上是异化的人，危险的人，不可以正视的人，只能悄悄地，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他们。让观者心情非常不好。
       我所谓的家常饼，其实就是葱花饼。这样做：在擀好的大张面饼上，淋上油，撒上葱花，撒上盐，撒上花椒面，撒上味素，然后，卷好，切成段儿，拧成面墩儿，再擀成一个一个的小饼。烙的时候要多放些油，这样，烙出来的饼才会又香又脆，才会觉得生活是那样的朝气蓬勃。
       我的女儿们都非常喜欢吃我烙的油饼，再配上小米绿豆粥，或者大米绿豆粥，搞几样时令菜蔬，所谓小炒，效果会更好。但是，烙这种饼毕竟很麻烦，我并不轻易地去做。除非已经成了家的女儿提出要求。
       
       “老爸，给咱烙点饼呗。”
       我说，好!
       但是，一定要精心做准备，给自己的女儿烙。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大都如此。
       3
       我喜欢吃油饼的嗜好，在黑龙江的业余作者当中是很有名的。
       这些年，我经常在各个乡镇里走，跟这些业余作者，或者已经金盆洗手不再写东西的，即曾经的业余作者都处得很好，很够朋友，无所谓编辑也无所谓作者啦，都是哥们儿。“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彼此才成了好朋友。
       早些年，我经常去的地方有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跟当时富区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员老邱是朋友。我只要一到，老邱就开始设计每一天的内容，比如找一个时间看看业余作者的稿子。然后，安排人从旅馆附近的小饭店买油饼、五香干豆腐卷、花生米之类，拿到旅馆来吃。不上饭店，饭店太贵，百分之四十的利呢，花一块钱，你只能吃到六毛钱，或者不到六毛钱的“货”。不上算。
       再说，大家也都不富裕。如果业余作者非常富有，那是可疑的业余作者。这里有一个秩序问题：富有加作者，那第一位的是富有，而不是作者。清贫加作者，那第一位的是作者，而不是清贫。
       富拉尔基的油饼做法很土，或者很乡土。那时候的面粉绝对是绿色的，有一点点发黑。但是道德品质绝无问题。不像现在的面粉，要掺进去许多东西，什么滑石粉、增白剂，还有叫什硝的化学添加剂，等等。多达七八种。用那时候的面粉烙出来的油饼——哦，对了，那时候的豆油也是纯绿色的——香喷喷的，脆脆的。非常好吃，非常有食欲，非常幸福。觉得富拉尔基真可爱。
       吃过油饼之后，老邱会安排人从家里抱来录放机，租一大堆带子，先看正经的，严肃的，艺术的，到了后半夜，困了，再看鬼片。这样可以提精神。为什么要提精神呢?因为我也不经常下去，大家凑在一起不容易，多唠唠，觉可以少睡一点。
       的确，人这一生有许多匪夷所思的生活，匪夷所思的经历，和难以忘怀的友情。
       早晨起来，推开小旅馆的窗户，下小毛毛雨了，树枝泛绿了，绽出小绿苞了。空气相当清新，春天到了。
       这个感受一直驻扎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在曲折多变的人生道路上，在接踵而来的困难面前，老邱崩溃了，离家出走了。那是他生命旅程当中的一个秋风肃杀的季节。崩溃以后，先是当了一阵和尚，还俗之后又干了点别的。现在，在中央台干，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编导了。老邱的可爱之处，就是他始终保持东北人的特征，豪爽，幽默，仗义。当然，也不能要求他一点变化也没有，家具放久了还要有一点褪色呢，何况人了，何况又是在北京那样一个地方。至少，说话的时候会逸出一点点京腔京韵。这也不是什么创新，仅仅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已。你永远不可能活在上一个世纪，也永远不可能活在下一个世纪。对很多人来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现在。总之，你现在看到老邱，比如你就是专业和尚，也看不出来他曾当过和尚，经历过一段出家人的生活。
       是啊，是啊，而今，老邱在首都见了我，不再是我指导他了，而是他指导我了。但是，指导来指导去，我猛然醒悟，他似乎不应该指导我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老邱已经踏上了指导别人这条路了。即便是，他重走我指导他的路也不再是真实的路了。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富拉尔基的油饼。
       我问他，在央视感觉如何?
       他想了想说，去过沃尔玛大型超市没有?
       我说，去过。
       他说，就是那种感觉，楼上楼下的，在乱乱哄哄的顾客当中、在众多的柜台当中，你偶尔能看到有几个名人也在那里购物。
       就这些吗?
       还有别的。
       什么?是油饼吗?
       不是不是，是指导别人怎么干。
       然后呢?
       然后，他们请我吃油饼。
       我笑了。他可真幽默呀。是的，他真的已经有资格指导我了。
       的确，人的一生岂能是一成不变的一生呢?一成不变的人生还能叫人生吗?
       4
       去年，省里组织作家到乌苏里去。那是个我喜欢去的地方。我记得在抓吉镇有一个“侯家餐馆”，我曾经在《天堂雅话》里写过这家餐馆。因此，想再去那里看一看。一个人对自己去过的地方都是有感情的，都惦记着有机会再去看一看。
       有时候，人是很有趣的。
       我们到了抓吉之后，天就不停地下雨，烟雨蒙蒙，将边陲的荒野之气展示得愈发浓烈了。非常陶醉。
       翌日的一大清早，我和女儿(她居然是一位年轻的专业作家了，人生不可预知啊)一块儿到乌苏里江边去，去看看那儿卖的鱼。尽管天雨如织，但毕竟是落水的季节，所以滩涂很宽，自然也非常泥泞。那些网鱼的卖鱼摊儿紧挨着乌苏里江水。爷儿俩便冒着雨一跐一滑地走过去。那种感觉很不一样。我跟丫头说，在城市里难有这样的经历。
       丫头奇怪地看了看我。
       江边打鱼人卖的野鱼品种不多，但都非常名贵，比之都市，价钱应该说是非常便宜了，才几十块钱一斤。要知道，吃这种罕见的、个头很大的野鱼，一般人要想吃这种鱼难哪，吃不着啊，同志们。
       雨势正酣，水流正疾，江风正紧，手中打的那把小花伞儿根本不起啥作用，无论怎样调整它，伺弄它，父女俩浑身上下还是被雨水淋透了，衣服湿凉凉地贴肉皮上了，没法端正自己的形象了。
       大自然就是不可抗拒。
       打鱼人卖的鱼都放到滩涂上自挖的坑里，放上江水，坑内之鱼，三三两两，历历可观，楚楚动人。唉，只是人在远方，家亦在远方，无法将其带走啊。这遗憾比三千里江天还大呀。不过，当年，“侯家餐馆”的老侯就是用这里的鱼为我拌了香喷喷的煞生鱼的。
       回来的途中，我决定去看一眼当年的那个侯家餐馆，他给我烙的那种格外有个味的鸡蛋油饼，用小尖辣椒丝和脆黄瓜丝，大蒜末拌的煞生鱼，至今令我口舌生津，欲罢不能啊。即便是天降豪雨，以致倾盆般的，我也是一定要去找找这个“侯家餐馆”。
       我记不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这样的一件事。事情发生在法国的普罗旺斯(我知道那个地方，那是个旅游胜地，这是我在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法国畅销书上了解到的)。大意是说，几个人在一家酒吧里等最后一道酒，然后，去机场坐飞机离开这里。但是，最后一道葡萄酒迟迟上不来，再不上来就要误机了。侍者说，这是上好的葡萄酒，所以，酒杯也要冷冻一下，冻成白色，然后，取出来，再缓缓霜，用这样的酒杯喝上好的葡萄酒，效果最佳。所以，你们还需再等一等，酒杯正在缓霜。客人说，我们要赶飞机呀，不然就来不及了。侍者说，那么，赶飞机为了什么?客人说，为了工作。侍者说，工作又为了什么?客人说，为了挣钱。侍者说，挣钱为了什么?不就为了更好的生活吗?飞机误了，可以改签下一班。但是，在普罗旺斯喝一杯这种上好的葡萄酒，对你们来说，可能这一生也只有一次。
       …………
       到了那个地方，侯家餐馆的草庐已经不见踪影了，那个种着翠绿色的黄瓜的栅栏院也消失了，周围是几幢陌生的房子。唉，不知道侯家餐馆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也不知道当年的那个被迫背井离乡的老侯，又回到他的故乡拉林没有，更不知道他的近况如何，人是否还活着?
       老侯是一个非常憨厚的人，不善言辞，天天凝神地注视着急匆匆流去的乌苏里江水，思念着他的家乡……
       的确，我这一生再也不可能吃到老侯烙的油饼和煞生鱼了。
       新大米
       1
       在说新大米之前，先聊聊陈大米。
       所谓陈大米，有两个成因，一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米(亦属细粮。由此引申开去，还有细菜，细菜者如冬之蒜苔、韭菜、黄瓜之类。细者，精也)，每人每月只配给二斤，平常的日子自然舍不得吃。不是说平常的日子不重要，可以稀里糊涂地过，用粗粮打发就可以了，而是平常的日子太多了，平常的日子一多，人们就会期待不平常的日子。所以，家庭主妇把每月每人的二斤大米积攒起来，等到过春节，即不平常的日子的时候再吃。当然，如此积攒下来的大米自然不再是新米了，而是陈米。那个时代，至少对城里人而言，是极难吃上一顿新大米的。年节里，碗里的大米饭都是陈大米做的。即便是陈大米，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也吃不出陈味儿来。那个年代的人们嘴会说，但不大会吃。所谓的吃，也是吃一种概念，那就是：细粮，即好吃。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判断不能说不对。
       因为“概念大米”有限，加上那个时代的人又个个那么能吃，所以，一到家里吃大米饭的时候，一奶同胞们总觉得吃不饱，难受，脸上出现的是痛苦的表情，而心里升腾出一副恶狼的嘴脸。那怎么办呢?怎样消除这一副副时隐时现在儿女们心中的恶狼的面孔呢?母亲就在概念大米饭上想开了主意。她的办法是，在概念大米中加高粱米，做出来的“二米饭”因有概念大米的支撑，仍然非常好吃，香。有的时候，母亲会在概念大米中加上小米，或者加大米查子，都好吃。大米简直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令人迷惘，令人敬佩。
       值得一提的是，在概念大米里加黄豆，这种做法效果更不错，一下子使得陈大米变得喷喷香起来。做法是，先将黄豆用水发了，然后和陈大米一块儿做，因为有黄豆，因为黄豆里有油，因此，做出来的大米饭油汪汪的，如同新米一样喷香可口。
       那么，这种做法是怎么来的呢?这里还要讲一点个人的小历史。
       我父亲在旧社会的时候，是一名伪官吏，在东北沦陷时期，在日本人的手下做事。日本人做大米饭的时候就喜欢往里加黄豆。当然，日本侵略者吃的大米绝对不是陈米，而是新米。父亲的这种做法是跟日本人学的。听说，还有往大米里加小红豆，加芸豆，加绿豆的，比较高级的还有加豌豆的。都非常好吃。
       现在，我也偶尔做一下加黄豆的大米饭，我的女儿也都喜欢吃，相信这种做法会一代一代传下去，这里把它写出来，让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知道它的出处。让他们知道，好吃归好吃，但是，当亡国奴的滋味却不好受。
       我父亲已经在八十六岁高龄的时候，辞世了。当年，他在伪县公署当干事的时候很小心的，走路像猫一样的悄无声息。解放以后，他仍然很小心地走路。因为他有历史问题，“一般历史问题”也是问题。
       父亲在政治上是一个有污点的人。我认真想了一下，老人家在离世之前，最大的憾事是什么呢?想来想去，老父亲一生最大的憾事，是没有入上党。到死也是一个入党的积极分子。
       2
       我所谓的新米，是指那种真正的，刚刚打下来的大米。这跟打下来之后，又放了一年的米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吃这样的新米，记得是在城郊的朝鲜屯。当时，我是工厂的工人。什么叫工人呢?就是做工的人。做什么工呢?卡车司机。有没有文化呢?没有。多么幸福的人哪。
       早年，黑龙江的生活是这样的，到了冬天，工厂肯定要安排车队的几个卡车司机到郊区的朝鲜屯去给职工拉秋菜。那时候的秋菜都是各单位自己组织车去拉，不舍昼夜，二十四小时连轴运转。时间就是生命，生命就是秋菜。
       记得，我们第一次开卡车到那个朝鲜屯已经快半夜了。村长立刻把村子里的男人和女人都叫起来，下地砍白菜，装卡车。我们则倚在驾驶室旁边儿看着，觉得朝鲜族人砍白菜别有一种风情。这时候我注意到，在砍白菜的朝鲜族女人当中，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在月光下，她的脸很白，大嘴，嘴唇的颜色很重。一边砍白菜，一边不停地抬头看我，我当年人长得还可以，挺男人的，现在是不行了，一脸的沧桑。我也不停地看她。月光下、菜地里、寒风中，彼此似乎朦朦胧胧中有了相好的意思。但是，也朦朦胧胧觉得，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这只能称之为闪电般的爱情。是啊，人的一生中有多少次闪电般的爱情呢?一次不少，十次不多，大家都好好地珍藏吧。
       白菜很快就装得差不多了。一想到装完车就得走，心情不免有些惆怅。惆怅是爱情的影子嘛。然而，装完卡车并没有走，热情好客的村长请我们到屯里吃饭。那么上谁家去吃呢?那个大嘴的女孩说，村长，上我家吧。我听了非常高兴、甜蜜，于是更加火辣、更加大胆地看她了。她也大胆地冲我，那样子的笑。
       其实，半夜，一点儿食欲也没有，但是秀色可餐哪，一定要去的。
       踏着霜似的月光，在美若版画般的屯之情境当中，到了那个大嘴姑娘的家。想不到，这一家只有三口人。她的母亲已经等候在家里了。我注意到，这家分成两间。我们在她父母的房间里休息。另一间肯定是她的房间了。我心想，若是娶了她，将来下乡，就可以住在那间屋子里了。
       当然，这样子想，速度有点过快。毕竟人年轻，思维敏捷嘛。她在厨房里帮她母亲做饭，不时地到屋子里来，装作有什么事，瞟我一眼又回厨房里去。
       朝鲜人的饭锅类似古代的行军锅，用“行军锅”蒸出的大米饭，且是新米，简直是太香了。我一边吃着新鲜的朝鲜大米饭，就着朝鲜辣白菜、辣干鱼，一边用眼角偷偷地注意那个大嘴姑娘，她也在偷偷地看我。村长和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及那几位卡车司机，并没在意这种事，酸甜的米酒让他们个个都晕乎乎的。
       吃过以后，我们就走了。
       我始终憎恨那个夜晚，恨那个霜似的月光，恨那个美若版画般的屯之情境。
       这些年一直对新大米情有独钟。一下乡，就想找乡下的文友索要点新下来的大米。从不假惺惺地说，我花钱买。跟东北人办事，如此虚伪的一套不来也罢。加上他们并不把我当成干部，要是把我当成干部就是索贿了，就是吃、拿、卡、要，情节恶劣的是要法办的。我向文友索要一袋新大米，也就值百十块钱，吃不到哪儿也卡不到哪儿去，就是友谊。朋友之间不仅可以赠送，也是可以索要的。但是，我从不向陌生人索要什么的友谊，索要来的友谊，不是真正的友谊。
       我这次去的是C乡，C乡是个水稻乡。水稻是什么?水稻就是大米呀。我一听，眼睛都绿了。现在我才知道贪官为什么那么贪婪了，世上所有的贪婪都是在一瞬间爆发的。当然也有历史原因，毕竟他们喜欢，喜欢就会惦记，一有机会，比如我，一到水稻乡就想索要大米。显然这和个人思想修养是有关系的。
       到了水稻乡之后，参观新农村变化是主要的一方面，但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怎么张口要大米，怎么说才显得自然一点，艺术一点。毕竟这么大的人了，终究是有点难以启齿。真要是个穷人也就罢了，穷嘛，生活所迫嘛。但自己还不算穷，但还要要，所以，人生是为难的人生。
       吃过了，喝过了，要走了，这要大米的话也没有说出口。在我上车的时候，朝鲜屯的乡长扛来一袋子大米，说，这是送给阿成老师的。我非常吃惊，问，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新大米?他说，全省的作者都知道，我也是业余作者，写诗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笑着说，他妈的。
       3
       转眼就要到春节了，虽说现在的春节不必特意地购买什么，但是过年了，终究还是要买一点年货的。
       腊月二十八这一天的下午正好有空，我就到附近的一家超市去看一看，完成一下过年前传统的“规定动作”，不希望过一个残缺的年。年一旦残缺，就会年年地残缺下去。这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在超市的一层，我看到一些人围在那里买大米，且大部分是老年人。主要是这儿的大米价格比较便宜，而且质量还好，是不是新米不好说，但肯定不是太陈的米。我在那看了一会儿。前面说过，我喜欢大米，就像老鼠爱大米。在我驻足观赏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中年妇女——我不知道现在中年妇女应该界定在什么年龄上，但这位中年妇女有五十多岁的样子，脸色发青，似有重病在身。她身上的衣服也极为一般，都是些廉价的东西。我看她一直在那些买大米的人的旁边转。这引起我的好奇心。
       后来，当买大米的人稍微少了一点的时候，她才走了过去，快速地捧了一些大米放到塑料袋里，但是捧的不多。然后，放到秤上。
       那个男服务员问，就要这些吗?
       她说，嗯。
       一称，大概是三斤多。被贴上价签以后，她便匆忙地走了，显得非常不好意思。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自尊的女人。
       大豆腐
       1
       虚构乡是全国有名的贫困乡，他们每年都享受着国家的补助，返款、返粮、享受各种优惠政策，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非常甜蜜。给我的一个古怪的感觉是，似乎他们并不想甩掉这顶“贫困乡”的帽子，因为在这顶帽子下面，他们生活得很温暖，很惬意。当然，这种没出息的现象是很少见的，虚构乡只是一个特例，是个别的乡、调皮的乡。
       
       虚构乡尽管是贫困乡，但是它并非没有闪光之处。其中，虚构乡的大豆腐就非常好，豆质非常纯，口感相当好，招人惦记。其实我到虚构乡去，就是冲着大豆腐去的。所以，到了吃饭的时候，乡里的干部问我，阿老师，想吃点什么呢?我说，大豆腐。
       我个人认为，虚构乡的大豆腐，凉拌是最好吃的。
       凉拌的大豆腐分为几种，一种是把大豆腐用热水烫过之后，将炸好的肉末加葱花大酱温情地铺撒在上面，然后，用勺子挖着吃，好吃。另一种做法是先将大豆腐用热水烫了，再用大勺炝锅，加酱油、葱花、蒜末、姜末，以及各种调料，熬成似稠未稠的汁儿，浇在大豆腐上。这种做法是我最喜欢的。准确地说，我到虚构乡，骨子里就是冲这种做法去的。即便是到了那里的饭店，个人付费，我也会嘱咐他们用这种做法做大豆腐，以免得他们把大豆腐粗野地捣碎，加上生豆油、葱花和盐，做成那种凉拌的鸡刨豆腐。当然，那种豆腐也好吃，但比之上面我说的那两种就差多了。
       到了虚构乡之后，已是红轮西坠，万顷霞涛了。晚餐就在乡里的一个小饭馆子里吃的。毕竟是贫困乡，乡干部们下馆子的机会终究是不多，于是，招待我们的那个乡干部(他的脸呈泥色)又找来了一些朋友，我快速地数了一下，一共是四对八个人。相继到了之后，小饭馆的那个小圆桌坐不下，只好挤挤擦擦地又加了一些凳子，最后，总算是瘦着身子挤下了。在吃喝的过程中，我很快发现，他们对大豆腐并不感兴趣，都不怎么动它，光往炖大鹅身上盯。这太好了，于是，我欠起身把大豆腐笑嘻嘻地拿到自己跟前，他们吃肉、吃小炸鱼儿、喝酒，边吃边说一些不着调的话(主题是乡干部又一次保住了“贫困乡”这顶金帽子)，而我呢，自顾自地大吃豆腐。
       招待我的那个乡干部，一直用眼睛偷偷地看我，我便冲他笑了笑。他站了起来，走过来给我敬酒。
       他端着酒杯说，咱们是朋友?
       对，咱们是朋友。
       你是作家?
       对，我是作家。市作协会员还能不算作家吗?嘻。
       如果你是朋友加作家，你就把我们乡写得再贫困一点。懂吗?
       懂。
       阿老师，你是一个成熟的作家。
       不敢当。
       我们贫困乡永远欢迎你。
       谢谢。
       咱俩干了这杯?
       干半下好不好?
       也好。
       干。
       干!
       大豆腐咋样?
       好吃。
       走的时候带上点。
       不行，路太远，都颠碎了。
       那就常来吧。
       唉。
       …………
       2
       东北的大豆腐有好几种做法，比较普通的做法是，大豆腐炖白菜，冻豆腐炖白菜，以及豆腐泡炒白菜，炒黑菜(黑菜就是木耳)，高档一点，奢侈一点的，用大豆腐炖鱼，德墨利鱼就是这种做法，外加粉条、辣椒。除此之外，还有酱油烹豆腐，熘豆腐，炒豆腐，都挺好吃的。总之，让东北人一生不准吃豆腐，相当于精神酷刑。所以有文化的人说，大豆腐既普通又不普通……
       小的时候，家里的生活并不是特别的好。于是，豆腐被归到了奢侈品类，并不轻易地吃。偶尔买回来之后，年轻的母亲就把它切成若干个小块儿，撒上盐，在太阳底下晒，晒成豆腐干，好给我们这些小狼崽子上学的时候带饭吃。
       这种类似女性高跟鞋后跟儿似的豆腐干非常咸，抗吃，是下饭的“佳品”。其他同学看我天天吃豆腐干，很羡慕，要知道，吃豆腐干总比吃咸菜体面、绅士。
       如此看来，吃法不仅仅是一种无奈，于无奈之中还可以生出一种智慧与自尊来的。
       前不久，我去食品超市，看到有豆腐干儿，决定买一点回去，当然，这种豆腐干儿要比过去的高级多。
       女服务员问，称多少?
       一斤。
       半斤就够了。女服务员说。
       ……还是一斤吧。我坚持地说。
       女服务员称好，装袋，递给我。当我付款后要走的时候，她突然说，王阿成，你还是那么喜欢吃豆腐干呀?
       我大吃一惊，愣愣地看着她。
       她冲我嫣然一笑，又忙她的去了。
       回去的一路上，我到底也没想起来这个女人是谁，于困惑之中，不免觉得人生有点凄凉。
       馄 饨
       1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尚志大街上，有一个馄饨馆。这个馄饨馆并不大——好像所有城市里的馄饨馆都不大，非常有意思。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到这家馄饨馆去吃馄饨。
       我喜欢吃馄饨。
       最初，馄饨是一毛四分钱一碗。饭馆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用白粉笔写着馄饨的成分，除了瘦肉丁之外，还有虾仁、香菇、紫菜，等等。用现在人的眼光看，六十年代的馄饨做得挺精致、挺讲究、挺实诚的。
       在美丽的六十年代，能经常到这里吃馄饨的大多是城市里的“白领”。当年，所谓的“白领”就是指机关干事一类的角色，即科级以下的干部，很少见处级干部到馄饨馆吃馄饨的。不知道处级干部们恪守着怎样的一种规矩。
       “白领”进馄饨馆，其表情通常是：一半群众，一半干部，颇有毕加索绘画之风采。馄饨馆对面大多是平房，有柳树和榆树之间拉着绳，绳上晾着衣物，间或跑过去一辆大卡车，或者驶过去一辆叮当响的有轨电车。行人不多。那时候全国才六亿人口。他们大多是要一碗馄饨，一个烧饼就算是中饭了。个别胃口大一点的，吃不饱就胃疼的，就要一碗馄饨，两到三个烧饼。六十年代馄饨馆的碗都是海碗，一碗相当于南方的三碗那么多，所以足够吃了。我肯定不是干部，但是，我喜欢吃馄饨。我的吃法是：一个烧饼也不要，就来两大碗馄饨。吃得胃肠非常舒服，精神面貌也非常好，吃过以后，见了人也非常和善。现在我们讲构建和谐社会，我认为，吃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单纯地停止在精神层面上。
       后来，不知是什么缘故，每碗馄饨居然上涨了一分钱。老顾客们都非常不满，纷纷提意见。结果，意见白提了，还是硬性地上涨了一分钱。现如今，别说上涨一分钱，就是上涨一块钱也是寻常小事。多么让商家感谢这甜美的现如今呀。
       而今，我偶尔还会路过尚志大街，可是，那个小馄饨馆却不见了，在馄饨馆的旧窝子上盖了一座大楼，是一家豪华的大酒店，进进出出的，都是一些有头有脸有钱的人。我的邻居，那个倒卖旧手机的李勇敢的儿子李大志，就在这家酒店当门童。见了我，还敬了我一个美式军礼，弄得我立刻就不会动作了。
       这小子长得挺帅，不然也不可能选他当门童。但是，我却认为，应当把他送到美军陆战队去。他在那里肯定是一个勇敢的、敬业的、幽默的、乐观的军人。
       有人把城市比作是一个大舞台，我和李勇敢、李大志，都是这个城市连续剧中的一个个角色，从一毛四的馄饨演到一毛五的馄饨，一直演到我从这家大酒店门前经过，演到李大志漂亮的、潇洒的美式军礼。
       2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大连。由于要赶早车回哈尔滨，便在大连火车站站前的一家饭馆里吃早餐。进去以后看到有馄饨，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吃馄饨的人，就要了一碗。这家饭馆非常脏，桌面上油腻腻的，碗里的馄饨破破烂烂，面都泡馕了，汤也不热，温吞水似的，相当难吃。尽管大连靠着浩瀚的大海，馄饨碗里所谓的海物居然是几枚小海米而已。味道差极了，感觉这家馄饨馆的厨师刚从服刑的荒岛上回来。
       有几个乞丐在饭馆里转来转去，吃着顾客扔下的残汤剩饭……
       于是，我把馄饨给了一个乞丐。他咧嘴冲我笑了，脏脏的脸，白白的牙，笑着。他是个少年。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件事，即在凄清的大连之晨，吃破破烂烂的馄饨，并把那碗难以下咽的馄饨给了那个脏脏的脸、白白的牙的少年乞丐。这一场景始终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市的不幸，还是我的不幸。
       那脏脏的脸、白白的牙的少年乞丐，笑得是那样的灿烂，很显然，那碗馄饨对他来说是无尚的美味佳肴……
       3
       由于长年在外跑，所以，住宾馆便成了经常的事。宾馆的早餐里就有馄饨，它自然成了我的首选。
       
       这一次，跟我一同出门的是老秦。老秦是我的好大哥，六十多岁。他每天吃早餐都要好多，油饼、鸡蛋、油炸馒头、韭菜合子、油条、茶鸡蛋，都上一些。看到我端回来一碗馄饨，他立刻放下筷子，跑去要了一碗。
       这么多食物，他自然吃不了，他的胃有多大呀?后来，他扔了一大堆吃不下的东西，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就一个人走了。
       老秦是一个独身，在家里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很少能主动或被动地吃上早餐。吃不上归吃不上，但是，想象中的早餐显然是丰富多彩的。遗憾的是，在真实的、丰富的早餐面前，他的胃却限制了他的享受。看到他离去的背影，看到他矛盾的肢体语言，我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辣 子
       三亚的空气质量很好，濒临大海，氧气很足，环而视之，风景也不错。但是，这些美景都是大自然的赐予，一定要归为地方政府的政绩，似乎有点勉强。唯其空气质量好，濒临大海，氧气足，风景不错，因此，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愿意到三亚去住上一段时间。单是，我却不喜欢在三亚长期地居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剃头。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对自己的头型(包括秃头)都是很重视的。所以，我认为，在三亚居住，最长不要超过二十天，因为二十天后你头发就长长了，那个地方天又那么热，《琼崖志》上称之为“蒸热”，披一头厚厚的长发怎么行呢?于是，你只好去剃头。
       三亚市的剃头(也只能称之为剃头)，其方式让人大吃一惊，手段十分原始，从头到尾，全部是用推子推，推出的人样子非常滑稽。搞得被如此处理过的人不敢出海岛。苦役犯似的，得等到头发长得差不多了，才能勉强出去。
       一日顶着一头厚发闲逛，三亚就是一个闲逛的小城市，突然发现了一家“美发厅”，一打听，居然是三亚最好的美发厅，十分高兴。进去坐下，围上围巾，那个操一口湖南口音的理发师便操起了推子……
       我问，湖南也这么用推子剃头吗?
       他说，湖南不。
       我问，那为什么到了三亚就用推子一推到底呢?
       他说，没办法，入乡随俗呗。人家全都用推子推，哗哗哗、哗哗哗，三下五除二，完了，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用剪刀剪，你能混得下去吗?
       我问，那，你到了三亚还吃辣椒吗?
       他说，这我得想想。
       想了一会儿，他说，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了。
       我问，有点乱，是吧?
       他说，对，有点乱。
       我说，开玩笑、开玩笑，您就尽情地推吧……
       理发师或剃头匠却相当严肃地说，我可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我问，为什么?
       他说，老师，我还年轻啊，才二十一岁呀，我师傅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现在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鸭 子
       小女儿从三亚带回一只鸭子。这只鸭子就是三亚我所住的那个小区旁边水塘里的鸭子，因为水塘里的鸭子吃的都是小鱼儿、虫子类的绿色食品，所以，无论是鸭蛋还是鸭子本身，都非常好吃。
       这要说到那个水塘了。
       原来这个水塘是一个很大的水塘，快到对面的山脚下了，应该算是一个湖了。在偌大的湖水中间，有一个翠绿的小岛，小岛上栖息着数十只白鹭，翔起翔落，或在高天上成阵而飞，真是让人心旷神怡。正唯如此，这一带的房子卖得特别好。所谓择水而居，上善若水嘛。
       我之所以偶尔到三亚去，就是惦记着看这些白鹭。
       小女儿说，老爸现在那一片湖水，连那个小岛都给填死了，都是在夜里悄悄地干的，又要盖房子了。
       毫无疑问，这种事，没有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几个月之后，原本是湖水的地方，原本是白鹭的家园，又盖起了一片新楼。水塘只有一小块了，也谈不上什么水塘啊，湖啊，鸭子自然也养不了那么多了，所以，有些鸭子就得杀了，处理了。我女儿买了一只。
       我把女儿带回来的这只鸭子做了精心的烹制。的确，绿色的鸭子真的是非常之香。倏忽间又有消息传过来，说那小块儿湿地也要填死了。今后再想吃这样的鸭子就更难了。
       吃过了，睡下了，有一行白鹭飞入梦乡，它们是来跟我告别的。
       有人说，前几年三亚抢包的人很多，你就是将包斜挎在肩上，抢包的人用刀片嗖地一割，带就断了，抢了就跑。这件事被上网之后，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我倒不以为然，心想，这比起水塘被悄悄地填了又算得了什么呢?顶多是顽皮而已。
       永别了，白鹭。
       饺 子
       我喜欢到东方饺子王去吃饺，那儿的饺子做得很精，配菜也不错，熏肚啊、拉皮啊、炝土豆丝、莴笋啊，清爽、干净也好吃。另外，凉丝丝的扎啤口感也不错。所以，没事的时候，我便率领全家到那里吃一顿。
       东方饺子王的蘸料也很好，有蒜泥、芥末、辣椒油。这些是吃饺子——或者说，“内行”吃饺子人的必备。这就像骑马得有鞍子一样，都得配齐全了。我们的人生是珍贵的人生。当然，裸骑也行，但那有点太原始了，也硌得慌。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后来，像变魔术一样，这个公司越办越大，他也越来越有钱。都四十岁了，仍然不结婚。有一回，他请客去东方饺子王吃饺子，他看我往小碟子里调各种吃饺子的调料，便嘲笑说，饺子里本身就有咸淡了，你又弄这么多作料蘸着吃，有必要吗?是不是有点犯傻呀。
       说完，桌上的另外几个人都随声附和，觉得吃饺子蘸调料是有点蠢，一致认为，这个年轻老板说的对呀，饺子里本身就有咸淡了嘛。
       年轻的老板自己也认为自己很聪明，所以样子很得意。
       我一边调各种吃饺子的调料一边说，吃饺子不蘸调料的人，可以肯定，他小的时候是偷饺子吃的。为什么呢?因为偷吃的饺子非常香，几次下来，便养成了习惯，公开吃饺子绝对不蘸作料了。理由是，吃饺子怎么还需要蘸调料呢?饺子里面不是已经有咸淡了吗?
       这个年轻的老板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看来阿成老师是不服啊。
       我说，我可以服你，也可以随声附和，但有一个条件。
       是什么?说说看。
       我说，把你的财产分给我一半。如果你不给我钱，我为什么要附和你呢?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你傻而是我傻了。
       年轻的老板说，好，我现在就把财产分给你一半，拿纸笔来。
       纸笔拿来了，年轻的老板刷刷地写上了自己的承诺，递给了我，说，给你一半了。这回你该附和我了吧。
       我把那张纸条放在吃饺子的作料里，蘸了之后，津津有味地吃掉了，一脸迷人的笑。
       干炸鱼
       我这个人喜欢吃干炸鱼，而且特别喜欢吃干炸小黄花鱼，小黄花鱼不大，两三寸长，本身就是一种精致。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先将小鱼收拾干净之后，卤上盐、味素、花椒面，再撒些面粉，弄均了，腌上个把小时，再炸。炸出来非常脆，非常好吃。小黄花鱼的肉像蒜瓣一样，洁白而细腻，鱼刺也少。吃起来一点也不麻烦。就着葡萄酒慢慢地吃最好了。是一个让人期待的日子。
       我还喜欢吃炸小白票子鱼(也称板黄)。不过，这种鱼只能吃新鲜的，陈了，有点怪味了，就不好吃了。无论是海鱼黄花，还是江鱼板黄，都是我最喜欢吃的。所以，只要有空去早市或者菜市场，我肯定要寻找这两种鱼。只是，现在想找到比较纯的这两种鱼，难了。因为无论是小黄花鱼还是小白票子鱼，都被卖鱼的人做了手脚，抹上了防水的黄颜色，鱼眼睛点上了防水的红颜色，你抬头看卖鱼的人，无论是爷们儿还是娘儿们，都是非常憨厚的样子。你甚至怀疑，咱是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吗?
       这个卖鱼的是方脸的中年人，过去我常到他的摊子上买鱼。
       他看我犹犹豫豫的样子，说，心里不托底了吧?
       我说，有点儿。
       他看了看我，便从摊床上拿出几条鱼，很新鲜，一看就是没有化过妆的。
       他说，来这个吧。
       我问，是不是您自己留着吃的?
       他说，对。你是老顾客了，来这个吧。
       我说，谢谢你。然后又问，家里挺好的吧?
       
       他说，挺好的。
       过去，我记得总是他媳妇跟他一块儿出摊卖鱼，最近倒是少见了。
       酱油炒饭
       1
       我知道的炒饭，有鸡蛋炒饭，就是木须饭，还有扬州炒饭，虾仁炒饭，蔬菜炒饭，等等。过去，我的小妹妹发明了一种大油炒饭(就是猪油炒饭)，放上盐，那样炒，非常好吃。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搞懂，就是，穷人的智商高，还是富人的智商高?是穷人富于创造力，还是富人富于创造力?
       不过，事情是很清楚的，小妹妹发明的大油炒饭，只能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吃，因为那是个贫困年代，是个嘴上寡淡的年代。把好一点的东西吃在贫困年代，就会感到相当精彩，非常幸福，十分激动。
       要知道，幸福也是一种记忆。
       所以，到了现在，我一直惦记着再做一次大油炒饭，并不是什么忆苦思甜，没必要忆苦思甜，我个人看，忆苦思甜并不是积极的生活，反倒是别一种落后。我之所以惦记着再做一次大油炒饭，是因我忘了这种炒饭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了，让我多少有一点迷惘。同时，我还想知道，当时为什么我吃大油炒饭的时候感觉那么香。
       但是，惦记归惦记，我却一直也没有做，一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再做一次大油炒饭。
       我的小女儿听了我的故事之后问，老爸，这很难吗?
       我没有言语。说心里话，我担心破坏了那种香喷喷的美好记忆。
       2
       连翘花开放的季节，在哈尔滨的开发区，我和一个朋友吃饭，主食要的是酱油炒饭。听说，酱油炒饭是重庆人的吃法，不知确切否。现在，炒饭的品种越来越多了，所有的商家都在挖空心思、推陈出新，酱油炒饭恐怕就是其中的一例。酱油炒的饭是大米饭，炒出来颜色有点发红，有的在酱油炒饭里面还放上一点点鸡蛋，有的则放上一些葱花。无论放哪种都非常好吃。而且酱油炒饭是用少数民族盛饭用的小木桶装着，这样又增加了一种古朴的色彩。我每次吃完饭之后，肯定将剩下的酱油炒饭打包带走。
       这一次，我俩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吃饭，一边喝酒，一边赏花，一边聊天。我的这位朋友是个有钱人，他时不时地就打电话过来请我吃顿饭，吃过之后，再请我洗洗澡，喝喝茶，总之，一切费用都由他来埋单，我也不用假惺惺地装着要付账，一切都非常自然。我的这位朋友从不求我办任何事情，我呢也不求他办任何事情，何况我也办不了任何事情。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指的就是我这种不能办事的文化人。过去的时候，我是个工人，当工人的时候还能办点事，当了文人之后，古怪了，凡事都办不了啦。想起来，非常痛苦。
       一句话，我们就是在一起吃吃饭，洗洗澡，喝喝茶而已。而且，连我往返乘坐的出租车票子都由他来“报销”。我就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但不是他的师爷、幕僚、门客，就是在一起玩儿。
       那么，这位朋友为什么喜欢和我在一起玩呢?事情是很清楚的，与其说他喜欢和我在一起，莫如说他喜欢和文学在一起。因为过去的时候，他也写过小说，写过诗，现在也偶尔在写，但已经不那么在意了，无所谓了，没有神圣感了。但是，他不像有些人一旦不写了，马上扔下棍子打花子，开始攻击文学。他不，他仍然尊重作家和文学。同志们，这是很难得的。我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人的邀请。
       吃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放下电话之后，他看到我的脸色不对，便问我，怎么回事?
       我跟他说，一个诗人朋友死了，人很年轻……
       说着，我指着窗外，说，你看，外面的车照样在跑，连翘花照样开，男人和女人照样在街上走，好像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所以，咱们都好好地活着吧。
       …………
       责任编辑 张竞毅
       【作者简介】阿成，1948年11月生于黑龙江，祖籍山东省。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现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主席。《小说林》、《诗林》杂志总编辑、编审。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主要著作有：《年关六赋》、《良娼》、《空坟》、《闲话》、《捉襟见肘的日子》、《胡天胡地风骚》等，长篇小说《忸怩》等。随笔集《哈尔滨人》、《胡地风流》、《影子呓语》与人合作创作电影《一块过年》，电视剧《快！的士》等，并为央视撰写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其作品分别被译为英、法、日、俄、德等多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