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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越短，官员越心浮气躁！
       云南500余名“一把手”反躬自省,认为孟连事件中，一些领导屁股坐在既得利益者一边，随意派人民警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说，一些干部屁股没有坐热就走人了，县委书记、县长的平均任职年限只有两年，乡镇负责人的任期更是只有1.9年。一个个心浮气躁，能干出什么来？
       这位副书记说出了一个人们可能长期忽视的大问题，就是基层官员的任期太短，心浮气躁，短期行为严重。一般来说，一位官员在他的岗位上如果想有所作为，他一定得熟悉当地的基本情况，一定要搞调查研究，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施政方针。而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方针政策制定出台后要取得成效，更需要时间和耐心；而一旦更换官员，接任者一定会有新思路，会推翻前任的政策，改弦更张，从头做起。在讲求创新开拓的官场，追求政绩形象的官场，要像西汉的曹参那样遵行前任的路线而不更张的，几乎没有。所以说，在这种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任期转换面前，要官员真正为当地发展和百姓着想，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官员任期短，难有作为，不一定是官员自己的错。按照目前的制度，县级领导的正常任期是5年，乡镇领导的正常任期是3年。正常情况下，县乡政府的负责人，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可是，刚刚上任一两年就被调整职务和岗位，一般都不是选举他们的人民代表的要求(如果他们是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话)，而仅仅是上级部门的任命决定。这种做法，是对人民代表的不尊重，是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和权威的不尊重，也是对法律的不尊重。
       官员任期短不一定是官员的错，却一定会对官员产生极为有害的激励。由于老百姓对于当选官员的职位去留没有影响力，当选的官员也一定不会在意民意民情。由于上级随时都会调整岗位，他们就不会沉下心认真做工作，而是用花里胡哨的东西取悦领导。也由于上级随时可以调整岗位，那么，只要取得上级的青睐就可以调整到更好的岗位，他们也会更加卖力地求官要官跑官买官。
       稳定当选官员的任期，就是对法律的尊重。人民代表按照选举法的规定，依法选举产生了县乡的负责人，上级部门就应该尊重选举结果，让这些负责人干满自己的任期。当选官员在任期内是否为当地发展，为当地的百姓干实事，主要要由当地的老百姓通过民主程序予以监督。如果基层有更广泛的民主，如果领导干部们都能尊重法律，那么，“孟连事件”一定不会发生。（梁发芾）
       （摘自9月18日《中国青年报》）
       解决股市问题必须重建政府信用
       股市长期的恶性暴跌，不但对企业融资、投资和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而且造成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实实在在大幅缩水，使得中国社会最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对国家的认同发生动摇，从而影响改革开放大局和社会稳定
       日前，美国财政部宣布了对陷入困境的抵押贷款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拯救方案。美国政府之所以要"干预市场"，出手挽救"两房"，除了担忧由此发生金融危机外，一个更大原因是为自己当初信用监管不当买单。美国"两房"的创建是隐含了美国政府的信用担保的，如果在"两房"出现危机而自身无力解决时，政府不出手挽救，也就等于美国政府撕毁了隐性担保协议，任由"两房"债券变成废纸，以后美国金融机构和政府发行的债券就别指望外国投资者来购买。所以，美国政府出手救助"两房"，实际上也是在救自己，是要维持美国政府与 "两房"债券最起码的信誉。
       这也正是目前中国股市的症结所在：管理层滥用政府信用和缺乏政府信用并存。前者表现在，不仅让一大批居市场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还以政府信用和国家优惠政策支持让它们获得高额市盈率。后者表现在，当股市出现自由落体式的暴跌，广大投资者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扭转跌势时，管理层却迟迟不愿出台实质性的措施来提振股民的信心。
       中国的股市现在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从上市公司的IPO和再融资的审批，到基金的发行和QDII的开放，一直到国有股减持方案的设计等等，哪一个环节不都是由政府部门掌控？在政府政策仍然涵盖股市运行的主要方面时，一味强调用市场化思路来治理股市，任由市场自行寻找底部，这实际上是在撕毁此前政府与投资者之间达成的隐性担保协议。
       股市本是信心经济。股市的信心来自于投资者稳定的预期，而预期很大程度上又来自政府的信用。所以，要稳定暴跌不断的股市，管理层为自己的信用失误买单，重塑政府信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由政策失误造成的股市危机，再由政策纠正过来；二是在救市的过程中，政府与投资者建立一种新的信用模式，这就是基于市场规律的信用模式。因此，此轮救市，不是简单地采取降低印花税或发基金之类的行政手段，而是制度救市，或者是行政手段救市加制度治市的结合。
       具体来说，对目前影响股市发展的核心问题——大小非，无论是采用征收暴利税的形式，还是锁定出售期限，或者是像管理层主张的那样采用可交换债券的方式等，政府应该尽快找出一种市场认可的方式，妥善地解决这一历史问题。
       但长期而言，股市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对股市进行重新定位方有可能。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股市应为产业结构升级和构建自主创新经济体系，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这也呼应了十七大提出的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要求。（社评）
       （摘自《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38期）
       防止“瞒天过海”带来的社会风险！
       近日，上海农药厂发生泄漏，泄漏气体侵入上海部分城区，很多市民出现头晕、干呕、呼吸困难症状，并有若干市民被送医急救。但上海农药厂没按要求向主管部门报告事故。
       环顾国内，该及时上报的信息不上报，能瞒则瞒，能瞒多久就瞒多久，这种情况还不少。近期发生的若干安全事故，更让我们触目惊心，深感忧虑。发生矿难，死了人，他可以埋尸灭迹。食品掺入了有毒物质，他也想瞒天过海。可瞒的结果是，受害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坏。
       出了事先瞒，瞒不住再报，或者大事小报，成为一些个人、地方、组织、机构的习惯，认识不到风险的危害性，是瞒的一个原因。利益使然，是瞒报的主要原因。什么利益导致瞒报，却大可分析。常见的分析，把瞒报归结为个人利益或局部小利益作祟，损天下以利我们几个，怕承担责任丢官舍财，都是这种利益的表现。
       如果不自欺欺人，便不能如此简单地为瞒报作结。很多时候的瞒报，是为了更大的利益，比如集体利益、城市利益。为了招商引资，保护重点企业，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形象受损，瞒报都有可能发生。在重大利益面前，隐瞒还是公开，的确是艰难的权衡。因为公开同样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损失，而如果隐瞒成功，那么内部处理保住的暂时利益，可能大于公开带来的损失。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瞒报的风险最终会更大，带给社会的长期损失更是大得不可估量。因此，瞒报必须杜绝，公开当成为习惯。
       从短期来看，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卫生风险、环境风险、食品安全风险等可以迅速蔓延。几年前爆发的SARS疫情，波及全国，震惊世界，便是最惨痛的教训。唯有及时上报并公开，才可以掌握风险源头，拿出应对之策，有效阻断风险扩散，保障公共利益。
       从长期来看，瞒报者成功或得利，必会引起社会的效仿，导致社会责任淡漠，社会道德风气败坏，整个社会在欺瞒和谎言中运行，人们认认真真弄虚作假，不相信也不追求真和善。这样的社会，将是一个虚伪的社会，一个脆弱的社会，一个沉沦的看不到前景的社会。
       杜绝瞒报，关键是政府要以身作则，先“修身”，然后乃能言“齐家治国”。政府必须明定规则，使事故报告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使瞒报风险极大化，瞒报就会越来越少。
       
       杜绝瞒报，及时信息公开，可以阻断社会风险的叠加与扩散，可以还社会以清明良善的风气，它带给社会的利益，是任何靠欺瞒取得的利益都无法比拟的。（杨于泽）
       （摘自9月24日《长江日报》）
       当中国出产了最多的美国博士
       最近，“中国已成为美国博士的头号培养国”的新闻引起热议。起因是一份最新的《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这份报告对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分析，揭示出当今“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随后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杨百翰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佛罗里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国内有媒体于是惊呼，中国的一流大学竟然忙于为他人作嫁衣，是“何等的讽刺”等等。
       美国大学的博士课程是世界一流的，也吸引着各国一流的人才。清华、北大成为最大的美国博士预科，这单从培养博士的角度来看是相当的成功，值得恭喜。至少我们可以夸口说：清华北大为世界顶尖的博士课程输送了最多的人才！
       不过，你再认真看一下上面那个被清华北大独占鳌头的排名榜就会发现：这个名单里基本没有超一流大学，而是以二流大学为主体。以我的观察，美国的一流大学讲究的是小。中国则相反，大学讲究的就是“大”，大家竞相扩招、合并、升级，规模无法控制，甚至一流大学也大得吓人。
       另外，美国大学的优秀学生，大部分不会读博士学位，而是进了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等，或直接走上社会，只有非常少的“怪人”才去读博士。你看看美国的总统、州长、议员、企业总裁、媒体大腕，挂着博士头衔的实在是凤毛麟角。那里基本上是学则不仕、仕则不学。读书太多，人家会觉得你在真实的生活中经验太少，除了纯学术职位外很难委以重任。中国则延续着上千年的科举文化，学而优则仕。据相关人士讲，博士半数进了政府，在深圳一个处长职位有四十个教授来争。
       世界的一流大学，全是以本科教育为核心。清华北大毕业后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学生我碰到不少，他们中许多人对在母校接受的本科教育相当不满。这也是他们出国的动力之一。清华北大成为留美预科，主要还在于其录取的比例甚至比常青藤还低，选上来的人智商高，“原材料”好，教育上的“加工”则并无太可称道之处。也多亏这些人才多到了美国，保持了较高的成材率。不过，中国一流大学这么多学生追求博士教育，大概也说明我们的本科教育太狭窄，对学术强调过分，对社会服务过少。这未必是好事。
       在我看来，既然美国能够接纳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国的许多博士课程就没有必要。砍掉博士课程，国家停止给大部分博士课程拨款，这样大学也可以专心于本科教育。省下来的钱，可以投放到义务教育上，或者用来发展短期的社区学院，也就是中专大专院校。未来几十年，几亿农民将涌入城市，如何把他们培养成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大军，才是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而我们对此至今几乎毫无准备。至于博士的培养，还是要搭美国的“便车”为好。（薛涌）
       （摘自9月14日《东方早报》）