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卡尔·刘易斯在奥运会上对中国记者说：“我参加比赛的目的，是想激发更多的人的热情，参加到田径运动中来，去竞争，去争取成功。”
这话让记者一愣——如果是中国运动员，说出的一定是“为国争光”，还有，“感谢十亿人民的支持”。
“十亿人民”的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国家休戚相关。
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航向上起锚不久的中国，首先在竞技体育的运动场上，开始学习与更多国际主体间的博弈、竞争、相处之道。她急于求胜，急于证明自己。
来之不易的安定和发展，以及对未来的不由自主的展望，悄然温暖着每个人内心深处对“中国”这两个字的感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与民族意识汇合在一起，鼓荡成为一股热潮。
而女排、体育，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舞台。
理 想
女排“五连冠”的辉煌，伴随国人走过了大半个80年代。然而，1988年中国军团兵败汉城，只得到5块金牌，女排更是惨败在俄罗斯手下，第一局0比15，3局总共只得了11分。
那天的赛场，坐满了从全世界各地赶来助威的海外华侨、港澳台胞。赛后，一位华侨说：“今天奥运有两大新闻，一个是约翰逊被没收金牌，一个是曾获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失常。如果说约翰逊是吃了兴奋剂，那中国女排就是吃了安眠药！”
那是李国君进入国家队后首次出征奥运会，那时她还是一个小队员。
作为一位篮球运动员的女儿，扎着洋葱辫的李国君，从小就跟着父亲出入于球场。这位日后的中国女排国家队队长，对排球的爱好带着某种偶然性，她总觉得不隔网的球类运动有点像打架，于是独独偏好排球。
她从上海市体校一直打到上海队，再到国家青年队。这十几年间，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女排拿了世界冠军，接着打出了三连冠，彻底打进了国人的心里。
在国内赛场上，与国家队队员的相逢，让年轻的李国君激动不已。她用了“仰慕”这个词。
“吃饭在一个大餐厅，看到她们就特别向往。”一群各省队的小姑娘，不时窃窃私语着，这个是谁，那个是谁。
不仅小队员们，那时候，普通民众都拼命写信给中国女排，要求练排球，要拿奥运冠军。
正是三连冠到五连冠的光辉，将一项球类运动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光荣事业，它让李国君的母亲，从用保证书来约束女儿打球，变成在单位里饱享荣光，还当选了“上海市十佳好妈妈”。
“要不是女排，哪有这个十佳好妈妈？”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后来的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她担任队长，但开赛不久即严重受伤，打了封闭后再上场，最终获得第七。
当竞技场铺展出一种实现的可能性，理想、抱负、拼搏，都成为一种幸运。恰似整个民族，饱经混乱的苦难，珍视难得的安宁。
这一切，已经定格了中国女排的魅力。
焦 灼
是体育，在这十年里带给这个民族证明自己的机会；同样是体育，用巅峰的成就感和谷底的挫败感，让国人经历了荣辱交杂的盛衰之变。
一切并非偶然。
1989年1月16日，张蓉芳主持了中国女排的欢送会。杨锡兰、郑美珠、侯玉珠、姜英、杨晓君、汪亚君、赵红这批老队员就此结束排球生涯。巫丹、苏惠娟、李国君、李月明、崔咏梅留下加入新女排。
杨锡兰第一个哭了，接着是更多人的眼泪。大约有半小时没人讲话。
还是杨锡兰打破沉默：“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带着这么多的遗憾和伤心离开中国女排。1986年后，我两次打报告要求退下，教练做我的工作，袁伟民也做我的工作，留下来就是想在奥运会上拿冠军。我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然而……好长时间了。我一直不敢想奥运。”
青黄不接，同样不是偶然。
在欢送会上，记者记下这样的句子——“离队的哭得伤心，留下来的谈得感人，李耀先默默无语，其余的面露愁容。”
80年代，中国体育的勃兴年代，却同时是兴奋剂事件迭出的年代。
得金牌，拼尽一切；丢金牌，不堪忍受。
当十亿人的民族情感和举国体育的行政压力同时集中在一只排球之上，它便重得难以托举。
频繁更替教练的焦灼年代，开始了。
反 思
挫败，带给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
1989年，在刚刚经历的汉城奥运失利和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之间，体育成为《人民日报》每天第三版下半部的固定内容。
一个球迷写来这样的信：
体育离不开群众。我们有时候显得很重视群众，群众被告知：运动员在比赛时，“心里装着10亿人民”。近一两年群众又受到引导，有教养的球迷不能只盯着输赢。其实，实力悬殊不可能赢得比赛，球迷们的要求无非是输得像样；……我们一再希望群众关心和支持体育。甚至要求“出谋献策”，可是新闻媒介却没有提供相应的透明度。奥运会后舆论一致要求谅解李宁，但对李宁为什么不能急流勇退的真实原因一直讳莫如深。评十佳时不能仅着眼于胜负，但胜负之外对运动员又绝少报道；围绕何智丽的种种纠葛也不能充分披露。
1988年9月22日，一张《启事》被贴到国家体委主楼大厅的正中央。半小时后，机关党委某负责人将其撕下。一天后的星期一，这张《启事》被再度贴出来。
坚持张贴的人，是《体育文史》编辑、青年理论工作者王天平等人。他们试图通过这份启事宣告：一个来自民间的“青年体育理论沙龙”已经成立，年轻的他们不能坐等，必须要为中国体育做些什么。
尽管此事后来被称为“后院起火”，但王天平们策划的沙龙，最终如期举办。
那张《启事》是这样写的：
“我们严肃甚至是焦灼地探寻中国体育界改革之命运，力求从不同角度揭示真理的不同侧面。目的是使灰色大楼里的人们深思、感悟，一改死水潭的沉闷。改变以前‘小圈子’决策的种种弊端。如果为此锐化了民众的意见，也应该认为是日臻完善的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步骤，这是我们对于生于斯、养于斯、志于斯的黄土地的苦恋，对祖国前途的忧患，对空泛民族自豪的担心。”
体育是一面反光镜，在情感波澜之余，人们的思维波澜也在向着纵深延展。
这不免痛苦，却通向成熟。
甘苦自知
只要是经历过80年代的人，女排的印记都难以抹杀。
当时，曹柯平正在武汉大学读书。一有比赛，系里的几百学生全部聚集到宿舍楼底的平台，“什么都不干，就盯着电视机，非常激动”。
曹柯平如今是江西师范大学的教授。他认为：“一项球类运动被提升到那样的高度，是有特定历史条件的。80年代初，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全国上下面临许多困难，需要一种精神来调动全民族创造奇迹。在排球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创造了那样的成绩，这是全国人民最需要的，是时代最需要的。”
“2004年女排在雅典奥运会重新夺冠，我们依然兴奋、激动，但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平常心，毕竟它是一种体育竞赛，国家的强大更多在经济实力上，我们已经有这个自信了，不再需要这种寄托。”
在焦虑、迷惘、困惑中，成长悄然来临——桂冠的得失，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成败。
1988年的那个夏天，赵瑜用“衙门化”注解中国体育的因果，20年后，有了“全民健身”的口号，有了市场化运作的尝试，有诸多的斩获，也有诸多的苦果。
二十年，在体育的镜鉴之下，一个民族走过的心路甘苦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