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5日，容国团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战胜匈牙利名将西多，为中国夺得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体育史上最具标志意义的事件之一。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因愚昧、战火和贫弱而长期无缘世界赛场。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抹平“东亚病夫”的精神伤疤，向世界展现民族自信和自强，成了第一代体育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成就了中国体育史上那个“革命加拼命”的特殊年代。也正是在那个年代，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火热的群众体育逐渐向国家统管的专业培训体系过渡，日后成就中国竞技体育辉煌的举国体制已渐成雏形。
“还体育权于百姓”
——群众体育的激情年代
1953年，13岁的胡克明在广州文化公园一条简陋的走廊里结识了她的未来丈夫蔡明枢。白天这里是旱冰场的一角，晚上便被改造成乒乓球场，观看精彩的民间挑战赛成了远近一带最热门的饭后消遣。
吸引胡克明的并非对方俊朗的外表，而是那精湛的球技。年仅15岁的蔡明枢凭着凌厉的正手攻球，横扫所有民间高手，成为远近闻名的“街坊球星”。
羡慕不已的胡克明最终省吃俭用交了3块钱会费，加入了蔡明枢所在的球室，开始了运动启蒙。
而此时家住人民体育场附近的广州三中学生冼永泉正忙于他的业余足球生涯。在校际比赛中崭露头角的他很快就被刚成立的广东省足球队相中。离开校园后，他突然发现这个城市热闹了不少，“解放台湾杯足球赛”、“国际杯排球赛”、“环市跑”等群众体育活动相继举行，人们积极参与，欢呼声经常响彻羊城。
这些都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体育的真实写照。在当时，“还体育权于百姓”被视作一项紧要的政治任务。早在开国大典前夕，“提倡国民体育”就被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个月后，朱德提出“体育为人民服务，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的基本任务；在此基础上，毛泽东1952年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奠定了日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基本方针。
乒乓球、排球、足球、游泳、长跑等简单易学的运动，成了建国初期普及率最高的群众体育项目。
但当时优秀运动员和专业教练人才缺乏，运动场所和硬件设施落后，成了新中国发展竞技体育的首要掣肘。即使当时最高级的“中央体训班”，也只有篮球、排球、田径等少数项目，大部分项目因无人可用仍处于空白。
而此时，以分布港澳和东南亚为主的海外华侨运动员，正受到祖国新气象的感染和爱国热情的驱使，开始纷纷回国。他们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方法，帮助新中国搭建起竞技体育的基本框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苏联田径教练黄健，印尼华侨吴传玉、王文教和陈福寿，还有香港蛙王戚烈云以及香港乒坛三英（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
而这些海归侨胞凭着自身的基础和开阔的视野，日后大多都成为中国体育各个项目的奠基人和元老。如黄健培养出了郑凤荣和倪志钦等优秀运动员，成为一代名教；王文教和陈福寿成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奠基者；傅其芳和姜永宁都执教于中国乒乓球队，前者更培养出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梦断奥运
——中国与世界的艰难接触
对中国体育来说，1952年是一个拐点。
这一年的6月，刚刚成立的全国体育总会致函国际奥委会，表示要派出运动员参加即将召开的芬兰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
但政治偏见却让国际奥委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问题上举棋不定，直至开幕的前一天（1952年7月18日），中国体总才接到正式邀请。新中国第一个奥运会代表团火速组成——全团40人。
由于签证受阻，当中国代表团赶至芬兰赫尔辛基的时候，赛程已过大半，只有吴传玉还赶得上100米仰泳。这个回国前还只是印尼一个文具店伙计的24岁年轻人，首次代表新中国站在奥运赛场上时，甚至还不懂中文。
但旅途劳累和失眠却让这个有“飞鱼”之称的印尼全国冠军连决赛都进不了。新中国第一次亮相奥运会就此草草收场。
而中国原定参加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的前景，也开始微妙起来。
墨尔本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代表团准备了一艘大船，练习器械也开始往里装运。在未来十多天的时间里，92名运动员将在里面一边练习一边赶路，直至抵达赛场。
然而事情却急转直下。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还坚持邀请台湾单独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斡旋未果后，1956年11月6日，开赛前16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宣布，为了反对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的做法，将不参加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
消息经传播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和愤慨，矛头再一次指向了“美帝国主义”。“当时大家都没有觉得惋惜。”现年70岁的前游泳运动员翁澜前说，“大家心中只有恨，恨那些企图扼杀新中国的西方阴谋家们。”
两年后，中国与国际奥委会进一步交恶，随后宣布退会。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举国体制”基础奠定
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失意而归之后，中国奥运代表团应苏联代表团之邀访问莫斯科。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荣高棠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人们一遍遍地朝着体育英雄高呼‘乌拉’，沸腾的人群像洪水一样。”
一个共识正在代表团领导层中形成——不能单靠群众团体来搞体育，必须要中央批准成立一个政府部门管起来。
这个设想后来成了“举国体制”的一个雏形。
回国后，全国体总秘书长荣高棠上书党中央，提出五点建议，其中包括学习苏联模式，成立一个政府体育部门、办体育院校、召开全运会、修建体育场等。
仅两个月后，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贺龙为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1954年，中央体委改成国家体委。自此，各种业余体校和专业队逐渐取代了从群众中层层选拔的方式，三级训练网也逐步建立。自此，竞技体育开始与群众体育分道扬镳。
“民族英雄”
——运动员就要为国争光
“他凝神、下蹲、吸气、提铃、起立、开腿、迈步，杠铃起来了，裁判的三盏白灯同时亮起。133公斤！成功了！”
这是一段定格于历史的描写。时间是1956年6月7日，上海中苏举重友谊赛，主角是23岁的广东运动员陈镜开，新中国训练体系创造出的第一位“体育明星”。
陈镜开第一次成功举起了125公斤，这已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但与他要冲击的最轻量级别挺举世界纪录132.5公斤还有7.5公斤的差距，美国人温奇已经将其占据了两年之久。
第二把陈镜开试举133公斤失败，杠铃砸到了地上，现场一片寂静。但这个双脚粗如桥墩的中国力士最终没有让他的人民失望。第三把试举，一连串利索的动作后，出现了刚才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有些人跳了起来，有些人哭了起来，现场欢声雷动。“中国人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洗刷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也成了后来媒体最流行的用语。陈镜开也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这期间，“革命加拼命”是体育界的第一口号，训练方针是“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贯彻大运动量的训练原则。贺龙等中央领导也来看望运动员，鼓励他们为国争光。专业的训练体系加上火热的拼搏精神，新中国第一批体育英雄陆续涌现。
陈镜开之后，郑凤荣（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中国运动员）、倪志钦（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戚烈云（100米蛙泳世界纪录创造者）和容国团（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等相继出现。
陈镜开打破世界纪录后，回乡进行汇报表演，上万人争相观看，气氛汹涌澎湃。旅法女作家钟丽思在她的作品《顽童时代》中，曾经留下这样的文字：“于是红房子的娃娃们，就将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锁提去大院，在满天落霞的辉煌壮丽中，憋足气学陈镜开。”就连陈镜开上街买鞋，被群众认出后都要求表演，一睹英雄风采。
而这种对优秀运动员的全民崇拜，50年代末、60年代初达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