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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元在四十年的生活中始终都扮演着一个倒霉蛋的角色。他出生那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由于早期的营养供给不足，导致他的成长极其艰难，其他孩子随便打个喷嚏身高都会蹿高一截，他却像一棵根基遭到损毁的植物一般地拒绝生长，偶尔长一点也跟偷窃似的，别人一声咳嗽都会将他吓得缩回去。他的身体发育从十五岁便停滞了，起码个头再没长过。此后二十五年的时光中他的身高始终停留在一米六上下——大多数时候是一米五七，偶尔遇到晴天或者某个节日他的身高会无端地上蹿到一米五八或者一米六，但是这种时候并不太多，对于周元而言，生活中的晴天和节日并不多，因此身高达到一米六的时候就少之又少，也就是说在后来的二十五年的时间中他始终以一副半大孩子的模样扮演着生活中的成人角色。因为身材矮小，他在生活中的自然竞争力就很有限，别人顺手能做到的事情对于他却困难重重，譬如街边的一棵果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正常身高的人路过树下时伸手摘下一个就吃起来，这种简单的事在周元看来却很伤脑筋，他如果要吃到果子，先需要一段距离的助跑和弹跳，假如这棵树长得再高一点，那他的助跑和弹跳就不管用了，他需要架起长梯，一点一点爬到树上才能吃到梦想着中果实。而生活远比那一枚果子要委婉、复杂、繁琐，一个人也不可能整天扛着一架长梯在生活中奔波来去的……
       人可能越是缺少的便越想得到。初中时一次作文课上，语文老师命题《假如……》要求学生写一篇作文。周元写的是《假如命运借我十厘米身高》：
       ……假如命运借给我十厘米的身高，我要像一个男人那样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我要像流氓一样和另一个流氓打一架，我还要劈柴喂马周游世界……假如命运借我十厘米身高!
       这篇作文感动得老师以及众多女同学们泪洒课堂，许多人恨不得把自己的身高匀给周元。但是愿望毕竟是愿望，周元终究没能从美好的愿望中多赚一点身高。他的生长就此停滞了，身高是一米五七，时间是十五岁，初二。因为身高方面的原因，他与生活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周围的男同学们一没事就找他的茬。在学校里他没少打架，当然所谓的打架最终都会演变成为周元单一方面的挨打，对此他从不退缩，一遇到挑衅立即起身应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了中学的最后阶段，好像学校里所有的男生都等着和他打架似的，他总有打也打不完的架，你前一分钟看见他还好好的，过一分钟再见到他时已经鼻青脸肿的了。
       尽管成长在身高上为周元留下了无法泯灭的遗憾，但是在学习上周元倒是很出色，即使在打架最频繁的阶段，他的成绩也始终稳定在班级的前五名，这让那些打赢了他的人备感不爽，也愈发仇恨起周元来；换个角度看，在某种激烈的情感持续骚扰下依然能将学习伺弄得周全妥当，周元的内心也是极端褊狭的，其中肯定掺杂着偏激和变态的力量。仔细分析这种人其实相当可怕，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是后话，暂且略过。
       在学生时代，成绩成为周元抗衡成长缺憾最有力的倚仗。照此趋势发展他极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出人意料的是高中毕业前夕他却主动放弃了高考。此时的周元已经从内心厌倦了学生生活，在他认识中所谓的学校生活就是一场怎么也打不赢(完)的架，而他已经被架打了许多年，不想在接下去的四年中继续挨揍了。于是他主动放弃高考进了一家国有企业参加了工作。但是进了单位并没能改变他的生活处境，首先他的身高并未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其次走上社会之后他面对的生存内容突然被无限放大了；在学校时他只担心挨打，到了社会上之后他面对的则是升职、加薪、人际关系、分房等种种压力，这一切都是一个小个子男人无力承担的。事实上他在工厂里的处境极其尴尬，一直干着最脏最苦的活却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周元内心愤懑却无可奈何，他无力测出生活的实际边界，也不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生活，尽管也曾试图谋反以期推翻生活强加给自己的不公，但是折腾出的动静却小得跟耗子似的，整个没人理睬。直到这时周元才发现学校生活还是让人留恋的，起码在学校时只要能躲过一次挨揍就很幸福了。
       在周元伤心绝望的危险关头，一场婚姻拯救了他。
       周元是在工作四年后结的婚。媳妇是本单位的一名女工，叫钟力萍。学生时代的钟力萍在市体校接受过五年的女子柔道训练，后来因为成绩始终上不去被淘汰进了工厂。钟力萍身高一米七，模样不赖却有失精致，属粗糙形。身体最惹人的部位是臀部，浑圆、紧凑、结实，瘦弱一点的男性被撞一下都会导致骨折。钟力萍的性格开朗，人缘极好，在单位里是众多单身男性追逐的目标，一场角逐过后，留下的胜利者却是周元。对此结果所有的追逐者都似遭受了侮辱一般，其中尤以周元所在的车间主任为最。车间主任一米八的身高，相貌堂堂，自觉与钟力萍是天造地设的绝配，一度与钟力萍有过一阵感情上的纠缠，具体深浅外人不知，没料到最终却输给了跟一只耗子似的周元。车间主任心里的那一口浊气始终喘不匀。他不便和钟力萍计较，只把一腔邪火全撒在了周元身上，平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周元的日子顿时艰难起来，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不说，奖金还经常被车间主任找出各种理由扣掉。周元逆来顺受惯了也不多言语，钟力萍却不干了，有一天找到车间主任，质问他为什么总和周元过不去?车间主任叼着半截香烟爱理不理地说这是我们车间的事情，你管得着吗?钟力萍说现在周元和我是一家了，你扣他的钱就是扣我的钱!两个人一言不合吵了起来，车间主任嘴拙，逐渐落了下风，也是急不择言，情急之下冲动地说了一句，你他妈屁股上有几根毛老子都知道，死一边去!钟力萍脸刷地红了，愣怔了约两三秒，突然发作，大喝一声，一把抓住车间主任的肩膀，一侧身一弯腰，一贴一靠一背一使劲硬生生地将一米八的大个儿像一捆稻草似的摔了出去；动作速率极快，车间主任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人已经摔倒在了地上。人瘫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嘴唇中还叼着那半截虚弱的烟屁股。
       这是钟力萍自打进厂唯一一次出手，只一次便让大家知晓了她的厉害，从此没人敢惹她了。在这件事中无端得利的还是周元，在车间主任倒在地上的一刹那，周元摇晃着从生活中站立起来了。生活从此对周元客气了许多，每次见到周元时都堆着笑脸，还不时递上根烟使劲地拍着肩膀和他套近乎。
       周元在工厂待了二十多年。除去前面的四年不说，后十几年的时间中因为钟力萍雌威的庇护，他在生活中鱼似的活得悠闲自在的，成家了，花开了，孩子出生了；天黑了，天亮了，孩子长大了。虽然后来的生活内容包括细节并非十全十美，但是总体上还过得去，别人有的他也没少什么，就是说他后来并没让生活拉下太多，这对于一个不具生活竞争力的小个子男人而言已经是不错了，对此周元很知足。如此这般地又过了十五年，周元四十岁的时候，生活忽然对他变了脸。先是孩子莫名其妙地长大了。孩子小的时候很讨喜的，整天笑吟吟的，见人就往对方身上爬，肉乎乎的小脸蛋儿谁见到都想亲一口……可后来孩子忽然长大了，一点预兆都没有的呼的一声就长大了。长大后的孩子瘦得跟竹竿似的，平时神色阴险冷漠，一脸的坏样，别人见到他的第一眼心里不由得会咯噔一下，直泛凉意。这孩子不大搭理人，别人也不知道他内心究竟在琢磨什么。这让周元很不习惯，当初那个人见人爱跟个肉蛋似的孩子哪儿去了?孩子尽管行为怪异，但是并没有为周元惹什么大麻烦，让周元心烦的是随着孩子不断地升学，学费开支逐渐大了。像他这样的人其实早对自己死了心了，仅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希望有一天儿子能出人头地，以此来圆自己当初对于生活的一份梦想，因此在孩子的学习花费投入上尤其的大胆，胆大得近乎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孩子要月亮不给星星的。如此一来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便显得紧了，本来指望咬牙再挺个三五年，把孩子培养出来了就好了。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桩变故突然发生了——周元下岗了。
       
       仿佛天塌了似的，接到下岗通知后的周元一下懵了。
       那天在车间周元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清理着机床，车间主任走过来，还没开口便先递上一根烟。脸上笑意足有一斤多，生硬异常。周元就知道出事了，出大事了；以前都是工人主动给主任递烟的，从没见过主任主动给谁递过烟。主任先是和蔼可亲地跟他胡扯了一会儿，话锋一转告诉他厂部刚开过会，首批下岗工人中有他一个。周元一屁股坐在工具箱上，傻了。周围的同事似乎听到了风声，没人过来向他表示点什么，哪怕些许的同情。大家伙都闷头干活儿，装着什么也没发生。车间十几台机器嗡嗡地工作着，周元已经被抛出。
       周元再次从生活中败退而走。为周元的下岗钟力萍连着好多天找了厂里领导要说法：凭什么让我们家周元下岗?他哪点比别人差了!领导们向她解释，这是企业改制的大势所趋，周元只是第一批，接下去下岗的工人将会更多。钟力萍不依不饶，凭什么!凭什么非得是周元下岗不能是别的人?厂领导急了，蛮不讲理地说厂里对你们已经很照顾的了，如果不是因为上面规定一家只能有一个人下岗，你钟力萍也不会在厂里继续待下去的。你们的车间已经被撤消了，除了你所有的人都在下一批的下岗名单中。钟力萍这才发现生活真正对自己变脸了，而她对此变化毫无应对之力，她现在依然可以将任何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弯腰发力地摔出去两丈或更远，但是却无法将生活摔倒在地。生活太强大，而人太渺小。
       周元下岗后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压在钟力萍一个人身上，这让钟力萍内心时常有不堪重负之感，内心愤懑之下人的火气也迅速见长，在家见什么都不顺眼，想发火，心里像压着一包火药，旁边还搁着一根已经被生活点燃了的火捻，危险的一点在于，火药无端地总想往火捻上贴，想被引爆。最后火药终于被引爆了，轰地一声，空气震颤房屋坍塌，半空中瓦砾四溅血肉横飞……火药被引爆的因素却不是钟力萍，而是他们十五岁的儿子。
       儿子今年参加的中考。他平时的学习不错，人也本分，不打架，不旷课，不早恋，一门心思地埋头读书，几乎没给钟力萍周元惹过什么麻烦，在此之前夫妻俩也没担心过他的中考成绩，儿子更是信誓旦旦向他们保证，你们瞧着吧，我就是一中的命，我想上其他的学校都不可能!一中是省重点高中，其每年的高考升学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五，只要进了这所中学，就等于儿子的一条腿已经迈进了大学。可周元下岗后，儿子的命运似乎也受到了牵连。大概是在周元下岗的半个月后儿子走进了考场。在这次考试中，成绩一向稳定优异的儿子却不知什么原因考砸了，主科中的一门数学竟然考了一个不及格；问题在于周元和钟力萍包括儿子自己都把考上一中作为终极目标的，但是因为考试成绩太差，仅依靠分数是不大可能进入一中的了，如果还想继续上这个学校就得交赞助费，费用是三万块。出于对儿子的未来考虑，这个学校还不能不上，但是这三万元的赞助费对于他们全家则是一笔天文数字，家里的存款只有两千元，距离三万元的额度差得太远。无奈之下夫妻俩只得去向学校求情。
       一中的校长曾经是儿子初一时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在他任课时儿子还是数学课代表，校长对周元夫妻俩还有印象，一见面就说，你们是周小元的家长吧!进来坐!进来坐!热情地为他们倒水让座。
       校长显然已经知道了周小元的情况，坐下后就说，这次周小元没考好，这不应该是他的真实水平。钟力萍一听这话差点落下眼泪。她强忍住伤心向校长诉说了自己家里的遭遇，儿子考试考砸了，丈夫又下岗，希望学校能为儿子减免点费用。校长连连摇头，明确表示不可能，沉吟了片刻，说要不这样吧!先让周小元来学校上课，三万块的赞助费可以缓缴，但是在第一学期内一定要缴清。他说这是他唯一能为他们提供的方便了，希望他们多体谅!
       新学期开学后儿子如愿以偿地进了一中，但是横亘在这一家人头上的压力并没有丝毫地减弱，人长久处在这种压力下，变态是迟早的事情。一家人中最先失常的是钟力萍。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动辄发火，一发火就骂人，骂起周元来口无遮拦，无能、窝囊废、阳痿、吃软饭的、下流胚，当初嫁给你是瞎了眼；一扭头看见旁边的儿子，舌头一弹，连珠炮似的又是一连串地恶毒的咒骂，小混蛋、小杂种、迟早都是挨枪子的货!三两下就把儿子骂哭了……没多久钟力萍公然提出了离婚，随即和周元闹起分居。周元懵了。他不敢设想一个完整的家被无端拆散的场景，自己如何生活?儿子又将如何生存?他苦苦哀求钟力萍，希望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给自己一个机会，钟力萍铁了心似的丝毫不为所动，说老周啊，我们俩好来好散，离婚了你如果要孩子我就贴你生活费，你如果不要孩子我就带着他，你都不用贴生活费。那一边在等着三万元的赞助款，钟力萍这一边却哭着闹着要离婚，周元的心像掉进了冰窟窿里泼刺一下凉透了。
       接下去周元像得了疯牛病似的在生活中奔突，为了拯救濒临破败的家他瞒着钟力萍向所有的熟人开口借钱，指望着能在短时间内把儿子的赞助费解决掉，这样或许钟力萍还有回心转意的可能。应该说周元的思路没错，问题在于他的生活关系都是些与自己差不多境况的穷人，一圈跑下来也没借到几个钱。
       就在周元满世界地借钱的当儿，一直被忽略的儿子先他一步有了成果。
       一天晚上周元正在客厅里抽着闷烟，电话响了，周元抓起电话发现是儿子班主任打来的。班主任对周元说，周师傅，有个事情向你反映一下，希望你能配合教育一下你们家的周小元同学。周元心一跳，你请说!班主任哇啦哇啦一顿诉说，听的周元头皮一阵一阵地发麻，一再向班主任承诺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一定好好管教!保证以后不会再犯!搁下电话一回头，看见儿子怯生生地站在房间门口，耗子一样脸色煞白。周元：你给我出来!儿子胆怯地挪动着步子，爸……?周元上前两步抬手狠抽了他一个嘴巴。儿子被抽得后退半步，双手赶紧把脸抱住了。你个龟孙子，能耐挺大的了是不是?跟进半步再一抬手，电话又响了。胳膊停在半空犹豫了片刻，还是走过去接了电话。这一次电话是钟力萍的。周元问你在哪儿?钟力萍说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个饭，晚点回家。周元说刚才小元的班主任来电话，小元在学校出事了。钟力萍紧张起来，他怎么了?周元看了一旁的儿子一眼，儿子还缩在一边，双手抱着脸。周元说他在学校里敲诈同学钱财。钟力萍说怎么会呢!小元那么老实，怎么会敲诈别人?周元：事实的确如此，一个星期之内，他一共敲诈那个同学五次，几乎是每天一次。开始那个同学也没说，后来因为每天跟家里要钱引起家长的怀疑，一问才知道是被小元敲诈的。那个同学家已经报案了，本来派出所要出面的，学校出于对小元负责也是为了挽救他把这事揽下了。钟力萍那边沉默了，隔了好一会儿长叹了一声，老周啊，为了儿子咱们俩必须离婚了!周元说你这是干什么?钟力萍说，再这样下去我和孩子都会毁了的，离婚后起码儿子还有希望。没等周元说话就把电话生生挂上了。周元内心火起，狠狠挂了电话。一回头看见儿子，你给我过来!儿子脚下微微挪着步子，身体却还在原地。周元放缓了语气，你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儿子垂着脑袋说，没有什么事，我们是闹着玩的。周元一拍桌子，放你妈的屁!闹着玩人家会报案?你到底说不说?作势欲揍。儿子双手护着脑袋哇地哭了，边哭边说，我要上学，你们没钱我就跟同学借钱了……
       一提到上学，周元顿时气短，抬起来的巴掌无论如何下不去了。他收回手问儿子，你拿了人家多少钱?儿子……周元大吼一声掏出来!吓得儿子一哆嗦，乖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卷钞票。钞票已经揉得皱巴巴的了，各种面值的都有，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花花绿绿……周元抓过来数了一下，一共是四百一十二块。周元没想到会这么多，他以为儿子敲诈到也就是三十、五十的。他问儿子，这些钱都是从那一个同学身上敲诈的?儿子似乎有点不大习惯这种问法，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周元不无好奇地问，你怎么只盯着那一个同学?儿子的回答让周元差点没笑起来：全校的学生只有他怕我，其他的人都不买我的账。
       
       天城北的城郊结合部有一个叫晓市的地方，这里地处城市边缘，是外来务工人员集聚地。周围二三公里之内只有一家小储蓄所，服务对象为当地的居民和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刚开始的那些年这家储蓄所的规模还很大，但是因为业务量始终上不去，上级主管方的某商业银行不断缩小规模，现在储蓄所的面积只有十二三个平方左右，是租用的一处居民用房，房间的采光效果不大好，大白天都要开灯。一再缩水的储蓄所现在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两女一男，男的三十岁左右，两个女的当中的一个三十岁不到，怀孕六个多月了，这一段时间的上班不大正常，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二十岁左右。
       雨天的上午，雨点很密，街上的行人不多。储蓄所里今天只来了两个工作人员，怀孕的女工作人员因为身体不适请假没来。
       九点十分左右，一个女性顾客闪进了储蓄所。此人身穿一件绛色的女式风衣，风衣的帽子遮着脑袋，脸上还带着一个卡通图形浅红色口罩，整个脸部只留出一双眼睛。顾客径直走到女营业员所在的窗口，递上一本存折，女营业员正在点一摞钞票(男营业员坐在桌子前正在抽屉中寻找着什么)，存折递进来时她扭头对顾客说了一句请稍等!然后继续点钞票。在桌子的一侧，已经有三五捆钞票放着了。钞票很快点完了，她将钞票又放在点钞机上过了一遍，然后码齐整了，用一根橡皮筋勒上，顺手放在了那一堆钞票旁边。扭过头客气地对顾客说，让您久等了!接过了顾客手中的存折——打开存折的瞬间，她愣住了，存折里有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了一行字：抢劫!要命的话把钱扔出来!女营业员浑身颤抖起来，眼睛都不敢抬，手颤抖着朝着放钞票的方向移动(男营业员在埋头翻阅一摞单据，不时地在算盘上叭叭地拨上两下)，仿佛被催眠了一般，女营业员抓起一捆钞票从柜台上的窗口扔了出去，接着又扔出了一捆，扔到第三捆的时候被男营业员发现了。他似乎感觉到空气中的一丝异样，下意识抬头扫了周围一眼，恰巧看见女营业员着魔似的正往外扔钞票，大喝一声：你干什么!女营业员一惊，手里抓着一捆钞票停下了，扭头再一看，柜台外空空如也，柜台上只有一捆钞票……
       小个子男人周元因为生活的压榨而于现实中沦陷了四十年的时光，在隐忍了四十年后突然铤而走险抢劫了银行。这是他在四十年的逆来顺受中的第一次的挣扎和反抗。此前的周元对生活恐惧甚深，总觉得自己过于弱小而生活太强大，与生活的每一次对决都可能是一种自戕，面对生活时总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姿态，一片树叶落下都生怕砸到脑袋。但是生活却并不因为他的隐忍而在态度上有所收敛，它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一点一点地将周元逼上了绝境。周元的反抗其实是一种冲动之举，是一种近乎自杀式的绝望使然，事先没有任何的筹划与决策。那天出门前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出门时发现下雨了，他在家里想找一把雨伞却没找到，一扭头看见衣架上妻子的那件风衣，也没多想摘下风衣穿到了身上。他在雨水的街上走了很久，最后拐进了一家储蓄所。储蓄所没有一个顾客。储蓄所有两个窗口在营业，一个窗口后面是男营业员，另一个窗口后面坐着的是一个女孩子。他选择的是女孩子所在的营业窗口。他走到窗口前将纸条夹在一本旧存折中塞进了窗口……
       整个过程耗时不过三十秒左右，三十秒之后周元怀揣着满腹的钞票跑出了储蓄所。小雨还在下着，街上湿漉漉的，打着伞的行人在细雨中摇曳而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在时间的刻度上交替，规定出大街上的车辆和行人运行的节奏。周元从生活的拐角闪出，沿着大街快步疾行。新生活就此展开，周元甚至看见生活无端地朝他笑了，笑起来了。自己怀中的这笔钱就是快乐源泉。在这种快乐情绪下自己怀中的那捆钞票已然超出实际的面额和价值，现在他可以用这笔钱买任何的东西，所有被定价的物品都是可以被他自由地购买。当然他不会轻易把这笔钱浪费在香烟酒水或者家用电器上的，他要用这笔钱先为儿子交清赞助费，假如还有剩余，他想为妻子买几件漂亮的服装，自结婚以后，钟力萍就没买过单价超过一百元的衣服……如果还有剩余，周元就要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他准备给自己买一辆汽车，或者买一套大房子，改善自己一家三口的居住环境……在周元的臆想中，自己怀揣的已经不是钞票了，而是一座取之不竭的金矿，是一张可以尽情透支且不需要偿还本金及利息的幸福的信用卡。
       快到家时，他在一个小巷子里的僻静拐角脱下了风衣，将那捆钞票用风衣紧紧裹着，用手拎着一包沉甸甸的钞票向家中走去。
       生活似乎真的对周元网开一面了，但是且慢——
       周元回到家，周元进了房间，周元用后肩将房门顶上，咔哒一声，房门反锁上了。直到这时周元才呼地长喘了一口气，人靠在门板上，一颗心怦怦地跳着，跳得他口干舌燥的。仿佛瘫痪一般，他的身体顺着门板缓缓滑下去，一屁股坐实在了地上。颤抖着手把风衣在地上摊开，在衣服摊开的一刹那奇怪的事情出现了——风衣里空空荡荡，被包裹在里面的那一捆钞票已经不知了去向。周元的脑袋嗡地大了一圈，一片空白，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他把风衣反过来正过去再三查看，又站起身将衣服抖了两抖。却连一片树叶也没能抖出来。周元就傻了。
       就这样，生活刚对周元微笑了一下便再次板起了面孔，周元在生活中继续着自己倒霉蛋的角色。只是这一次的打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残酷，以前的他长久地处在生活的黑暗之中，并不生希冀之念，这一次却是在窥见了生活的曙光和希望之后再被抛进无尽的黑暗中的，因此这一份新的黑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绝望。
       来自生活的新一轮的打击彻底摧毁了周元的意志，他首先从精神上瘫痪了。接下去的几天中他像得了瞌睡病，特别能睡，从晚上一直能睡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起床后就去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喝酒，一口气喝到晚上九十点钟，然后回来继续睡。让他觉得奇怪的是每次喝完酒结账时居然还能从口袋里摸出钱来，他都忘了这钱从哪儿来的了。
       这天一大清早周元被儿子叫醒了。儿子跟他要钱。周元睡得迷迷糊糊地问什么钱?儿子说了半天周元才反应过来儿子敲诈同学的四百多块钱一直是放在自己身上的，也就是说自己这两天喝酒的钱都是儿子弄来的。儿子告诉周元，学校这两天一直催他把钱还给同学，说再不还就要报告公安局了。周元一听头也大了，自己身上现在只有不到一百块钱了，他怎么还这笔钱?更让他担心的是他不想自己的生活与公安局产生一点点关系，任何一点关系对于他都是极度危险的。他想了想对儿子说，你先去上学吧，下午我去你们学校。儿子说都这么多天你都不去!我不相信你了，你要不现在把钱给我，要不现在就和我一起去学校。周元懵了，现在他身上只有几十块钱，揣着这几十块钱是不可能去学校的，所以儿子两种提议他都不能接受。但是儿子却不了解他的苦衷，不依不饶地说今天你不跟我去学校我就不去上课了。周元火了，破口骂道，你个小狗日的翅膀硬了是不是?敢威胁老子了!老子还管不了你了，操你妈的，给我滚!三口两口地就把儿子骂得抹着眼泪跑了，然后周元继续睡觉，一觉睡到三点多，起来后又去喝酒了。
       周元相信喝多了酒之后人就会隐形，就没人能看到他了，警察也看不见，警察戴上眼镜也看不见，每次喝多了酒之后他尤其相信这一点。这一天酒喝得不如前两天畅快。前两天酒一入口便自动往咽喉滚动，经过咽喉的吞咽动作的过渡后加速地下滑，当一口酒完全进入肠胃后，内心就会有一股暖流升腾，像一颗石子扔到河里激起的水花一样，暖流会挟着一股酒香反馈给呼吸，人就像被酒意无端地抬高了一般。这几天周元就是依靠着酒度过的。最近发生的事情犹如一场接一场的梦魇，先是下岗，然后是老婆的不辞而别，接下去的经历更是匪夷所思，自己居然抢了银行。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怎么会产生出这个怪异念头的了，似乎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驱使下的结果。反正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确是抢劫了银行，还成功了，但是得手的一大笔钱却被遗失在返回的途中，也就是说他并没享受到自己冒险的成果，整个过程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玩笑。让他万分懊恼的就在这里，自己冒着极度危险得来的成果却只在自己的手上过渡了一下便消失了，却将危险长久地留给了自己。现在伸出鼻子他都能闻到那一股危险，臆想中蚂蚁群一般庞大的警察队伍正从四面八方黑压压地向自己压迫而来，他无力逃遁也无处躲藏，唯一能做的就是暂时蜷缩在这家小酒馆里，借助酒精麻痹自己。可是酒精真的能给他帮助吗?事实是他喝得越多，内心便越绝望。很多次他都想自首了，从座位上站起来撒腿就往外跑，跑出这家酒店，跑上大街，一头冲进警察局去自首，速度稍慢一慢，他都怕自己改变主意而在中途突然地拐弯……这些天来除了睡觉他一直在琢磨这事，他想自己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因为自己忍受不了空气中的压力，现在之所以能坚持，那是酒的功效，等到自己身上的钱用完，世界上就只剩下满地的空酒瓶了，无论瓶口对着酒盅怎样地摇晃也倒不出一滴酒来了，而一旦失去酒精的支撑的他除了自首再无其他选择。周元一直以为这两天的酒钱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上帝悄悄塞进自己口袋中的，但是今天早晨来自儿子的讨伐却让他陡然醒悟，这笔钱其实是儿子的。这天喝着酒的周元总想起儿子，还惦记口袋仅剩下的不到一百元的钱，身上的几十块只够付今天的酒钱的，明天的酒将向哪个方向喝去?对潜在的警察的恐惧以及对儿子及钱的担心让他愁肠百结，然后便变本加厉地喝酒，一口接一口的，似乎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酒喝干。
       
       小警察苏旗是这个夏天从警校毕业分来刑警队的。像每个刚来的警察一样，苏旗一心憧憬着在短时间内撞上个大案要案，以此来证明自己。可事与愿违，进了刑警队两个月也没撞上一桩像样的案件，还无聊地惹上一个小毛贼。
       一个下午苏旗和刑警队刘队去外面办事，路过鼓楼天桥时看见前面有一个家伙一边走一边玩着一只手机；手机嘟嘟地响着，那家伙却始终不接。苏旗走过他身边时他连头也没抬一下，专心致志的。走过去好远了，刘队突然问苏旗。你刚来，要不要抓个小偷练练手?苏旗说倒是想呢!可哪儿找去呀?老警察向后一努嘴，那家伙就是。苏旗一愣，刘队脸上笑眯眯的也不知道他是真是假。苏旗蹲下身装着系鞋带伺机观察了一下身后的瘦子，小声问他，你肯定吗?刘队说爱信不信。你不想练我们就赶紧走!苏旗说别呀!这时瘦子捧着嘟嘟响着的手机走了过来，苏旗突然起身朝他扑过去，大叫一声，别动!警察!瘦子似乎被吓着了，尖叫一声，妈哎!把手中的手机呼地扔到天上去了……
       苏旗就这样和小毛贼认识了，一个警察与一个小偷之间就此演绎出了一段另类的喜剧情节。
       这个小贼手法高超，每出手必有收获，人也精明，二百米之内一旦有警察出现他立刻便能嗅到气味，甚至这个警察是男是女都能嗅出八九不离十。在遇到苏旗之前倚仗着这份天赋异禀总能让他在紧要关头脱离险境。但是遇到苏旗后他的好日子便到头了，后来只要他一作案，一转脸立马就会撞上苏旗。有趣的是苏旗也不是刻意跟踪他的，只是碰巧到哪儿去办事正巧撞上他，一个小偷一个警察像两块各执一极的磁铁似的忍不住总往一块凑合。有一天晚上苏旗乘公共汽车去和女朋友约会，一上车就看见小毛贼鬼鬼祟祟跟在一个中年人的身后，车一开他迅速地掏了中年人的钱包。苏旗从后面一把把他的手攥住了。这一次苏旗有点急了，伸手揍了他一巴掌，骂他，你不能死远点，老在我面前晃有病啊!小毛贼则更委屈，哭丧着脸说你以为我愿意遇到你啊!我每天出门前都想你今天会去哪儿，只要你可能去的地方我都不去，可还总是遇到你!
       苏旗有时想想便很绝望，自己难道一辈子都要和这个小毛贼纠缠在一起了吗?就在小警察苏旗万般苦闷之际，市里发生了一桩银行抢劫案。
       这个案件的性质恶劣——歹徒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抢劫银行，这在N城的治安史上极为罕见，另外一个让人觉得意外的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是个女的。综合各种信息判断，罪犯嫌疑人的身高在一米五八至一米六一左右，年龄在二十到三十五岁之间，在年龄的判断上跨度大了一点，但是从监控录像上的确很难准确判断她的真实年龄。犯罪嫌疑人从头到脚都掩饰得很严实，连手都是戴着手套的。监控录像只在一个角度捕捉到一次她的正面，但是因为距离太远也不大清晰。从一些细节上分析，犯罪嫌疑人显然不是惯犯，她闯进储蓄所向女营业员递上了一本夹着纸条的存折，营业员打开存折后明显愣了一下，接着仿佛被催眠了一般埋头向外面扔钞票，连续扔了三捆，犯罪嫌疑人拿到了第一捆钞票后就跑走了……
       这个小储蓄所地处城郊结合部一个死角地带，交通上并不很方便，据此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定为本地或者是在本地打工的外来人员。随后展开的排查工作也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女性，身高一米六上下，偏瘦，在本地或者有过本地区的生活经历。整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留下的唯一一件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她身上的那件风衣。这种风衣是很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绛红色，立领带帽。专案组先期摸排的重点就是找到这件风衣，进而找到这件风衣背后的主人。
       可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件衣服谈何容易。
       接下去的一个星期，苏旗在附近的各个居民社区出没，在当地派出所户籍警的配合下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排查。先查吸毒赌博的类群，再查近期生活出现极端变故的，譬如生意失败或者被丈夫或者情人抛弃性格褊狭易走极端以及近期消费水准明显高于平时的一类女性。一圈摸下来却没发现一个符合条件的嫌疑人，反而给自己惹了一桩莫名其妙的麻烦。
       苏旗有个警校同学在附近一个派出所，有一天同学打电话给苏旗说他管辖的社区里有一个爱穿风衣的女的，问苏旗要不要看看?据同学介绍，女的是外地来的打工妹，在一些服务性行业做了两年多了。平时的消费很节俭，租房子也就在每月三百块钱左右，可是最近消费水准出现大幅上涨，不仅经常出入一些高档时装店，似乎还有了买房的打算。从介绍的情况衡量此人并不符合嫌疑人的标准——嫌犯只得手了一万块钱，还不至于到了能购买房产的程度，不过为谨慎起见苏旗还是决定去看一看。
       傍晚时分苏旗和同学赶到那个女的居住地。在门口碰到她刚从外面回来。这个女的年龄大约在二十四五岁上下，穿着一件米色风衣，身高大概在一米六六左右，皮肤稍黑，身材窈窕，腰细臀宽，行走的节奏很快，腰肢扭动的幅度也大，仿佛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处在行走之中。苏旗和身边的同学开玩笑，这女的倒是个尤物。同学说怎么?对她有想法!苏旗一笑，说这是你的地盘，还是自己留着吧!说笑间来人已经走近。她和苏旗的同学看来比较熟，主动打招呼，胡警官在等人呀?同学说，你的暂住证要到期了，要重新登记一下。女的打量了苏旗两眼，说那我明天去派出所找你吧!同学说，呦，都不准备让我们进去喝口水啊!女的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他们让进了房间。
       房间不大，进门就是一张横向摆放的小床，床头一侧是一张衣柜，折叠式的，相对的一侧是一张老式写字台，上面放了一台七成新的电视机，除此再无其他像样的家具或者电器，以此判断起码在此之前相当一段时间中房间主人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或者她并没有在此作长期生活的打算，她只是客居于某一段时间之上，寻求的是一种临时性的过渡。苏旗四处搜寻了一下，想在房间中找一个挂风衣的地方，但是没有找到，也就是说，女主人并没有在房间中为自己身上的那件风衣设立一个存放的特定位置。进了房间后她一边给他们让座一边准备给泡茶，苏旗说你别忙了，我们坐一会儿就走。她也没坚持，嘴上客气着，多坐一会儿吧!顺势在床前坐下了。苏旗说李小姐的身材不错，穿风衣挺好看!她笑了，是吗?站起来自我环顾了一番。现在胖了，两年前比现在要瘦。说着便把风衣脱了下来，她风衣里面只穿了一件紧身羊绒毛衣，衬托她的身材愈发的婀娜有致。她似乎刻意要向面前的两个异性公民显示自己良好的身段，娉娉婷婷地走到房门边，拉开房门把风衣挂在门后的一枚钉子上。房门背后没有其他东西。苏旗不甘心又说，李小姐的肤色是今年国际上的流行色，穿深颜色的风衣会更有韵味。她更高兴了，嘴上说哪里呀!我这件风衣是很多年前买的，平时很少穿。现在的女孩子已经不爱穿风衣了。
       苏旗旁敲侧击了半天也没找到想要的线索，根据情况判断这位李小姐只有这么一件浅色风衣。后来苏旗的同学胡乱帮她登记了一下暂住证的资料便离开了。
       第二天中午，同学给苏旗打电话，说哥们儿，你给我惹麻烦了!苏旗问怎么了?同学说昨天我们找的那个丫头是个有来头的主儿。苏旗说她不就是一个打工妹吗?能有什么来头!同学说，她是打工妹不假，可人家走运，最近傍上了一位领导，那位领导刚才给我们所长打了电话，把所长训了一顿，说我们故意找他麻烦。苏旗说不至于吧，昨天我们是以登记暂住证名义去的，没露什么破绽啊!同学说，问题是那位领导认为我们查暂住证是借口，目的是查他。苏旗扑哧笑了，说这位领导干吗这么过敏啊!他如果真有问题也应该是纪委查他，还轮不着我们出面吧!同学说，算啦，这事就到此为止了，咱们还是老老实实做人吧!别哪天真得罪了人，连个吃饭的地儿都没了。苏旗说他这么过敏，别真有什么问题吧!同学顿时警惕起来，说你就别往沟里带我了。我要是真丢了饭碗，一天三顿都吃你的去!苏旗哈哈一笑挂了电话。
       
       下午刑警队的刘队一见到苏旗劈头就问，你昨天是不是去查了一个女的?苏旗说是。刘队说那边的情况有点复杂，我们别插手。苏旗顿时来了兴趣，问你说的复杂是指什么?刘队说你怎么那么好奇啊!转脸走了，走了一半又转回来说。隔壁的一中的领导报案说，他们学校的一个学生涉嫌敲诈同学财物，你下午抽空过去看看。苏旗说这点屁事学校自己处理就完了。刘队说学校和我们不是邻居嘛!再说我前一阵帮一个亲戚送了一个学生到他们学校就读，现在人在人家手里，要处理好关系!
       苏旗下午抽空去了一趟一中，校方向他介绍，敲诈者是高一的学生，叫周小元。事情出在上个星期，三天前校方与该生的家长电话沟通过，当时家长满口答应第二天来学校把钱退给被敲诈的同学，但是都三天了也不见家长过来，打电话找不到人，让学生带信也没回音。在办公室苏旗见到了那名敲诈同学钱财的学生。一个半大的小公鸡头，见到身着警服的苏旗小家伙吓得脸都青了。苏旗问他这么多天怎么还不把钱还给同学?他吞吞吐吐地说他爸爸这两天很忙，抽不出时间来学校。苏旗让他打个电话给他爸爸，让他下午放学以前一定要把钱送到学校。小家伙当着苏旗的面打了电话，半个小时不到，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急匆匆来了，进门后堆着满脸的假笑和所有在座的人打招呼，老师好!老师好!点头哈腰的，看到苏旗时明显一愣，随即重新组织起一堆假笑，警察同志好!中年男人长得尖嘴猴腮的，在和苏旗热情招呼时，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乱转，却始终不与他的视线接触。苏旗心里忽然烦躁起来，没有原因的。他想这里一定有原因，具体是什么自己却不知道——
       这个下午李红在一家银行的ATM机上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卡，卡里果然多了十万块钱。她很高兴，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她告诉对方钱已经到账了，说她已经看中了一套房子，问这两天能不能抽个时间陪她一起去看看?对方说这两天很忙没时间，让她自己把握，如果觉得合适就定吧!李红撒娇说，人家想你嘛!对方口气严肃地说，这一阵很紧张，你没事不要多打电话。李红就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小心地问出了什么事?对方却不肯再说了，硬生生地把电话挂了。
       尽管对方的态度不好，李红还是很开心，这一份开心是为银行卡上多出来的十万块钱。她是两年前从北方一个小县城来这个城市打工的，那时的人生理想很有限，只希望能在城市里找一份稳定一点的工作，可能的话再找个有固定工作的男人把自己嫁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现在这个男人。刚认识的时候那个男人告诉李红自己是一个企业的车间主任，有家庭和一个已经上高中的儿子。李红信了。本来李红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和已婚包括离异的男人发生任何意义上的关系，但是不知为什么在见到这个男人的一刹那所有的预设的规矩都烟消云散了，两个人的关系发展迅速。李红十分信任和依赖这个男人，甘心情愿地做起了他的地下情人。男的为她在市区租了一间小房子，但是却从不来她的房间，每次约会都让李红去外面的宾馆开房，约会的时间也很短，待上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就离开，从不和李红一起过夜。他们在一起近一年之后李红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还是从一则电视新闻中知道的。当时一个日本的经贸代表团来这个城市访问，接待代表团的一干省市领导人中就有那个男人。当李红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男人时，脑袋嗡地大了一圈，她没想到跟自己相处了近一年的男人会是如此重要的一位领导，她还真以为对方是一个小企业的车间主任呢!
       所有的一切是从这时改变了以往运行轨迹。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后来再在一起时李红对这个男人开始有要求了，以前她从不和这个男人提任何要求的，包括房租也是男人主动要求承担的，李红当时还很过意不去，可是当发现这个男人并不是某个企业的车间主任而是省委的某个部门的重要领导之后李红内心开始不平衡起来，内心有一种被蒙蔽甚至是被愚弄的感觉，眼前这个男人一边和自己肌肤相亲一边对自己长久隐瞒真实身份，那么和自己做爱的人到底是哪一个呢?是一个戴着熟悉面具的陌生人，还是一个戴着陌生口罩的熟人?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李红不能接受的，哪个女人能接受一个男人整天戴着口罩和自己做爱呢?做爱是一种赤诚相对的形式，是无法容忍任何伪装的。那一阵李红窝了一肚子火，一见面就要求对方为自己做这个做那个的。一开始提的要求还只是买买衣服手机什么的，或许是自觉内心愧疚，那个男人对李红的要求基本都予以满足，可一段时间后李红却又对自己不满足了，她提出要对方帮助解决自己的户口和工作问题，这个要求让那个男人为难了。他对李红说，这两件事情不那么容易解决，希望她能体谅自己。李红却不依不饶，说以你的地位这两件事情还不是小菜一碟。男人就向她解释，自己刚到这个位置不久，有很多人都盯着自己，等着抓自己的破绽把自己搞下台，自己动作太大无异于授人以柄。李红说我不管，反正你得给我解决。两个人僵持了半个月，最后见实在说服不了李红，男人主动提出一个方案，由自己出钱让李红买一套房子，按照城市的规定，买了房子之后，外地的户口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迁入本市。对这个计划李红也表示满意。现在的房价很高，一套房子没个二三十万是买不到的，如果一个男人愿意为自己出这一笔钱，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他对自己的感情，而李红想要证明的就是这一点，解决户口及工作的要求仅仅是为了求得证明。
       找房子的过程可以忽略不计。卖房子的是个中年男人，叫周元，长得瘦瘦小小的。所卖的房子也不大，两室一厅，约六十个平方，没有装潢，但是还算整洁，房主开的价也比较适中。她很满意，不过没表示出来。随口问中年男人，你为什么要卖房子?中年男人说，儿子上学需要一笔钱，我们是没办法。李红问房子卖了你们一家住哪儿?中年男人说先租一套暂时凑合住着，有合适的再买一套小一点的。李红里里外外看了一会儿，果断地说，房子我要了。对中年男人说我今天先付你一笔钱，你给我一个星期，等我把余款凑齐了再去房产交易所办手续。这期间你就别再找其他的买主了。男人答应了。但是在首付款的具体数字上又和李红纠缠一会儿，最后还是李红做了让步，她答应先付五万作为订金，余款在一星期之内付清。
       第二天中午时分李红把五万块钱交到了房主手上。
       卖房决定与相关的操作及其进程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瞒着钟力萍进行的。在具体实施卖房的过程中周元内心其实也是惴惴不安的，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一个贼，正在偷窃本属于全家人的房子。但是他不能停下。他的时间不多了，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会在一瞬间认出自己的前世今身一样，周元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这一份时间或许是一天或许是一个星期，反正不会太长了。危险踮着脚尖从空气中循着自己的气味向着自己的呼吸逐渐逼近，随时都可能手起刀落斩断自己的呼吸。小警察的出现已经充分预示了这一点。他必须抓紧每一秒的时间完成最后的夙愿——用房子换一笔钱以继续儿子的学业，他希望儿子以后能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父亲为儿子的学业而做出的牺牲。至于房子卖了之后会对母子的生活造成何种影响就不是他所能考虑的了，他只相信一点，如果钟力萍对自己和这个家还有感情，那么她会理解自己的，如果她对自己和家庭已经没有感情，那么他也就没必要在乎她的感受。正因为有如此的领悟，周元在处理卖房子的事情上便不再含糊了。
       卖房很顺利，三天不到便落实到了一位买家。买主是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女性，身材高挑性感。一个下午在中间人陪同下来看房，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后当即成交。第二天就付了五万块钱订金，并承诺一个星期之内付清余款，房子过户等手续将在余款付出后开始办理。
       
       五万块钱是一摞一摞的现金，每摞一万一共五摞。码在桌上时比生活都高出一截。
       交了订金从周元那里出来，李红迫不及待掏出手机给男人打电话，她要在第一时间与对方分享这一快乐。即将买下的房子将是他们今后的“家”。可是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听，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办公室的电话或者手机总有一个是可以找到他的，但是今天却不行了。李红隐隐生出一种不祥之感。回到住所后她继续拨打他的手机，始终没有接通。天黑了之后李红已经绝望了，其间她数次拨了他家里的电话，没等铃声响起又迅速掐了。男人与她有约定，无论有什么事也不能往他家里打电话。她只好一遍一遍拨打他的手机，打到最后连摁键的手指都不听使唤了，接近凌晨时她握着手机昏昏睡去了……
       ——手机忽然响起来，铃声在寂静的夜里丧钟一样被撞响，撞得睡眠中的她头晕目眩直想呕吐。她强忍着恶心醒来，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手机，连摸了数下发现手机本来就抓在自己手里的，摁下接听键后她听见了自己渴望了一夜的声音。是我。仿佛被压抑了一生的情绪遭遇到缺口，她突然哭了，打你的电话都不通!啜泣声直削向黑夜，黑夜便又薄了一层。电话里的声音凝重，说你出来一下，我在你门外。电话随即断了。她一愣，恍若做梦一般，跳下床赤脚跑了出去。他几乎从不来她的住所，每次约会都是在外面租宾馆，今天怎么突然来了，而且在这样一个怪异的时间。她惶惶地跑出去，巷口路灯的阴面站着一个黑糊糊的人，深夜中还戴着一副墨镜；一个人在黑夜里戴着墨镜会看不清很多事物的吧!李红一头扎进他的怀中，抱着他嘤嘤地哭了起来。男人身体僵硬，全身微微颤抖着，仿佛不堪深夜的寒意。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李红边哭边说。男人说别哭了，我有话要对你说。男人的语气凝重且疲惫，李红便停下了，抬头问怎么了?眼前的男人穿着也怪异，里面着一件衬衫，外面是一件呢子大衣。男人说我出事了，马上就要离开……李红心头一冷，出了什么事?非要走吗?男人点头，必须走。李红问你走了，我……怎么办?男人说这是我来找你的原因，你可以留下，也可以和我一起走。你自己选择。我和你一起走!李红几乎脱口而出。男人：你不问我去哪里?李红：无论你去向哪里我都跟着你。男人沉默了一下，沉重地说，这次离开可能永远都不能回来了，你要想好。李红：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其他的都不重要。男人说那好吧!伸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你拿着这笔钱立刻动身。李红：我回去收拾一下。男人摇头，来不及了。多停留一刻就多一分危险，必须立刻走。李红：你不和我一起走吗?男人说两个人一起走危险太大，我们分头走，三天后在福州会面。详细交代了一下联络方式和地点，调头走了，李红随即转身离去。
       按照男人的安排，李红从路边包了一辆出租车先去了杭州。她是凌晨四点半左右上的车，三个多小时后到了杭州。随便找了一家小宾馆睡了一觉。傍晚时分起床吃了一点东西，晚上九点钟左右又包了一辆当地的出租车向温州进发。这样昼伏夜行了三个夜晚，转道杭州、温州最终在第三天准时到达了福州。这条路线是男人为她制定的，本来从N城到福州还有一条路线，取道江西直至福建，李红本来是想走这条线路，但是男人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为李红规定出了这条线路，除此之外男人还特别要求她必须在夜晚赶路白天睡觉。所以这三天在她的记忆中只有黑夜，只有车行和速度，白天她都在某个宾馆的睡眠中度过，即使睡不着也躺在床上挨时间，没出过房间半步，这三天关于白昼的记忆对于她而言几乎是空白。这一路的夜行也让她的身体和神经极度疲惫，仿佛一合上眼睛就能沉沉睡去，可当夜晚降临她坐在车里时却又无法合上眼睛，一合上眼睛脑子里就会出现恐怖的幻象：总是看到那个男人被一种危险追逐着，脸上的神情可怜地战栗着……
       一个男人能在恐惧中坚持多久?
       夜间公路上车子很少，车行的速度显得比平时要快，道路漆黑没有尽头，车灯是唯一的光芒，随着道路蜿蜒曲伸，车灯也不断地变换方位，道路两旁的树木争先恐后地向着灯光疾扑，却一再地被速度巧妙避开……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罪犯，正处在畏罪潜逃的路上。私下想想自己并没有犯罪，完全不必要进行这段黑暗中的行程的。一颗心死死地哽在咽喉，咽不下吐不出，连呼吸都变得沉重和困难，这种感觉让她沮丧，难道自己要提心吊胆一辈子?快到福州时，她身体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出租车迅速拐上另外一条道路飞驰而走，远远避开福州。但是车子还是在规定中不住地向福州城逼近，并会在随后的某个时间中准确地落定在一家宾馆门前。伫立在宾馆门前的侍应生会主动上前为她拉开了车门将她迎下车。按照之前约定的方式，在这家宾馆的某个房间她将重新见到那个男人……而她却不能肯定这么三四天的时间中那个男人是否已经衰老：满脸皱纹胡子拉碴，他是否因为对未来生活的恐惧而弯下了腰身?这是她最为担心的，她宁愿那个男人被警察抓住而不愿他因为恐惧而突兀地衰老。
       李红无法确定这一点。
       车子很快进了福州城，正是早晨六点多，大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寥寥，按照李红的要求出租车很快到了一家宾馆门前。宾馆门前并没有侍应生，李红静静地坐在座位上侧着脑袋似乎在思索着一道难题，没有下车的意思。司机等了一会儿开口提醒道，小姐!到地方了。李红最后扭头朝宾馆里看了一眼，对司机轻轻说了一句，走。司机疑惑地看了看她，扭动钥匙重新发动起车子，然后挂挡，缓缓驶了出去。上了大街后司机问李红，小姐!下面去哪儿?李红说随便。司机说你总得说个地方吧!李红：往前开!司机不吭声了，一把将排挡推上快挡位，一踩油门，发动机怪吼了一声，车子撒野似的向前蹿了出去；从反光镜里，司机看见一滴眼泪急促地从李红的脸上滑落……
       李红从生活中消失了，就此斩断了与以往生活的一切联系，甚至没有再与那个男人联系过。那个男人最终是在福州的一家宾馆里被抓获的。他一直在宾馆等着李红，他始终认为李红一定会来这里与他会合的，直到被捕获都不知道李红已经背叛了当初与生活的约定。后来N城警方也多方搜寻查找过李红的下落，但是没有结果，种种迹象表明她后来没再回到N城，也没回过苏北老家。她消失了，气体一般从生活中蒸发而走。有传说她后来去了贵州，在一个偏僻的小镇隐姓埋名地生活着，也有人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外籍华人偷渡出境了。具体真相如何可能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
       两个月之后
       那位买主似乎忘记了买房子的那一档子事儿了，自交了首付款之后就再也没露过面，电话也没一个。等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心中忐忑的周元主动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却发现电话已经停机了。周元的心一下吊到了嗓子眼，他担心对方变卦反悔与自己的那一桩交易，本来这两天他准备去学校把儿子的赞助费缴了，可与买主失去联系后他就不敢动了。他怕对方一旦反悔到时自己还不出钱来；手中攥着一大笔钱却愣是不敢花，这实在是一种煎熬，比没钱的时候更令人难过。他觉得对方这么做挺不人道的，房子究竟买还是不买应该给自己一个准话，这么不尴不尬地吊着自己算什么?接下去的一段时间周元不断给她打电话，现在电话是唯一可以找到她的线索了，可每次的语音提示都是机主已停机。
       时间在煎熬中匆匆而走，一转眼两个月过去，眨眼到了年底。儿子学校的领导在多次催缴赞助费不得情况下做出了最终决定，勒令周元必须在学期结束前把赞助款缴清，否则儿子的本学期成绩一律作零分处置。周元私下盘算了一下，两个月的时间不算短了，买主迟迟没有出现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自己再等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现在能确定一点，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方出自买主方面，即使哪天她突然出现要求退还钱款自己也有理由不理睬她了。就是说自己不仅不用再卖房子了，还无端地拥有了五万块钱，现在这笔钱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完全属于自己。既然是自己的钱那么怎么花如何花什么时间花就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他不再犹豫，在一个下午去了学校把三万块钱缴了。周元是自己去学校交费的，没有和儿子老婆打招呼，但是儿子第一时间从学校知道了消息，晚上一回家就告诉了钟力萍。钟力萍得知这个消息后又喜又疑惑，喜的是周元终于为家里卸下了一个大包袱，这些日子，全家被儿子的这笔赞助费巨石一般地压着，压得他们都快喘不过气来了，现在这块石头突然被卸下了，心里便乐滋滋的；疑惑的一点是周元哪儿来的这么一笔钱?三万块不是一笔小数目，一个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突然就能有这么一笔巨款的，尤其是一个穷人。尽管有些许的不安和担心，钟力萍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趁着周元还没回来，赶紧去菜场买菜。这些日子为节约家里连荤菜都不大吃了，每天都是青菜、豆芽、土豆什么的，突然听到这么个喜讯，高兴之余她决定给家里改善改善伙食。
       
       等钟力萍拎着鱼啊肉的回家，周元也回来了。两个人赶了个前后脚。一见到周元钟力萍便乐滋滋地招呼，回来了!平时周元看惯了钟力萍的冷脸，突然呈现出来的和善姿态便让他很担心。他小心翼翼地问，今天怎么买这么多菜?钟力萍没答他的腔，小元说你今天把赞助费缴了，你哪儿来的钱?周元一直担心钟力萍追问这笔钱的来历，为此在路上盘算好了想暂时先不告诉钟力萍缴费的事，等哪天实在瞒不下去了再说。没想到消息比人跑得还快，已经先他一步到家了。愣了一下，也是急中生智，随口说道，这一阵帮一个朋友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一点钱。钟力萍说你和谁做生意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周元说你整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懒得跟你说。钟力萍就不好意思起来，笑了笑，问你们做什么生意能一下赚这么多钱?你实话告诉我这钱究竟是不是跟人借的?她还是怀疑这钱是周元和别人借的。周元赌咒发誓地说这笔钱肯定不是借的，完完全全是自己挣的，但是具体的出处又说不出来。最后被逼急了随口甩出一句，我抢银行的!话一出口他自己的心里咯噔了一下，钟力萍却咯咯地笑了，就你这样还抢银行?嘁!周元却没心思继续这个话题，他被自己的话吓住了。说做饭吧，儿子还要吃饭呢!钟力萍这才反应过来，拎着菜转身进了厨房。周元也跟着进了厨房，钟力萍一边忙碌着一边说，老周，前一阵我心事不是心事的，没少和你拌嘴，你别往心里去。以后咱们好好过!周元沉默了片刻，问你一件事。钟力萍说什么?周元说如果我哪天不在了，你会再找人吗?钟力萍呼地转过身，你胡说什么?还生我的气呀!
       小警察苏旗一直处于一种莫名的煎熬之中。这份煎熬来源于一个男人，一个小个子男人。苏旗是在一中见到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见到他的第一眼苏旗心里便咯噔了一下，一股冲动驱使着他直想扑上去一把掐住小个子男人的脖子，逼他说出来——可说出什么呢?苏旗不知道。直觉告诉他小个子男人身上隐藏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究竟是什么他却说不清楚。人的直觉真是奇怪，就像被毒品熏染过的灵魂一样欲求不得欲罢不能。苏旗后来私下调查了一下那个男人的基本情况，他叫周元，四十岁，本市下岗工人，妻子叫钟力萍，一个儿子在一中读高一。从以上基本资料难以看出此人有什么问题。有一天在办公室时苏旗对刘队说，我怀疑一个人。刘队问是谁?苏旗说那人叫周元，是个四十多岁中年男人。刘队问你怀疑他什么?苏旗说不知道。直觉告诉我他一定犯了什么事，要不要查查他?刘队扑哧一下笑了，说你这孩子是不是读书读傻了，现在办案得凭证据，你没证据就去查人家，小心捅出娄子!顿了顿又说，咱们首要的任务是那桩银行抢劫案，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案子还没一点眉目，现在上面压下面顶的，我的日子不好过啊，你就别再添乱了!苏旗说这人没准就和银行那个案子有牵扯呢?刘队说你糊涂了?银行案嫌疑人是个女的!苏旗强词夺理地争辩，为什么肯定是女的就不能是个男的?刘队明显一愣，沉吟了片刻说，你说的也有道理，这种可能的确也存在的。他突然烦躁起来，挥挥手说，算啦算啦，头绪越扯越乱，都到这一步了，还是别节外生枝了。
       这是小警察苏旗距离银行劫案真相的最近的时段，如果当时能按照他的思路并坚持下去，那桩银行抢劫案没准就此破了，可惜的是苏旗当时也不是太自信，也怕因为自己的节外生枝而导致案情的侦破偏离正确方向，所以就没有再坚持。
       仿佛宿命一般，笨小偷每次作案得手后都会第一时间撞上苏旗，两个人像一对天生的冤家，由于苏旗的存在，笨小偷尽管得手多次却没一次真正占有或者享用过胜利成果。为此笨小偷苦闷至极，开始有了离开N城另谋他就的想法，这时他的一位在上海发展的同行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这里钱多人傻，速来!笨小偷顿时跃跃欲试，当即决定换个环境，借机转转运气。就在这时他又发现了一个目标，周元。凭着职业敏感，他预感到这个瘦小的中年人的身上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他想最后赌一次自己的运气，同时也给自己的N城之行留下点成功的经验，否则在N城最后这两个月，一次得手的经历都没有，说出去会有损他的职业形象。出于以上种种考虑，他延迟了赴上海的时间。经过数天的踩点摸清了周元的出行规律，然后在一个下午，当周元出门办事时，他撬开窗户窜进了周元的家——
       周元开始为如何处置钟力萍的那件风衣犯愁了。
       风衣是他们结婚时买的。那时钟力萍还不像现在这么胖，加之身材高挑，穿上风衣时依稀有一种风姿绰约的韵味，周元当时对钟力萍说，你穿上这件衣服就像演员。钟力萍听了这句恭维话乐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这么多年过去，风衣样式和色彩都已经被时间侵蚀得失去原先的韵味，事实上大多数时候钟力萍也已经不穿它了，但是始终保留着，像是为了见证自己当初的青春光华。风衣平时挂在客厅一角的衣架上，以前周元面对它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可自从那天穿着这件风衣去了一趟银行之后，再看到那件风衣时便尤其地扎眼了。他后来一直想把这件风衣处理掉，多次建议钟力萍扔了或者捐给西部。钟力萍不知是出于对过去某段时期留念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始终不肯将风衣处理掉，忍无可忍的周元有一天自作主张将风衣用一张旧报纸包裹了一下扔到门口垃圾箱中。晚上钟力萍下班一回到家隐隐觉得哪里不对了，在房间里转了两圈才发现是风衣不见了，问周元风衣呢?周元故作轻松地说，那件衣服太旧了，我帮你处理了。钟力萍一下就恼了，说我的衣服凭什么要你处理?周元说衣服旧了，你也不怎么穿，如果你喜欢再买一件新的。钟力萍：你放屁!你给我把它找回来。周元说都处理了，我上哪儿找啊?钟力萍蛮不讲理地说，我不管，你就是上天都得给我找回来!周元被逼无奈只好又跑到垃圾箱翻了翻，谢天谢地那件风衣还在。此后风衣一如既往地挂在衣架上，像一面旗帜。
       就在周元面对着风衣一筹莫展之际，天使一般的笨小偷出现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踩点和准备，笨小偷摸清了周元一家的基本情况和出行规律。这家一共三口人，一对夫妻加一个上中学的儿子。妻子和儿子每天一早就离开家了，要到晚上六点左右才回来。在他们出门之后家里就剩下男主人了。在笨小偷看来，这家的男人比较懒，每天都要睡到中午时分，起床后就去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喝点酒，从离开家到回来大约两个小时，这段时间对于笨小偷而言已经足够。
       一个下午，等周元出门后，笨小偷撬开窗户进了周元的家。活该小偷倒霉，那天周元出门后想起忘带钱包了，于是又折回来，进了房间一抬头便看见了一个人。小偷也没料到周元刚出门又突然回来，两个人都惊讶于对方的瞬间存在，相互静静地打量着对方。最后还是周元先有了反应，他色厉内荏地大喝一声，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做贼心虚的笨小偷被这突兀的一声大喝吓得魂飞魄散，站在当地面色苍白整个地傻了。周元顿时意识到眼前的是个小偷，一念至此自己也吓得一哆嗦，可一看小偷的熊样顿时来了劲头。正义凛然呵斥，大白天你敢入室行窃，走跟我去派出所!伸手就向小偷抓去，小偷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周元便抓了个空。大哥，我一时糊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周元说你少来这一套!跟我去公安局!笨小偷说，大哥，大哥，你饶了我这次，我一定报答你!周元心眼活动了一下，态度缓和了一些，问笨小偷，你准备怎么报答我?小偷说我给你钱。说着就开始掏口袋，掏遍了身上的口袋只摸索出两三张块票，加起来不过一二十元。这点钱让笨小偷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硬着头皮捧着钱递向周元，大哥我最近手风不顺，你先收下这些，等以后挣到钱了我回头再来孝敬你。周元不屑地一撇嘴，沉吟了片刻，扭头看了一眼挂在衣架上的那件风衣，对笨小偷说，这样吧，我也不要你的钱了，不仅不要你的钱还送你一样东西。笨小偷糊涂了，问大大大哥送我什么?周元指着衣架上那件风衣说，你等会把这件风衣带走吧!就当是你偷走的。小偷说我决定改过自新再不敢偷了。周元说我不管你以后偷不偷，反正我把这件衣服送你了。小偷说可第一次见面我怎么能要大哥的礼物呢!周元有点急了，他不知道眼前这个小偷是故意跟自己装傻还是真傻。他恶狠狠地说，今天你偷也得偷不偷也得偷!笨小偷也不示弱，说大哥啊，俺只听过有逼良为娼的，还没听说有逼着人家偷风衣的。今天就是把我交给警察我也不能偷大哥家的东西!周元本来就是准备用警察威胁小偷的，经他自己说出来就不好再用了。沉吟片刻，转换方式说，这样吧!如果你能接受这件衣服，我付你五百块钱。笨小偷顿时犯起了迷糊，试探着问，大哥不是开玩笑吧?周元说绝对不开玩笑。只要你把这件风衣带走我就给你五百块钱。笨小偷一骨碌从地上站了起来，那我听大哥的!
       就这样，折磨了周元无数个日子的风衣被以五百元的价格卖给了笨小偷。
       当笨小偷揣着五百块钱拿着一件女式风衣怪模怪样地从周元家里出来后禁不住仰面大笑，他怎么都想不明白天下怎么会有如此的好事，入室行窃被抓住，没受到任何惩罚还得了一件衣服和五百块钱，想想他都觉得好笑。另外一方面，在家里的周元也很高兴。这些日子那件风衣就像一座山压得他都喘不过气来了，在今天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会最终毙命于这件风衣的重压之下的，没想到今天却轻而易举地卸下了，而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五百块钱，一条命与五百元，怎么算这都是一笔合算的买卖。一想到这个他就忍不住想哈哈大笑。可周元哪里知道这个小毛贼接下去的滑稽命运，如果知道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带走风衣的。
       故事接下去的发展再无悬念。笨小偷带走了那件风衣，笨小偷走上大街，穿过一条马路踏上另外一条街道，过了一座天桥又穿过一条地下过道，出了道口后迎面就撞上了苏旗。
       今天苏旗心里窝了一肚子火，下午一上班女朋友打来电话提出分手。女朋友是苏旗警校的同学，比苏旗低一届。现在还是警校的一名学生。本来两个人感情一直挺好的，前两天女朋友还说下个星期要把苏旗带回家见一下家里人。没想到今天下午却突然提出分手，这让苏旗心里抹不过弯。当即请了假风风火火地往女朋友单位赶，他要当面把事情问个清楚。
       苏旗和笨小偷是在山西路和平电影院门口撞上的。苏旗一路想着心事，迎面撞上了笨小偷也没看见。笨小偷猛一看见苏旗后下意识地扭头就要跑。跑了两步一转念发现没必要，自己今天并没犯事儿呀!心中顿时坦荡起来，转身追着苏旗叫，警察大哥!警察大哥!苏旗看见了笨小偷，但是不想理他，继续向前走。笨小偷却起劲地追着他，大哥大哥地不停地叫着，苏旗瞪了他一眼，你干什么?笨小偷笑嘻嘻地说，警察大哥!兄弟我发财了，想请你吃饭。苏旗说就你个熊样也能发财?去去去!笨小偷说，看不起人啊!我今天就是发了。苏旗眼光一扫，看见了笨小偷手上的风衣。问你拿的什么?笨小偷说风衣。你要不要?我便宜点卖给你吧!五百块。
       苏旗一下站住了。
       责任编辑 唐嵩
       【作者简介】赵刚，男，江苏南京生活，诗人出身，大学文化。８０年代起在国内各大文学杂志发表作品至今，著有长篇小说《北纬３２度》、《７月３９日》及《露天电影》、《郭图的手枪》中短篇小说若干。无正式职业，平时仅靠汉字与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